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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组织的特点宋朝的中央政府组织结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三点。
1．任期制官员长期在一地任职，难免会形成自己的政治圈子和关系网络。
北宋开国之初，就对地方官实行定期的任期制，在任满之后，官员必须离开任职地，回京师重新参加新职的选任。
宋初地方官通常是一年一考，三年一任。
后来各个时期随形势而变化，有两年一任的，有两年半一任的。
任期制可以防止地方官在当地结党营私，尾大不掉，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由于冗官问题突出，任期制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地方官任期太短、更易过于频繁的弊端，对地方政治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
1051年(宋仁宗皇韦占三年)，御史中丞王举正指出：“在许州、应天府，六年更转运使十六人，转运使所使，察官吏能否与民疾苦，而数易如此，岂能究宣朝廷德泽乎?”不少大臣对任期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宋廷却没有做根本性的变革。
2．回避制回避制度是宋代加强对地方管理控制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包括地区回避和亲属回避。
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宋代继承隋唐制度，地方官选任实行地区回避，地方县丞、尉等“尽用他郡之人”。
南宋时又补充规定：官员在非乡贯“州县寄居已及七年，虽未及七年，而有田产物力及三等户以上，并不许注授本处差遣”；“不系本贯而寄居及三年，或未及三年而有田产物力，虽非居住处亦不注”。
宋代地方州县官，不但回避在本贯任官，也不许在本人祖产和妻家田产所在地任官。
3．监察制宋代在地方官员中广泛实施监察制度，通过地方官员互相监察，以确保中央的控制。
特别是在每一路设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等官员，这些官员既各有职属，又互相监察，还共同对所属州县具有按察的职责。
“祖宗之规模在于州县，州委之生杀，县委之赋役。
虑其或失于中也，为之转运使、提点刑狱以按察而纠举之，其委任谨重之道至矣。
第3课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随堂作业——练双基一、选择题知识点一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及其演变1．汉武帝主持政务后，有意改变丞相位高权重的传统。
他的做法中不可能包括( )A．频繁换相B．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C．设立中朝D．设立三省六部，分割相权答案：D解析：汉武帝为改变丞相位高权重的局面，采取种种措施削弱丞相的权力和影响力，A、B、C三项皆属于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
三省六部制初创于隋代，汉朝时不可能出现，故本题选D。
2．有史学家认为：从秦汉起，官僚体制就是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子问题，一是官僚的选拔问题，二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问题。
隋唐时期统治者为解决“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问题”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是( )A．废分封，置郡县 B．建立法律体系C．确立三省六部制 D．实行科举制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三省六部制。
依据“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分析可知，本题选C。
其他选项与材料信息不符。
3．唐朝三省各部门、各官吏之间相对独立和互相制约，中书省草拟政令，门下省有审议、封驳权，但都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
下列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的表述正确的是( )A．中书省独享决策权，门下省独享裁决权B．它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享C．三省分权能够制约皇权，保障体制内民主D．能减少但不能杜绝中央决策失误和官僚腐败答案：D解析：依据“都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可知，A、C两项错误；B项错误，唐朝属于封建社会。
三省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和官僚腐败，但不可能杜绝，故本题选D项。
4．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世史》中谈到唐朝中央官制时，评价某机构为“天子的秘书官”，该机构应是( )A．尚书省 B．门下省C．中书省 D．吏部答案：C解析：“天子的秘书官”，应指为皇帝草拟和颁发诏令的中书省。
5．“三司之职……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之预，一归三司。
通管盐铁、度支、户部……”这段材料描述的可能是下列哪一时期的官制( )A．秦朝 B．汉朝C．宋朝 D．明朝答案：C解析：依据材料信息“三司”“总国计”“通管盐铁、度支、户部”等并结合选项分析可知，材料描述的应是宋朝的三司制。
“新社会史”的来路与去向———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读后江 湄 “二战”以后,将历史眼光深入于社会结构长时段演进以及社会日常生产生活的“社会史”,成为科学历史学的主要发展方向。
布罗代尔把形成、作用于最日常、琐碎的生产生活的社会“结构”称为历史的“障碍物”与“支撑物”,称为“历史沉默的潜流”,而惊心动魄的事变、主宰乾坤的伟人只是水面上打转的小船,其方向早已被决定(布罗代尔,1988: 54)。
他相信,历史科学一旦捕获了“结构”,理性的光芒便将烛亮命运的所有黑暗角落,“成事”之“天”,也就尽在“人谋”的掌控之中了。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史,自30年代以来就呈问鼎“主流”之势。
面对严重复杂的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社会史”对中国历史演进进行整体性的阐说,为集体处境、中国问题提供历史分析与“科学”论断,极有当于时人切身之所感所思,迅速产生了席卷性的思想号召力。
今已90高龄的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伐战争期间与其后,成了各种“时尚”的“唯物史观”书籍的贪婪读者(何兹全,2003:32)。
1949年以后,应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中国社会史更是打造出了一个几乎覆盖所有历史关联的整体性中国历史叙事模式,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理据,为“人民群众”提供人生意义,实为意识形态之柱石。
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重回当代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成为既定国策。
历史学从意识形态中突围出去的学术思想努力,也以“赶上国际学术发展趋势”为自己赢得了合法性(王学典,1996:129)。
人类学、社会学进路之社会史勃然而兴。
上下两卷的《中国社会史论》(周积明、宋德金等,2000)展示了如社会结构—功能、人口、宗族、家庭、生活方式、社会控制、社会群体等新鲜的研究领域与课题,但研究手段与思路,未见对于人类学、新的社会理论的深入运用,看起来是在描述传统中国史叙233社会学研究 2005.2事大框架之空白处的日常生活画卷,似乎是为既有的历史“骨架”填充“血肉”。
扬州城市广陵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政府中科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二OO二年十月项目名称：扬州城市·广陵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委托方：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政府承担方：中科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总指导：范朝礼客座研究员项目负责人：陈雯研究员张京祥博士、副教授项目参加人：周诚君博士研究生罗震东博士研究生向俊波博士研究生顾人和副研究员朱红云博士研究生高春亮博士研究生程同升硕士研究生左文芳硕士研究生李艳硕士研究生陈璐硕士研究生导言公元二零零一年十月，金秋时节，扬州市委、市政府对市区行政区划再度进行调整，广陵区域面积由原来的26km2增加至67 km2 ，为广陵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嗣后不久，广陵区人民政府王玉新区长与我们多次磋商，希望我们研究制定广陵区域发展战略规划。
起初，考虑到广陵区不是一座完整的城市，况且中国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城区系统地编制过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战略规划，我们颇感为难。
然而当我们面对广陵区委、区政府企望开展战略规划工作的决心，特别是王玉新区长的再三恳求，我们已无法婉拒，同时也激起我们迎难而上、对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的探索热情和创新勇气，籍于此我们接受了这一委托。
是的，作为一个城区是否有必要研究制定发展战略规划，不仅我们犹豫过，而且一些专家也持有异议。
但是，当一个城区政府面对中心城市的大发展，面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拓展空间，面对城市、城乡结合部、乡村等多种区域形态，面对历史和人民交付的重大发展使命时，研究制定一个能够指导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无疑是具有尝试价值的。
目录第一篇世纪追求：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详细内容一、透视多相坐标中的扬州中心城市 (2)1、纵轴观芜城沧桑2、横轴察名城机运3、以“名城”为原点的扬州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二、寻觅多重嵌套中的广陵区域 (7)三、遴选广陵区域的竞争资源 (10)1、文化资源——参与竞争的底气2、生态资源——指点未来的根本四、亮出广陵区域的特色名片 (14)1、积淀深厚的古城2、生态浸润的水土3、秀雅舒适的居境4、产业持续的新区五、择定广陵区域发展的战略路径 (16)1、以融入中心城市为基点2、以整合空间资源为支点3、以凸显个性特色为亮点4、以培育市场环境为契点5、以提升城市品位为焦点第二篇时代省思：把握城市发展的难得际遇详细内容一、把脉区域发展的症结所在 (20)1、发展方向的错位2、有限主体的尴尬3、制度环境的约束4、产业基础的薄弱5、空间结构的断层6、传统文化的桎梏二、审视区域发展的机运所用 (24)1、区域空间的拓展2、中心城市的呼唤3、社会心理的期望4、决策层面的共识5、初显端倪的先机第三篇价值升华：打好区域竞争的两张王牌详细内容一、文化的灵动 (29)1、几度兴衰的地域文化2、积淀深厚的性格禀赋3、独领风骚的时代精神二、生态的复归 (36)1、探索生态城市的核心理念2、认清生态现状的潜在危机3、谋划切合人性的生态格局第四篇经济支撑：彰显可持续产业的特质优势详细内容一、以全新理念打造可持续产业 (41)1、“工业化情结”的反思2、桑榆与东隅的得失3、链接与集群的机巧4、无形与有形的对握二、以政府引导促发优势产业的扩张 (43)1、商贸产业的定位2、旅游产业的突破3、房地产业的勃兴4、教育产业的嬗变5、绿色工业的引入6、生态农业的传播三、产业链的延伸组织粘性空间 (49)1、古城区产业链2、城东新区产业链3、湾头新区产业链第五篇载体重构：呼应交相辉映的空间布局详细内容一、前瞻中心城市拓展的空间态势 (52)1、空间格局形成的动因与预测2、空间发展方向的调整与选取—东延、西进、南优、北控二、确立广陵区域的空间发展目标与理念 (55)1、空间发展目标2、空间发展理念三、勾勒区域空间重组的总体框架 (56)1、区域发展的三大板块：空间、文化与生态的整合递进2、空间发展分区及建设管制3、规划预期的引导方式4、空间开发的时序比选5、空间景观的营建策略6、区划调整的策应预案第六篇城市经营：攻克区域发展的运作难题详细内容一、发展与权力的悖论 (66)1、市区与城区的权力分割2、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权衡3、城区与城区的政策落差二、经营与模式的选择 (68)1、经营理念：资金导向转向功能导向2、有效模式：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3、经营对象：存量资源与增量资产4、经营体制：主动适应与制度创新第一篇 世纪追求：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广陵，扬州的古称谓之一；原广陵区，地改市前的县级扬州市域；现广陵人，正宗扬州人的代表；广陵文化，亦即扬州文化。
宋元明清四大家族家族与社会变革一、宋代家族与社会变革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也是家族制度迎来巅峰的时期。
宋代家族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对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家族政治的影响宋代强调家族的重要性，并鼓励家族对社会和政治的参与。
家族成员通常可以在官僚体系中占据重要职位，例如出任地方官员或朝廷重要官员。
通过家族网络的建立，家族成员能够互相提供帮助和支持，增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2. 家族经济的崛起宋代家族在经济领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家族企业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组织形式，例如家族经营的商号、手工业作坊和农田。
家族成员之间通过亲戚关系和信任来建立商业合作，共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家族成员还往往能够利用家族资源获得更多商机和资源。
3. 社会地位的维护与扩展宋代家族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也提升了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
家族成员往往与社会精英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捐资助学和慈善事业等方式积极地投身社会，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二、元代家族与社会变革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元族政权成为社会的中心。
元代家族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 元族政权的形成元朝建立时，成吉思汗的后裔术赤完领导蒙古族族人掌握了政权。
元代的皇帝大多数来自术赤完家族，形成了以术赤完家族为核心的领导集团。
术赤完家族通过政治手段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与其他重要的家族进行联姻，巩固自身的统治。
2. 家族的利益纷争元代各大家族之间的利益纷争不可避免。
这些家族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通过争斗和斗争来获取更多资源。
这种利益纷争导致了朝廷内部的动荡和政治冲突。
3. 族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元代的家族成员在政府和朝廷中往往能够占据重要职位。
他们通过家族背景和权势关系，在朝廷内部获得政治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家族的利益。
然而，这也导致了政治上的腐败和权力滥用。
三、明代家族与社会变革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家族制度在明代仍然存在，但相比之前有了一定的变化。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1）进入21世纪，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的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
但是，何谓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是谁？唐宋变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会性质等等，迄今仍有很大争议。
纵观20世纪以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因缺乏学术史的梳理，才导致众说纷纭现象的出现。
所以搞清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观评价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
实际上对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讨论有两条主线索，一是从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成为“唐宋变革论”。
这两条线索在20世纪国内唐宋史研究领域基本是泾渭分明，只是进入20世纪后“唐宋变革”才与唐宋变动或变化相混淆，两条线索才绾结在一起出现泛化的倾向。
下面就这两条线索的由来和发展变化分成四个方面进行简要梳理。
一、南宋以来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历史变动的认识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的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
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1]“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
对于这种变动从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
生产关系的地理学叙事--当代唯物史观空间解释的张力胡潇【摘要】从物质运动与其空间形式的一般关系原理出发，遵循物质事件相互作用的接触律和能量守恒恒转化定律，去展开生产关系建构的地理学叙事，对于在全球化空间意义突显条件下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
但生产关系有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和运演逻辑，其中足以引发两者相互创造并形成函变机制的地理物产、位置、交通因素更值得关注。
【期刊名称】《广东社会科学》【年(卷),期】2014(000)006【总页数】8页(P54-61)【关键词】生产关系;地理学叙事;唯物史观;空间解释【作者】胡潇【作者单位】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州 510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22.9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其主体对自然界发生的一种实践关系，即把自然物作为物质资料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
其中使生产赖以展开的空间，亦被生产者“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与实体物质一道纳入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
①因此，马克思认定“空间条件……属于生产过程本身”。
②既然空间是物质生产运动的形式，又是生产力的资源性、资料性要素，那么，作为生产实践的条件并从属于生产实践的要素，它必定以生产的基础条件制约生产，同时又受到物质生产的再创造，并在实践活动中显形。
生产实践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赋予自然空间形态以社会属性，使其抽象形态在生产实践中历史地获得现实性和具体性，实现自然空间社会性的“真正复活”。
同时它又使生产活动受到空间格局及其变构运动的制约，使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变迁有了地理学的致因与色彩。
因此，笔者以为从物质运动与空间形式的一般关系原理出发，遵循物质事件相互作用的接触律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亦即在总的方面不超出物质生产与社会空间相互创造、彼此规定的原理，去展开生产关系的地理学叙事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
但生产关系不等于自然物质事件和直接改变自然物质事物的生产力，也不能简单地套用物理世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去说明它与空间的互动关系。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摘要：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
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
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
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
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
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
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
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
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
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史学集刊2015年04期一、宋元变革论的形成经纬2005年，受邀参加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由于我在日本参与编纂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课题组中主动承担的是元代部分，因此对元代比较关注，在考虑提交论文时，我决定写元代对科举的停废，给人们对20世纪的最终科举废除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在查找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史实与头脑中学术积淀，互相撞击，产生了思想火花，形成宋元变革论这一命题的雏形。
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我的学术方向转型，目光从上向下，从长期以研究皇权为主的中央政治研究转向对地方社会的研究。
以《科举取消的历史》1 为起点，继续进行资料搜集与深入思考。
当时，我在与东洋文库的同行们在完成中嶋敏先生领导的《宋史选举志译注》2 之后，进行内容相关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的译注作业。
笔记中关于选人改官难的条目，让我对进士登第后的命运开始关注，并且与元代科举停废士人的职业取向贯穿起来，结合以往研究中积蓄的个案，写成一篇数万字的长文，3 初步阐述了我主张的宋元变革论。
18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粟品孝(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近80年的宋代家族史研究固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公式化和形式主义之弊也日趋严重。
针对这一困境,文章对过去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提炼出组织制度、兴衰沉浮和地域空间这三个前后递进而又交叉互补的层面进行评述,力求更准确地把握宋代家族史的研究走向。
作者认为,家族组织制度层面的研究最为长久,系统而深入;侧重家族兴衰沉浮的研究则是近20年的热点,成果丰硕,但问题也多;而家族与地域空间的联系,则研究薄弱,宜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学者着力的重点。
关键词:宋代;家族;组织制度;地域空间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3-0081-071993年,已研究宋代家族数年的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黄宽重、柳立言二先生发起为期3年的“宋代家族与社会”研究计划,约集海内外10多位宋史专家,大力开展宋代家族史研究。
在他们的努力和带动下,宋代家族史研究蓬勃发展,很快由过去的“十分单薄”而走向“全面繁荣”①。
但就在此过程中,该计划的大陆参与者逐渐返回各自的研究领域,两位发起人近年也深感已有研究的公式化和形式主义之弊,遂将研究重点转向基层社会和法律。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宋代的家族研究已走入瓶颈”!②那么,宋代家族史研究究竟如何才能柳暗花明,其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呢?学界对此已有一些思考,③但除柳立言外,多数的思考都比较简略,而柳氏又侧重研究方法的讨论;另外有些回顾性文章也多只是一般性的介绍,反思性不强。
基于此,笔者尝试对已有研究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提炼出组织制度、兴衰沉浮和地域空间这三个前后递进而又交叉互补的层面进行评述,力求更准确地把握近80年来宋代家族史的研究走向。
一、家族的组织制度:持久的研究对象 伴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家庭家族制度的历史巨变,运用近代史学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进行的家族史研究也就逐渐开展起来。
最初的焦点集中于家族的组织制度,有关宋代的专门成果不多,但一些通论性著作却值得重视。
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④提出宋代同居共作者简介:粟品孝,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宋史。
① 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9-279页。
② 参见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的序言和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的前言部分,其中“瓶颈”说出自柳立言。
③ 参见黄宽重、刁培俊:《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谈谈录》,《历史教学》2006年第4期;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柳立言:《山重水复疑无路———宋代宁波家族之研究》,《汉学研究通讯电子报》2008年第36期;柳立言:《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另外一些回顾性的文章往往也有简要的思考,如郭恩秀:《八○年代以来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新史学》2005年第16卷第1期;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日本《中国史学》2002年第12卷。
④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财的大家族并非社会主流,是宋代家族研究的开创性论述。
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 1934年)将中国历代家族制度分为西周到春秋的宗法时代、战国到五代为亲属组织的族居时代、宋以后渐变为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和20世纪为夫妇制之家族制度四期,抓住了开始于宋代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重大转型的特点,影响了后来的相关研究。
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44年)也提出了宋代家族社会的特点是“宗族制度的民众化”等重要见解。
1949年后,大陆地区逐渐确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已有一定基础的家族史研究本应得到更好的发展,但由于错误地取消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大批封建“族权”,历史学界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僵化日趋严重,并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所以直到70年代,整个家族史研究发展缓慢,甚至扭曲变形,几呈“中断”状态。
①一般认为,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一文“实证性强”,在当时是一篇“难得”之作。
②从1980年代开始,大陆地区在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以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得以恢复,社会史研究也得到重建,家族史研究遂又重新开展起来,最初仍。
徐扬杰发表的《宋明以来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是这个时期第一篇长文,开启了此后家族史研究复兴的历程。
作者将宋代及以后(包括晚清民国时期)的家族制度统称为“近代封建家族制度”,认为其主要特点是祠堂、家谱和族田,这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范式。
不过此文叙述的重点在明清和近代,涉及宋代的内容很少。
真正把研究具体落实到宋代的是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该书第七章《宋代的封建家族组织》将宋代家族置放于“封建社会中期”(唐朝中期至明朝中期)来叙述,对当时家族制度的小宗之法、宗子(族长)、族产、族谱、祠堂和族规等要素及其功能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能注意到它们在当时的实际情况。
该书第八章《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也论及宋代的家族。
是书对宋代家族史研究甚具开拓之功,长期影响了相关的研究。
随着宋代家族史研究的推进,对宋代家族的各项组织制度单独进行研究者越来越多,涉及家族财产、家族教育、家族婚姻与妇女、宗法族规、家族谱牒、家族祭祀等不同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论著。
如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书开创性地论述了宋代的婚姻制度,提出宋代家族婚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重视世家间的婚姻,发展到普遍的士庶通婚。
其观点引发了后来多方面的讨论与修正。
当然,对此用力最多的还是王善军。
他在对宋代家族的各项组织制度和主要类型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的专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从宗族谱牒、宗族公产、宗法族规、宗族祭祀、族塾义学和宗祧继承六个方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宋代家族(宗族)制度,不仅是作者个人研究的总结,也可看做是当时大陆地区宋代家族组织制度式研究的总结和代表性成果。
特别要指出的是,关于家族财产和宗祧继承的研究,实际上更多是作为家庭史面貌出现,这方面邢铁有多篇论文,并在其专著《宋代家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中多有反映。
而最近学界在涉及家族组织和制度问题的一些法律方面,有不少重要拓展,③显示出新的研究活力。
学界对宋代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即“义门”的研究,实际也是属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因为“义门”本身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功能关系。
柯昌基《宋代的家庭公社》(《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是这方面早期总体研究的代表作,漆侠《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文集》,同朋舍,1988年)一文则在分析义门个案的经济关系方面独具慧眼。
许怀林28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唐宋史研究①②③王玉波:《启动・中断・复兴———中国家庭、家族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如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书中都有多篇专门论文。
更长久地关注“义门”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江州陈氏、金溪陆九渊家族和浦阳郑氏等多篇专门论文,其中《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以宋代江州义门陈氏、抚州义门陆氏为例》(《大陆杂志》1998年第2—4期)实为作者对“义门”多年研究的集成之作,相当扎实。
作者在以往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同居共财大家庭在宋代的形成、演变进行了宏观考论,并将“义门”分作陈氏经济型、陆氏理学型和郑氏礼制型,认为这三种类型基本上也构成了前后相继的时间序列。
在推进包括宋代在内的中国历代家族制度研究的过程中,学界开始突破把宋元明清家族制度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发展阶段的看法。
1989年李文治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与宗法家族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中,将中国古代宗法宗族的发展变化分为上古西周的宗子类型、东汉至唐代中期的门阀世族类型和明清宗族类型三个阶段,强调宋代只是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时期”①。
后来冯尔康在《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则直接把宋元和明清划为两段,前期是大官僚宗族制,后期是绅衿富人宗族制。
数年后,刘晓在博士学位论文《元代家庭、家族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中进一步强调了宋元和明清的“差异”,认为“宋元为近代封建家族的兴起与过渡阶段,而明清与民国则为近代家族的稳定发展与定型阶段”。
近些年日本学界也有相近的看法,他们不同意长期盛行的“同族共同体论”(仁田井陞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即认为宋元明清的家族组织都是结构紧密型的共同体),认为宋元和明清的家族制度存在“很大差异”,宋元时期“正处于所谓的近世宗族的萌芽时期,宗族制度、秩序、规范等未必健全”,而族谱、族产和祠堂“三位一体”的出现是在明清时期,宋代完全具备这三者的宗族只是“个别现象”,因此,把宋以后的宗族称为“共同体”未必恰当,宋元宗族大多只是“具备‘网络’的松散要素”②。
中日学者的这些看法在近些年的个案家族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印证,应当成为今后宋代家族史研究的基础。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西方汉学家从家族发展策略等方面的讨论中提出中国近世家族的起点在南宋而不是北宋的观点。
影响最大的是由郝若贝(Robert M 1Hart w ell )启发并由韩明士(RobertP 1Hy mes )发扬光大的南宋精英“地方化”说。
③他们认为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而南宋则更多关注本地事务,表现出从“全国化”向“地方化”的转变。
包弼德(Peter K 1bol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的第二章更以晁氏家族为例论证此说。
这一观点强调北宋与南宋之间的断层,意在把握南宋与后世中国的连续性,隐含有以两宋之交的变革取代唐宋变革之意,实际上是把南宋看作中国近世家族的萌生和奠基期。
这一说法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但不少中国学者则认为:北宋与南宋的延续面大于断裂,北宋和南宋的家族虽有差别,但还不是根本性的,远不能与唐宋之际的变革相比。
④二、家族的兴衰沉浮:近二十年的研究热点 如果说对宋代家族组织制度(包括“义门”)的研究主要是在大陆地区进行的话,⑤那么以社会流动为问题预设,侧重讨论宋代家族兴衰沉浮的研究思路,则是从港台地区首先开始,进而波及大陆38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①②③④⑤后来李文治在与江太新合写的《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页)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宋代的“过渡”性,并说这一阶段属于“一般官僚类型宗法宗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