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分析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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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以前的日本人形象——非人类
(一)隋唐以前中国文人眼中日本人的非人类形象
隋唐以前，中国古人把日本人分为两类，一是类似仙人的长寿仁者，二是人兽狗头的兽类，《三国志》和《后汉书》都对此有过描述。

在古代，日本所处的东方被称为东夷。

当时，人们对东夷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也不明白具体的区域划分，不知道日本是东夷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汉书》中的《王制》就有对东夷人的介绍，他们认为东方被叫做夷，东方的人，就好像树木的根，万物都是从根而生，所以天性柔顺，那里的人仁义、长寿。

中国古人将人的性情与当时日本所处的方位联系起来，以自我文化为中心，塑造了东夷人仁义、柔顺的形象及人兽狗头的兽类形象。

江淹在《隧古篇》中描述的倭国人就有异于常人的模样和体型。

他认为，地处东南的倭国人，赤身裸体，身上有神秘的文字，侏儒身材，身高1 米，牙齿发黑。

(二)隋唐以前日本人非人类形象形成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人对日本人的形象描写停留在非人类
阶段，主要是因为在隋唐以前，人们对日本人的形象知之甚少，对日本地域的概念也模糊不清。

他们认为，日本所处的位置是海外仙山，生活在那里的不是神仙便是妖怪，而能被中国文明化接受的人，就是仙人，即长寿仁者;反之，文明化接受不了的人就是兽类、妖怪。

这两种形象，都是中国人依据自身想象、以自我文化为基点创造出来的，前者为理想化想象，后者则是丑化的产物。

前者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属于乌托邦形象，后者则属于意识想象。

对于异国了解越少，人们心目中他国人的形象就会更多地以自我形象为中心，非人类的形象就是日本人形象在中国早期的主要特征。

二、唐宋时期日本人形象——人类
(一)唐朝文学作品中日本人的人类形象及原因
唐代时期，中日贸易往来频繁，是中日文化交流最具代表性、最密切的时期。

据史料记载，公元847年，就有张有信等47 人前往日本，此后，更有加入日籍的中国商人。

据统计，当时来唐的日本人多为文化人、僧人，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甚密，许多中国唐代诗人都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赠送日本友人的诗篇。

以李白为代表的诗人为日本人形象的转变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仔细探究唐代文学中日本人由非人类到人类形象的转变，其除了受这些诗人的影响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文化的熏陶。

首先，中国人信奉儒家文化，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普遍接受是促进其形象转变的主要原因。

在古人看来，能否接受儒家文化是判断他者是否文明的标准。

很显然，日本跟上了文明的步伐，符合文明的标准。

其次，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人虚心接受、勤奋好学的形象给唐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从形象学角度分析，日本人的形象是自我形象的复制或投射。

(3)历代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而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普遍接受，是化夷观念在异国理想化实现的过程。

化夷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文明改变四夷的非文明，结果是对日本人想象的转变——由“非人类”到人类。

(二)宋朝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
宋代，中日官方交流极少，但民间往来比隋唐时期更加频繁，欧阳修的《日本刀歌》、苏轼的《鳆鱼行》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虽然此时出现了刀等武器，但当时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现有关日本战争的描写，而更多是描述日本的僧人形象。

与唐代想比，这时的僧人描写多是刻画他们一心修佛、为佛献身的精神。

如罗
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就赞扬了日本僧人安觉刻苦修佛的精神，为了在佛学方面学有所成，他在中国待了十余年，书中写道：“其视此僧，怠有愧色。

”除了僧人，宋代还出现了唐代没有的日本商人形象。

文学作品对这类商人形象的描述几乎雷同，都是只图暴力、狡猾奸诈，即现在俗称的奸商，这类商人形象到元代逐渐发展为倭寇形象。

三、元后文学作品中日本人的倭寇形象
(一)元朝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倭寇形象及形成原因
元朝时期，中日两国关系恶化，但民间交流依然较为频繁，贸易和佛教是双方交流的主要方面。

此时的僧人不再像宋代那样潜心学佛，而是涉猎多个方面，如朝圣、游历名山大川、学习印刷术等。

一些文学作品也表现了僧人天性善良的形象，如杨维桢的《送赠归日本》。

除此之外，元代还出现了“非人类”的倭类形象。

倭患始于元代，他们多凶猛，习水性，善进攻。

吴莱在《论倭》中记载：“其人率多轻悍，其兵又多铦利，性习于水若凫雁，然又能以攻击为事。

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无日不东面望洋而叹。

”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影响了沿海居民的
日常生活，更伤害了元人对日本人的感情，丑化日本人形象的文化便随之而出。

“蕞尔日本”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蕞尔”含有弱小、贪婪、贫穷、强悍等含义，而“小日本”一词便由此演变而来。

(二)明代日本人丑恶的倭寇形象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遭受倭寇之祸最为惨烈的时期。

明代中叶以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更加猖獗。

此期描写倭寇形象的小说有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喻世明言》中的《红拂记》《杨八老越国奇逢》等。

《杨八老越国奇逢》描写了倭患给明朝人民带来的不幸，书中写杨八老的所见所闻：“但见，舟车挤压，男女奔忙。

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声息至近，唬得八老魂不附体。

进退两难，思量无计，只得随众奔走……” 虽然倭患惨烈，但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尚有仁德的日本僧人形象，王行的《思缓堂》、王恭的《赠倭僧》就描写了日本人的正面形象。

明朝时期，国人对日本人形象的认识并没有形成一言堂，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文人对日本人形象的描写分为善恶两类：一类是具有仁心的僧人，他们依然是善良的传播者;一类是丑恶无比的倭寇。

此时与元代不同的是，文人对僧人的描写逐渐褪去了理
想的外衣，侧重于描写他们的思乡之情;对倭寇的描写则更加犀利，从非人类描写转化为兽类描写。

(三)清朝文学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新变化
清朝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日本仁义的僧人形象较之明代越来越少，近乎消失，而描写倭寇的小说却明显增多。

据统计，描写日本人形象的通俗小说在清代多达40 多种。

小说中除了有传统的倭寇形象，还出现了武士，奇淫日本人，主要代表作有李百川的《绿野仙踪》、魏秀仁的《花月痕》、吕熊的《女仙外史》等，其中，《女仙外史》中就有描写奇淫日本人的段落。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有一部分中国文人得以到达日本本土，此时，出现了以本土日本人为基础的日本人形象描写，主要代表作有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

《日本杂事诗》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日本本土的自然风光、政治文化、历史宗教，这是中国人首次基于现实准确地描述日本人形象。

清代小说中的倭寇形象较之明代有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描写倭寇，更具有贬斥意义，从原来的小丑变为更凶恶的“凶丑”“贼丑”。

(2)清代小说中出现了异常凶悍残暴的倭寇将军，《倚楼重梦》对倭将有过这样的描述：“利害得很，倭帅多谋足智，用兵如神。

”(3)清代小说中还出现了非人类淫倭，
他们除了烧杀抢掠外，还奸淫中国妇女。

《女仙外史》就有倭寇淫侮中国妇女的描述：“遥见枣园内两个妇女，被两个倭酋按在地下奸淫;外面无数倭奴围绕着。

”
四、日本人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轨迹线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人对日本人的一些认识不是空穴来风，有的甚至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找到源头，这些文学作品见证了日本人形象在中国的变迁。

结合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可以总结归纳出日本人形象在中国发展的两条轨迹线。

仁者类：非人类仁者(隋唐以前)—仁者(隋唐后)—僧人、学者等仁者形象(宋、元后)—20 世纪商业时代，守时、执著、温和的日本劳动者形象或学者形象。

怪异类：兽类(隋唐以前)—奸商(宋代)—倭寇(元、明)—20 世纪中国文学中非人类(近乎鬼类)的日本鬼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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