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诗人的典范选择

第28卷 第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8 No.2 2019年2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Feb. 2019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７１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５６－０３论宋代诗人的典范选择　罗　莹（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摘 要：有唐诗在前面，宋代诗人在创造宋诗新风貌的过程中，对唐代诗人进行了自觉的选择，他们经历了向白居易、贾岛、姚合、李商隐、李白、韩愈等人学习的过程。

最后，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杜甫忠君、爱国、恤民的高尚情操为宋人所赞许；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杜甫在诗歌题材、艺术技巧的创新为宋诗发展指明了方向，杜甫成为宋人学习的最高典范，反映了宋代诗人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宋诗；典范；杜甫；　艺术；道德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Discuss the Model Choice of the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LUO Ying(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034)Abstract:In the front of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consciously chose the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new style in the Song Dynasty. They had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from Bai Juyi, Jia Dao, Yao He, Li Shangyin,Li Bai, Han Yu, and others. Finally, they regarded Du Fu as a model of study from two angles of moral judgment and art judgment. From the angle of moral judgment,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praised Du Fu’s noble sentiment in loyalty to monarch, patriotism and compassionating peop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rt judgment, Du Fu’s innovation in the theme of poetry and art skill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Poetry, which reflected the rational choice of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Key words: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model; Du Fu; art; moral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２０１８－０９－２５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南宋初期的士风与诗坛重构”（Ｌ１４ＢＺＷ００８）罗莹（１９６７－），女，辽宁海城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代达到了高潮，对于宋代诗人来说，要想在唐诗之外，另有建树是很难的。

因此，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说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1]清代学者蒋士铨《辨诗》中也写道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2]宋人在建立自己的诗歌规范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学习唐诗，到底选择什么人作为自己的学习与创新的榜样呢？宋代诗人走过了一个很长的道路。

一《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

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

……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

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

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

”[3]这条材料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宋代诗人榜样选择的过程，学习的对象从白居易、李商隐、李白到杜甫的全过程。

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曰：“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4]“白体”是宋初以学习56白居易、元稹的唱和诗为主的诗歌群体，代表人物是五代的旧臣徐铉、李昉等人，他们都是馆阁之臣，学习的不是白居易的讽喻诗，而是流连光景的浅切篇章，李昉、李至的《二李唱和集》、李昉等人的《禁林宴会集》、徐铉等人的《翰林酬唱集》就是代表。

陈寅恪评价白居易这类诗是“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

”[5]这种诗歌只是模仿了白居易诗歌的一个方面，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并不能代表宋代诗歌的发展方向。

“晚唐体”主要诗人是以希昼、保暹、惟凤、惠崇等为代表的“九僧”，他们选择继承唐代诗人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是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内容非常狭小。

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进士许洞）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

’其字乃‘山、水、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

”[6]朱彝尊《橡村诗序》曾评价曰：“九僧、四灵，吾见其拘。

”[7]“拘”字准确地指出了“晚唐体”诗歌题材狭小的缺陷，因此，“晚唐体”也不能引导宋诗的发展方向。

“西昆体”是宋真宗景德年间，翰林学士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奉命编撰史学类书《历代君臣事迹》（后改名《册府元龟》）时而形成的唱和诗集，成书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共收录十七人二百四十七首诗。

他们师法晚唐诗人李商隐诗歌雕润密丽、音调铿锵的诗风，风行一时，影响巨大。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

”[8]然而，“西昆体”在艺术上有严重的缺点，他们专门模仿李商隐诗歌的艺术风貌，缺乏李诗蕴含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只有华丽的外表，缺少内在的风采。

纪昀评曰：“昆体虽宗法义山，其实义山别有立命安身之处，杨刘但则其字句耳。

”[9]因此，由于注重模仿，缺少创新，“西昆体”很快就消歇了。

自宋初“三体”之后，宋人在选择学习典范的过程中苦苦寻觅着，由于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宋代诗人在新儒学——理学的建构中特别重视心性修养，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参政意识与忧患思想使他们在选择学习典范的时候沿着道德判断（忠君、体国、爱民）与美学判断（诗歌艺术）两条途径同步进行。

在“三体”之后，韩愈、李白也一度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

所谓“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10]欧阳修高度赞扬韩愈的诗歌成就：“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

”[11]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总结道：“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

”[12]韩愈在诗歌题材的俗化与诗歌创作“以文为诗”方法的运用等方面的确对宋诗风貌的建立有重要的启迪之功。

然而，韩愈并不是完美的，宋人认为他在道德方面有瑕疵。

北宋的司马光在《颜乐亭颂》中评论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彼又乌知颜子之所为哉！”[13]欧阳修在《尹师鲁第一书》也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

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

其心欢戚，不异庸人。

虽韩文公不免此累。

”[14]《苕溪渔隐丛话》记载苏轼的评论：“退之《示儿》云……所示皆利禄事也。

至老杜则不然，《示宗武》云……所示皆至贤事也。

”[15]从以上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宋代文人最不满意韩愈的是他对富贵利达的追求，从中唐的时代来看，韩愈的追求并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在宋人看来却是“俗”，不符合宋人的道德心性标准。

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追求奇险的做法也不符合宋代文人的标准，所以，苏轼在评价韩愈诗歌时指出其不足：“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

”[16]叶梦得认为韩愈诗“每苦意与语俱尽”，[17]缺乏含蓄性。

李白也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之一，苏轼《书黄子思集后》曰：“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

”[18]然而，宋人对李白的人生经历与诗艺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曰：“李太白，狂士也。

又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19]朱熹认为：“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

”[20]宋人对李白参加永王璘叛军之事耿耿于怀，认为是失节行为。

对李白诗歌华而不实与豪侠使气也是不能容忍，苏辙的《诗病五事》说：“（李白诗）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

”[21]罗大经评曰：“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22]甚至宋人对李白不加斟酌随意挥洒的诗风也有微词，苏轼《书李白集》曰：“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

……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猝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尔。

”[23]苏轼《书学太白诗》云：“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

”[24]因此，从道德完善与诗歌成就两个方面，李白没有成为宋人学习的最高典范。

二大约从宋仁宗嘉祐年间开始（1056－1063），杜甫的声望与日俱增，终于成为宋人选定的最高典范。

杜甫完全符合宋人选择典范的两个标准，从道57德评判的角度，忠义仁爱是宋人对杜甫的高度赞扬，王安石在杜甫像前顶礼膜拜，对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25]的仁爱之心无比崇敬。

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26]从此之后，“一饭不曾忘君”成为杜甫道德高尚的标签。

《潘子真诗话》记载黄庭坚的评价：“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朝。

……忠义之气，感然而发。

”[27]黄庭坚又在《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歌颂杜甫：“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

”[28]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王安石对杜甫“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艺术才能给予高度赞扬与评价。

陈师道认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

”[29]同时，杜诗在题材方面也给宋人无限的启迪。

杜甫诗歌题材广泛，大到国家大事：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小到身边的琐事：江边的一朵小花，舟前的小鹅，这点给宋代诗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