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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相关思考》篇一一、引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其中，关于个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已成为法学界探讨的热点。
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确认与保障，不仅关系到个体权利的行使与保护，更关乎国际法体系的完善与进步。
本文旨在探讨个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分析其重要性及面临的挑战，以期为国际法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二、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概述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是指在国际法框架下，个人享有与其国家等主体同等的法律地位，能够直接参与国际法律关系，并享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这种主体地位的确认，有助于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促进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三、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重要性1. 保障人权：确认个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有助于保障人权的普遍性与平等性。
个人可以依据国际法规定，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并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
2. 促进国际法治：个人作为国际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可以推动国际法的实施与执行。
当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国际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从而促进国际法治的完善与发展。
3. 推动全球化进程：个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有助于推动全球化进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的流动与交流日益频繁，确认个人主体地位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国际社会环境。
四、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面临的挑战1. 国家主权观念的束缚：传统国际法以国家为主体，个人的主体地位往往被忽视。
这种观念的束缚使得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难以得到充分认可与保障。
2. 国际法律制度的缺失：虽然一些国际公约与协定涉及到了个人的权利保护，但整体而言，国际法律制度对个人主体地位的规定尚不完善，导致个人在面临权益侵害时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3. 实践操作的困难：由于国际法的执行与实施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实践操作面临诸多困难。
如何确保个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保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
国际法与国际人权在当今世界，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对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法是国家间的一系列规则和原则，用于规范国家间的行为，并促进国际合作。
而国际人权则旨在保护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权利。
本文将探讨国际法与国际人权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
1. 国际法对国际人权的保护国际法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文书和国际组织，保障和促进了国际人权的实现。
例如，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被视为国际人权法的基石，它确立了人类基本的自由和权利。
其他的国际人权公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给予了个人更多的权益保护。
这些法律文书的制定和批准，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于人权的共同承诺。
另外，国际法还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等机构，对侵犯国际人权的行为进行追究和制裁。
这些机构起到了监督和维护国际人权的重要作用。
例如，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了对战争罪、种族灭绝等重大人权侵犯行为的审判权，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存在，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对于严重人权侵犯行为的追责。
2. 国际人权对国际法的挑战国际人权也对国际法提出了挑战，促使国际法不断进步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权意识不断抬头，个体对于权利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
国际人权的诉求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法进行了调整和补充。
举例来说，关于人权保护的新兴议题——如性别平等、性少数群体权益等，要求国际法不再满足于保护传统的人权，还需要灵活应对新出现的人权问题。
这就需要国际法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3. 国际法与国际人权的协调与平衡尽管国际法和国际人权面临挑战和冲突，但两者的目标都是促进全球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法和国际人权需要进行协调和平衡。
国际法可以通过制定更加具体和明确的规则，来保护国际人权。
例如，在国际法上具有普遍认可和约束力的国际人权公约，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国际法主权与人权关系思索国际法主权与人权关系思索国际法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话题。
国家主权是国际法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它确保了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的独立和自主。
而人权则是所有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尊严、平等等方面的权利。
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这两个原则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需要充分探讨和思考。
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国家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既矛盾又互补。
国家主权强调国家对其内部事务的独立和自主，这意味着国家不仅拥有权力，而且有责任保护其国民的权利。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它就失去了其主权地位。
这是因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国家主权本质上是为了人权而存在的。
在一些情况下，在国家主权和人权之间存在冲突。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和稳定，可能会限制人民的一些权利，例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可能会利用主权原则来掩盖其对人权的侵犯，例如压制异见分子和迫害少数民族。
在实践中，国家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只有在保障人权的情况下，国家才能真正享有主权。
人权的保护是国际法的核心目标之一，因为它不仅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性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国际法对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保护国际法不仅保护国家主权，也保护人权。
在联合国宪章中，国家主权和人权的平衡得到了体现。
宪章承认了每个国家在其领土内的独立和主权，并强调每个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人权，包括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和民主权利等。
联合国体系中的其他主要法律机构也致力于保护国家主权和人权。
例如，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下属的最高法院，负责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
国际刑事法院则专注于追究犯有严重罪行的个人和政府的责任，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等。
同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负责审议和监督全球人权情况，并对各国进行评估和审查。
总体来说，国际法的目标是平衡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保护，并确保每个国家保护其国民的权利。
国际法与人权保障的法学探讨在当今社会中，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国际法作为维护国际关系秩序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法律体系，也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人权保障的法学问题。
国际法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国家主权普遍受到尊重的原则下，国际法确保国家享有平等主权，并强调国家之间应当遵守的国际义务。
然而，人权保障则是对于国家实施主权的一种限制，要求国家尊重和保护个人的人权。
这就引发了国际法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问题。
国际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国际人权法的规范。
国际人权法包括了各种国际公约、宣言和决议，旨在明确规定国家对人权的义务和个人享有的权利。
这些法规对国家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确保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人权的普遍性、不可侵犯性和不可分割性，并要求各国在法律、行政和司法方面采取措施确保人权的保障。
然而，国际人权法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国际人权法是由各国自愿承认并加以遵守的，没有强制执行机构。
这导致了国际人权法的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家可以选择性地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其次，国际人权法中的一些规定具有模糊性和可操作性，给国家在实际操作中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例如，在涉及人权的紧急状态下，国家可以以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限制某些人权。
这就给了国家一种在一定情况下削弱人权保障的手段。
在现实中，国际人权法的实施还受到国家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影响。
有时候，国家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不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国际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起着观察和监督的作用，但受到资源有限和运作困难的制约。
因此，国际人权法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有效推动人权保障。
尽管如此，国际人权法仍然是推动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律依据。
它为个人提供了对国家违反人权的救济途径。
个人可以选择通过国内司法程序或国际人权机制寻求救济，并在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得到补偿。
这种法律途径可以防止国家滥权和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1)论文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问题上的历史可以说，近代国际法理论从一开始就和近代人权思想有过缘分。
世人皆知，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的荷兰人格劳秀斯（HugoGrotius），同时也是近代人权理论基础-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
正是格劳秀斯将政治哲学从与神学相结合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为近代自然法理论奠定了人文主义的基础。
但是，19世纪以后，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在国际法学中实在法学派、二元论的兴盛，国际法不仅未能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与国内法相互促进，反而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从而使得在人权问题上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了十分紧密的相互和作用〔1〕。
今天，尽管人们并不一定以“自然状态”这种假设来作为人权的超经验根据，但是绝大多数法学家哲学家以及伦理学家都认为，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或道德上都应该具有一些基本权利。
二、近代人权的变态：以“人权”名称表现出来的新特权 18世纪末是近代人权思想开花结果的时期。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89年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权利法案）是人类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人权宣言。
然而，尽管“人人生来平等”是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共同的和最响亮的口号，但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即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权，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少数人的特权和多数人无权的历史。
1.男性特权无论是美国独立宣言，还是法国人权宣言在文字上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无视妇女的权利，结果所提倡的“人权”实际上仅限于男人的权利，也就是男性特权。
例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使用的语言中，所谓人权的“人”表现为“男人”（man）或“男人们”（men）。
现代人权法的国际实施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日益关注人权问题，现代人权法的国际实施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尽管世界各国普遍赞成和签署了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和条约，但人权侵犯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现代人权法国际实施的问题和挑战。
一、国家主权和人权法之间的矛盾在国际社会中，尊重国家主权是一个重要原则。
然而，这一原则与人权法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和摩擦。
一些国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将人权问题视为内部事务，不愿意接受国际人权监督和干涉。
这种情况下，人权法的国际实施遇到了困难。
特别是在一些极权主义国家，人权法的实施更显得复杂和艰难。
这些国家常常以国家安全或社会稳定为借口，限制言论自由、监禁异议人士和压制民众的基本权利。
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但却难以通过国际法来对此进行有效干涉。
这是因为国家主权的尊重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国内事务的干涉。
二、国际人权法的监督和实施机制为了保证人权法的国际实施，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监督和实施机制。
例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负责监督各国人权状况，并提出建议和报告。
此外，国际刑事法庭和其他国际法院也承担着人权法的司法实施职责。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机制，人权侵犯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一方面，这些机制的监督权力有限，不能强制国家履行其人权法的责任。
即使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也很难通过国际法来实现司法追究。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合作和干涉持怀疑态度，限制了这些机制的有效性。
三、文化和传统对人权实施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对人权法的国际实施提出了挑战。
一些国家认为人权标准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不符合本国文化和传统。
因此，他们对人权法的实施持保留态度。
文化和传统的差异也导致了人权标准的相对性问题。
不同国家对于特定权利的理解和权衡可能存在差异，这使得人权法的国际实施变得复杂。
人权法需要通过各国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寻求共识和妥协，以适应不同文化和传统的特点。
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人权保护是国际法中的重要议题，是各国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权保护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然而，在实践中，人权保护问题并非容易解决的。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并分析其中的挑战和解决之道。
首先，人权保护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人权保护的基石，也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文件。
该宣言规定了个人和集体权利的普遍原则，为国际社会确立了全球共同追求人权保护的目标。
此外，还有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及国际人权法庭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然而，虽然这些法律框架为人权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但在实际上，如何贯彻执行这些原则是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其次，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这也反映在对人权的理解和保护上。
有些国家可能更强调集体权利和社会稳定，而相对忽视个人权利。
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国际人权保护标准的多样性和争议性。
同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教育和治理等方面的困难，人权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因此，为了推动人权保护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实，需要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寻找一种既普适又包容的人权保护标准。
此外，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还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非干涉原则。
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国家享有主权，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其内政。
然而，当一个国家存在人权滥用的情况时，国际社会又应该如何应对？干涉行为是否违背国际法原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干涉国可能以人权保护的名义进行干涉，但另一方面，被干涉国可能抗议违反其主权权利。
因此，国际社会在处理涉及到人权的国家间争端时，需要在平衡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最后，为了解决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与对话。
各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和人权对话，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
国际法中的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主权和人权是两个不可忽视的概念。
主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地位和权力，而人权则代表着每个个体的基本福祉和尊严。
然而，在国际法中，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这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首先，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国家拥有主权意味着它有权决定自己内外政策的方向，包括对人权问题的立场。
当一个国家的主权与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人权标准相冲突时，就会产生主权与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例如，一些国家可能主张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而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权利。
这种情况下，主权往往优先于人权。
然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权应该是普遍而不可侵犯的。
这就引发了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平衡问题。
国际法试图通过建立人权法律框架来促进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平衡。
《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国际法文书确立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国际社会应当遵守的义务。
这些法律框架承认国家有主权，但也限制了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以保护个体的基本权利。
在国际法体系中，国家的主权是相对的。
国际社会承认了国家作为主权实体的地位，但同时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要遵守国际人权标准。
这表明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当一个国家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国际社会有权利干预并要求该国改变其行为。
这体现了主权与人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的主权并不是无限制的。
在实践中，国际法对主权和人权的平衡存在一定的挑战。
国家主权往往成为限制人权保护的借口。
一些国家可能会以维护国家安全、文化差异或国家优先利益为由，限制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
面对这种情况，国际社会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通过外交手段和国际合作来推动国家遵守人权标准，并在必要时采取制裁措施。
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当尊重国家主权，尤其是在涉及国内事务和文化差异的问题上。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人权的理解和实践会有差异。
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在推动人权普遍化的同时，也要尊重国家的主权和民族自决权。
国际法与国际人权的保护与维护国际法与国际人权的保护与维护是全球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国际法与国际人权的保护与维护变得尤为关键。
本文将探讨国际法与国际人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护和维护这些权利。
一、国际法的基础和意义国际法是指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法律体系，它确保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它由国家间的协议、条约以及国际习惯形成，并由国际法庭和其他国际组织进行解释和裁决。
国际法的基础是主权平等原则，即所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国际法还规定了国家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以及解决争端的方式和程序。
国际法的重要性在于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促进和平与安全，并确保国际人权的保护和维护。
它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各国可以通过合作和协商解决纠纷，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二、国际人权的重要性国际人权是指个人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的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平等权利、公平审判、禁止歧视等。
国际人权的重要性在于保护个体的尊严和权益，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中生活。
国际人权法的宗旨是为全人类提供保护和尊重，不分国籍、种族、性别、宗教或其他身份。
保护和维护国际人权是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些权利的实现为个人提供了实现自身潜能和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
三、国际法对人权的保护与维护国际法对人权的保护与维护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了个人在国际舞台上的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
一方面，国际人权法规定了国家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制定了旨在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国际公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等。
这些公约鼓励各国采取立法、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保护和促进人权。
另一方面，国际法还为个人寻求救济提供了机制。
个人可以向国际人权机构和法庭投诉，并获得公正和公平的审判。
例子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人权法院等。
巴以冲突中的国际法与人权问题巴以冲突是世界上最复杂且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地缘政治问题之一。
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一直存在大规模的冲突与暴力。
这场冲突牵涉到国际法与人权问题，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本文将探讨巴以冲突中的国际法与人权问题，以期对这个复杂的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1. 国际法问题在巴以冲突中，国际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巴勒斯坦将以色列占领的土地视为非法侵占。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以色列应该从1967年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撤军，以实现两国共存的和平解决方案。
然而，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立了大量的犹太定居点，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
其次，国际人道法在巴以冲突中扮演关键角色。
受到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保护，无辜的平民在冲突中应受到特殊保护。
然而，许多报告和调查表明，巴勒斯坦平民在冲突中经常成为受害者，遭受不必要的伤害和死亡。
以色列安全部队被指责使用过度武力，违反了国际人权法的规定。
同时，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也被指控将平民作为人体盾牌，并使用非法手段进行袭击。
最后，国际刑事法也涉及到巴以冲突中的问题。
许多人权组织和国际法院认为，一些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和人类罪。
这些行为包括无差别袭击平民、锁定平民区域进行袭击、侵犯人权以及破坏文化遗产等。
若有必要，责任人可能会被移交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审判。
2. 人权问题在巴以冲突中，受到最严重影响的是巴勒斯坦的人权状况。
巴勒斯坦人面临着诸多人权侵犯，包括生命、自由和尊严的侵害。
常见的侵犯行为包括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流动、非法拘留、酷刑和不公正的审判等。
巴以冲突中的人权问题也牵涉到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权利。
巴勒斯坦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数量庞大，并且长期无法回到家园。
这些人面临着基本生活需求的严重危机，如住房、医疗和教育。
因此，解决巴以冲突还必须关注到这些人的人权。
此外，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以色列人民也有权利生活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
可以说，近代国际法理论从一开始就和近代人权思想有过缘分。
世人皆知，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的荷兰人格劳秀斯（HugoGrotius），同时也是近代人权理论基础-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
正是格劳秀斯将政治哲但是，19世纪以后，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在国际法学中实在法学派、二元论的兴盛，国际法不仅未能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与国内法相互促进，反而处于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从而使得在人权问题上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了十分紧密的相互联系和作用1今天，尽管人们并不一定以“自然状态”这种假设来作为人权的超经验根据，但是绝大多数法学家哲学家以及伦理学家都认为，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或道德上都应18世纪末是近代人权思想开花结果的时期。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89年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权利法案）然而，尽管“人人生来平等”是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共同的和最响亮的口号，但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即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权，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地适用1.无论是美国独立宣言，还是法国人权宣言在文字上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无视妇女的权利，结果所提倡的“人权”实际上仅限于男人的权利，也就是男性特权。
例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使用的语言中，所谓人权的“人”表现为“男人”（man）或“男人们”（men）。
同样，在法国人权宣言中，“人”也是指“男人”（homme），而公民权中的“公民”也仅限于“男性公民（citoyen）。
1791年法国宪法，又进一步从法律上将公民概念男性化。
正是由于对法国人权宣言无视妇女权利的不满反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女权活动家奥兰普。
德。
古日（01ympedeGouges）女士，在1791年9月发表了《妇女和女 2.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参政权方面的财产资格限制。
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财产资格、间接选举等方式限制公民权（参政权），以便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表现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宪法保护的重点是财产权、契约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从而使没3.少数白人的特虽然没有公开使用“奴隶”一词，但仍确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第1条9款、第4条2款）。
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考特案”（DredScottV.Sandford）（60u.s（19How）393.）的判[!--empirenews.page--] 早在1835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就说过，在美国，排斥黑人的偏见仿佛随着黑人不再是奴隶而加强，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原则也随着法律废除不平等反而加强。
这个答案很容易找到。
这是因为废除蓄奴2维尔言中了。
内战以后虽然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
但是，美国黑人却面临着长期被歧视和被隔离的历史。
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塞诉弗格森案”（PlesseyV.Ferguson）（163U.S.53）中认为，只要提供的公共设施是同等的，实行种族隔离并不违反保护原则，从而确立了“隔离但同等”的原则。
这样，种族隔离制度得到了宪法上印第安人的地位从1784年到1894年这110年中，美国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缔结过720项土地转让条约，迫使印第安人让出了几千万英亩的土地，并被赶到荒芜的密西西比河以西去了。
历史上，美国政府实际上同时对印第安人采用同化和灭绝的两手策略。
〔3〕排华法案问题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TheChineseExclusionAct），规定熟练和非熟练的中国劳工10年内不得再进入美国，已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无权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188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1882年排华法案的补充条款，禁止中国人再次来美，即使是暂时离开美国的也不例外。
1892年又将排华法案延长10年，1904年，美国通过另一立法，无限期延长所有现存排华法案，并适用于美国的所有岛屿。
〔4 4.殖民主义特民主义特权是前述基于种族主义的白人特权在境外的延伸和扩张，主要表现为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等地区，以侵犯当地人权为代价的种种特权。
例如，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历史上目的最邪恶的鸦片战争，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西方列强趁火打劫，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建立起侵犯当地司法权以及中国人权利的特权-领事裁判权以及租界地制度。
又如，19世纪期间，英法等西方列强还进一步对非洲大陆进行了野蛮的殖民扩张和不分性别、种族、财产以及宗教信仰都应享有的固有权利，那么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西方大国中，不仅没有实现人权，反而表现出一种特权，即男性和富有的白人特权。
瑞士学者胜雅律也认为，“人”权起初并不被认为是“普遍的”，它们属于欧洲裔的人（特别是男性）。
因为近代欧洲人类学上“人”的定义被局限于性别和种族，甚至连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认为黑人和犹太人都是“动物”。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阶段的“人”权，是否应该称为人权是值得怀疑的。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胜雅律建议最好使用“欧洲人的权利”来表达。
〔5关于人权的国际保护，并不是与国内法同步而行的。
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权问题基本上是被当作纯属国内〔6 1.宗教等方面处于少数群体的权利。
早期有关保护少数者的条约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缺乏一个核实条约规定是否被遵守的监督机制。
因此，当条约规定没有得到遵守时，或者在某一国内宗教、语言或人种上的少数者的权利遭到严重侵害时，近代国际社会主要依靠两种救济措施：一种是在权利受到侵害的少数者具有外国国籍的情形下，该少数者所属本国行使外交7种是当受害的少数者为本国人时，其他国家以人道主义为理由进行的干涉。
早期各国的实践表明，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一般都是欧美列强基于各自的政治和其他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8[!--empirenews.p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成立了国际联盟，在保护少数者方面，出现了由国际组织提供保障的可能性。
战后为避免历史上由于少数者问题而引起的地区性紧张和冲突的情况重演，还出现一系列有关东欧以及中欧地区保护少数者的条约。
尽管《国际联盟盟约》本身并没有专门规定保护少数者的条款，但[1][2][3][4]下一页在实践中形成了对少数者实施保障的一套制度及其程序，如建立了请愿制度，并在行政院建立了少数者委员会。
但总的来讲，国际联盟在保障少数者方面的实践是失败的。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国联保护少数者的机制缺少一般性。
换句话说，保障少数者的义务只限于少数的国家，9 2.隶贸易也自古有之，但国际性的跨洋跨洲的大规模奴隶贸易主要是近代非洲的奴隶贸易。
从15世纪40年代初葡萄牙探险队将10名非洲黑人劫掠到欧洲起，就揭开了近代史上非洲奴隶贸易的序幕。
最早的奴隶贩子是葡萄牙、西班牙，继而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甚至一些欧洲的小国和后来的美国也都加入了奴隶贩子的行列。
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四百多年间，欧美的奴隶贩子从非洲向美洲贩运的黑人奴隶数以千万计，而因奴隶贸易而死亡的非洲大陆总人数则超过7000万。
〔10〕19世纪后，欧美一些国家内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民间运动的推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展开，导致这些国家废除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
但一些西方大国政府废除奴隶制的目的并非都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是工业革命的进步使奴隶制过时。
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
殖民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关禁止奴隶贸易的国际条约有：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关于取缔贩卖黑奴的宣言》、1841年伦敦签署的一个《关于取缔非洲奴隶贸易的条约》、1885年在柏林会议上最后通过的《柏林会议关于非洲的总议定书》。
但这些条约都有一些共同的历史局限性和缺陷。
首先，上述条约只禁止奴隶贸易，却没有禁止奴隶制。
其次，上述条约都没有对奴隶制或奴隶贸易本身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缺少有效的监督条约执行的机制。
再次，即使在禁止奴隶贸易方面，上述这些条约都规定得不大彻底。
1926年9月25在国际联盟主持下签署了《国际禁奴公约》首次对奴隶制下了定义，即“奴隶制为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的地位或状况”（第1条）。
同时该公约还责成各缔约国“防止和惩罚奴隶的贩卖”，并“逐（第2条）。
但公约没有任何执行或实施条款，步地和尽速地促进完全消灭一切形式的奴隶制”3.国际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贫困交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国际劳工组织，既是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斗争的成果，也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国内社会秩序而采取应付措施的结果，同时也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竞争和妥协的结果。
主张劳资调和及社会改良主义乃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的主要思想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了67个公约，涉及到劳动权利、劳动条件、保护女工、禁止童工等方面。
但是，有关[!--empirenews.page--] 四、人权的国际化和普遍1.题的条约以及有关的制度，但一般都仅限于个别的领域及狭窄的范围，不仅缺乏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内容，而且也往往和当时大国的强权政治紧密联系。
如亨金教授所说，那时“虽11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对内践踏人权的野蛮行为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残暴行径，特别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种族的行为，不仅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义愤，至少在当时也向人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政府对其国民的野蛮行为与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之间密切相关，尊重人权与维护世界和平之间密切相关。
因此，正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2.《联合国宪章》与人权》中关于人权的现行规定是经过一个发展和变化过程的。
本来，在作为宪章基础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中，只是在有关“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的第9章A节第1项中，12个建议案中，既没有将尊重人权提高到作为联合国组织基本宗旨的高度，也没有规定在经社理事会设置人权委员会。
可见，当时的某些大国对在国际组织的章程中直接规定尊重人权的条款仍持比较消极的态度。
在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由于其他国家和美国的一些民间团体建议和督促，才使得《联合国宪章》序言、第1条第3款、第13条第1款丑项、第55条、第56条、第62条第2款、第68条以及第76条寅项都规定了和人权问题有关的条款。
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人权的条款规定得比较抽象，既没有关于人权概念的具体定义，也没有尽管各国实践以及各国国际法学家对宪章人权条款的具体效力仍有不同的立场，但正如在1992年最新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中，前任国际法院法官詹宁斯和英国国际法学者瓦兹指出的那样，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四个被广泛承认的原则：第一，在特定环境之下，一国内的人权实践已不再必然地纯属国内管辖事项；第二，一国尊重人权之义务不仅适用于外国人待遇，也将正常地适用于本国国民的待遇；第三，虽然还有些具体的争议，但许多人权义务已作为国际习惯法在适用；第四，13 3.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世界性的系统阐明人权的国际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