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笔记

返乡笔记春节期间，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和讨论。

随后，中国社科院博士后常培杰、博士毕业已十年的高校教师黄灯、高校青年教师古鱼、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行动发起人蒋好书都分别写下自己的“乡村笔记”。

这些文章所展现的各个乡村，各有特点，也有共性。

而对乡村的感受与思考，与其说是某种失落的“乡愁”，青年学人对“知识无力”的感慨，倒不如说是他们深切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朝着现代化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乡村建设该走向何方——乡村原本的共同体消失了王磊光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是他应邀为2014年2月举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所写的一篇演讲稿。

他描写了自己乘坐普通火车回家与乘坐高铁动车截然不同的体验，谈到了乡村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

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

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他同时指出，“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

”“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

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

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看过王磊光这篇文章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有感而发写下随笔《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

他的家乡在鲁西南华北平原上，这是他想写很久却迟迟未动笔的文章，他警惕因个人视野、知识储备，以及个人经验造成的局限性，担心在没有深入之前，贸然地谈论容易流于肤浅和错误。

“我很反对浪漫化地想象农村，也反对类型化地丑化农村。

”在《回乡偶记》中，常培杰以“乡下人”的视角观察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

就他的观感而言，认为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伦理生活的瓦解，表现较突出的问题有情感问题、养老问题以及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无力感”与积极行动广州高校教师黄灯写的则是湖南岳阳汨罗隘口村的鲁家塅，这是她的外婆家，是她自两岁到十一岁生活的地方。

如果说黄灯写的是自己面对农村产生的困惑，却又不知该如何改变的无力感，王磊光指出的则是80后农村大学生面临的现实出路问题。

在王磊光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毕业后基本能够改变自己甚至家庭的命运，而今天的80后农村大学生，他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但大部分人的出路却非常艰难。

但这并不仅是一个来自乡村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社会板结化等等不同层面的社会现实。

与其说是王磊光在抱怨“知识无用论”，倒不如说他在追问为何如此多农村大学生无力改变家庭甚至自己的命运。

在这几篇博士返乡笔记中，“老家在农村、学过文化研究、这两年业余时间一直混迹在‘乡村志愿服务圈’、相信信息时代出奇迹的70后女博士”——蒋好书，她读到了“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同时也忍不住要站出来说：“博士/壮士别走！家乡还需要你呢，请不要无力好吗！”蒋好书近年一直在做乡村调研与服务，在她看来，知识分子回乡最大的无力感，恐怕并不是知识无用，而恰恰是知识结构的供需不对应。

“中国农村所需要的知识，以及乡亲们提出的问题，恰恰是多学科综合的领域，甚至是近十个部委交叉管理的一个庞大场域，涉及专业至少十门，每个专业都有各自的博士和博士后。

”蒋好书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资本”和“文化资本”，脚踏实地为村民做实事，如此“无力感”也会减轻很多。

“把自己不只看做乡村的观察者、记录者、判断者，更看做是服务者、学习者、传承者。

在业余时间稍微多加一点力，找到乡村的‘领头羊’，和他们谈谈乡村的现状、需求和未来，帮助乡亲们把需求分门别类，环境的归环境、文化的归文化、社会的归社会、经济的归经济，为专业的需求分别推荐‘专业的解答者’。

”相较于积极的行动派蒋好书，常培杰又写了一篇文章《在乡村，知识为何是无力的？》进行回应。

他在文章举了几个实例，以说明“在乡村，知识人的无力感，很多时候是因为知识是规范的，但是现实却是不规范地按照潜规则运行的。

”“乡村有它自己的发展和运行逻辑，有它自己独特的情和理，简单靠外在干预不能解决和改变因袭的习俗和思维方式。

”因此，常培杰认为，在理解农村问题时，不能简单地以知识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必须考虑到农村的历史和现实，农村人的情感逻辑和思维习惯，从内在情感和外在现实两方面的互动关系中，把握问题。

【1】【2】【3】回乡最怕亲友问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专访羊城晚报：博士返乡笔记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您觉得意外吗？常培杰：“博士返乡笔记”作为一种现象引发大家关注，就我个人而言，没啥意外。

这个话题早就存在，也一直有讨论。

只是起初王磊光博士的文章得到了新媒体的有力推介因而形成了话题。

大家关注“博士返乡笔记”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大家关注博士群体，可能觉得他们多读了些书，会提供一些新的、有深度的认识；另一个是，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在外工作，每年返乡再外出的人很多，容易形成共鸣。

对于很多城市人来说，对农村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文字和影视材料，切身体会是很少或者没有的。

博士返乡笔记基本是在城乡对比的框架内，以描述的方式再现农村生活，这为大家了解农村提供了一种通道。

同时，我也发现，积极转发相关文章的，大多是农村出来的人。

这说明，城乡问题，一直是他们关注的话题，内心也有很多困惑。

羊城晚报：现在您回家乡会感到近乡情怯吗？常培杰：近乡情更怯，这种感受不只当代人有，古人也有。

古人出去读书、做官、经商，离开家乡的时间往往很久，再回到故乡时，会害怕记忆中的故乡变了样，美好的记忆随着再次步入现实而一去不复返，于是内心就怯。

当代虽然也有这个因素，但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压力，也就是担心被亲友问起收入、孩子、房子和工作等比较现实的问题，这其实是攀比心理引起的不适感，只要不在意也就无所谓。

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在美国的那一年外，我每年至少回家两次，过年是必须回去的，父母在家里期盼一年半载了，也要回去陪陪他们，尽点孝心，自己也歇歇心。

羊城晚报：那您对故乡的情感认同深吗？常培杰：我对故乡的感情很复杂，8岁左右就离开了老家，虽然中间又搬回去两三年，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学习、漂着。

童年记忆是最顽固的，而记忆往往不是时间性的，而是依托于空间的。

就我而言，虽然记忆中很多具体事情被后来太多的生活经历覆盖，能想起来的不多，但是只要回到那个环境，记忆力的东西还是会不时冒出来，而且经常会梦回故乡。

故乡，就像个母体，你在里面是最舒服、放松和惬意的，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哪棵树站在哪，分几个树杈，不害怕迷路，也不担心找不到家。

但是，在城市，陌生环境太多又太相似，你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从哪来的，要到哪去，需要一直提着一颗心生活，所以会觉得累，有漂泊感。

羊城晚报：春节在家您都干些什么？这些年家乡的年味如何，有没有变淡？常培杰：我家现在还做点小生意。

如果我在家，忙的时候会帮着父亲干干活，也会帮妹妹家照看一下铺子，闲了就陪父母看电视、聊天，也会读读书，在家读书心静，效果好，基本不写作。

年味这个东西，早就变淡了。

年味属于物质不丰裕时代的童年，因为有新衣服和好吃的，可以走亲访友，还有压岁钱。

现在，年味就意味着一家人团聚和热闹吧。

我家那边的传统习俗保持得还算好，有些事自己也要参与，比如磕头拜年。

大年初一早上，早起去磕头，一本正经地磕，在屋里、在屋外、在街头、在巷尾，只要看到了年龄大的长辈，都要跪下磕头。

年龄很大没起床的长辈，是不磕的，只在床边说说话。

有些大龄长辈也要串门给老人拜年磕头。

羊城晚报：您对传统习俗在今天的意义怎么评价？常培杰：传统习俗落实下来也就是礼仪。

礼还强调内心的恭敬，不只是形式层面的做样子。

礼不行了才强调仪。

就我家中的一些习俗而言，大多跟民间信仰密切相关，不乏迷信色彩。

你不遵循的话，老人们肯定不高兴，甚至会发怒。

但是很多老礼，老人们也都觉得应该破一破，比如磕头。

每年磕完了，大家在街头闲聊，都说以后就别磕了，见了面鞠躬说一声“过年好”就行了。

但是，到了时候大家还是会去。

这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不是一个人、一户人家能改变的。

不过，有些习俗早就破了。

比如，不过初五不离家远行，不出正月不上门讨账之类的。

这是现代生活导致的自然变迁，不改也不行谭同学【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年味淡了”原因何在？乡村是“生”我但未必是“养”我的地方羊城晚报：有人认为现在农村的传统习俗弱了，年味淡了，整体给人感觉变了。

谭同学：这有很多原因。

传统农业社会是缺乏流动的，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人和人打交道是从长远打算，内部也存在道德共同体。

今天社会流动加快了，乡村社会已经成为“生”我但未必是“养”我的地方。

大家生活最重要的资源不在村里。

换句话说，如果我看你不顺眼，不再会为了长远利益和你妥协，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说。

从人做事的规则来说，大家进入城市后，被现代化灌输的意识，其实是以工商社会而非农业社会来要求的，也就是你要注重自己权利义务的边界，等等，如果是合法的“私”，要得到充分的保障。

更具体的，出来城市的人多了，而年味是依靠公共活动和私人相互拜访等方式形成的，现在的公共活动越来越少，社会组织变弱了。

间接原因是，原来大家把过年作为一年生产循环的节点，但现在大家认为是回家休息几天，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的行为逻辑也和以前确实不同。

以前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而今天已很不一样，因此有人用“半熟人社会”来形容现在的农村。

大家回乡过年，期望的也许是在乡村还可以看到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但实际上，大家的行为逻辑已经或多或少有了陌生人社会的色彩。

人们相互间其实也熟，但做事的方式变了。

人们对经济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期望，不是靠村里几个人。

回乡找不到原来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过程造成的现象。

现在的村里大多是老年人和小孩，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按照以前的交往规则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但年轻人是社会交往的主力，回到家里年轻人是家庭决策和社会交际的代表，他们很难再找到原来熟人社会的感觉，或者说存在差距。

原本家乡作为道德舆论压力的共同体，在今天如果说不是已经彻底解体，也至少在逐渐解体。

一个人做的事情可能不符合温情脉脉的道德习惯，但也没人能奈何她/他。

当然这是从整体来说的，不同地方情况不一样。

有些地方道德共同体保留得稍好一点，可能回乡的感觉变化就没那么大，比如江西、福建、广东的一些农村，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