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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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探析
作者：张雨薇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7年第08期
摘要：近年来，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事例越来越多地曝光于公众面前，社会各界对于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事实上，当前青少年的心理并没有比以往更为成熟，其实施犯罪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仅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是治标不治本。
本文从青少年犯罪形成原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弊端两方面进行探析，發现刑罚对14周岁以下的青少年而言并不具有多大的效用，只会适得其反，对其成长极为不利。
为此，以“宽容而不纵容”以及“宽罚严管”政策为导向，构建少年司法“保安处分”措施才是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的应有取向。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犯罪；刑事立法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不利因素日益增多，以至于我国青少年的犯罪现象日渐凸显。
大量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青少年犯罪报道，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理论界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激烈讨论。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
那么，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降低呢？2017年3月颁布的《民法总则》，其中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从原来的10周岁降低至8周岁。
这再次将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众所周知，刑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有其特殊性，它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它“该出手时才出手”。
遏止青少年犯罪，真的该刑法“出手”了吗？
一、青少年犯罪形成原因
（一）自身原因：成熟的是身体而未必是心理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理上虽然发育较快，但心理上尚不成熟，性格可塑性强，若无积极引导，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影响，形成孤僻性格和逆反心理；二是“三观”尚未固化，认知能力较低，对个人行为的性质不能进行准确的价值判断，不能认识到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三是自制力不够，容易在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低级下流的乐趣观、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哥们义气的友谊观等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强烈追求私欲，产生种种不计后果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家庭原因：家庭教育的短板
大量的事实证明，恶劣的家庭生长环境和不称职的父母是导致子女走向犯罪道路的一个直接原因。
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危机家庭结构极易导致未成年人犯罪。
这些危机家庭，家庭结构残缺，使孩子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良，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有效的家庭教育，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
二是家庭教育方式不当会导致未成年子女缺乏道德教育。
不良的家庭教育往往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
三是家长的不良行为会传染给未成年子女。
（三）学校原因：完备的校园教育的缺失
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以分数论英雄，“优生”、“差生”区别对待。
二是处分惩戒不当，有的甚至用歧视、体罚、甚至“劝其退学”的办法来对待差生。
在学校得不到应有的关怀和重视，他们就会到社会上寻找安慰和欢乐，其中有不少人因结交坏朋友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是忽视思想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从而导致学生道德行为规范失范，法制观念淡漠。
（四）社会原因：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均衡的结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犯罪层出不穷，包括我们讨论的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现象。
比如青少年犯罪、问题行为以及心理疾病加剧等。
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果引发了未成年人对物质的过度追求。
另一方面，成年人极易受到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给了青少年更好的物质成长环境，但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相应精神生活的进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水平非但没有随之提高，甚至还受到了许多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比如营利性的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网吧等经济产业设施比比皆是，而非营利性的文化宫、体育馆等公益社会事业设施则相对很少。
因而难以满足青少年的社会健康参与需求，导致青少年社会参与相对缺乏，由此增加青少年犯罪的机会，因为“游手好闲和时间的不合理消耗都会导致犯罪行为”。
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弊端
（一）不能有效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
刑罚不能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青少年的心理不成熟。
事实上，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做法，也是因为刑罚在未成年人身心不成熟的特点面前效用甚差，对于14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刑罚的功能更是无从发挥，所以在意识到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以后，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是“工夫在案外”，即主要的手段是教育、感化、引导惩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
当前社会的发展并未使青少年的心理更加成熟，特别是14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其认知能力更差，无法理解刑罚对其而言意味着什么。
（二）不利于青少年的权益保护
从预防效果方面来看：青少年独有的心理特点，决定了他们具有强的好奇心，很强的模仿性。
过早地将他们送进入监狱，或者是少年犯执行场所，都极易造成交叉感染，染上新的、更严重的恶习，特殊预防效果不好。
而且对于社会上潜在犯罪青少年来讲，震慑和警示效果也微乎其微。
从刑罚的目的来，刑罚最终目的不是要摧残一个犯罪分子，而是为了保护其所侵犯的法益不再受到重复侵犯。
事实上，相对已成年人犯罪来讲，青少年犯罪应该更倾向于是一种“错”而不是“恶”。
这种错的根源实际上在于整个社会，而不仅仅在于犯罪的青少年。
要防止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应当从“错”的源头上寻找解决办法，治本方能治标。
总结
虽然本文认为不应当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青少年犯罪的重形势听之任之，而是希望国家通过制定青少年保护法规，适用综合治理、侧重教育和保护的方式进行引导，以防止其继续实施危害行为。
因此，在划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刑法的伦理性，所依据的标准宁可就高而不就低，宁可在刑罚之外多花工夫，也不能轻易将低龄未成年人纳入刑罚范围。
无意识不作为放纵孩子然后用刑罚惩处孩子的才是对孩子的戕害和虐待。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