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历史想像与新历史主义的书写——关于蒋亚林长篇小说《大盐商》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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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徽商》纪录片第三集:扬州繁华以盐盛清晨,运河之畔的扬州渐渐醒来,人们在这熟悉的飘香中,又开始了崭新的一天。
冶春茶社,早早就迎来了一帮食客。
至迟自清代起,扬州就有“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一说,所谓“皮包水”,言下之意是喝茶,而“水包皮”,则是泡澡。
时至今日,扬城有名的“三把刀”切菜刀、剃头刀和修脚刀依然给外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讲究的扬州人也许并不知道,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其实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行业——盐业密切相关。
当年,在客居扬州的各大商帮中,徽州盐商独占鳌头,其资本之巨大无人能出其右。
201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五,一场传统的祭盐仪式在扬州个园举行。
个园,清代两淮盐务总商黄至筠的私家园林。
黄至筠,原籍浙江,字个园,扬州个园之名正是出自其字。
不过,黄至筠并非个园的第一任主人,在此之前,个园本名小玲珑山馆,是徽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私家园林。
祭盐仪式上,供奉着夙沙、胶鬲和管仲的画像,在中国历史的记述中,他们因为开创食盐的生产、贩运和销售而被奉为盐宗。
四百多年前,当郑景濂携妻子从徽州府歙县长龄村来到扬州时,一定也对这几位盐业先辈心存敬畏。
此前,郑景濂一直在村里过着简单的耕读生活,但是,到扬州经商,实在是他由来已久的梦想,因为已有数不清的徽州人在扬州发了大财。
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几乎倾全国之力,开凿出横跨南北六省市、贯穿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
地处大运河水运之要冲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两淮盐业的都城,其管理机构——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门就设在这里。
两淮盐区南界浙江,北接山东,东至江苏东部;销售区域地跨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六省,覆盖长江流域、淮河平原的250多个州县,是全国最大的食盐消费区。
两淮的盐,称为淮盐,淮盐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销售利润更是达到全国的一半以上。
引市街,南接扬州河下街,西至渡江路,这条极不起眼、巷宽仅一米左右的小街,是旧时商人炒卖盐引之处。
盐与徽商的扬州一梦作者:吴跃农来源:《莫愁·时代人物》2019年第04期古人云:“两淮盐,天下咸。
”盐商之富,以扬州为甚,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面对扬州盐商一夜之间在瘦西湖堆出的白塔,不由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
”天时地利,成就徽商之智早在公元前486年,扬州就开始建城。
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南临大江,北接黄淮,成为“南北大冲,百货云集”的水陆交通枢纽,是古代水运效能最大的枢纽港之一。
我国海盐的主产区正是在淮河盐城一带,扬州邻近最大的海盐产场——江苏境内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两大片产盐区。
有了地利,就有天时和授权。
运盐主要依靠水路码头,扬州城外沿运河一线,运商云集。
食盐专卖在唐代已是扬州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到元代,扬州因盐而成为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广东行商、山西票商一起,并称清代中期全国三大资本集团。
扬州盐商的主力军是徽州商人,盐业的巨大利润,吸引他们走向盐业中心扬州。
扬州也因盐商聚集和盐业商贸繁荣,成为江南第一大都会,人口达50万。
淮扬自古就是税赋重地,盐商凭“盐引(食盐运销许可凭证)”获得了当时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份的专营权。
如此大背景下,扬州无疑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盐商贸的利润极高,扬州盐商的财富在清代乾隆年间达到极盛。
据统计,当时扬州盐商年赚白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超过600万两,占全国盐课的一半以上。
政通人和,打造品位之都扬州盐商,把政商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从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
黄至筠曾任两淮商总50余年,家资累积巨万,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建造了著名园林个园,共花费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江苏省一年的财政收入。
扬州盐商对皇家感激涕零。
为了给乾隆南巡修建临江行宫,他们耗银20万两。
大盐商江春曾代表两淮鹽商6次招待皇帝、2次恭贺皇太后生日;百名盐商巨贾,捐银在江都县高旻寺、金山县金山寺、丹徒县焦山寺等处修建行宫,疏浚扬州内河,并建造画舫,使扬州城焕然一新。
盐商在扬州扮演的社会角色人类社会是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都要登台表演,精彩纷呈,目不暇接,人类社会呈现斑斓异常的多彩世界。
历史学研究理论中,有一种叫做角色论,就是把历史人物、社会群体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他们的言行,探究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从而给出恰当的、公正的历史评判。
盐商在扬州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古代扬州发展历程中,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盐业与盐商,二是运河(隋唐运河、南北大运河),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扬州流动、活了起来,至18 世纪达到了她的鼎盛,成为当时国内最为富庶与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
本文试从社会角色这一视角,探讨扬州盐商扮演的社会角色,分析其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一、时尚消费的引领者古代扬州历来是一座繁华的商业都会,汉唐是如此,明清更是这样。
唐代“扬一益二”,扬州位列国内第一。
入清后,占盐、漕、河三大有利条件,商业经济更为繁荣,富商大贾鳞集麋至,成为商贾之所萃。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60 云其“陈肆其间,易操什一起富”。
《孔尚任诗文集》卷2 亦云:“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
朱桔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
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
”扬州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都会。
“到19 世纪初,全世界有10 个拥有50 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6 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扬州排名第三位,其商业经济发展可想而知。
扬州城内,百业兴旺,门类齐备的店铺林立,商业行业众多,各色南北货物,从一般百姓日常所需的物品到上层人物所需的商品,无不应有尽有,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消费需求。
“扬州繁华以盐盛”,盐业是扬州商业的支柱行业。
两淮是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区,盐产量最高,行销国内6 个省区,盐务机构两淮巡盐御史和盐运使司均设在扬州。
经营盐业的盐商拥有巨额盐业资本,明宋应星称万历时有3 000万两,清汪喜孙估计为7000-8000 万两,扬州盐商发展成为全国三大商业资本集团之一。
他们每年上交给政府的盐税,据王庆云《石渠余记》记载,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全国额盐税730 余万两,而两淮盐商为335 万余两,占44.7 %。
浅诚励H盐商饮食之风盐为百味之首,它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盐的购销历代多为具有垄断特权的专商经营,利润极高。
特别是明万历年间开始实行纲盐法,规定凡纲册上列名的商人可世代继承食盐运销权,无名者不得行盐,使得中国盐法史上的商人专卖制得以出现。
扬州一带,向为淮南大宗食盐及部分淮北盐集散和转运行销的枢纽。
因此,扬州盐商成为封建王朝特许的包销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食盐的运销,积累了巨额的商业资本。
这些盐商富殍王侯,他们在饮食上甚为挑剔,不断求奢、求精、求雅,这种对饮食的过分追求虽然并不值得大力提倡,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在客观上丰富了扬州的饮食文化。
1扬州盐商的饮食特点盐商是扬州历史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明清时期,他们在饮食方面亦俗亦雅,奢侈浪费,自成一派,形成了独特的扬州盐商饮食文化。
1.1 规模盛大,排场奢华扬州盐商实力雄厚,无论是家宴还是招待文人名土或接待官员,场面都十分盛大。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第六卷载:“初,扬州盐务,竞相奢丽,婚嫁丧葬,唐室饮食,衣服舆马。
动辄费数十万。
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
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
”[1]家宴即如此,要准备十多席,随时准备撤换,更不论招待外宾了。
一斑可窥,扬州盐商的饮食排场甚大、甚奢。
扬州盐商的奢华对当地百姓的饮食习惯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明万历《扬州府志》载:“扬州饮食奢华,市肆百品,夸视江表。
”清康熙《扬州府志》又载:“涉江以北,宴会珍馈之盛,扬州为最。
民间或延贵客,陈设方丈,伎乐杂陈,珍镣百味,一筵费数金。
”文中虽未提及民间宴席的具体菜肴,但不难想象其品类之丰富、菜式之精美、场面之壮观。
由此可见,扬州盐商饮食规模之大、排场之奢难有与其媲美者。
1.2 选料精细,菜式新奇扬州盐商菜对材料苛刻挑选、对做工求精求细,菜肴融会贯通且极具创造力。
扬州盐商之食绝不只求排场奢华,其食选料之精、做法之奇也是鲜有能及者。
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扬州画舫录》研究自明代中后期,两淮盐商崛起,迄于它衰落的清末民初,四百年间,曾是扬州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声势煊赫的重要群体角色。
尤其在清代乾隆朝,“其时扬州盐法全盛”,他们在淮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影响极大,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两淮盐商在获得大量的财富以后,仅将一小部分用以进行再生产,更多的钱财除报效朝廷、贿赂官府以外,就是用来挥霍享受,要么再做一些维护封建家族声势的“义举”。
“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
下焉者,则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已耳。
……俗所谓盐商派诚为弊俗。
”应当看到,其“上焉者”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对扬州地域文化内蕴(涵盖园林建筑艺术、书画艺术、学术文化、教育文化、戏曲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民俗文化等若干方面)的形成和丰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淮盐商既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这座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格局最终形或,也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兹结合李斗《扬州画舫录》等诸家记载,就以下几方面探究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的密切关系,并略述其促进扬州文化事业的客观贡献和作用。
一、两淮盐商和文人学士的交往业盐于扬的盐典富商多与文士学者建立或深或浅的联系。
这在《画舫录》等著述中不乏形象体现。
大盐商安麓村曾设计迫使书法家汪肤敏为之周旋、服务。
先是“延之弗就,就之弗见”,遂“使人要于路,掖之入,见则命书戏目数出”,而汪“为其所迫,书而进之”。
俟后良久,安方“迓于阶下,曰:…先生古君子,前特相戏耳‟”,“乃款留堂上,水陆竞献,笙歌错陈”,“所奏戏文,即为所书戏目也,尽欢而罢”,“归为麓村母书寿序一通”。
(卷二)即使著名文人与盐商间亦难免没有瓜葛。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时,安麓村就曾“赠以万金”(卷十)。
一些名士在盐商大量馈送金银的礼遇下,纷纷与他们交往应酬。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的现实意义一、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的贡献城市的魅力在于个性。
扬州城市的魅力在于文化,个性的文化。
扬州处在南北走向的运河与东西走向的长江交汇点上,凭藉其地理区位的得天独厚,营造出一代又一代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的兴盛景象。
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扬州才在文化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其实除晋商、徽商的功劳,其他地方的商人也愿意在扬州投资赢利。
扬州的文化成就得益于它对四面八方的人才与文化的吸纳,得益于扬州文化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
在家族聚居的传统乡土社会,封闭保守是其文化特征,兼容并包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是扬州正是以交流融合为其文化特长,它就像吸纳百川的大海,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各地的文化资源,加以融会冶炼,从没有中断和消亡,使之传承、发展、弘扬,彰显出个性,而独树一帜。
扬州是风光秀美的风景城,自然曲折的脉脉清流,秀石叠砌的池沼假山,鳞次栉比的楼阁亭台,城闽清梵的庵观寺庙,集北方妙景之雄,兼南方佳境之秀,成为“淮东第一观”,竹西最佳处。
扬州是人文荟萃的文化城,钟灵毓秀之地引动多少文人雅士云集寻胜,雄姿英才荟萃探幽,吟诗作赋,留下多少歌咏扬州佳景的华章;拈毫挥翰,作成多少描摹古城风韵的书画;孜矻探求,写就多少研究古代文化的专著。
运河碧水是滋养骚人墨客的甘甜乳汁,“烟花三月”又平添古城名邑的无限风韵。
地以人名,文因地著,文地交辉,使“人天美景不胜收”。
扬州是博大精深的博物城,笔补造化的书法艺术,神似取胜的国画艺术,气韵生动的雕塑艺术,五彩缤纷的工艺美术,淳朴深厚的风俗民情,奥博罕见的典籍收藏,古色斑斓的雕版印刷,乡土气息的戏剧曲艺,巧夺天工的园艺技术……这些异彩纷呈的艺术门类,扬州皆代有创新,独领风骚。
扬州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城,扬州屡经风云变幻,饱览人间沧桑,才迎来了今天的普天同庆、莺歌燕舞。
扬州的街头巷陌,处处流传着英雄感天动地的传说;邗城的古壁残碑,时时回荡着历史深沉悠远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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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与扬州文化事业贾行家一般说来,充满铜臭气的唯利是图,会熏染和扭曲高雅的艺术,让社会文化显得庸俗和浮躁,但是,这未必是个真问题。
从艺术从业者的视角看,功利主义会形成诱惑,但并不是强制。
如果被它引诱上了另一条路,只能说是自己不坚定。
扬州盐商对清代扬州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就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盐商中的很多人,或者附庸风雅,或者是真的爱好、真的内行,但都乐于为文化事业投入大量金钱。
他们这样做最明显的好处是,与士大夫建立关系,可以在主流社会获得名誉。
扬州的书院和学校,都是由盐商们捐建的。
扬州的洪氏家族,从明代开始就是盐商,他们专门建了座“洪园”来款待天下名士。
在扬州好谋生,也是当时书画家们的常识。
因为大批文化人流入,让扬州迅速成了清代文化艺术的基地。
明末清初的书画名家石涛,晚年就定居在扬州。
他当年在扬州还有个特殊的营业项目,就是为盐商们的花园建假山。
按他的设计垒出来的假山,非同凡响。
当时的富翁,都以请到石涛为园林画图为荣。
除了石涛造的假山,清代的扬州园林,还有很多细节追求。
有的能工巧匠模仿济南趵突泉,设计机械,造出了人工喷泉。
园林里会摆盆景。
扬州的盆景是中国五大盆景流派之一,有“以方寸之地浓缩天地”的名声。
园林不是还要养金鱼吗?在清代,扬州的金鱼也是贡品。
这种高端化、精细化的需求,会激发艺术创造力。
不只艺术圈,学术界也是如此。
在清中期,扬州本地形成了著名的扬州学派。
清代学术界有“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的说法。
对扬州学派的学者们来说,除了富商的资助,这里还有盐商马氏兄弟这样全国闻名的大藏书家,能为他们提供研究资料。
扬州学派里有个以狂傲著称的学者汪中。
他有一次扬言说:扬州府只有三个学问通的人,还有三个学问不通的人。
通人里,除了他,还有语言学大家王念孙。
48文化·碟影评踪《大清盐商》以扬州为背景,描述乾隆时期扬州几个盐商大家族在生活、经商过程中尔虞我诈的争斗和悲欢离合的心酸。
该剧将通过描绘扬州盐业的兴起、发展、繁荣和衰落,描绘扬州盐商与经济、园林、“八怪”文人、民俗风情、饮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展示历史上扬州的繁华。
一《大清盐商》的总策划是盛和煜,艺术总监是张黎。
上一次看到这一对名字的组合,是《走向共和》,该作品的水平和地位已经无需赘述,可那已经是11年前的事了。
《大清盐商》走的无疑还是古装剧的老路子,但有与以往古装剧不尽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正邪二元对立。
正因没有正邪之分,处处透着世故人情,才使情节人物显得真实可信。
比如说,同为开篇破题的钦差大人,与冷面王胤禛,海瑞海刚峰这样的国之利器、孤臣死士相比,《大清盐商》里的阿克占显得实在没有那么伟光正。
他一手收下盐商供奉的瘦马,一手又断绝四位总商的财路,什么驱虎吞狼、挑拨离间、口蜜腹剑、卸磨杀驴,阴谋阳谋都用尽了,其作繁华落尽——评电视剧《大清盐商》文_焚琴客风蛮霸,手狠心黑,与以往的反贪青天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很多细节也颇值得推敲,比如向盐商索捐,先收七十万两,再收三十万两,另收十万两作为关节费。
张嘉译饰演的汪朝宗立刻指正说,不对吧,关节费最多只需要三万两就行。
阿克占为什么要多收那七万两的捐输银呢,是为了充作国帑用吗?恐怕不尽然吧。
汪朝宗身上,体现的则是古代商人的一种柔性价值观。
阿克占自从执掌盐院以后,一招紧接一招,一套行云流水的组合拳,不给敌人半分喘息的机会;更厉害处,是招招打在要害上,不留余地,做事做绝。
而汪朝宗呢,既利己,又利人;既谋身,又谋国;事做得漂亮,人也做得漂亮。
清朝徽商圈子流传着两句话,一句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一句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汪朝宗向阿克占低头而不弯腰,跟鲍老板唱将相和,足见其深得徽商心传。
另外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角色,是马老板,那个播弄是非,是刀削豆腐两面光的马老板。
艺术欣赏清代扬州艺术市场的赞助与创作——扬州盐商与扬州八怪清华嵒《高枝好鸟图》扬州,古称广陵,是禹贡九州之一。
运河、长江交汇于扬州,在海运、铁路尚未兴盛之时,扬州成为交通枢纽。
隋唐以来,扬州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享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盛誉。
清华嵒《隔水吟窗图》扬州的繁华,主要得益于盐运和漕运事业的兴盛。
扬州滨临东海两淮地区,素来为我国食盐的重要产地。
时至清初,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两淮食盐产量与日俱增。
扬州得水利之便,成了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每年有十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扬州转运到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两淮盐运使的官署也设在扬州,无疑,则给扬州经济带来空前繁荣。
清华嵒《海棠白头图》嘉庆《两淮盐法志》也说:“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亏,动关国计”。
当时,来自各地的两淮盐商多聚居于扬州。
他们垄断盐运,大发横财。
清代史书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
清华嵒《桂树山雉图》当时扬州的八大盐商,拥资都在数百万乃至千万。
大盐商江春,曾奉旨借帑三十万给皇帝。
清代史书记载,乾隆南巡至扬州,江春一夜之间建成白塔的故事:“一日,帝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纲总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盖南人未曾见也。
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
清华嵒《禽兔秋艳图》次日,帝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
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由此可见盐商豪富之一斑。
然而,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定威望与地位高下的社会。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以经商而襄丰箧盈的商人,往往被人视之为暴发户。
清金农手札他们纵有财富百万,但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为封建官僚所不齿,为诗书举子所藐视。
乾隆年间,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期间,曾与文人墨客举行“虹桥修禊”盛会,但规定“凡业鹾者不得与”,就是说,盐商不得参加文人士子举办的各种诗文活动。
扬州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扬州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分类:教学研究•作者:朱煜•字数:2875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第2期[关键词]扬州城市史,扬州学派,扬州盐商,扬州近代化,研究述评[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8 9—05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及施坚雅、刘易斯·芒福德等海外学者的城市史著作被陆续译介到我国,城市史研究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扬州晚近城市史(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研究作品亦颇为可观。
本文试对其研究状况进行初步梳理,并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意见,以备学界进一步探索之参考。
一、研究的发端及整体概况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在我国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
毫无疑问,城市史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但“城市是一个众多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容了一个社会所有的现象”,而城市史则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野,“既不同于以政治为主要内容,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写的一般编年史,也不同于仅探讨某一特定领域问题的专史,更不同于旨在整理、研究、保存史实的地方志、城市志”。
在我国,虽然早就有记载城市风貌的书籍,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等,不过,这些书大多属于地方志或地方史性质,并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
正如著名学者陈桥驿在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文版)一书的“后记”中说的,城市史研究“不同于地方志的编纂”,诸如“叙述城市的历史沿革,考证城市的地名由来,探究城市的人物掌故以及坊巷俚语、市井逸闻”,“这样的研究决不应该作为历史城市研究中的主流”:“罗列现象,不能代替深入分析。
考证当然是必要的,但考证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证,揭示城市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