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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从经济基本结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与需求是对称的范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
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决不仅仅是供给侧一方存在问题，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存在问题。
仅靠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平衡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后果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要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用增量促存量，为此必须在经济基本结构中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
生产资料投资长线劳动者生产资料产品（基本建设）投资劳动工具供给结构经（供给侧结构）济劳动对象消费资料产品基短线（产能）本生产资料投资需求（包括基本建设投资需求）结构长期投资需求消费资料投资需求需求需求结构潜在需求：消费预期（需求侧结构）消费需求短期现实需求：消费经济基本结构模型从上述基本经济结构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
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
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
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
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
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
陈世清：论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与需求是对称的范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决不仅仅是供给侧一方存在问题，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存在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没有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仅靠单向度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平衡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后果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必须进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适当提高总需求，而是调整需求结构。
要真正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增就业，惠民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相辅相成，充分发挥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引导作用。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在经济结构中的定位。
生产资料投资长线劳动者生产资料产品投资劳动工具供给结构经（供给侧结构）济劳动对象消费资料产品基短线本生产资料投资需求结构长期投资需求消费资料投资需求需求需求结构潜在需求：消费预期（需求侧结构）消费需求短期现实需求：消费经济基本结构模型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
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
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
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
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我国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就是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和做法作者：胡鞍钢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7年第05期加法是提供有效供给，减法是消除无效供给，乘法是创新驱动发展，除法是防范风险。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对中国经济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的主线，它的提出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正确理解并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避免误入实践误区，既要有短期任务，也必须具有长期战略。
改革的三大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三个逻辑上理解，第一个是历史逻辑，第二个是理论逻辑，第三个是现实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我们认为，中国本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都在推进这一方面的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发展内涵的高度概括。
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不是“里根经济学”。
里根提出供给经济学的时候，美国的城镇化率已高达74%，而且美国的服务业比重远比中国高，发展阶段也不一样。
我们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和1980年美国的不同在于，即便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也只是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
直接把“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应用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然会张冠李戴、开错药方。
因此，绝对不能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
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因此，“十三五”时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促进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优化，进而降低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风险，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对的平衡和优化。
这就是现实逻辑。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主体化改革原载：大公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行市场主体化改革，通过突出主体性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不是统计数据造假）就可产生。
生产力和GDP的根本区别是人。
人有两种：主体——具有自组织能力、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个体和组织；负主体：不为社会创造财富、阻碍社会发展的个体和组织。
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主体性关系——主体间关系；负主体性关系——负主体间关系。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主体性的逻辑。
市场的主体性活动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突出经济活动的主体性与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西方经济学家既否认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又否认经济活动的主体性。
由于受GDP思维方式的支配，张维迎不懂得什么是生产力，把生产力发展和GDP增长混为一谈。
“访谈人：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共同合谋推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
你对此怎么看？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
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
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 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成了。
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
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①张维迎在这里偷换了两个概念：“盲目追求GDP”和“追求GDP”，似乎不管是假冒伪劣还是垄断投机形成的脱离价值的价格乃至泡沫，只要是能卖出去而不是“生产出来搬到库里”或有价无市的GDP都不是盲目的GDP。
陈世清：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二）供给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首先就是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的关系。
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
应该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
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
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
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
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
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
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
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
体现了GDP发展观的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理论与政策不是科学发展观。
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就是知识运营——知识增长型的增长方式。
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
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
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
浅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
这主要得益于过去需求侧改革的发展思路。
这种改革思路主要是通过扩大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增长三驾马车构成的总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但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譹訛。
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施供给侧性结构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工作的必然选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性条件近几年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结构性的问题，已经进入到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性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生产成本提高在企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上升本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主要有劳动力成本、技术进步成本、环境成本以及自然资源成本。
从劳动力成本方面来看，最近几年劳动力年龄人口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导致人口红利逐步减退。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未富先老问题在我国凸显的越来越明显譺訛。
老龄化发展速度加快，就会推高劳动力成本，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落后于劳动力成本，加大企业用工成本。
在自然环境方面，国家对自然环境保护和整治力度逐渐加大，企业治理污染方面的成本相对比过去明显增加。
技术进步成本是指企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加大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
在自然资源成本方面，近年来矿山、土地、森林、水等资源的使用成本都在不断加大。
二产品供需错位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大致平衡，是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
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
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
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
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
再生生产力是再生型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
改革开放发展是提高再生生产力的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是手段，发展是目标。
发展之所以不同于增长，就是因为发展是系统工程，是通过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的浓缩；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展开，它们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方向、途径与过程共同组成了对称的系统工程。
对称的系统工程就是提高再生生产力使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
提高再生生产力的改革与发展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
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
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全面的。
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
陈世清：什么是智慧大健康产业提要：智慧大健康产业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是包容性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运作模式，是智慧经济系统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幸福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智慧经济大健康包容性发展新兴产业形态科学发展观智慧大健康产业，是以智慧经济来定义、定位健康产业，把人的健康作为社会全息系统工程来开发建设运营的新型业态，是智慧经济、幸福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健康，狭义指人的身体健康，广义包括人的身心健康。
人的身体健康与心灵健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人的身心健康由多种因素决定，除了身体因素，还有社会、精神因素。
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全息元”；以人的健康为核心的智慧大健康产业，是综合、横跨五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社会系统工程。
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使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有机统一、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
由于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全息元”，所以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获得健康。
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
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
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
“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包容性发展的指数就是社会大健康发展的指数，就是以人的身心健康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指数。
通过智慧经济的理论与模式实现包容性发展指数的全面提高，是智慧大健康产业的理念、宗旨与运作模式。
智慧大健康产业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式，是包容性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运作模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要举措。
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发展由注重强调市场需求的“有没有”向注重供给的“好不好”方面的转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理论内涵,是解决经济发展“滞胀”的有效对策，与需求侧管理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做好“转型、创新和改革”方面的工作，才能真正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一) 消费供给跟不上消费升级步伐这些年，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增厚，消费转型升级引发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日益突出。
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给人的错觉却是消费能力不足.事实上， 2014 年我国消费者的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 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销售额近一半。
不少民众到国外抢购智能马桶盖、化妆品、婴幼儿奶粉等商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国内省内初级消费市场已经饱和，产品供给体系总体上仍是以规模化、标准化产品为主，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一些企业“埋头苦干，拼命生产"，致使库存积压、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甩卖，令人痛心。
这种漠视市场实际需求的经营行为，就是典型的供需脱节。
（二)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按照凯恩斯的定义，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贴现率，这种贴现率正好使一项资本物品使用期内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等于这项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或者重置资本。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国内投资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呈现出明显降低的趋势.从2008 年到现在，每新增1 元GDP 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投资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引起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增加生产成本也就相应地降低了投资回报率。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挤掉房地产泡沫原载：大公网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挤掉经济泡沫。
不是只有虚拟经济有泡沫，实体经济也有泡沫，房地产泡沫就是实体经济泡沫。
只要搞清楚反城市化与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泡沫就会马上破灭。
什么是房地产泡沫？茅于轼：“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不解决这个问题，而用行政干涉，力量是有限的，市场力量远远超过行政的力量。
当然，现在房价高是有行政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就会涨价。
……需求方面就是大家的钱没有地方用，就去买房子，而且又有通货膨胀，存银行利息是负的，房价还在涨，很自然大家就去买房了”，“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有一天泡沫破灭，房价就会掉下来”（茅于轼：《中国房产泡沫将会在一两年内破灭》，茅于轼搜狐博客， 2011.5.12 ）茅于轼这段话蕴涵一个悖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与“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有一天泡沫破灭，房价就会掉下来”。
既然房价高涨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哪来泡沫？既然是泡沫又怎么会是“供不应求”造成的呢？“供不应求”竟然能造成泡沫，“供不应求”引起的涨价居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泡沫，这样的泡沫“有一天”也会“破灭”，是否违背了他到处兜售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利伯维尔场与价格决定论基本原理？他的“房价泡沫论”与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价格决定论二者必有一假，这就是上述茅于轼高论中的悖论。
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领军人物的茅于轼先生居然也会出现悖论，我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在不敢恭维。
实际上，茅于轼的上述悖论并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主流经济学阵营——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不对称，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出现悖论的内在必然性。
上述“茅于轼悖论”只是“主流经济学悖论”的典型。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
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
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
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
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
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
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
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
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
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
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
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
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
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
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
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
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
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
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
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
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
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
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
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
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
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
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
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
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
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
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
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
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
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
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
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
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
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
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
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
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
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
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
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
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
作为系统工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
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
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运用财政手段。
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
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
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对称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家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
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
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