中国粮食安全文献综述

中国粮食安全文献综述

[摘 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在基本把握研究前沿动态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之上，试图从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形势、科技进步、城市化进程、粮食进口、粮食补贴政策、农户种粮行为和粮价波动等角度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进行多维思考，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便利和参考。

中国粮食安全状况一直以来就是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极为重视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立足于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也始终被看作是国策性的基本战略。从2004至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增产，总量连续5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然而，“连续增产的时间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也就越近”（陈锡文，2010a），因此在8连增的大好形势下对我国的粮食安全进行一些冷静的思考，将更具警醒的意味。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对近几年我国粮食安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作了简要评述，尝试将他们置于一个多维的分析体系之中，以便在宏观把握的同时，也能够关注到一些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问题。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一）粮食安全观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断丰富、充实和深化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从宏观层面追求粮食产量增长的粮食安全观，即较多地从宏观供需的角度来考察粮食安全。如1992年我国政府就将粮食安全定义为“能够有效地提供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随后学界对粮食安全的认识逐步深化及延伸，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从单纯重视粮食生产，转为综合性、全局性地考察粮食安全。

1. 能力安全观

学界普遍认为应从能力的角度来考察粮食安全的实现基础，即不仅要考虑未来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否满足粮食需求，更要考虑如何以多种渠道来保障粮食的生产能力。相应的，粮食安全战略也要从藏粮于民和藏粮于仓、以丰补歉的战略（周小萍等，2008），转向藏粮于地、藏粮于外汇储备、藏粮于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姜长云，2005）相结合的战略。

2. 非传统安全观

将粮食安全置于国际经济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当前国际粮价的波动原因已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已从之前的供给、需求和库存转变为金融和能源（高帆，2011）。或者说，我国粮食生产已开始呈现出粮食石油化和粮食金融化的倾向，本文将这两种倾向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界定为粮食的非传统安全。由于我国粮食生产高度依赖化肥、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价格与国际石油价格的相关程度较高，因此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传导机制国内粮价将会与国际油价直接关联，这便会增加国内粮价及生产的波动性。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成为“石油农业”（国研中心课题组，2009）。此外，粮食的消费品属性逐渐弱化，而其作为投资品的属性显著增强。石油化和金融化因素交织在一起对我国粮食价格及生产的复合影响逐步凸显。

（二）粮食安全形势

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学界主流观点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即在短期内我国粮食能够维持供求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将会处于紧平衡状态。从众多学者对我国未来粮食供需的预测来看，尽管预测方法有所差别，结果也不近相同，但普遍认为未来我国将会出现粮食“产不抵消”的局面。柯炳生（2007）认为2020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为3，650万吨～5，840万吨，而到2030年产需缺口将为3，100万吨～6，600万吨；马晓河、蓝海涛（2008）预测2020年产需缺口在1，600万吨；李国祥（2010）推算2020年产需缺口会达到约1亿吨；陆文聪（2011）预测2020年产需缺口为5，100万吨。

学界作出“我国粮食供求长期将处于紧平衡状态”这一判断的依据则是，未来我国粮食生产将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自然资源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凸显，表现为水资源短缺、耕地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而且这种制约在中长期不仅很难得到根本性的缓解，甚至会进一步强化；第二，粮食生产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表现为粮食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更为短缺的北方地区倾斜，区域供求矛盾逐渐加大；第三，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下降的约束不断强化，与之相伴的是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反向变动，这将直接损害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第四，科技支撑粮食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在技术研发、推广转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环节尚有诸多问题。（姜长云，2005；梁子谦，2007；马晓河、蓝海涛，2008；国务院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

也有学者对我国粮食长期供求持相对乐观的态度。黄季焜（2004）认为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坚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完全可以在未来的几十年保持高水平的食物安全。卢峰、谢亚（2008）则认为我国粮食长期供求会朝相对宽松的方向]变，从经济而不是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认为未来粮食供求长期紧平衡的观点可能缺乏依据。

（三）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源泉。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农业近一半的增产来自于科技的作用。据赵芝俊，张社海（2006）测算，近20年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体上不断上升，由1986年的20.52%提高到2003年的46.55%。翟虎渠、刘旭（2008）测定，我国八五、九五、十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32.14%、40.53%和45.88%。尽管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步显著，但与欧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近3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单产提高来实现的。1978年～2007年，单产增加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为119.3%，而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为-19.3%（国研中心课题组，2009）。由于当前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下降趋势不可逆转，因此未来稳定和提高粮食总产只能依靠提高单产（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2009）。我国粮食单产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进步，包括作物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施肥技术等。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目前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比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01年～2004年持续增长，但粮食单产水平并无明显的提高（翟虎渠、刘旭，2008）。除此之外，物质要素投入（特别是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边际效用也呈递减之势（马晓河、蓝海涛，2008）。

一些学者对我国粮食单产的提升潜力进行了预测。曾希柏等（2002）认为我国粮食单产增产潜力在300千克/公顷～600千克/公顷。卢布等（2005）认为我国粮食单产潜在的年提升能力在150千克/公顷以上。国研中心课题组（2009）认为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建设，从2007年～2020年间我国粮食单产还能增加17%。

（四）城市化进程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重要时期。在我国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薄弱的特殊国情下，城市化进程势必会引起各项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进而促使粮食生产与需求发生联动变化。

与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是我国耕地资源的快速减少①，并且在短期内耕地减少的趋势难以避免。据马晓河、蓝海涛（2008）测算，1983年～2005年我国城市化率每增加1%，会使耕地面积减少0.529%，相当于减少了213.05万公顷。而耕地资源的大幅减少不仅意味着其本身已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更成为每每谈及我国粮食生产时无法回避的隐痛。有学者认为，未来我国的耕地资源将趋于稳定。如吴群（2006）认为2018年左右我国将进入“经济低增长、耕地资源低减少”的阶段，届时耕地资源将相对稳定。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耕地资源纳入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范围，提出了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曲福田、吴丽梅，2004；李永乐、吴群，2008）。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将会产生变化，表现为肉、禽、蛋、奶等畜产品、水产品和加工食品的消费比重上升，而口粮消费比例下降，进而会引起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动和需求总量的扩张。黄季焜（1999）研究显示，一个居民从农村转移到中小城市，其口粮年消费量将减少58.3公斤，转到特大城市将减少64.2公斤，而转移到中小城市其畜产品年消费量增加4.2公斤，转移到特大城市增加7.2公斤。据马晓河、蓝海涛（2008）测算，1985年～2005年我国城市化率每增加1%，城镇和农村人均口粮消费量分别减少3.81%和0.89%。由于城镇人均口粮的数量要显著低于农村，因此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由城市化的进程持续推进带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必然会带来口粮消费的减少。如果将人口增长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口粮消费总量是否会减少，就要看全国人均口粮消费减少总量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口粮增长两者之间相互抵消的结果。据肖海峰、王娇（2007）预测，2020年城乡口粮需求总量将会从2010年的2.12亿吨下降到1.77亿吨。

从长期来看，居民对加工食品、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会继续增长，进而会扩大对于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的消费需求，这就将成为未来我国粮食总需求刚性增长的主要来源。据胡小平、胡晓慧（2010）预测，2020年饲料用粮将成为我国粮食的首要用途，占粮食总需求量的49%。

（五）粮食进口

从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和农产品成本构成来看，有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应为出口园艺、畜牧、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而进口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鉴于我国中长期的粮食产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从国外进口粮食应成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柯炳生，2007；朱彬，2007；李国祥，2010），甚至是必然的趋势（程国强，2005）。

学界通常会采用粮食自给率来衡量一国粮食是否处于安全状态。官方观点是，只要我国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我国粮食供给就是安全的（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1996）。蓝海涛、王为农等（2008）认为我国可以逐步增加粮食进口，口粮自给率保持在95%及以上，到2030年饲料自给率可以降为70%或更低。柯炳生（2007）认为，如果将我国粮食自给率设定在85%～90%，我国未来的粮食进口需求是可以获得实际市场保障的。陆文聪等（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到2020年，我国粮食的自给率为91.5%，其中谷物的自给率为98.83%，豆类自给率仅为28.1%，薯类和杂粮的自给率都超过100%。

一些学者则表示了这样的担忧：如果中国大量进口粮食，依据国际贸易中“大国效应”理论，将不可避免地会拉动世界粮价上涨。杨燕等（2006）证实，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变动确实是影响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此外还存在着人为因素的干扰，“每次中国去国际市场购农产品，卖方听说中国人要来，马上就涨价了。等到你用高价把订单签完后，那价格就跌下来了”（陈锡文，2010b）。姜长云（2005）则认为看待我国粮食进口的“大国效应”应区分短期和长期。从短期来看，我国粮食进口规模的快速扩大无疑会导致世界粮价迅速上涨，但从长期来看，却可以对粮食出口国形成增加生产、扩大出口的稳定预期，最终会弱化对世界粮价的影响。李晓钟等（2004）认为目前我国粮食的外贸依存度较低，即使考虑到“大国效应”，我国粮食进口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我国粮食进口额在世界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可以提高到5%，也不至于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明显波动。

从国外进口粮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以虚拟耕地的形式进口耕地资源。成丽等（2008）的研究表明，中国已成为一个虚拟耕地净输入国家，1978年～2006年，中国年均净进口虚拟耕地近400万公顷，特别是2004年～2006年，年均虚拟耕地净进口量维持在1，400万公顷左右。李国祥（2010）认为2010年我国的粮食及食用油进口量相当于国内近7亿亩的播种面积。由于虚拟耕地进口对于缓解我国耕地资源紧张、确保粮食安全和维护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