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利益分析、博弈及社区治理

2023年7月中国林业经济July.2023第4期(总第181期)CHINA FORESTRY ECONOMICS No.4(Total 181)•研究报告•博弈视角下我国合村并居政策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李珊珊,胡美玲(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40)收稿日期:2023-05-24基金项目:东北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DC2023095)第一作者简介:李珊珊(2002-),女,河南洛阳人,本科生㊂责任编辑:郑德胜摘㊀要:合村并居政策实施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㊂围绕 土地 这一要素,中央政府㊁地方政府㊁农民㊁开发商有不同的需求倾向,因此,四方主体在博弈中有不同的行为逻辑㊂中央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而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财政往往会与开发商合谋,因此失地农民在合村并居中成了较弱势方㊂然而,合村并居本就是为了促进农村发展,所以,农民的需求和利益是政策实施者必须关注和考虑的㊂关键词:合村并居;相关利益主体;博弈论;乡村振兴;城镇化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23)04-0009-04DOI :10.13691/23-1539/f.2023.04.002Logical Analysis of Behavior of Relevant Stakeholders Village Cohabit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in China LI Shan -shan,HU Mei -ling(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Harbin 150040,China)Abstra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merging villages,the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of farmers will change.Around the element of land,the centr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s,farm-ers,and developers have different demand tendencies,so the four parties have different behavioral logic in the game.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starting point was for the people,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colluded with developers for land finance,so the landless peasants became the weaker party in the middle of the village.However,the purpose of cohabiting villages was to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so the policy implement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farmers.Key words :Living together in villages;Relevant stakeholders;Game theory;Rural revitalization;Urbanization 改革开放以来,合村并居一直以不同的存在形式被相关学者和媒体们热议㊂当前对合村并居的研究大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 富村联合弱村,强企兼并弱村 的扩张式合并为主;第二阶段的合村并居是国家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以地方政府为主要推动力量[1]㊂当前合村并居处于第二阶段,主要存在三种模式:商业开发型㊁社企共建型㊁自拆自建型㊂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导致传统村落的特点和功能随之改变[2],再加上城乡土地矛盾越来越严重,于是中央政府提出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引导农民集中上楼居住[3]㊂合村并居的核心是土地流转,政策要求农民把土地交给地方政府,同时得到一定的征地补偿,失去土地的农民被集中起来到新规划建设的社区,流转的土地成为建设用地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并获得政绩,往往会将政策尽快落实㊂开发商从合村并居中看到了有利可图,但又不愿增加资本进入的成本,因此通过地方政府购买土地,而地方政府在有政绩的同时又能取得土地财政,通过土地这一要素实现各㊀㊀研究报告中㊀国㊀林㊀业㊀经㊀济2023年第4期自的利益㊂由于农民对补偿款和住房的需求往往不能得到满足,因此,多方主体围绕 土地 产生的矛盾爆发了㊂而合村并居是建设新农村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根本途径[4],实施合村并居的目的是促进乡村振兴,所以合村并居的有效实施所产生的影响会受益广大农民㊂本文研究旨在通过文献回顾的研究方式,立足博弈分析视角,系统归纳和揭示我国合村并居政策中相关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的动因㊁表现及其影响,为有效正向引导各利益主体参与合村并居提供思路㊂1㊀合村并居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实践合村并居,是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为集约利用土地㊁节约行政成本,将几个邻近的自然村集中合并为一个行政村或合并建立农村新社区的行为㊂2020年山东省合村并居事件发生后,有关合村并居话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许多学者就合村并居的影响因素㊁动力机制㊁合理性以及新社区的治理困境等多方面展开研究㊂刘文璐等[5]认为村民年龄㊁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对合村并居政策的了解程度都会影响农民对合村并居的满意度;李增元等[6]认为合村并居并非单一因素推动下的结果,包括城市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双重引导㊁城乡建设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直接刺激㊁地方财政紧缺下的 土地财政蛋糕 诱惑以及资本下乡的助力;王文龙[7]认为合村并居是重建农村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王硕等[8]以山东省LY市Y社区为例,在三治融合视域下分析合村并居新型社区治理的难题,同时对实施路径提出了创新㊂学术界的已有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政策实施中的相关利益主体,但对各利益主体的界定和利益主体们的需求倾向并未有系统的总结和评述㊂鉴于此,本文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对合村并居政策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进行研究,为合村并居的有效实施提供思路㊂2㊀合村并居政策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失㊁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增加的社会背景下,合村并居为解决农村发展提供了方法㊂同时,合村并居政策也是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下的产物㊂在学界的已有研究中,有关利益主体的讨论不可避免的都涉及到了四方:中央政府主体,地方政府主体,农民主体,开发商(资本)主体㊂2.1㊀中央政府主体2008年,国家发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其目的是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㊁维护农民权益,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进城镇化发展,同时增加建设用地㊂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对于国家而言,乡村治理有效和产业兴旺是当前国家战略转型中的重要目标之一,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提出了推进乡村发展㊁乡村建设㊁乡村治理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 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 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 等要求[9]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愈发明显,因此,中央政府推进合村并居就是为了促进乡村振兴,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㊂2.2㊀地方政府主体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明确指出,农民将宅基地退出交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将其复垦整理为耕地,换取建设用地指标[10]㊂地方政府作为政策的直接实施者如果完成的好,这无疑是一件很大的政绩㊂而且宅基地征收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本地用不完可以卖出去,由此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利益㊂政绩和土地财政的诱惑使地方政府主动参与到合村并居中㊂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逐渐提高,他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农民对村庄的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往往不能支持这些建设,合村并居成功实施后带来的财政收入将会满足这些基础设施建设㊂同时合村并居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的 小而多 村庄体制下的村干部选举难行政管理成本高[11]的问题㊂因此,地方政府成为合村并居的一个主体是必然的㊂2.3㊀农民主体合村并居是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和乡村振兴全局的一项重大决策,这一政策实施后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农村的环境会有重大改变[12]㊂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需求,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高额补偿㊁住房㊁就业㊁基础设施建设㊁生活成本等㊂高额补偿款是农民在面对征地拆迁时的普遍要求㊂新社区建成后的房子是否有能力购买或能否给失地农民低价买房的优惠是另一个重要考虑㊂对于一些纯靠土地谋生㊁不愿外出务工的农民来说,集中居住后的就业问题也是重中之重,若无可靠的收㊀㊀2023年第4期李珊珊,等:博弈视角下我国合村并居政策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研究报告入来源,他们可能不愿搬迁㊂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也随之增加,他们更加关注居住环境的好坏和公共基础设施的便利程度,子女上学是否方便㊁医疗服务是否健全等都是他们考虑的因素㊂此外,合村并居后多出的水电物业等费用使农民生活成本增加,对于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㊂2.4㊀开发商(资本)主体合村并居是一项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项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往往借助 资本下乡 来推动农村社区的改造,开发商愿意下乡参与合村并居,与土地这一能给其带来巨大利益的要素密切相关[13]㊂开发商主体代表资本利益,其参与到合村并居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因此开发商会想尽办法扩大利润㊂在资本下乡过程中,与失地农民接触必然会导致成本增加,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开发商主体往往会通过基层政府这一媒介来购入土地㊂当然,资本下乡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资本下乡会带来农民就业机会的增加,也会促进合村并居新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㊂3㊀合村并居政策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3.1㊀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图1㊀相关利益主体博弈过程农民㊁中央政府㊁地方政府㊁开发商四方主体在合村并居中有不同的需求导向,中央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乡村振兴,其出发点是为人民谋发展;地方政府关注的则是政绩和土地带来的财政收入;农民最关注的是征地补偿款㊁住房和就业;资本谋求的是利益最大㊂四个主体的需求不能达到一个均衡,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无法达成一个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协议,因此以土地这一要素为核心的博弈关系就在四者之间产生了,博弈过程如图1所示㊂3.2㊀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21世纪初,城镇和工业园区建设用地不足问题严重,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导城乡集约用地,提出了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鼓励农民集中上楼居住,将节约的宅基地用于城镇建设用地㊂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合村并居也成了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㊂中央一号文件多次以 三农 为主题,强调加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14]㊂中央政府推进合村并居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农民也深知国家的初心,所以很认真的配合政策的实施㊂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落实者,是合村并居中与农民沟通的直接人,其参与合村并居有多方考量㊂首先,中央下达的政策必须通过地方来执行,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要把政策落到实处㊂其次,合村并居后可以减少村庄行政管理成本,节省地方开支㊂再次,政策实施到位带来的政绩是地方政府最关心的事之一,因此某些地方不开展调研㊁不尊重民意,盲目开展合村并居将政策强制实施,导致了干部和农民对立,甚至有的地方还爆发了群体性事件,严重违背了中央政府的出发点[15]㊂最后,地方政府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土地会转化为建设用地,本地用不完可以出售给开发商来获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谋后往往会出现先拆后建㊁一刀切等现象㊂农民作为合村并居的利益主体之一,在其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㊂很多农民受到 靠拆迁费富起来 的案例的影响,希望能在交付土地时得到高额补偿,然而这是不可能的㊂合村并居中的征地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而不是开放商要征地,因此农民得到的补偿不会很高㊂除了补偿款,农民另一个关心的就是并居后的住房问题,大多农民家庭的存款不足以支持其到城镇购买新房,而集中建设的新房也要农民补交差价,这与农民的预期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往往不配合地方政府的工作㊂在具体实践中,有的地方政㊀㊀研究报告中㊀国㊀林㊀业㊀经㊀济2023年第4期府为了实现其利益而强行推进合村并居,为了让农民交付土地出现了乡镇领导上门访问谈话㊁告诫可能影响子女上学和以后的医疗保障服务等一系列严重影响村民切身利益的激进行为㊂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可能会结合起来集体反抗,甚至爆发群体性事件㊂即使农民成功上楼,其远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无法根据农时及时耕作,给耕作带来了极大不便㊂同时,上楼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这对于 自己自足性 消费比例较高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因此集中居住后的农民对高收入工作的需求愈发迫切㊂开发商(资本)从建设用地中看到了巨大利益,因此主动参与到合村并居中㊂然而,在合村并居过程中,有的地方会出现财政不足,开发商资金短缺,导致新房建设不能按期完成,农民流离失所陷入困境㊂但是,资本进入也会产生有利影响,开发商给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可以不用离开家乡就能挣钱㊂同时,资本进入带动了农村的工商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乡村振兴㊂4　结论与讨论合村并居是我国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与推进乡村建设背景下优化国土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实践,也是各地区在集约化土地经营和社会管理上的有益探索㊂根据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合村并居过程中地方政府㊁开发商及居民等相关利益主体间复杂利益关系展开的文献研究和分析,对各主体利益诉求和在该诉求下的行为逻辑具有了深层次认识和了解㊂个体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影响合村并居措施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而坚持以人为本㊁确保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确保其充分享有国家改革和发展成果则是合村并居实践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㊂在本研究基础上,后续有待进一步结合典型地区的具体案例展开调查研究,结合具体实践从更深层次认识合村并居过程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为切实提出优化政策实践的对策建议提供启示㊂参考文献:[1]刘佳岩,刘佳倩.合村并居实施机制的研究:基于东营区BG村的个案观察[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33(11): 185-188.[2]王兆林,朱婉晴,杨庆媛.近30年中国合村并居研究综述与展望[J].中国土地科学,2021,35(7):107-116.[3]刘守英.合村并居的真正动机并不是为了农村发展[J].中国乡村发现,2021(2):94-95.[4]毕于建,姜继玉,吕庆建.合村并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利益博弈[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27): 13628-13631.[5]刘文璐,徐禾,高霞.合村并居过程中农民意愿调查分析[J].乡村科技,2021,12(9):23-24.[6]李增元,杨健.新世纪以来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村并居动力机制及内在逻辑[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51(2):36-54.[7]王文龙.中国合村并居政策的异化及其矫正[J].经济体制改革,2020(3):66-72.[8]王硕,满璐,王浩宇,等.三治融合视域下合村并居新型社区治理困境与路径创新:基于LY市Y社区的调查[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33(21):147-150.[9]尹雷,张瑜,王思贤. 国家 社会 视域下合村并居问题再讨论[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3(1):91-100.[10]李增元,张兴佳.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下的合村并居及其内在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1(6):124-132.[11]高灵芝,杨洪斌,王亚南.山东两县合村并居及农村社区建设情况调查[J].中国发展,2011,11(3):53-60.[12]徐东辉.乡村振兴背景下的 合村并居 政策研究[J].农业经济,2023(1):105-107.[13]陈靖.城镇化背景下的 合村并居 :兼论 村社理性 原则的实践与效果[J].中国农村观察,2013(4):14-21.[14]高士林.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林业经济,2022(3):65-68.[15]宋文思.乡村振兴背景下合村并居的难点与破解策略[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3,34(3):144-146.。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杨颿【摘要】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

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

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期刊名称】《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5【总页数】4页(P94-97)【关键词】社区治理;小区治理;市场;合作-共治;大社区治理【作者】杨颿【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2.83引言近年来，探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文章倍出，且都基本以国家、社会、公民等治理参与者的互动、合作来探求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道路，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

笔者于2014年年末深入所在地级市的某街道以访谈的形式与社区工作者交流互动，发现在社区治理的主体参与层面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上级政府、街道、社工、志愿者、非营利组织都能有效地参与到社区的日常运行过程中，各自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①。

然而，以商品房改革为标志而出现的物业公司、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等“市场”主体却没有纳入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中。

现阶段的各种实际情况不断使“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面对小区治理的种种问题，我们理应将“市场”主体纳入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协商合作的“大社区”治理体系。

碍于篇幅，本文只进行先导性的理论论证，有关实践层面的社区治理具体模式构建问题将陆续在“反思二”及“反思三”中予以讨论。

摘要：老旧小区的城市更新是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主要采用的更新方式是各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从社区外面引入资金、资源和政策去解决社区内部空间老旧引发的社会问题。

外部的投入随即引发的问题是：投入是否是社区所需求的？投入如何在社区分配？在实践中常表现为社区与政府的目标分歧引发的冲突，邻里间分配分歧引发的冲突。

两类邻里冲突显示了社区与城市、社区内部关系的紧张，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带来了契机和动力。

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和遗产社区保护为例，比较分析了具体的空间情景中的邻里冲突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阐释了空间在社区共识形成中的重要性，反思了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社区治理研究。

关键词：城市更新；邻里冲突；社区治理；治理共同体；参与；共识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2.06.005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新建商品房小区在城市住区中的占比逐步增长，为城市住区生活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

在新的参照标准下，建于上个世纪各个历史年代的城市居住小区不仅物质空间老旧，而且缺乏公共空间和新的基础设施，既难以满足居民在社区交往、休闲、锻炼、无障碍出行等方面的高品质生活需要，也难以在空间景观、空间品质等方面为社区认同、社区归属感等提供积极的支撑，已经成为社区治理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为了解决老旧小区的系列问题，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在“十四五”期末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

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既带来了机遇和动力，也带来了挑战。

在政策支持下，各类外部资源、资金投向老旧小区，引发的问题是：投入是否是社区所需求的？投入如何在社区分配？在实践中常表现为社区与政府的目标分歧引发的冲突，邻里间分配分歧引发的冲突。

两类邻里冲突显示了社区与城市、社区内部关系的紧张。

在邻里冲突增加时，是加强基层的自治，通过自治来化解矛盾？还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通过行政力量下沉来解决矛盾？强调基层自治和强调基层政权是社区治理研究中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

博弈论视角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研究【摘要】本文基于博弈论视角探讨了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问题。

首先分析了博弈论视角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指出合作治理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然后深入分析了城中村改造中的博弈关系，提出了合作治理策略。

接着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和挑战。

最后总结了博弈论视角下的合作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在更多层面探讨合作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本文的研究对于城中村改造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博弈论、城中村改造、合作治理、研究、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社会治理、合作关系、策略分析、案例研究、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建议、研究方向。

1. 引言1.1 研究背景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尤其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城市居住资源供给不足。

城中村作为城市中的“城市脏角”，存在着环境脏乱差、法律秩序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质量。

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成为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重要课题。

1.2 研究目的目的是对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在博弈论视角下如何有效促进各方利益平衡、协调冲突，实现合作共赢。

通过分析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博弈关系和合作治理策略，旨在提出可行的合作治理模式和有效的政策建议，为促进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通过案例分析，深入挖掘城中村改造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未来城中村改造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本研究旨在为城中村改造的合作治理提供新思路和方法，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深入发展和提升。

1.3 研究意义城中村改造是当前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其涉及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资源利用、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对城市发展和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博弈论视角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研究，探讨了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和协作机制，旨在通过合作治理模式构建城中村改造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006.12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成长的烦恼”——用博弈论的视角浅析城市建设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储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成长的烦恼”——城市化建设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随之凸显。

本文从另一种视角，将被拆迁人、政府和拆迁人在这样一场利益冲突中的行为引入博弈论的框架之中。

在博弈论原则的指导下，分析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探寻解决该冲突的措施。

关键词城市化拆迁利益冲突博弈论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2-171-02一、背景：城市化“成长的烦恼”所谓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①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时间顺序来看，城市化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稳步推进期和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畸形发展期后，从八十年代起进入快速发展期。

1992年以来，城市化逐渐走上正常轨道。

在未来十年内，将有1.5-2亿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60%左右。

根据国际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城市化水平在40%-70%之间，是加速城市化时期，而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正处在30%这一加速点以上。

在中国城市加速成长的过程中，相生相伴的是“成长的烦恼”。

随着“经营城市”理念的提出，全国各地各种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拆迁工作大面积铺开，在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同时，也侵害了相当一部分被拆迁人的利益，在一定层面上而言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城市化加速推进中“成长的烦恼”因城市房屋拆迁而发生的纠纷，或引发纷繁复杂的诉讼，或引燃散发着糊焦味的自焚，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城市扩张”的进程中层出不穷，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据建设部统计，2002年1~7月份，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2002年1~8月份，建设部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

博弈论视角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研究在博弈论视角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城中村，即城市中的老旧住宅区，通常有高密度、低层级、低统一度的特点。

这种特殊的空间结构使得城中村改造面临诸多挑战，如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冲突、资源分配的不均等。

如何实现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治理，成为城中村改造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博弈论是一种研究决策制定者在相互影响下做出选择的理论工具。

在城中村改造中，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是普遍存在的。

房地产开发商希望利用城中村改造来获得更高的利润，而居民希望在改造过程中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增值。

政府则需要在保障居民权益的实现城市更新的目标。

这些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关系对于城中村改造的进展和成果具有重要影响。

在城中村改造中，合作治理是实现各利益相关方共赢的关键。

博弈论视角下，可以采用博弈模型来研究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策略和合作机制。

通过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权力、资源等因素进行分析，可以确定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博弈策略和利益分配方案，从而实现合作治理的目标。

在城中村改造中，合作治理的实现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机制。

博弈论视角下，可以运用博弈模型对制度机制进行设计和评估。

合作治理需要明确各利益相关方的权益保障和责任分担，通过合适的制度机制来激励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和合作。

制度机制也需要对不合作行为进行惩罚，以保证合作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博弈论视角下还可以研究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策略。

可以探讨如何通过合作与竞争的结合来实现城中村改造的目标。

在城中村改造中，合作是必要的，但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可以使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推进城中村改造的进程，而竞争可以促使各利益相关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如何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寻找平衡点，是城中村改造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博弈论视角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中产生了大量的城中村。

这些城中村存在着规划不规范、管理混乱、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为了改善城中村的现状，政府和社会各界展开了城中村改造工作。

城中村改造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并协调各方面资源，实现合作治理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城中村改造的合作治理机制。

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主体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居民和开发商。

政府是城中村改造的主导者和决策者，承担着城中村改造的主要责任。

政府通过规划和招标的方式，将城中村改造工作交给开发商。

开发商在获得政府批准后，进行城中村的改造和开发，以取得好处和利润。

居民是城中村改造的对象和福利主体，希望改善生活环境以提高生活质量。

政府、居民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明确，往往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博弈。

城中村改造需要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政府希望通过城中村改造提高城市形象、增加土地收益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开发商希望通过城中村改造赚取利润和获取土地资源；居民希望通过城中村改造改善居住环境和提高居住条件。

由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城中村改造往往陷入了利益博弈。

为了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需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

合作治理机制是在政府引导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主动展开协作，通过协商和合作达成共识，实现合作共赢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

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机制包括“建立协作机制”、“探索PPP合作模式”、“设立利益平衡机制”等方面。

首先，政府需要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吸纳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协商和合作。

政府可以成立城中村改造工作专门委员会，邀请市民代表、开发商代表和专家学者参与，进行意见交流和协商。

其次，政府可以探索PPP合作模式，将城中村改造工作交给有实力的开发商进行。

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问题研究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治理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然而，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博弈问题却难以避免。

利益博弈不仅会对城市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还可能导致城市治理失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本文将从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问题出发，探讨其影响因素和解决办法等方面。

一、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现象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是指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为争夺资源和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博弈行为。

比如，政府与居民、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博弈，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等等。

这种博弈行为，往往会导致城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政策运行缺乏公正性、市民生活环境的恶化等问题。

以房地产开发为例，房地产开发商需要与政府协商开发用地、房屋购房、物业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这其中，政府可能会考虑到城市规划、土地政策等大局问题，而房地产开发商则主要考虑利益最大化。

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往往会发生利益博弈，导致资源优化配置不足、规划实施效果不佳、市民公正需求被忽视等问题。

二、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因素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下面，我们从政府、市民、企业等不同利益主体的角度来探讨。

1.政府角度政府是城市治理中最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其政策和行为会对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产生深刻影响。

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时，往往需要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力求达到资源平衡配置。

然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利益输送、利益驱动、政绩考核等等。

这些因素不仅会导致政策倾向与市民利益背道而驰，还会影响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

市民是城市治理过程中最基本的利益主体，其利益维护权力也非常关键。

市民在进行政治参与时，往往会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区域背景、政治认同、文化传统等等。

这些因素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市民在长期的利益博弈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需求和权利诉求，导致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关系紧张。

3.企业角度企业作为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另一重要利益主体，其行为也会深刻影响城市治理的方向和效果。

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问题频繁出现，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这个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权力、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复杂博弈。

本文将从法律和经济的角度对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权力是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核心。

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执行的不均衡，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往往拥有较大的权力优势。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拆迁，而拥有房屋的居民在面对拆迁时往往无法获得公正的对待。

此外，拆迁过程中往往涉及到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被滥用或借用，给居民带来了困难和不公平待遇。

其次，权利是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基础。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公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保护。

但是，在房屋拆迁中，一些居民的合法权益经常被忽视或侵犯。

例如，居民往往没有获得充分的补偿，或者被迫接受低于市场价值的补偿。

此外，一些合法居住权被无故剥夺，居民被强制搬迁，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不稳定。

最后，利益是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驱动力。

城市房屋拆迁往往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政府来说，拆迁能够释放土地资源，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

对于开发商来说，拆迁能够提供新的土地资源，推动项目的开展。

然而，对拆迁的居民来说，面对拆迁后的安置问题和经济损失，往往很难得到合理的补偿。

这种利益的不均衡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

针对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

首先，需要完善法律体系，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管控，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应该建立公正的补偿机制，确保居民能够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同时，政府和开发商应该切实负起社会责任，提供足够的安置解决方案，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

此外，应该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促进公众参与，确保拆迁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总之，权力、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核心。

呼伦贝尔市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权益博弈及和谐关系构建一、导论在当前国内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人选择外移居住和工作。

呼伦贝尔市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经济并不发达，吸引了大量移民到该地区，这也导致了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权益博弈问题的出现。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保障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利益之间建立一定的平衡，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推进两个群体之间的沟通和认知，用和谐的方式构筑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

二、历史与现状1. 呼伦贝尔市的移民状况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的推行，呼伦贝尔市成为一个吸引外来人口的区域。

在两个聚居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族和蒙古族，以及汉族人群之间，呼伦贝尔地区成为了聚集了超过50多万人口的新市镇群。

（1500字）2. 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权益博弈现状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资源占有和劳动力市场上。

资源占有越多，当地的生计条件就越困难。

移民故意压低价格，使本地人的生计得不到保障。

（1500字）三、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构建1. 发展新产业以呼伦贝尔市的绿色生态农业为例，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并淡化和移民之间的矛盾。

（1500字）2. 推动教育交流以推动学生相互访问为基础，推动双方的相互了解。

促进双方的相互融合。

（1500字）3. 政策保护加强政策保护，防止外来人员恶意蚕食当地福利，提高当地居民的生计水平，创建一个互相平等有序的生活空间。

（1500字）四、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1. 给予市民公民身份加入屠呦呦国家治未病中心对其中的移民和当地居民都有很大的帮助。

屠呦呦国家治未病中心是一所得到传染病学会五级感控中心认证的新型治疗机构。

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屠呦呦国家治未病中心提供了医疗和生活辅助。

（1500字）2. 给予当地居民选拔机会通过选拔选手的方式来挑选优秀人才，这样可以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

当地人的竞争力会大大提高。

（1500字）3. 制定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制定一个适合当地市场环境的收入分配政策，使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缩小，促进双方的和谐。

城市治理概念：城市治理结构、城市治理模式、城市社区治理、城市区域治理和城市治理评价等五个方而总结了2009年以来国内外城市治理的研究进展.【1】城市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制度基础和组织架构，是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之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

城市治理理论强调城市中各种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管理，建立“多中心”和多元关系的治理结构。

城市治理的本质是城市主体之间博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

市民参与城市治理：德国柏林城市绿色空间治理案例、厦门PX项目事件、南京汉日路西延工程事件(探讨了市民通过网络参与城市治理过程的问题)。

政府行政管理：现代西方城市治理的平衡行政模式、由城市管理的“部门分立体制”转向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2】。

公私伙伴关系：泰国罗勇自治市的固体废物管理案例(分析了泰国出现的公私伙伴关系成功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

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变迁有其特殊的轨迹，与政府定位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官僚政府、企业化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相对应，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城市管制模式、城市经营模式和城市治理模式【3】。

必须实现城市治理转型，才能避免”破碎城市”的倾向加剧，走向”重整城市”杨君通过对杭州和深圳杭州和深圳这两个治理转型先行城市的分析，指出了三个转型趋势，即城市规划从技术决策走向公共决策，城市建设从经营城市回归营造良好的人居和营商环境，城市管理从技术革新走向制度创新，并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开始从利益一体型模式逐步向利益协调型模式转变，从高度依赖行政手段的全能型模式向有序结合市场机制与社会自治的治理型模式转变【4】。

马来西亚梳邦再也市案例(分析了电子政府的推行对提高城市治理效率的影响)、中国应对进入”汽车社会”挑战的城市治理模式变革的思考。

城市社区治理：重点在于政府与市民的关系。

城市区域治理：在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研究有单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三种区域治理流派。

国内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城市群区域的网络化治理模式【5】。

博弈论视角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研究近年来，城中村改造成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热点话题之一。

城中村是指城市中的老旧住宅区，多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廉租房，因规划不完善、建设质量低下等原因，导致了城中村的基础设施、环境质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的目标是通过对老旧住宅区进行改造和重建，提升城市的居住环境，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在城中村改造中，由于涉及到私有产权、拆迁赔偿等问题，存在着很多的利益冲突和合作难题。

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问题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视角，对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进行研究。

我们需要明确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相关方。

在城中村改造中，相关的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三个主要方面。

政府作为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主导者，会制定相应的城中村改造政策，承担主要责任。

房地产开发商通过购买和改造城中村土地，获取经济利益。

居民则是城中村改造的直接受益者或受伤者，他们希望通过改造提升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可能因为拆迁赔偿等问题而面临利益损失。

接着，我们将采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城中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策略。

在城中村改造中，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合作可能性和冲突。

对于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城中村改造的目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监管，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对于政府和居民来说，政府可以提供合理的拆迁赔偿，提供住房补贴等政策来保障居民的利益。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来说，房地产开发商可以提供合适的住房和公共设施，居民可以提供土地和拆迁协议的签署等支持。

在这种合作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结构和合作策略，找到最佳的合作治理方案。

我们将探讨如何实施合作治理方案。

在合作治理方案的实施中，政府需要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城中村改造管理机构，负责协调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

该机构可以制定相应的改造计划和政策，监督和推动项目的实施。

论文综述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展望1、概述中国城市化已经快速增长了28年。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以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包括：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8％，提高到目前的43.9％，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不到2亿人上升到2006年的5.77亿人；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中，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西方先进的城市治理理念开始渗透到中国的城市管理领域；以3S 技术为代表的城市信息化等新的城市管理模式正在得到大力推广等等。

但是，正是城市化长期快速大规模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不断积累，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

2、主要问题（1）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制度障碍中国当前还没有构建一个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框架，其中最为直接、最严重的制度障碍是：1、户籍制度：进入城市就业的异地农村居民不能公平地得到城市户口，而拥有城市户口是享受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条件。

户籍制度的门槛将大量农民拦在城市之外。

2、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力度非常低，执行范围也非常小，绝大部分城市的农民工仍然难以在事实上加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基本生活保障。

3、土地制度：（1）没有建立起城乡之间土地资源的良性互动；（2）城市政府没有建立起规范的一级土地市场和土地储备制度；（3）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过程中，一个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有待形成；（4）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培育和发展。

4、公共住宅：城市的公共住宅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导致进入城市的农民长期居无定所。

5、教育与培训：（1）农民工的子女在许多城市的基础教育保障制度不够健全；（2）大量的农民工在企业中享受不到职业培训，其技能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6、城市设置工作长期停滞。

由于原有的城市设置标准不合理，新的标准没有颁布，导致中国在1998～2005年长达7年的时间没有增加一个新的城市，已有的大城市不断膨胀，中小城市严重短缺，科学合理的城市规模结构和城市体系格局难以形成。

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类型阐释㊁生成机理与纾解之道㊃　文/张平1　刘伟民2(1.2,东北大学,辽宁沈阳　110819)［作者简介］1.张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刘伟民,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㊂［收稿日期］2021-09-2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AZZ009)㊂一㊁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逐年攀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9年的60.60%,年均增长率为1.02%㊂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浪潮的持续推进,各种城市问题开始呈现显性化趋势,例如贫富差距扩大㊁城市环境质量恶化㊁住宅和交通拥挤㊁城市贫民区出现㊁犯罪率上升等负面效应频现,干扰着城市居民正常的生活与工作㊂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1],也是城市社会矛盾冲突的爆发点和汇集地,及时有效化解社区矛盾纠纷对于社区善治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㊂同时,能否最大程度将矛盾化解在社区也是衡量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㊂纵观既往文献,学者们针对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类型㊁特征及演化趋势的总结与探讨[2];二是以案例形式介绍具有典型特征的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模式[3][4][5];三是从 问题 对策”角度分析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境及路径[6]㊂现有文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发生存在具体的矛盾源,现有研究缺乏对矛盾源的进一步探究㊂也就是说,要想从根本上化解社区矛盾,必须着眼于矛盾的根源,澄清矛盾纠纷的发生机理,进而提炼出矛盾纠纷化解的调处机制㊂因此,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类型进行再审视,进一步揭示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源与逻辑,针对性地提出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纾解之道,为平安社区建设㊁平安城市建设乃至平安中国建设提供新视角,为人民更安宁㊁社会更安定㊁政治更安全提供新理解㊂二㊁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类型阐释所谓城市社区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城市社区这一特定地域内,社区居民及其他主体因社区内的各种公共事务或问题而引发的一种不和谐或对立的状态㊂城市社区矛盾纠纷涵盖领域广泛,且日益呈现复杂性和群体性趋势㊂关于社区矛盾纠纷类型的划分,学者间观点不一㊁各有侧重㊂例如,胡广以社区在矛盾纠纷调解中的功能为标准将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划分为服务型矛盾纠纷㊁管理型矛盾纠纷和制度型矛盾纠纷三种类型[7];申英利从矛盾的具体实态将城市社区矛盾划分为政府与社区群众的矛盾,社区基层企事业单位的就业矛盾,社区保障矛盾,社区治安矛盾,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矛盾五类[8];卜长莉则以矛盾源为分类标准将城市社区矛盾划分为社区阶层矛盾㊁社区权力矛盾㊁社区文化矛盾和社区物质利益矛盾四类[9]㊂上述分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期的城市社区矛盾是极为复杂的,传统的矛盾类型逐渐演化延伸变得更为尖锐㊂仅从一个维度对社区矛盾纠纷进行分类显得不够全面㊂因此,构建更为精细的分类框架十分必要,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社区矛盾纠纷形成具体的认知,以在现实中对其进行分类预防和化解形成框架性的理解㊂有鉴于此,本研究在借鉴原珂针对城市社区冲突类型划分标准的基础上[10],分别以 矛盾主体”和 发生频率”为轴,划分了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基本类型㊂在分类学意义上,横轴 发生频率”体现的是社区在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社区矛盾纠纷的数量;而纵轴 矛盾主体”则体现的是发生在社区内各类矛盾纠纷涉及主体的规模大小㊂这两个区分维度交叉所构成的四个象限,分别为群体高频矛盾㊁群体低频矛盾㊁个体低频矛盾和个体高频矛盾(如图1所示)㊂图1　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基本类型. All Rights Reserved.I型群体高频矛盾:指涉及较大规模主体且发生频率较高的群体性社区矛盾㊂当前社区主体成分相当多元,由于不同类型群体的需求不一,致使社区内部形成了多元利益群体㊂当利益相关者遇到需要共同争取的利益而出现串联时,极易引发大量的群体性矛盾纠纷㊂‘中国社区报“关于山东省历城区城郡社区的报道显示,社区矛盾点主要集中于物业服务方面㊂而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在打造新时代蜀山版 枫桥经验”过程中,重点化解的基层矛盾纠纷也多集中在物业纠纷中㊂此外,社区环境污染㊁绿化设置㊁社区治安等也是社区范围内发生频率较高的群体矛盾[11]㊂通常情况下,社区是化解此类矛盾纠纷的第一平台,主要起到排查预警的作用㊂II型群体低频矛盾:指涉及较大规模主体且发生频率较低的群体性社区矛盾,拆迁违建㊁企业改制㊁群体信访㊁基层选举等是这类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㊂虽然此类矛盾纠纷发生频率相对较低,却关系到民众日常社会秩序的良性运作㊂一般而言,此类矛盾纠纷最为尖锐且调解难度较大,涉及行政机关㊁司法机关㊁社会组织㊁公民等多元调解主体,而社区通常仅起到信息汇报㊁排查预警的辅助作用㊂III型个体低频矛盾:指发生频率较低且以居民个人为主体的社区矛盾㊂赔偿纠纷㊁劳动用工纠纷㊁下岗失业与再就业纠纷㊁军转干部待遇落实等是此类矛盾的现实样态㊂虽然此类矛盾纠纷发生在社区,但社区只能全力配合而无权力或者能力直接解决,必须依据矛盾的性质和内容,采取多元化的调处方式去化解,调解难度较大㊂IV型个体高频矛盾:指发生频率较高且以居民个人为主体的社区矛盾,亦指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于社会互助或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民间矛盾,包括邻里纠纷㊁婚姻纠纷㊁家事纠纷等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大多集中于此㊂在此类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社区工作者承担着 和事佬”的角色,主要通过聆听㊁引导矛盾当事人互相谅解㊁妥协㊂从矛盾纠纷化解形式和效果来看,此类矛盾纠纷大多能够在社区范围内就地化解且成功率最高㊂三㊁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生成机理化解社区矛盾纠纷,需要深刻反思和深入剖析其生成的深层原因,这是实现社区善治的重要前提㊂而矛盾往往是多个原因交织共振的产物,其根源呈现明显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特点㊂总体上可以把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根源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本真根源:利益分化及利益分配不均衡马克思曾有言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㊂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㊂哪里有利益的追逐,哪里就有矛盾㊁纠纷和冲突㊂城市社区矛盾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同样无法摆脱这一定律㊂由于社会转型进程的不断加快打破了社区成员之间原本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致使人民内部矛盾日趋明显㊂尽管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生成的直接原因. All Rights Reserved.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的㊂其发生的逻辑机理是:社区层面内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利益相关者基于自身利益表态→多方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差距(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在利益博弈中导致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部分利益主体相对剥夺感增强(常伴有过激性语言)→矛盾纠纷生成㊂利益分化与分配的不均衡是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发生的本身根源㊂一般而言,各种类型的城市社区矛盾纠纷都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㊂即当个体利益受损时,理性经济人会主动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降低负外部性给自身带来的损害,保障个体利益与周边群体利益的相对均衡㊂而公共利益的争夺主要体现在社区公共池塘资源的占有㊁公共环境的维护以及公共利益的共享等方面㊂可以说,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核心在于社区居民对个人利益的维护,体现出局部私人利益和整体公共利益的碰撞㊂(二)思想诱因:文化异质引发的行为错位文化是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㊁社会及人本身的历史产物,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浓缩和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13]㊂不同模式㊁不同类型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十分悬殊的,即使是相同文化类型内部,也有不同群体文化意识[14]㊂由于价值观念㊁宗教信仰㊁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存在经常引发社区矛盾纠纷,此类矛盾集中发生于移民安置社区㊁村改居㊁城中村,以及外来人口较多的社区㊂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文化转型背景下不同思想观念和行为标准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二是城市化背景下社区外来人口与原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三是社区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冲突;四是因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差异引发的矛盾和冲突㊂其中,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发生频率最高,最为典型的社区文化矛盾样态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和持续变动,文化结构也发生了转型,这种转型实际上是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下的观念和模式向市场取向的观念和模式的转变[15]㊂其发生的逻辑机理是:文化结构转型升级→新旧文化样态共存→各自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标准固化→矛盾双方在处理社区问题时互相抵触㊁竞争甚至相互否定→打乱正常生活秩序→行为失控→诱发矛盾纠纷㊂文化异质引发行为错位能够促使个体间㊁个体与群体间,甚至群体间的矛盾频发,是个体高频类矛盾与群体高频类矛盾生发的主要思想诱因㊂(三)关键触点:社区权力秩序失衡引致的不满和积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促使城市社区由 集体权属的单位制转向个人权属的居住区制”[16]㊂在此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由政府和单位转为政府㊁社区居民㊁市场组织㊁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共同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㊂各权力主体在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中不可避免地由于社区权力分配不均㊁权责边界模糊不清等引发社区矛盾甚至冲突㊂正如桑德斯(Harold H.Saunders)在‘社区论“中所提到的, 社区冲突包含对立关系㊁权力分配的不同和社区居民激励情绪三个基本要素”[17]㊂达仁道夫(Ralf G.Dahrendorf)也认为社区矛盾冲突的根源是社区权力秩序失. All Rights Reserved.衡,而非经济利益[18]㊂社区内因权力秩序失衡引发的矛盾主要涉及上述群体低频和群体高频两种类型㊂群体低频类型体现为社区公共权力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主要发生在居民委员会与政府之间,发生频率相对较低;群体高频类型就是上述居民委员会㊁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是最为典型的社区权力矛盾样态㊂由于权力主体在治理原则和工作空间上的差异使得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行为逻辑㊂在实际的社区治理中体现的是三者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权㊁决策权和支配权等的争夺,呈现 三足鼎立”的格局㊂其发生的逻辑机理是: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多种正当权力主体基于自身治理原则和行为逻辑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权力分配不均衡㊁权责边界模糊→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以其自身权力为中心→为影响社区决策各主体尽力争夺权力和资源→在权力争夺中倾向于将自身的主张和规则上升为普遍共识→引发不满和积怨→矛盾纠纷生成㊂总而言之,社区权力多点分布于社区团体和社会组织中,但各团体和组织的权力和资源并不对等,在权力争夺中形成的复杂多变㊁无固定模式的社区权力结构是引致群体低频和高频类矛盾,尤其是高频类矛盾愈演愈烈的关键所在㊂(四)内在动因:贫富差距导致的心理失衡与行为失范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高收入阶层者更倾向于对贫富分化做内归因(即将贫富归因为个体努力程度㊁能力水平不同),具有较强的分配公平感;而低收入阶层者则更倾向于做外归因(即将贫富归因为制度㊁社会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其分配公平感较弱[19]㊂由于贫富差距拉大,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底层人员面对社会阶层固化㊁生活失意㊁职业晋升无望等现实困境极易滋生心理贫穷和不满情绪,个体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㊁汇集,成为社区矛盾纠纷的直接触发点㊂其发生的逻辑机理是:收入差距拉大导致贫富分化→低收入阶层倾向于将收入差距归咎于社会的问题→滋生不满情绪,心理失衡→一旦遭受不公平对待立即产生强烈的威胁敏感性且承受力较弱→激发嫌恶情结→为释放与宣泄自身压力造成行为失范→矛盾纠纷生成㊂贫富差距导致的心理失衡与行为失范是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生成的内在动因㊂它主要通过个体的心理作用使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在个体心理无形放大,并产生 示恶效应”,是引发个体低频类矛盾与个体高频类矛盾的内生动力㊂诚然,这样的社会心态是不正常的㊁不健康的,如若不及时纠正将会引发群体性冲突甚至抗争的行为㊂四㊁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纾解之道城市社区层面的诸多矛盾纠纷在某些情境下是可以避免的㊂但如果化解不当,甚至久拖不治,就会引发群体性矛盾和冲突㊂综合观之,城市社区矛盾纠纷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原因是多样的,这也决定了其化解机制必须多元㊂(一)完善居民利益表达及利益补偿机制既然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主要诱因在于. All Rights Reserved.利益的失衡,那么,预防和化解的思路必须以利益的协调作为出发点和切入点㊂畅通居民利益表达渠道㊁完善利益补偿机制㊁正视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是预防和消解各类城市社区矛盾纠纷行之有效的策略选择㊂一是畅通居民利益表达渠道㊂众多看似难以调和的社区矛盾纠纷,事实上仅仅是因为双方缺乏表达自身利益需求和沟通对话的平台,利益表达功能较为薄弱等导致的㊂社区可以通过入户走访㊁微信网格群㊁主动寻访和回访等方式收集社区民意㊂在实际运作中,社区可以借鉴 罗伯特议事规则”来搭建对话协商平台,给予利益相关方足够的机会和空间陈述自身的需求和立场,同时也能倾听对方的感受与困难,进而争取在一个折中点上达成共识,削减矛盾存量㊂二是完善利益补偿机制㊂利益补偿分为物质补偿㊁权利补偿和精神补偿三类㊂传统补偿办法重在通过物质和权利补偿来中和矛盾,忽视了精神补偿在化解矛盾中潜移默化的作用㊂而社区矛盾的发生并不仅仅源于物质利益的流失,某些情况是由于利益主体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格与尊严而爆发的矛盾与冲突㊂因此,社区及街道应组织施害方事后进行正式的道歉,并给予受害方一定的精神慰藉㊂三是正视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㊂稳健的利益诉求机制是有效预防和消解群体性矛盾冲突的关键㊂弱势群体参与社区矛盾和冲突所承担的成本较其他社会群体低,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较大㊂因而,为从根本上消除矛盾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社区必须正确认识和调解社区中处于弱势地位群体之间的矛盾,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将其纳入特殊群体的利益表达之内㊂与此同时,上级职能部门应建立相应的机制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保障,扩大救助的领域和范围㊂(二)建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层矛盾化解之网不同主体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有着自身独特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分工㊂随着基层社会的日益壮大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化解途径不应一味依赖单一的行政调解,必须积极鼓励与动员多元主体发挥其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巨大作用㊂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层矛盾化解之网有助于把矛盾消除在萌芽㊁解决在内部㊁化解在社区㊂一是强化社区党组织对矛盾纠纷化解的引领作用㊂新时代,伴随着居民服务需求的日益多元,各类矛盾纠纷可能集聚迸发㊂社区党组织掌握着大量的基层信息,了解居民的渴望和诉求,这决定了社区党组织在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㊂因而,必须强化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居委会㊁业委会㊁物业等社区主体的引领作用[20],建立矛盾纠纷的预防㊁排查和防控机制,并适时更新党建的内容及模式,增强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吸引力,竭力将社区矛盾纠纷的苗头扼杀在日常党建思想工作之中㊂社区党组织引领先锋作用的发挥对于群体高频类矛盾的化解最为奏效㊂二是增强社区自身的矛盾化解能力㊂社区在实践中应不断优化矛盾纠纷的风险预警能力㊁沟通交流能力以及网格治理能力,确保格子内一般性矛盾不出圈[21],并将矛盾化解. All Rights Reserved.成功率㊁矛盾调处质量㊁矛盾排查情况㊁调解类型与数量等指标纳入城市社区治理评价考核体系之中㊂此外,公共服务动机作为新时代社区工作者不可或缺的精神血脉,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工作者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态度㊁行为与强度㊂为此,社区及街道应重视社区工作者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和培育㊂三是发挥社区精英的主心骨作用㊂社区矛盾纠纷通常发生在熟人之间,行政诉讼㊁司法调解等强制性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㊂而社区精英可以利用身份权威和动员能力组织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矛盾纠纷,在社区建设和社区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着政府和其他角色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个体高频类矛盾和群体高频类矛盾纠纷化解上有着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㊂因此,社区应重视发掘和培育社区精英㊁属地贤人㊁骨干党员(特别是退休党员)等 积极分子”[22],发挥他们在矛盾化解中的主心骨作用㊂四是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动协同作用㊂社区社会组织扎根于社区,是联系政府和民众的中间载体[23]㊂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可以发挥其在邻里纠纷调解㊁弱势群体权益维护㊁群体信访等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协同作用,有助于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形成缓冲力量㊂社区社会组织协同作用的发挥程度是个体高频类矛盾和群体低频类矛盾能否有效化解的关键所在㊂可以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是形势使然㊂因此,必须积极培育和壮大社区社会组织,加强不同社区社会组织间的横向交流与学习㊂此外,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公益资源的汲取能力,夯实自身矛盾化解的经济基础㊂(三)重建均衡健康的社区权力秩序居民委员会㊁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通常被视为社区治理的 三驾马车”㊂虽然它们之间是一种横向的没有隶属的关系,但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关系体系和运作规则,在实际权力运作中不断冲击着既定的权力分布格局并试图重构现有权力秩序,时常引发基层矛盾纠纷㊂因此,必须重建均衡健康的社区权力秩序,以在权力博弈㊁磨合中寻求群体高频类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㊂一是整合与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差异㊂社区权力是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之一㊂如前所述,权力分配不均是引发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关键诱因㊂如何规制㊁整合权力,使社区权力体系达到一种平衡,不仅是化解社区矛盾纠纷的关键举措,更是现代社区善治的核心所在㊂为构建一个健全的社区权力平衡体系,推动良性互动和社区共治,除了要对各主体的权力加以节制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整合与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差异,寻求多元权力体系的差异性均衡点,并在此均衡点上探求 合作互惠,多元共赢”的新兴权力格局,最终实现社区各种权力的融合,使各主体各司其事㊁各负其责㊂在具体做法上,威尔莫特(William W.Wilmot)等人提出的六点平衡权力方法可以借鉴,即克制㊁行使权力时注重整体㊁冷静的坚持能带来权力㊁保持积极参与的态度㊁权力大的人给权力小的人增权和元交流[24]㊂二是优化社区权力的制度供给㊂社区制度能够对社区多元主体的行为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尤其对于那些试图扩增自身权力的. All Rights Reserved.主体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㊂可以说,社区制度越全面,社区主体权力的自主空间就越狭窄㊂因此,政府应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尽量让渡权力,积极探索由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相结合的治理实践所产生的制度需求,自下而上地挖掘和创新形式多样且颇具地域特色的社区制度并加以推广㊂有效增强社区多方权力主体遵从制度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切实铲除群体高频和低频矛盾纠纷滋生的土壤㊂三是提升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意愿㊂对于基层社区组织而言,权力秩序的重构要求其必须增强治理能力[25]㊂其中,居民自治能力作为一种能够有效整合和动员社区内各种资源的能力,在对社区治理水平综合评估中不可或缺㊂为此,社区权力秩序的重构有赖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能力和意愿的提高㊂反过来,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意愿的提高不仅会对其他治理主体提出更高要求,还有利于将矛盾纠纷化解在社区内部,实现社区矛盾纠纷的自我管理㊁自我解决㊂一方面,丰富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渠道㊂鼓励社区居民建立民间组织来表达利益诉求,增加居民参与自治的机会,采用现代媒介手段如QQ㊁微信㊁微博㊁钉钉等增强他们参与社区自治的便利性㊂另一方面,重视对社区 中间居民”的识别㊁动员与培育㊂ 中间居民”介于少数精英与普通居民之间扮演关键角色,既对普通居民起到组织动员作用,又能对少数精英予以监督[26]㊂具体做法包括公开表彰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中间居民;借助业主微信群等新媒体形式提高中间居民在社区中的声望等㊂(四)探索专业心理服务队伍进社区的新模式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办法仅关注居民的利益诉求,忽视了矛盾双方的 心理诉求”㊂这即是说,某些社区矛盾纠纷(例如邻里纠纷㊁家事纠纷等)的产生来自于矛盾双方的价值向度与情感层面,刚性处理㊁强权处置的手段在化解此类矛盾纠纷时未必奏效,有必要将矛盾化解思路由 利益补偿”转化为 精神抚慰”,采取多元而精细的手法安抚其失控情绪,尤其是采用心理干预与文化疗养的方式,方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积怨㊂心理咨询师运用专业的心理学基础知识,根据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实际需要,能够了解和掌握矛盾双方真正的心理诉求,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为矛盾主体提供优质的心理服务㊂为此,必须探索构建 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心理健康服务”的新模式,将社区矛盾纠纷化解要素与心理健康服务要素相融合,构建一套由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和组织共同参与的复合型治理体系,致力于消除那些对居民心理状态产生消极影响的变量,避免某些个体因为生活失意㊁心态失衡和行为失常引发极端矛盾与冲突,力争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社区㊂有条件的社区还应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心理服务组织以及社区心理服务志愿者工作队,新增心理咨询㊁心理疏导干预㊁心理救治救助等多层次的服务项目㊂与此同时,街道也应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鼓励社区工作者涉猎一定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并定期组织心理调解技巧与实践应用类的培训课程㊂保障社区工作者在矛盾化解中起到心理健康教育宣传㊁心理知识普及等一系列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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