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网试析佛教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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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网试析佛教中国化
摘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中国化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译经、格义、僧官制度，与农业结合及判教开宗上。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 格义 判教开宗 和平网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支撑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这其中，儒、道是由中国本土产生的，而佛教则是从国外输入的。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过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一、何谓“佛教中国化”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由于其思想学说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有着巨大差异，所以，在其传入中国后，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际情况，在教义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传播方式、修行实践等各个方面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逐渐适应中国的实际。佛教这样一个从两汉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直至隋唐时期繁荣的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佛教中国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出现，则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简而言之，“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传播方式和不断发展义理的过程。”[1]
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表现
1、初传入华和译经格义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大致年代，应该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之间，正是公元一世纪初叶前后。”[2]而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说法，至今仍未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传入说”
[3]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期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或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据此，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共同确定1998年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年，并举办了纪念活动。这也说明了佛教界对此种说法的公认。
佛教在两汉传入中国之初，是被视为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并主要在上层贵族人士之间流传，鲜有下层百姓接触。东汉至三国时期的佛事主要是译经。由于佛教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时的译经家为了使人们更能接受佛经，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往往大量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典籍中的词语来比附和解释佛教的教义，“有时甚至不惜改变自己以迎合中国的社会与文化”[4]。比如，把“释迦摩尼”翻译为“能仁”，把“禅定”翻译为道家的“守一”。这种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典籍中的词语的借用为汉魏间格义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所谓‘格义’，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和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以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 [5]通常认为格义佛教始创于晋代的竺法雅，梁代慧皎所著《高僧传》记载：“时依雅门徒, 并世典有功, 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 以经中事数, 拟配外书, 为生解之例, 谓之格义。及毗浮、相昙等, 亦辩格义, 以训门徒。”[6]，但是我们通过对佛经翻译的实际情况以及语言自身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翻译佛经和格义佛教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佛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形式上的从梵文经文转换到中文经文，另一层则是用中文作为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去解释梵文佛经的教义。任何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定的思想，都是一定思想的表现，所以翻译佛经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格义佛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翻译佛经和格义佛教无论是从形式上来讲还是从逻辑上来说，都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体现。从形式上来讲，只有把梵文的经文翻译成为中文的经文，佛教才有了中国化的载体，人们才能更加容易的认识和接受佛教；从逻辑上来说，佛经翻译是佛教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为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以梵文佛经转换为中文佛经为起点，佛教开始了其不断中国化的进程。
2、僧官制度和佛农结合
从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社会一直战乱不断、动荡不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和得到精神的寄托。而佛教正适应了人民的这一要要求，佛教不仅在精神上给人民以“佛国”的寄托，同时佛寺也给人民提供了避难的场所。再加上统治者支持佛教以安慰人民，使得佛教迅猛发展，僧众如云。
为了有效的管理日益增多的僧众，加强对佛教的控制，后秦姚苌开始建立僧官制度，即从僧人中选拔僧官来帮助朝廷管理僧众和佛教事务，之后历朝历代也都延续了这一制度。僧官制度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古代印度，僧侣属于婆罗门种姓，地位居王族刹帝利种姓之上，所以印度一直未有设立管理宗教的机构。而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敬王者”并接受朝廷的管理。而随着僧众的激增，朝廷也不得不利用佛教来管理僧众，加强统治。
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佛教与农业的结合。在原始佛教中，僧人以乞食为生，不参与生产劳作和经济活动。而在中国文化里，乞食是一种卑贱的行为，得不到劳动人民的认同。随着僧众的激增，乞食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开始以赐田和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僧人开始参加农作，自给自足。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道恒的《释驳论》中就记载当时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农业与佛教的结合，后来也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农禅。
至此，佛教通过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国化，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基，与儒、道开始并驾齐驱。
3、判教开宗
隋唐时期的佛事主要体现为判教和开宗。“所谓判教，是指通过对佛教经典进行分类，以断定佛教的主要经典和体系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并把本宗所信奉的经典和理论置于最高最尊的圆满地位。”[7]判教最早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隋唐达到盛行。
南北朝时期的判教，使得《涅�》、《华严》成为佛教界的所信赖的经典，一些诸如佛性常住、圆融无碍的理论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众多的学派。而随着判教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形成了众多的宗派。比如，智�和法藏通过判教创立了天台宗和华严宗。
佛教宗派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重要标志。众多宗派的形成表明佛教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环境，并在中华大地上发芽；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的创立，则表明佛教已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至此，佛教已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