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概述
一、公民的条件只有一个，有国籍就是公民。国籍的取得通常有两种方式：出生国籍，是指因出生取得国籍;继有国籍，是指因加入而取得国籍。
出生国籍可以依据三种原则：出生地主义原则、血统主义原则、出生地主义与血统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继有国籍，自愿的基础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在中国居住的或有其他情况的可以依法取得中国的国籍。
二、公民与人民的区别，一般了解即可。
三、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新发展，以往的宪法都是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章放在国家机构后面，82年宪法把它放在了前面。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条文，几部宪法不同，82年宪法规定了一些新变化，如增加了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
一、公民和国籍
(一)公民。
通常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我国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采用“公民”取代了“国民”的称谓，1982年宪法明文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公民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具有该国的国籍，除此，并无其它的资格限制。
(二)国籍。
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个国家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一个人具有某个国家的国籍，它就通常被认作是该国的公民，就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承担必须履行的义务。另外，该国对侨居外国的本国公民有义务给以外交保护，并有义务接纳他回国。
国籍的取得方式有两种：出生国籍和继有国籍。出生国籍是因出生而取得国籍，各国采取的立法原则不一，有的采用血统主义，有的采用出生地主义;有的采用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既有国籍是因加入而取得的国籍，一般存在两种方式：①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取得;②根据法律规定的一定事实的出现而取得，如跨国婚姻、收养、领土转移等而取得新国籍。
我国国籍法在出生国籍上采取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避免无国籍和多重国籍现象的产生。对于继有国籍，也规定了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以及申请手续。受理国籍申请的机关在国内为申请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在国外为中国外交代表机关和领事机关，最后的批准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生命权可不可以放弃？——对比中国宪法基本权利中的生命权保护
Can the Right of Life be Given Up?——Comparing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Life i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in Chinese Constitutional
Law
蔡桂生
【学科分类】中国宪法
【出处】复旦法学院《阶梯》第35期，摘录于复旦望道传媒奖《优秀作品选》
【摘要】克鲁山诉密苏里州健康部部长一案是美国宪政史上的经典案例，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宪法中的默示基本权利——拒绝治疗的权利的问题。本文通过拒绝治疗的权利来引发对放弃生命权的探讨，再反射到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之上，来探讨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中的生命权保护。
The Case——Cruzan V. Director, Missouri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a classical case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focusing on the
implied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constitutional law——the right of refusal of curing. From the right mentioned above, the article falls in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right if life then reflects o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 in Chinese constitutional law, conside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life i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in Chinese constitutional law.
2018年第6期
【摘要】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的政治经济也随之稳定。2012年3月，对刑事诉讼法作出的重大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刑事诉讼法在对犯罪的惩罚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方面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本文针对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从4个方面对其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意见或建议。【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执行情况；问题与挑战；意见与建议一、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挑战（一）当事人双方虚构证据对刑事诉讼法执行的负面影响在法治社会中，证据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对于很多刑事案件来说，取证是极其关键的一步，证据的真实性及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最终关系的认定。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完全的客观确实十分困难的，因为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突发性，这一特性使得当事人双方不会受到相对的监控，从而给案件当事人伪造证据创造了机会。刑事案件的突发性以及刑事案件的基本特点使得取证在刑事案件中变得更为复杂且困难。当事人捏造的证据直接影响当事人关系的判断，从而对刑事诉讼法的执行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当事人双方对于案件证据的认知情况也会对案件判定造成影响，从而使案件更为复杂。例如案发频率比较高的熟人作案，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中，双方对于证据的认知情况不一使得案件最终对当事人关系的认定难度加大。常见认知不一的情况有如下几种：第一，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为真实的，但是由于存在主观因素，因此使得双方对于证据的表述带有主观色彩，证据的可靠性也降低，且剔除证据的主观因素难度较大。第二，当事人双方有一方捏造了证据，因此导致证据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第三，当事人双方均捏造更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必然出现分歧。以上三种情况均不利于案件的审判，对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造成了严重阻碍，有可能导致判决与事实大相径庭。（二）法院执法人员舞弊行为对刑事诉讼法执行的不利影响刑事诉讼法的有效实施，除了依靠真实可靠的证据之外，执法人员的公平公正也扮演着不容小觑的角色。执法人员因为一己私利或者所谓的“关系”徇私舞弊的事也时有发生。法院执法人员经不住金钱或者权力的诱惑，又或者迫于权贵的压迫，从而作出一些违背道德的事，在刑事案件中，歪曲案件的相关证据，不顾事实真相，使得证据更有利于一方，从而导致案件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判决。执法人员这种行为不但对当事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更严重阻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三）客观现实因素对刑事诉讼法执行的阻碍在刑事诉讼案件的调查取证的过程中，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之外，一些客观因素也会对案件的判决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刑事诉讼法的有效执行。取证过程中环境、天气等都会对刑事诉讼法的有效执行造成影响。例如案件发生在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山上，调查期间天气又不好，这就对执法人员取证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可能导致取证不及时，抑或是导致取证不真实，进而影响案件的判决。在刑事案件中，取证至关重要，因而影响取证的因素也显得格外重要。在有些案件中，客观因素对取证过程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客观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环境因素、人为因素、社会因素。这三类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取证的过程，在刑事诉讼法的执行过程中要尽量识别客观因素的影响，尽量减少客观因素对案件调查的限制。（四）执法人员主观判断对刑事诉讼法执行的影响法制社会讲究证据，但是部分执法人员却重视客观证据，而靠着自己的主观看法对案件进行判决。这种做法不仅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更是把刑事案件的判决当作儿戏，凭着自己的主观看法确定当事人关系。部分执法人员因为当事人是自己的亲朋而做出违背客观事实的判决。这些行为会直接降低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而阻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部分执法人员的错误行为将直接导致整个法律体系的公信力降低，严重阻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二、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建议（一）加强当事人双方证据的监测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相关执法人员不应轻听轻信，要保持一定的职业怀疑。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要加强监控与检测，这应该成为未来法院完善工作机制的方向。加强对证据的监测，其目的在于增强证据的可靠性，降低捏造证据的几率。增强证据的可靠性可通过人为和科技两种途径进行双重认证。即在取证和监测过程中，执法人员要保持严谨的态度，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同时应适当运用高科技协助取证与监测。国家和政府层面也应该在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以促进刑事诉讼法的有效执行。（二）强化法院内部人员奉公守法法院内部人员奉公守法是刑事诉讼法有效执行的基础。在刑事案件的判决中，除了当事人双方外，执法人员对案件的走向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案件是否能得到公正地判决，就在于执法人员能否奉公守法，秉公处理。执法人员的公正廉明能够有效促进法律的执行。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执法人员的道德品行：第一，建立健全相互监察机制，执法人员之间相互监督，公民也可作为监察者监督执法人员的行为；第二，建立严格完善的执法流程，使得一些想走“后门”的人无路可走。（三）加强基础设施的保障客观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降低客观因素对案件的影响。法制部门应充分考虑案件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提供实用的配套装备。对于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要做好相关的记录并且深入分析，为以后的实践积累经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要坚持法治理念，在实践中提高执法能力。执法人员要始终牢记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做好本职工作。这不仅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途径，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法人员的期盼。（四）严格执法人员的回避政策执法人员在刑事诉讼法的执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会影响案件的判决外，部分执法人员因为一己私利，做出有悖道德的事也会影响案件的判决。执法人员因为主观能动性对案件做出主观判断，使得案件结果偏向于当事人中的一方，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法执行的客观公正。为避免这一现象，应该从源头下手，对相关的执法人员进行背景及经历的调查分析，对于妨碍执法公正客观的人员进行处罚，防止因为执法人员的主观看法而三、结语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行法律的人，因此加强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及执法理念是改变现状的重要途径。之所以存在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主观臆断的现象，就是因为部分执法人员片面理解法律，选择性执行法律，没有坚定的法律信念。严格法律程序，提高执法过程的科学性，完善执法的必要设备，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法执行的有效性，进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参考文献】[1]李明蓉.福建检察机关刑诉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22(5):40-54.[2]薛睿杰,庞智勇,李雪峰.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刑诉法实施情况[J].北京人大,2013(6):2.[3]崔敏.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建议[J].现代法学,1998(1):19-23.[4]王斌.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给刑侦部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2(3):8-8.[5]李海玲.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实施情况的观察与分析[J].阴山学刊,2015,28(1):92-99.[6]陈大鸿,刘建.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7(4):39-41.[7]艾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警察出庭作证实证研究[J].净月学刊,2015(5):112-118.[8]闫亚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捕后判轻缓刑案件情况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6(33).[9]潘学雷.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探究[J].山西青年,2016(8).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的研究■张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市100038）【摘要】在当代，宪法仍然需要以限制“国家不能为非”为目标，但在当今“福利国家”、“给付国家”的时代思潮的冲击下，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理论似已不像以往一样坚不可摧。对此，美国学者提出“政府行为”理论，并对政府行为提出三个标准；德国学者提出宪法的第三人效力。在思考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的时候，必须记住私人间的相互侵权不受宪法调控，个人侵犯个人权利不是宪法基本权利的标的物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宪法原理。同时该问题还涉及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关键词】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宪法关系；“政府行为”理论一、问题引入马里旦曾说：“权力总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近现代宪法的发展起点都是“限制国家不得为非”，而此种价值倾向从宪法的基本原则中也可见一斑，宪法的基本原则的构建即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公理性的原则。然而，现代国家已非往昔的有限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因此，虽然许多的事务是由国家行使的，但私人之间的事务在国家的整体结构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所享有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所受到的侵害不仅来源于国家，也有可能来自私人。由此，若人民基本权利被私人侵犯的情况发生时，可否适用宪法进行调整？特别是当这一基本权利尚无具体法律适用时，宪法能否得到适用呢？简言之，即宪法关系是否包括权利关系？亦即宪法是否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二、第三人理论研究的外域比较（一）美国的“政府行为”（国家行为）理论在美国的宪法研究体系之中，并不存在“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这一概念。与该概念类似的是“国家行为”理论。最高法院在这一话题上所坚持原则甚为明确，即只有国家行为才受宪法调整。在实践中，美国最高法院发展出一套将宪法规定扩展至私人领域的理论，即“政府行为”理论。可见，政府行为理论实际上坚持的是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不具有效力的观点。政府行为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将表面上属于私人的行为，确定为政府行为，从而通过审查政府行为，使尚未由立法机关立法的宪法规定适用于私人关系。在实践中，政府行为理论的关键是判断某一私人行为是否为政府行为。为此，美国最高法院主要发展出三项标准：政府职能标准，深深卷入（实质性卷入）标准，鼓励、授权和批准标准。（二）德国的第三人效力理论：德国宪法学界则对此问题形成了“第三人效力理论”。第三人效力，是指基本权利对第三人（国家对公民权利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即私人对私人之间）的效力，即基本权利不仅规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规范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第三人效力理论对于解决劳动案件领域工人结社权和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理论上存在缺陷也受到德国宪法学界大多数学者的批判。其大多认为，基本法第9条实际上是基本权利的一个特例，而非一般现象；如果允许国家透过宪法型塑私人关系，无异于敲响“自由之丧钟”。目前，第三人效力理论在德国已经呈式微之势，基本法通过对私法的效力间接地起到调整私人关系的作用。三、个人关于该问题之思考笔者认为，原则上宪法不具有第三人效力，原因如下：1、宪法的公法功能定位决定了宪法项下的基本权利不应具有“第三人效力”。公、私法的划分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而对于公私法划分的标准有利益说、隶属说、主体说、新主体说等多种学说。而无论采取哪种学说的划分标准，宪法当归属于公法，民法当归于私法都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宪法与民法无论是在调整的对象上还是在规范的内容上都存在极大的不同，二者是性质完全相异的法，宪法的效力应仅及于政治国家领域而不能深入至市民社会的领域，即民法调整的领域。依此观点，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不能发生任何效力。2、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决定了宪法项下的基本权利不应具有“第三人效力”。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出发，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宪政体制下，国家权力应克制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在国家权力所不及的市民社会领域，主要是由用以解决私人间纷争私法体系来调整，私法自治是这一领域内必须坚持的原则。用日本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来概括就是，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3、宪法权利的性质决定了宪法项下的基本权利不应具有“第三人效力”。宪法是政府行为的度量衡，其首要的功用和内容是构造并限制国家权力，它一方面要为社会引入一个超乎其上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又要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设立界限和限制，以防止国家权力的腐化。因此，如果说宪法应着重于规定政府权力的范围、国家机关的设立、组织及其职权，以及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4、宪法关系的恒定性决定了宪法项下的基本权利不应具有“第三人效力”。宪法调整的主要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实际上体现为必须有一方主体为国家权力，而另一方可以为公民权利，或者为国家权力。5、限制宪法效力范围和明确民法的市民社会基本法地位的需要。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所产生的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很大程度上应该靠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和我国的民事立法来解决。在思考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的时候，必须记住私人间的相互侵权不受宪法调控，个人侵犯个人权利不是宪法基本权利的标的物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宪法原理。四、结语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宪法》规定一切主体都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宪法的效力并不是约束全部主体，在公、私法二元分立的背景下，还是需要考察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还是私法关系。目前我国所产生的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很大程度上应该靠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和我国的民事立法来解决。在我们思考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的时候，必须记住私人间的相互侵权不受宪法调控，个人侵犯个人权利不是宪法基本权利的标的物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宪法原理。【参考文献】[1]焦洪昌，贾志刚.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之理论与实践———兼论该理论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指导意义[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01):215-256.[2]郑贤君.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02):35-45.[3]陈道英，秦前红.对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2):49-55.[4]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M].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5]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J].中外法学，2003，(5).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J].比较法研究，2004，(2):1-18.[6]韩大元.比较宪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96.宪法基本权利之第三人效力■胡新平（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法治
生命权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解释是什么
对于生命权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如下解释：我国现行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以及其他章节中均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法定的宪法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来没有作出宪法解释，更没有作出关于生命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
一、生命权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解释是什么
对于生命权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如下：我国现行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以及其他章节中均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法定的宪法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来没有作出宪法解释，更没有作出关于生命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法律不保护生命权，只是没有将其上升之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如果一定要寻找生命权的依据，依据学理解释，宪法第33条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可以作为法律认可生命权的依据。 二、生命权
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第89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里的生命健康权，实际上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总称，可见我国的立法是将生命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而加以保护的，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体例。
生命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而法律意义上的生命仅指自然人的生命，是人体维持生存的基本的物质活动能力。生命是不可以替代和不可逆转的，是人得以存在的体现，是公民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前提和基础，是自然人的最高人格利益。
生命对于人的根本利益，使得维护人之生命安全成为法律的根本任务之一，反映到民法上，便是确认和维护自然人的生命权，保障生命不受非法剥夺，保障生命在受到各种威胁时能得到积极之维护，从而维护人的生命活动的延续，保障公民最高人格利益。
生命权的制定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利益，在法律上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因此在遇到此类问题的时候，拿出法律的武器为自己进行维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为了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