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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的空间错位研究结构z1、引言z2、北京市住宅郊区化过程z3、北京住宅郊区化的基本特征z4、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动力机制z5、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1、引言z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3年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
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指标都表明，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z制约城市化的政策、制度障碍正在逐步消除。
z预计中国城市化率到2025年将增长到55%左右，城市人口增加到8.3亿～8.7亿，新增3－4亿人。
中国特有的国情z资源存量、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的郊区化不论是过程、动力机制还是结果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不同2、北京市住宅郊区化过程z2.1 研究区域北京市的发展现状z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和增加，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z目前已面临用地、基础设施、环境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
北京的郊区化z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道路的大量修建、房地产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奥运会建设等促使北京市的居住、产业出现了向郊区拓展的离散倾向。
z北京的郊区化与美国多中心郊区化模式不同，郊区依然由城市中心控制，郊区就业与配套设施大大滞后于住宅的发展速度，这就导致了城市圈层蔓延和交通拥挤等一系列问题。
2000 年人口分布密度2．2 建国以来北京新建住宅的分布z将建国以来北京新建住宅竣工面积资料汇总发现，北京住宅郊区化主要表现在北京新建住宅郊外扩展。
从1949年以来，北京市的住宅建设主要集中在近郊区，它占总建设面积的60％左右，城区的建设量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远郊区逐渐增加。
表1 北京市不同阶段新建住宅面积（万平方米、％）区域/阶段合计面积城区近郊区远郊区面积比例面积比例面积比例1949－1979310895730.8174956.340212.9 1980－1990508367613.3363371.577415.2 1991－200010260139013.5660364.4226722.1 1949－19908191163319.9538265.7117614.4 1949－200018541302416.31198464.6344318.62．3 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几个阶段z（1）初始阶段（1990-1995年）从1990年开始，北京市近郊和远郊新建住宅面积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在1993年呈现出一个低谷，到1994年出现了“房地产热”，“圈地热”、“开发区热”等。
国内居住空间分异的相关研究我国对于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晚，1986年虞蔚的《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与规划》是我国学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文献。
从1986年到现在，该领域学术论文及代表性著作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孙栋斌和吴雅菲通过文献调研以及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划分为起步、独立发展和蓬勃发展三个阶段。
其中，“研究起步阶段”是从1986 年至1993年，论文总结了该时期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计量研究和实证研究。
其中通过对上海、广州等少数城市进行研究，发现国内部分城市引起社会分异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家庭生命周期、种族状况三个维度。
“独立发展阶段”是从1994年至2003年，愈来愈多的学者关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居住空间的问题，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角度都有新的扩充。
对于研究对象从上海、广州扩展到北京、南京、乌鲁木齐等城市，同时在研究内容上除了研究居住空间结构外，众多学者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相关理论、时代背景、模式特征、形成机制、建议对策都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研究角度开始从居住区位选择、住区价格的新视角出发，通过定性分析、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分布进行研究总结。
“蓬勃发展阶段”是从2004年开始至今，各学者主要是对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及内在的研究。
伴随2004年社会转型对城市发展的带动，国内学者再一次审视城市居住空间的问题，使得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及其分异特征的探讨得到蓬勃发展。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都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行再扩充与深化，同时也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评价、特殊群体和特殊地域的居住空间分异、分异现象模拟、居住空间分异与城市规划的关系等新型研究热点。
关于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吴焰启等在社会地理学的基础上，提出激进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
虞蔚主要翻译和解析了西方国家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三大形成因子，即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生命周期和种族。
北京郊区农村居民点现状及其变动趋势在城乡逐步进入中等发达社会的进程中，产业结构、交通条件、富裕水平、区域功能等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和农民对生产、生活条件要求的提高，北京一部分农村居民点从位置、形态、结构、规模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相对的、甚至是绝对的不适应这些变化的情况，因而北京农村居民点格局应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朝着北京2020年经济、社会、生态等发展目标加以适度调整。
农村居民点调整是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必然发生的现象。
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布局问题，以保持未来更长久的稳定。
农村居民点调整对于城市发展的突出意义，在于通过调整为城市建设供给相当数量的建设用地。
农村居民点调整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在于布局调整要结合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建设，显著地改善农村的生活生产条件，在一个更高的合理化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这是未来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一。
一新农村建设中北京郊区农村居民点的现状（一）农村居民点数量北京市农村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农村居民点包含行政村（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和零散居住点等层次。
2005年，郊区10区县有村民委员会3953个。
自然村目前没有正式统计，有研究者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对各区县地名志资料的研究认为，全市自然村为5775个。
[1]据我们对规划为中心城以外的农村居民点调查（2005），行政村和自然村的总数为5325个，[2]其中住户少于20户的自然村有529个。
在我们所调查的远郊10个区县3583个行政村当中，共有自然村4990个，其中住户少于20户的自然村有512个。
各区县行政村与自然村的数量关系见图1所示。
表1 北京市农村基本情况图1 北京市各区县行政村数与自然村数比较零散居住点。
据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分析，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共有12938个地块。
其中，远郊10个区县有10649个地块。
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行政村分布在3个居民点用地板块上，平均每一个自然村分布在2个居民点用地板块上（参见表2）。
北京市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供应问题研究作者：陈璐来源：《中外企业家·下半月》 2010年第8期陈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北京 100070）摘要：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后，城镇居民的住房模式从福利分房进入了商品房供给的时代。
在房改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无法从市场上解决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本文在分析北京市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消费支出及住房支付能力的基础上，提出对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供应种类及比例的建议。
关键词：北京市；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供应；建议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0）16-0011-02近些年，住房价格的快速攀升以及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缺位，造成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1998年的房改中曾提到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住房供应的政策，但是保障性住房供给量不足，加之政策执行不到位，政府监管不力，使保障性住房没有真正惠及目标人群，中低阶层的住房困难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北京住房供应体系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应实现途径及对策建议。
1.北京住房供应现状及其问题1.1北京住房供应现状。
北京市住房供应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经历了福利分房、福利分房向市场供应转变、商品房与保障房并存，以及住房多层次供应这几个阶段。
住房供应体系的内容不断补充和完善，针对不同群体形成了多层次的供应体系——对没有购房能力的低收入家庭，通过实施廉租住房政策解决住房困难；对有一定购房能力的低收入家庭实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对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两限房和其他普通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对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通过市场租赁、购买新商品房以及购买二手房等市场化途径解决住房问题。
1.2住房市场供应体系存在的问题1.2.1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计划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廉租房政策从1998年开始推行，但直到2002年10月北京市才开工建设第一个廉租房小区，规模只有3.3万平方米，仅能容纳400多户家庭。
北京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及变化研究——基于第五和六次人口普查和2001和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张纯易成栋宋彦【摘要】职住空间的不断分离成为全球大都市的发展趋势，并对城市的生产、生活、交通、资源和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以北京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都市典型案例，运用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分街道的居住人口数据，以及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和2008年经济普查分街道的就业人口数据，分析了北京居住空间关系、就业空间关系、职住空间关系的特征及其变化。
分析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0年，市区和郊区的居住密度都增加，并从中心向外递减，同时呈现出多中心化特征，近郊和远郊出现新的居住次中心；就业岗位分布向城市中心区的已有就业中心集中，近郊就业密度增长最慢，远郊就业次中心初步发育，但仍不足以形成多中心就业的格局；而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变化显示，城市中心区已有就业中心的JHB指数升高，近郊的JHB指数降低，反映了更多居民居住在郊区而到城市中心就业，职住错位进一步加剧；而一些远郊城区中心的JHB指数略有提高，反映了远郊就业次中心对周边地区一定的就业吸纳能力。
北京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现阶段转型大城市居住不断分散的同时，就业却更加集中，呈现出居住在郊区、就业依然集中在城市中心这种不同于西方城市的职住错位模式。
因此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基于西方城市化背景下的职住错位理论和提供了新的实证案例，也为通过制定土地利用和交通政策来提升居民的就业可达性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职住平衡；职住空间错位；可达性；北京1.引言城市职住关系是长期以来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的话题，注重探讨居住单元和就业岗位在数量和类型上的匹配关系[1,2]。
理想的职住关系状态是居住平衡（Job Housing Balance），即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相互接近[1]，这也是城市居民、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然而，虽然人们有着追求职住“平衡”的良好愿景，全球范围内大都市普遍观察到现象的却是职住空间的不断分离，即职住错位（Job-Housing Mismatch）现象[3-5]。
大城市郊区化产生的原因及应对措施大城市郊区化是每个国家在发展中的必经过程，许多学者对于居住空间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大城市郊区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突出问题，通过对城市总体布局的调整，改善城市空间状态，加快城市化步伐，促进城郊综合发展。
一、北京市郊区化的特点及居住空间的分异特征（一）北京市人口郊区化的特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首都不断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人口，造成北京中心城区人口持续增加现象。
在中心城区的建设过程中，城市无限制的扩张，导致许多新城的建设都成了的“卧城”，如天通苑、通州等。
老城区的住宅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过高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使得居民对居住满意度下降。
再加上北京日益增长的房价和严格的限购政策，公共交通的相对便利，交通成本相对低廉，所以大部分城区工作者不得不选择住在郊区，从而导致了北京城区郊区化进程的不断蔓延。
根据不断调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再加之“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诸多实力较强的企业向郊区的迁移，使周围区县的建设开始快速发展，在郊区形成了新的产业带。
中心城区人口看到了郊区发展的繁荣景象，并且郊区的生活环境优良，交通无阻，导致大部分城区居民向郊区迁移。
（二）北京郊区居住空间的分异特征北京郊区居住空间分异的特征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交通干道的交叉和多样化交通设施的建设加速居住空间分异的进程。
交通和地价模式从根本上分配了居住区的收入阶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与交通结构存在耦合关系。
城市快速路网的建设，能够给郊区居住的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条件，位于高速公路沿线住宅比较高档的居住区，成为了富人的集聚地，如五环、六环和出入北京的几条高速公路附近房价明显攀升。
而地铁沿线各个地段成为一般居住区，这里普遍居住着北京较低收入的人群，如地铁5号线天通苑地区；其次，城市不同空间的不同类型产业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郊区居住空间的分异。
在计划经济时期居民住房多由单位分配，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们大部分居住在同一片小区内，每个“单位大院”形成居住隔离。
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研究近年来，北京市的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城市贫困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所谓绝对贫困是指获得的实际收入水平、拥有的消费资料和得到的服务达不到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量。
相对贫困是指收入虽然能够达到或者超过维持生存和基本发展的需要，但与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仍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准。
与农村的贫困相比，城市中的贫困主要是相对贫困。
为了确定贫困规模，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确定贫困标准。
目前影响比较大的是采用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确定贫困人口的规模。
这一做法相对来说比较科学，一方面，低保标准是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既考虑到贫困的相对性，同时又考虑到贫困的绝对性，比较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低保标准因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比较符合实际。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10月，全国共有980.7万户，2195.6万人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支出水平为70元，全国当月计划支出15.7亿元。
[1]北京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为72432户，154286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扶贫工作有了重大转变，具体表现在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依托单位体制到重视社区作用。
尤其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保障城市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一北京市城市贫困问题历史[2]与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城市贫困对象主要是生活极度艰苦，需要救济的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干部家属，以及生活完全无着落的贫苦市民。
1950年，北京市普查全市需要救济的贫民共有6802户、18975人。
其中城区4259户、12733人。
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刘碧寒1，沈凡卜2（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518055；2.美国BNIM 建筑事务所，美国堪萨斯市64105）A STUDY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STRUCTURE IN BEIJING LIU Bi-han 1,SHEN Fan-bu 2(1.Shenzhen Graduate School,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China;2.BNIM Architects,Kansas 64105,USA)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With data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census of basic units of Beijing and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of Beijing,the authors construct geography data base on the platform of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software so as to reve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employment and living sites.Based on that,they identify employment centers and living centers,aiming at evaluating the local 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According to different dividing standards,9high-density employment centers,4employment sub-centers and 6employment intensive areas are identified with tools of grid analysis in GIS.The driving forces of these employment centers are complicated,but urban plan and the allocation of large scale corporations,industrial park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might exert a tremendous influence.Despite of lack of accurate living sites data,the authors have taken data of streets from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of Beijing instead to identify residential centers.12high-density residential centers in inner city,4residential sub-centers in suburbs and 6residential sub-centers in outer suburbs are picked out respectively.The residen-tial spatial structure is affected greatly by living suburbanization and land transfer market.Conclusion comes that employment centers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an residential centers in inner city,and the employment centers are separated from residential centers to a great extent.When coming to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wo functions,the authors adopt index of jobs-housing balance to evaluate the local 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Jobs are surplus compared to local living workers in inner city and residents are surplus compared with loc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surrounding area.Index of jobs-housing balance goes down along with rising distances away from urban center.Both on district scale and street scale,spatial structures come into im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which has been a highlighted fea-ture for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Key words:jobs-housing balance;balance index;employment center;living center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4-0040-08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76）作者简介：刘碧寒（1987—），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
北京低密度住宅市场分析报告一、国外住宅市场发展趋势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道路交通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小汽车的普及)，较早出现住宅郊区化的趋势。
时至今日，欧美国家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居住形态和住宅形式。
一般而言，市内较多的是多层和高层公寓(APARTMENT)，主要为收入较低的人群、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工作地点经常变动的流动人群和一些经济上不富裕的退休老人居住；在城市的郊区和一些人口聚集的小镇或卫星城，多为低层低密度的独立或连排住宅，一般称之为TOWNHOUSE，有独栋、双拼、连排、叠拼等多种形式，这里居住的多是较为富裕的人群和中产阶层。
在欧美国家，这是两种主要的居住形态和住宅形式。
这两种住宅形式能够较好地适应城市中心区和边缘区(或卫星城镇)不同的土地利用形态，因而成为两种主导的居住方式。
目前，国内住宅市场也出现类似的发展势头。
二、北京郊区化与郊区住宅情况郊区化简单地说，就是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一种分散化的过程。
随着北京房地产市场逐渐步入成熟与稳定的发展阶段，郊区住宅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显现出勃勃生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由于郊区住宅首先是城市中产阶级为逃离市中心不断恶化的环境所做的一种选择，那么它首先在环境和舒适度方面要超过市中心的公寓。
因此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布局分散、低密度和户型舒适是这类住宅的特点。
北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首都，近年来城市发展建设很快，居住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市区可开发用地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郊区化似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们可以称之为“居住郊区化”。
郊区住宅走两端与发达国家不同，北京的居住郊区化面临两个限制条件，一是道路等市政配套滞后，二是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相对发达国家低很多。
因此，现阶段北京居住郊区化的原因有两个，即主动郊区化与被动郊区化，前者看中的是郊区的优美环境和舒适生活，后者则是被郊区住宅的低廉价格所吸引。
北京市居住分异状况与城市和谐发展调查北京市居住分异的历史居住分异实质上是社会分层在空间地域上的反映。
居住分异在北京并非新鲜事，而是从来有之。
在封建社会，城市社会基于封建特权以“官”和“民”划分居住空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居住分异，有皇城内外之分。
解放前，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也出现了尖锐的社会极化。
一方面，北京作为租界城市，存在明显的“华洋分居”格局。
另一方面，在国人居住区内部既有封建特权居住空间，也有贫富分区。
解放后，经过1957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福利分房制度下，北京的居住分异现象基本消除。
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大，居住空间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异现象，但分异的形式简单，是以职业类型为标准的居住空间分异。
尽管在单位居住空间内存在一定的等级分化，但是在整个城市空间尺度上，形成的是由众多单位居住组团相互结合而成的相对平等、均质的巨型蜂巢式社会地理空间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阶层分化愈加明显。
居民的职业构成复杂化，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贫富分化严重；人口流动急剧增加，房地产迅速发展；国外资本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
这一切都在空间上有所体现，居住空间分异的动力更加多元化，分异的形式也更加复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又开始在北京有突出表现。
不同档次的交通干道和产业开发区的建成加速了居住空间分异，主要风景区和旅游度假区附近贵族化的趋势也日益增强，北京居住空间的阶层化特点越来越凸显。
北京市居住分异的现状首先是居住空间结构上的分异。
整体来说, 北京市居住空间分布呈围绕紫禁城的同心圆结构。
第一圈层是以胡同—四合院体系为主的旧城，主要位于二环路以内, 建筑以平房为主，并有少量楼房建筑（层数大多不超过6层），由于房屋年久失修，多数陈旧不堪。
北京市划定的3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第一批危旧房改造区大都位于这一圈层。
第二圈层是建国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修建的单位大院型的住宅区，主要位于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以及10个边缘组团, 以行列式低层(6层及以下) 建筑为主。
⼈⽂地理作业-北京市建国以来⼈⼝变化（数量、空间）情况北京市建国以来⼈⼝变化情况2012.11摘要：本⽂根据北京统计信息⽹的《北京60年》和《北京统计年鉴》（2010、2011）提供的数据资料，采⽤描述法研究了北京市建国以来⼈⼝变化情况，发现北京市⼈⼝在数量上基本处于增长状态，⾃然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波动较⼤，依据⼈⼝总量和⾃然增长率变化情况，可分为五个阶段。
⼈⼝再⽣产类型由建国初期的“⾼低⾼”型逐步⾛向“三低”型稳定增长。
北京市⼈⼝城市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建国初期的低⽔平到现在城镇化发展进⼊了全⾯发达阶段。
⼈⼝密度始终处于增长状态。
城市中⼼区的⼈⼝向外围区迁移,⼈⼝增加主要集中在外围区和近郊区为主, 少部分发⽣在远郊区。
关键词：常住⼈⼝⼈⼝再⽣产类型⼈⼝城市化⼈⼝空间分布变化情况正⽂：⼈⼝与⾃然资源、⽣态环境、社会经济、科技⽂化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地巨系统的运⾏中，⼈⼝是⼀个关键⽽且敏感的要素，它既是⼈类活动的动⼒基础，⼜是地域综合体的形成核⼼，其变动对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挥着最深刻、最活跃的作⽤。
研究北京市建国以来的⼈⼝变化，探讨北京市⼈⼝的数量和空间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对于探索北京市⼈⼝演变规律，研究⼈⼝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确⽴未来⼈⼝发展对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北京市建国以来⼈⼝数量的变化情况1．1北京市建国以来常住⼈⼝数量的变化特点及原因分析根据北京统计信息⽹的《北京60年》和《北京统计年鉴》（2010、2011）提供的数据资料，对北京市1949年⾄2011年的常住⼈⼝数量的变化进⾏分析，绘制常住⼈⼝总量折线图，见图⼀，常住⼈⼝⾃然增长率变化图，见图⼆。
从图中发现，北京市常住⼈⼝总量⾃建国⾄今基本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也出现过负增长时期，⾃然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波动较⼤，依据⼈⼝总量和⾃然增长率变化情况，可分为五个阶段：1950年⾄1960年——⼈⼝⾼速增长阶段。
1949年北京常住⼈⼝为420.1万⼈，到1960年达到739.6万⼈，11年间全市常住⼈⼝增加319.5万⼈,平均每年增加29万⼈。
当前城市低收入群体居住形态与住房发展研究内容摘要:居住形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当前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形态主要表现为住房条件为生存型、住房消费水平低、居住空间分异且呈现分散性和边缘化特征,而城市低收入阶层住宅作为典型的“市场失灵”问题,应发挥强势政府的协调、救助作用。
关键词:低收入群体居住形态住房发展居住形态是指居住生活起居的行为方式,以及在一定的居住条件下,包括住房条件、居住地公共环境条件所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模式和特征。
居住形态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低收入家庭住房的保障始终是衡量社会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准。
本文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个案,根据贵阳市统计局、贵阳市城市经济调查队、贵阳市民政局提供的有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调查数据,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城市住房发展提出几点粗浅看法。
生存型住房水平根据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应的住房条件可描述为生存型、文明型、舒适型、享受型。
据贵阳市2004年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相对于城市平均水平,贫困家庭的居住拥挤问题远未解决,贫困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住房间数比全市水平低。
从住房质量来看,一部分住房缺乏基本食水、排污,以及厨房、卫生间等设施,配套设施不齐全。
从被调查贫困家庭的房屋产权来看,贫困户房屋产权自有房率较低,拥有商品房的极少,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现象。
尽管政府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廉租房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以此解决贫困家庭住房问题。
但由于大部分城市低收入人口无固定工作,或无公积金、无抵押物或信用担保等,各项住房政策由于购房条件的限制都未能真正惠及到他们;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偏高,贫困人员很难买得起,实际上是被其他人员以各种方式买走;而廉租房源过少,又很难申请到。
事实上,大部分城市贫困群体被排斥在住房制度之外。
住房消费水平低在贵阳市城市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的按收入等级划分的“最低10%”收入户的消费结构中,居住支出是2005年贫困户除食品支出(占51.4%)外的第二大消费支出,占13.2%。
收稿日期：2010－11－25；修订日期：2011－05－20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671058、40801056）、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论文奖学金”资助。
作者简介：张艳（1984－），女，新疆库尔勒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地理学与行为研究。
E-mail ：zhangyan2007@pku．edu．cn 通讯作者：柴彦威，教授。
E-mail ：chyw@pku．edu．cn 北京城市中低收入者日常活动时空间特征分析张艳，柴彦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经济地理系，北京100871）摘要：转型期城市空间制度性及结构性变化以及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往往因忽略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日常活动的时空需求而使其陷入可达性及移动性困境，从而导致城市社会不公平问题。
个体日常活动行为的时空特征反映了其对城市空间利用的时空需求，是测度可达性与移动性的基本指标，也是衡量社会排斥、社会剥夺、居住隔离的新维度。
采用2007年北京城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基于时间地理学对微观个体日常活动的分析框架，借助GIS 三维可视化技术，从生活时间分配、工作与非工作活动的时空间分布格局、活动空间测度、移动性等方面，对北京城市中低收入者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进行系统分析。
通过城市中低收入者日常活动的时空需求研究，为城市空间优化和时间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城市中低收入者；日常活动；时空间特征；北京市中图分类号：K9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690（2011）09－1056－09在社会转型及空间重构背景下，城市空间制度性及结构性变化以及公共住房、公共交通等服务设施的配置，往往可能因忽略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日常活动的时空需求而使其陷入可达性及移动性困境，从而导致城市社会不公平问题。
西方城市伴随蔓延、郊区化、居住隔离等结构性及制度性变化，城市就业岗位、食品零售企业等从城市中心转移到郊区；内城少数族裔、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私人和公共交通的匮乏使其就业、健康食品的可达性下降，从而形成居住就业“空间错位”（Spatial mis-match）、“食品荒漠”（food desert ）等不良空间后果，既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1 4］。
地理学报ACTA GEOGRAPHICA SINICA第70卷第8期2015年8月V ol.70,No.8August,2015北京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与空间—行为互动塔娜1，柴彦威1，关美宝2（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2.美国伊利诺州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地理及地理信息科学系，香槟61820）摘要：郊区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
时空行为研究认为推动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
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需要利用多维度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分析郊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互动机制。
本文采用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年在北京上地—清河地区进行的GPS 调查数据将郊区居民划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日常生活方式类型。
研究发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在活动分布、活动频率和交通方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多项logistic 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和工作时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
同时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
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有助于分析郊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为理解郊区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构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郊区化；日常生活方式；活动空间；空间—行为互动；北京DOI:10.11821/dlxb2015080071引言近年来，从社会空间的视角来研究郊区化，探讨郊区化与居民生活方式变迁、生活活动空间重构、社会网络重建之间的关系，成为郊区化研究的新热点[1-3]。
从居住郊区化转向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
地理学报ACTA GEOGRAPHICA SINICA第65卷第12期2010年12月V ol.65,No.12Dec.,2010收稿日期：2010-01-07;修订日期：2010-07-20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01061;50808082);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Foundation: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0801061;No.50808082;The Fundamental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SYSU &SCUT ]作者简介：何深静(1978-),女,博士、副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7703M),主要从事城市更新、城市住房、城市贫困等方面的研究。
E-mail:heshenj@通讯作者：刘玉亭(1975-),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住区、城市贫困、城市与区域规划等方面的研究。
E-mail:ytliu@1464-1475页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度和贫困决定因素何深静1,刘玉亭2,吴缚龙3,Chris Webster 3(1.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510275；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510641；3.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卡迪夫CF103WA ，英国)摘要：基于2007年在中国6个大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采用FGT 指数法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程度和决定因素。
研究发现，老城衰败邻里的贫困集聚度最高，同时承受多重不利状况的下岗/失业人员的贫困集聚度也是最高；事实贫困、被剥夺感与社会福利分配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
在贫困的决定因素方面，制度保障和市场薪酬对城市贫困的发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对不同低收入邻里和不同社会群体又表现出不同的关联性。
北京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空间分布、演变与聚居类型研究谌丽 （1.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1,2,3，张文忠1,2 ，党云晓1,2,3，余建辉1,2,3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39）摘要：本文以北京市各街区的低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以2005年和2009年北京市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揭示北京市低收入群体的属性特征及其空间分布的特点、变化与聚居类型。
研究发现：北京市低收入人群中低龄与高龄人口、中低学历及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所占比重较高。
从空间分布来看，低收入占比较高的街区单元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郊区，并随着城市建设出现向外发展的趋势；与2005年相比，2009年北京市低收入人口出现了初步集聚化特征，西北五环外街道的低收入集聚强度不断提高，同时二环内的低收入集聚强度也有所增加；受CBD 快速发展和奥运建设影响，北京市东部和北部的低收入人群比例大幅度降低。
最后，本文总结出三类具有代表性的低收入人群聚居类型，分别为本地型、流动型和新移民型。
关键词：低收入人群；空间分布与演变；聚居类型；北京1 引言城市社会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上的全球城市正在不断呈现出越来越细分化、破碎化和多中心化的社会空间，在此背景下，对日益多样化、破碎化和细分化的城市空间分异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
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者历来特别关注对差异和不平等以及基于它们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研究。
Marcuse 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福特主义城市已经分化为以下一些分隔的城区：高级住宅区、绅士化城区、城郊区、租屋城区和被遗弃的城区（即城市贫困人口的集中区），并且被遗弃的城区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贫民窟化现象越来越普遍[2]。
这种城市贫困在空间上的集中将会带来各种弊端[3]，首先体现在贫困率高的邻里与其他邻里会出现显著的地理隔离。
如法国二战后大规模集中建设的社会房屋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重的居住隔离，并导致了社会骚乱[4]。
地理隔离进一步加剧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隔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缺乏积极的联系，使得弱势群体被主流社会抛弃，被其他社会群体排斥[5]，并减少了他们工作和进步的机会。
居住隔离导致的社会隔离引起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即一系列人们共有的并允许他们协作的非正式价值观和规范的缺乏[6]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竞争加剧的转型背景下，居民贫富分化呈现加速态势，相当数量的居民陷入贫困境况。
随着城市传统的单位制居住模式被打破，以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演变，部分大城市居住隔离现象逐渐显现。
如冯健等，从而使弱势群体远离整个社会。
[7]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71077）。
在研究1990年北京的郊区化进程中发现，北京市区的富人居住区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居住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路沿线，而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位于城南的宣武、丰台和崇文3区；马清裕第一作者：谌丽（1985-），女，四川绵阳人，研究方向是城市与区域发展等。
Email:cleo_li@通讯作者：张文忠（1966-），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博士，研究员。
研究方向是城市和区域发展等。
Email:zhangwz@ 网络出版时间：2011-10-25 11:04网络出版地址：/kcms/detail/11.1848.p.20111025.1104.018.html等1999年的研究发现宣武、丰台、崇文三区贫困人口与其他区相比相对较多[8]；《奥运会与北京流动人口》课题组指出在1996～2000年中由外省市来京的外来流动人口有61.9%居住在近郊区[9]。
余建辉等[10]根据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将调查人群分为即低潜力差现状型人群、高潜力差现状型人群、高潜力中现状型人群、中潜力中现状型人群和高潜力优现状型人群，并指出低潜力差现状型人群在通州、黑庄户等街道聚集。
其他学者对上海[11]、广州[12]、南京[13]相较而言，西方地理学者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居住空间集聚现象及其后果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中国地理学者对城市社会地理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城市总体社会空间结构，对城市贫困人口的研究近十年才逐渐兴起。
这些研究主要利用分街道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户籍贫困人口、流动人口或低保人口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等大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也纷纷表明，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集聚正在形成，而且边缘化、郊区化的趋势明显。
[14,15,16]；部分学者在普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区小型抽样调查，分析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和低收入集聚区的空间模式[8,17,18,19,20,21]。
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学[22,23]和城市规划[24]的角度梳理和阐释了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机理。
但是，由于普查数据时效性较差，较难反映居民生活近况，而对典型区域的抽样研究又难以全面反映城市状况[25]基于上述原因，鲜有研究采用调查数据分析低收入人群在城市的空间分布演变趋势，更难以探寻低收入聚居区的内部分异特征。
事实上，由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不同，有困难企业职工、下岗工人、待业青年、孤寡老人以及外来务工的农民等等，其聚居的区位、环境、住房条件等也具有不同的特征。
本文试图基于2005年、2009年的大规模一手调查数据，分析低收入人群居住空间的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并对低收入聚居类型进行划分，以探讨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方法。
论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通过比较低收入样本和总体样本的社会经济特征勾画北京市低收入人群的概貌；其次，对比2005年和2009年低收入人群的空间分布差异，总结北京市低收入人群居住空间的分布特点和演变特征，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讨论北京低收入人群是否存在集聚的现象；最后，利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根据2009年的低收入人群属性数据划分低收入人群的聚居类型。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贫困人口研究的发展。
2.数据与方法 2.1研究区域与数据课题组于2005年和2009年实施了北京市居民社会属性及居住环境调查，研究范围包括城八区内全部共129个街道和远郊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回龙观、天通苑、通州新城、亦庄新城、大兴黄村五个大型居住区。
每个街道按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比例分布问卷，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方便抽样、交通控制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控制调查对象为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不包括短期停留的群体。
各发放11000份和10000份问卷，各回收有效问卷7647份和5089份，平均有效率为60.7%。
通过对调查主体的性别、年龄、区域分布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样本符合控制要求，合格问卷的数量和分布结构满足抽样设计和研究要求。
与以往用于同类研究的数据相比，本样本数据作为一份多时段、全覆盖式的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微观问卷数据，其独特优势在于，它包含了居民详细的收入、年龄、家庭人口、学历、住房条件等微观行为主体的属性信息。
如何从不同属性的样本中界定贫困人口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本文为了调查的便利，所指称的低收入人群根据其家庭收入来进行划分，问卷中“家庭月收入”一项的选择设置为“3000元以下”、“3000元至4999元”、“5000元至9999元”、“10000元至14999元”、“15000元至19999元”和“2万元以上”五个级别，其中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被认为是低收入人群，则2005年和2009年分别获得有效的低收入样本2043份和734份，分别占总样本的26.72%和14.85%（表1）。
由于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比例降低，为了使每个基本空间单元都有充足的样本，本文对相邻的2-3个街道进行了合并，得到47个研究区域（图1）。
表1 全体样本家庭月收入特征家庭月收入2005年2009年人数(人) 有效占比(%) 人数(人) 有效占比(%)3000元以下2043 26.72 734 14.853000元-4999元2919 38.17 1406 28.455000元-9999元2087 27.29 1922 38.891-1.5万元420 5.49 639 12.93图1 北京47个研究分区的空间分布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ur survey areas in Beijing2.2研究方法2.2.1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是地理学中常用的空间分析方法，包括全局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 （GMI）和局部自相关指数Local Moran I，可以定量测度变量的空间集聚态势，识别区域经济的“热点区”的分布[26]。
本文将低收入人群在47个基本空间单元的分布比例作为观测值，利用arcgis软件，采用反距离空间准则和欧氏距离计算方法，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其中全局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 （GMI ）是对观测值空间模式的整体定量描述。
GMI 定义为：21()()()n nijijij inii w x x xx n I S x x ≠=−−=−∑∑∑ （1）式中，n 是样本总数，x i 和x j 分布是位置i 和j 处的观测值，即某一人群在本街道所占人数比例，x 是观测值x i 在所在位置的平均，W ij 是空间权重矩阵(n ×n )，S 0是空间权重矩阵W ij 在全局空间随机分布的样本中，也可能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的观测值，这一方法可用于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相似或相异的观察值聚集在一起。
区域i 的局部莫兰指数用来度量趋于i 和它邻域的关联程度，定义为：中所有元素之和。
Global Moran I 指数处于-1到1之间，在显著水平（P 值小于0.1）下，接近1时表明具有相似的属性集聚在一起；接近-1时表示具有相异的属性集聚在一起，接近于0表示属性随机分布。
iji j I w Z Z ′=∑ （2）式中：Z i 、Z j 为观测值的标准化形式；W ij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的任一元素，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便于把GIS 数据库中的相关属性数据放到所研究的地理空间上来分析对比。
在显著水平下（p 值小于0.05），当I i 为正表示一个高值被高值所包围（高—高），或者是一个低值被低值所包围（低—低）；当I i 2.2.2因子生态分析方法为负，表明一个低值被高值所包围（低—高），或者一个高值被低值所包围（高—低）。
本文的兴趣点是低收入人群集聚的区域，即高—高集聚区。
城市地理学中经常利用统计资料进行因子分析，通过综合因子的聚类来对观察对象进行分类并加以研究，多用于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和社会区的划分，可以概括性地描述城市社会现象在地域上所呈现出的复杂形式[27]尽管利用因子生态法解释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受到了许多批评，例如容易受到研究变量和分析单元等因素的影响、不能阐释产生分异的原因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