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论

1、 试联系恩格斯的《致斐迪南·拉萨尔》与《致玛·哈克奈斯》

中的相关语句来阐释他在《卡尔·倍克“穷人之歌”》中的论述 “不

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的

所包含的一切特色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极

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

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

们所有的人，不论是散文家或者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

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完的缘故。”

答：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写到：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路上，主要人

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

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来的。恩格斯的这段话，也是对拉萨尔原

序中有关观点的扬弃和改造。他还曾说过，“在这样一出悲剧中，问题不在是关于个人，它

不过是这种话普遍精神的最深刻的对抗性矛盾的代表和化身罢了，而问题在于那个伟大的、具有影响的民族命运。作者本想叙述故事，但是却失败得实在悲惨。整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篇的特征。“真正的社会主

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是极力避免叙述故事，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照哲

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人，无论是散文家或者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

定的缘故。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首先赞扬这位女作家：“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

义的真实性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事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所说的这种“真

正的艺术家需要勇气，是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应有的精神品格，是一切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必要的前提。

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论述，在《致玛·哈克奈斯》有提到：“如果我要提

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

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

是够典型的；但是围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的典型了。”对于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所做的理论概括和关于现实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细节的真实和典型

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的真实。恩格斯说：“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真实性以外，

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

人们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使它变成新故事。”这里，恩格斯肯定了作者的“现实主

义的真实性”。这里，恩格斯肯定了《城市姑娘》“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和《致玛·哈克奈斯》中，对两位作者的作品都做了肯定和批评。两者如《城市姑娘》和《济金根》，它们的环境的典型性都不充分。恩格斯在评

价这一历史剧时也批评：“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所以，要充分

展示典型环境，在两部作品中，就要再现工人和农民的积极面。恩格斯不仅要求环境的典型性，也要求人物的典型性。这就呼应了他在《卡尔·倍克“穷人之歌”》中所说的那段话。

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中，评论歌

德道：“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

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

而后者却不得有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

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

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试阐释其意义。

答：恩格斯指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这是一个十分深刻和精辟的观点。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历史结构和思想结合的关

系。历史结构中的物质结构影响和决定思想结构。历史结构中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影响和

决定文化结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包括以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又往往转

换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这主要指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厌恶的弥漫和浸染整

个德国社会的小市民的鄙俗气。这里包含下面一些意思：从历史结构而论，德国这个诸侯割据、贵族纷争、封建专权的小邦国家贫穷、落后而又分散。封建宗法制的生产方式根深蒂固；

地主阶级强横但已腐朽；小生产的农务操作和小资产阶级的世俗传统和历史惰性占据着主导

地位；新兴市民阶级的发育尚不成熟，处于软弱状态。这种包括经济政治因素在内的社会历

史结构酿成一种怯懦和耽于幻想的鄙俗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以法潜在和泛化的形式，左

右着人们的生态和心态，也不可避免地决定着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倾向。德国社会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思想结构和心理结构在内的历史结构的多元性，决定了歌德的

世界观和他的思想结构的复杂性。在歌德的精神世界中，既有新兴市民阶级的相思结构，也

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结构，还有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结构。他和他的作品的思想结构和思想

倾向是一个多维度和多向度的集合体。

歌德的创作和作品的复杂性和歌德对德国的现实生活的态度的复杂性，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和境遇下表现出明显相互矛盾的差异性。恩格斯指出：“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

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

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沲士德一样的

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

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旅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

潮。”“在他心中经常进行关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

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

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

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不难看出，歌德的世界观、思想结构和他对德国封建宗法制的政治态度是带有复杂的两面性和双重性的。当他作为狂飙运动的旗手和游访于具有古希腊艺术魅力的意大利时期以

及创作伟大诗剧《浮士德》的过程中，他的世界观、思想结构和他对变革现实的历史风暴的

政治态度是积极的、先进的，带有革命倾向的，他对德国宗法制的政治态度是反叛的、厌恶的，甚至是敌视的。当他作为法兰克福市议员的儿子和当他成为魏玛公国的官员时，他竟然

写出像《化装游行》那样粉饰现实，以供贵族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的作品。这时他的世界观、

思想结构、政治倾向则是十分保守的，简直变成了一个庸人。歌德的这种世界观、思想结构、

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两面性或双重性是同时或交替存在着的。

尽管作为天才的作家和诗人的歌德的身上必然或至少无法完全摆脱德国的社会风气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濡染的影响，他对人的理解和表现也会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抽象的

人的意向，但他的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促使他在观察和描写人的时候，总是打上他所属

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烙印，具体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格律恩不仅把歌德

加以抽象化，而且对歌 德所描写的人进行理论抽象，概括为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只具有

肉体组织的“纯粹的人”，并把德国人的解放说成是“纯粹德国人的解放”。实际上，歌德作为德国当时启蒙主义，即狂飙运动的旗手通过文学创作宣扬的人的个性解放，批判锋芒直指

已经腐朽了的封建社会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各写了《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对他的历史剧

《济金根》作出了批评，请问其中最主要批判了什么问题？

答：拉萨尔说，他写《济金根》这个悲剧，除了借以表达他对现实问题的观点之外，同时也是为了体现他的悲剧观念。拉萨尔的悲剧观念是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来表述的。前面已

经说过，拉萨尔在剧本中把济金根的失败归结为仅仅在实现目的的方法上实行了狡诈，他认

为，导致济金根覆灭的这种革命目的与外交手段的冲突，不是特定的历史的冲突，而是所谓

差不多在每次革命中都不得要重复出现的永远的冲突。在他看来，构成这种冲突的基础是所

谓观念的无限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他相信观念是世界的本质，而历史乃是观念的运动。这里，我们看到了黑格尔思想的影子。济金根在致辞马克思、恩格斯的信

中，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热心信徒”。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

即从他的学生时代起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他始终笃信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在1843年写道：

“历史的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过程，概念的各种范畴是历史的各个时代。”到了1863年，他还

用同一种调子说：“作为历史的基础的‘是’那种客观的合理的思维过程”，“表面看来是实在的经验的历史事实”，其实“是自由在精神产生的”；“历史不过是理性和自由的不断进步，

这种进步是在表面年来纯属外在的和物质的关系的掩盖下，由于内在必然性而得到实现的”。

拉萨尔把他的唯心主义者。革命的观念在实现的过程中先验地、必然地包含着目的与方法之

间的矛盾，用拉萨尔的话说，“构成革命的力量和热狂的思辨观念与表现上十分狡智的有限

的理性之间，看起来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解决的矛盾”，这是为“革命行动的性质所固有的深刻的辩证的矛盾”。拉萨尔因此而自夸说，他在《济金根》这个剧本中所要表现的“并不

是某一过去的特定的革命本身，而是革命行动中最深刻的、永远重复出现的冲突和它的必然

性。一句话，我的目的是想写出一个出类拔萃的正式的革命观念的悲剧”。

其实，拉萨尔的悲剧观念，不过是黑格尔悲剧观念的翻版。黑格尔对历史阶段上的多

种悲剧进行过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悲剧以及一切艺术的真实内容是某种“普遍的力量”，即“永恒的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例如家庭、祖国、教会、名誉、友谊、社会地位、价值、荣誉、爱情等等。在悲剧中，这些“普遍的力量”体现为人及其行动的冲突和斗争；冲

突的各方面都是符合理性的，但是又各有其片面性。斗争的结局是冲突的双方都遭到了毁灭，

而一种更高级的“普遍的力量”或“永恒正义”获得了胜利。《法哲学原理》中有一段话，充分表达了黑格尔的悲剧观念，他说：“最高的伦理性人物的悲剧下场之所以能使我们发生

兴趣，使我们提高，并使我们与所发生的事调和，只是因为这些人物作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各

种不同伦理力量在彼此对立中出现，他们由于某种不幸而发生冲突，又因为其结果是这些人

物由于跟伦理性的东西相对立而获有罪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双方的法与不法，从真

正伦理观念，经过纯化并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之后，就在我们心目中得到调和。所以毁灭的不是在我们内部最高的东西。我们并不是在最好的东西的毁灭中，而是相反的在真的东西的胜

利中得到提高的，正是这一点构成古代悲剧真实的、纯伦理的旨趣。”拉萨尔认为，悲剧的

“真正主题”是“文化思潮”或“普遍精神”，悲剧中的人物不过是“普遍精神”的“代表

和化身”。

马克思、恩格斯不赞同拉萨尔的悲剧观念。他们认为，悲剧冲突的根源不是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念同拉萨尔的悲剧观念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