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笔下的下层人民生活的现时代意义

浅析契诃夫文学形象的现时代意义（中文072 孙淑奎学号：20071314203）摘要：契诃夫的作品所描写的社会事实多集中在小人物身上，这种小人物也正是社会的底层人物。

在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心中，作者的思考穿越时空的隔膜一直到今天依然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

本文就作者文风形成的社会原因和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联系现时代意义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字：契诃夫；现时代；意义；讽刺看契诃夫的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契诃夫的笔下，他所描写的社会事件，社会人物，大多集中在社会的下层。

作品中的讽刺时时刻刻体现着对社会下层民众的关心。

我们称这种下层人民叫做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而契诃夫善于刻画最普通的“小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生活片段的发掘，表达对他们“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情感，同时以“小人物”的命运揭露当时俄国社会急需改革的诸多社会弊病。

[1]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小人物形象一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很深的社会教化和讽刺意味。

我们今天之所以学习某些作家作品，可能和该作家的社会政治以及这个社会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关注民生疾苦的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会有自己不衰的意义。

“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有一心为民的作家才会永恒。

个人认为，文学史上留名的无非两类，情圣和民圣。

伤愁离别，苦闷情仇属情圣；辛劳疾苦，痛斥为民为民圣。

而契诃夫的作品则为“民圣”。

因此，契诃夫的作品一直到今天依然有很深刻的讽刺教化意蕴，我们不能否认契诃夫所提出的某些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还在很深刻的讽刺着这个社会。

同样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作者为什么会产生民众化的视角来进行现实的讽刺和思考；这种思考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同时这种讽刺下的人物今天又是如何的存在。

一、作者的生平决定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视角契诃夫出身贫穷。

在文学史资料中都有描述，笼统的讲，契诃夫少年时期清贫孤苦的生活，使他饱尝人间的饥饿、寒冷、疲乏、忧患等困顿，这也给了他广泛接触小市民阶层的机会，他深深感受到“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和冷酷无情等坏习惯，为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素材。

[2]在朱维之先生的《外国文学史》中，1890年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年份。

1890年4月至12月，契诃夫到当时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对那里的居民，囚徒等生活在这样一个恶劣环境下的民众进行了走访，而这次库页岛之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让作者为底层人民呐喊；政治化一些来说，使作者开始不满于统治者，并有深感。

这是作者文学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

”弗洛伊的观点认为，童年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影响。

那么作者童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让他更加了解了社会，在作者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又有库页岛之行，由此，作者对社会的认知就值得我们去深思。

然而作者始终是乐观的，从契诃夫小说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来看，幽默和讽刺自始至终贯穿于他创作和生命的全过程，即使是后期的创作风格转化为严肃和冷峻，也不乏幽默的笔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要坚持向妻子讲述幽默的故事。

[3]契诃夫的童年和一些基层的人生经历为他的创作下层人民生活和社会的丑恶提供了不竭的素材，对一个社会之所以有批判无非是两点：对这个现实社会的不满，对现实社会的爱。

作者也是希望在批判之下这个社会有所改观。

我们在评论易普生的作品时称易普生为问题小说家，其实从另一个层次来讲，契诃夫也是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上提出了问题，留于世人解答。

就契诃夫的童年生活来看，今天的社会意义也是显著的。

我们很容易想到基层两个字。

现在的干部到基层锻炼学习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去了解社会的基层是什么样子，从而认识问题，认识在现实生活中该如何去为基层做事。

包括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可能他们一直就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基层是什么样子，因此需要到社会的下层去体验，感悟。

一个处庙堂之高的人提出来的口号只会空洞无物，比如提出“看病不贵”、“住房不难”类似的口号。

二、作者对当时社会管理制度腐化的思考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思考在契诃夫的多个作品中，都牵涉到了管理者和下层人民的冲突，并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管理者往往是基层管理者。

一个社会腐化在根末上，那么这个社会就接近于崩溃。

当基层管理者一味的阿谀奉承，给上层办事，看上级脸色执行政策，讨好上司，而不顾被管理者的呼声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管理者就是一个社会的玩偶。

基层管理者的不幸正是社会的悲剧。

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点是，我们看来或许觉得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很相像，这种文学典型依然很广泛的存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讽刺具有超时代意义。

在《变色龙》中专横跋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

最突出的是奥楚蔑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

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

善变是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

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

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

(参看脚注1)《小公务员之死》写的是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在剧院里的一个小“不慎”将唾沫溅到了坐在前排的将军级文官身上，小文官惟恐大官人会将自己的不慎视为自己的冒犯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弄得那位大官人由哭笑不得到真的大发雷霆；而执着地申诉自己毫无冒犯之心实属清白无过的小文官，在遭遇大官人的不耐烦与呵斥后竟一命呜呼。

一个人竟丧命于自己的喷嚏？其实，这小文官丧命于他自己对达官贵人的恐惧。

他一心想以道歉申诉去排遣内心恐惧，尽管那大官是“别的部门”。

（参看脚注2）这些社会体制弊端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不是今天就彻底平息了这种弊端？那么这些公务员究竟是个人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契诃夫只提出了问题，不去解决，这是一个很明智的抉择，因为这种问题不是文学所能解决的。

如果文学非要强加以解决，将会带来第二个“在病房中”或者“野百合花”似的悲剧。

三、底层人民精神和倾诉的痛苦和孤独我们看《苦恼》这篇文章，他描写了一位马车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想找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第一次是一个军人，第二次是三个年轻人，第三次是一个看门人，第四次是一个和他一样拉车的车夫，万般无奈之下，在风雪之夜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

作者以朴实的文字深化了姚纳的悲苦：“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

要是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那苦恼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似的。

”作者把四类不同的人与一匹马形成对比，人与马对话，看似荒诞可笑，实则具有强烈的艺术真实性。

[4]那么就这里而言，其实就给我们一个暗示，我们想要言语，但是没有言语的方向和出路，最终能够倾听我们的不是当时的人，而只能是一个动物。

这就体现了社会的冷漠。

深入的思考，我们真正需要倾诉和需要来倾听我们的是谁？是统治者。

作者看来，认识世界，而理性的呼唤却得不到回答，展现在人面前的世界是模糊混乱，不可认识的，人与世界、人与环境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痛苦。

契诃夫小说的最主要特征是其荒诞性。

作家以十九世纪末期的俄国为背景，揭示了人的生存境遇的无奈与荒诞。

作品中的荒诞意识不仅反映了契诃夫反传统的精神特质，而且也表现出他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对人类终极义的关注[5]，这种关注也体现出来了作者了解基层人民需要被倾听和被言语的境况。

结合我们今天的现时代意义，这种倾听和言语我们是否都做得很好了，这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事实。

我们一方面在广开言路，言论自由的同时可以随意阐发着我们的歌功颂德之音，一方面又在遵循着“文艺为革命”的道路，一方面又有有言语而无法说无处说的尴尬，这些是契诃夫对于我们精神和倾诉的痛苦和孤独的再现。

同样的，契诃夫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并展示他们在俄国社会中的悲惨处境。

他们对待“小人物”的态度是一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既同情“小人物”所遭受的压迫和侮辱，为其悲剧命运鸣不平，又批判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如愚昧、麻木、庸俗、保守和不觉悟等。

正如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所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这种悲剧的根源就来自于人民精神和倾诉的痛苦和孤独。

四、对社会的佯装稳定性的思考契诃夫笔下不乏幽默和讽刺，可是在某些幽默讽刺的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从表面来看社会是稳定的，和谐的。

《套中人》中的“套子”是一个新奇、独到的意象，它集中外化于别里科夫的形象，成为扼杀一切、禁锢一切的专制的象征。

此“套子”即使在主人公死后仍猖獗横行，从而使它又具有了全人类历史的更进一层的象征内涵，这种新与旧的斗争不仅是俄国社会的状况，人类历史总在交替时期存在这种对立，作者赋予“套子”更高、更广、更深的内蕴，以此象征、概括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羁绊与阻力。

[6]但是这种情形下我们看不出来社会那里有什么不安，一切都是装在套子里面的，我们无法预知，可是一切又是被束缚的，我们无法突破。

那么我们结合我们现时代来看，社会依然是一个套子中的稳定因素。

可是这种稳定又是变化的。

当我们一味的自认为和谐美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我们是否也在套子中。

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要揭示出生活的内涵，剧本的象征性与现实性紧紧结合着，它的象征目的无论指的是某种意志力量，或者指的是某种意志力诗化了的人格，都扎根于坚实的生活土壤。

让我们通过这种佯装的社会稳定区思考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

总之，契诃夫的戏剧创作赋予了戏剧性以新的含义，戏剧性不再是表面上精巧的戏剧结构和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包含着诗意的一种“内在”的戏剧性。

在作者众多的巧妙文本意象和文艺讽刺中，突破了时空的间隔，对今天依然有很深的讽刺意味，并且这种关心下层人民的精神也将不会被磨灭。

参考文献[1]于俊龙.契诃夫短篇小说批判思想的转变[J].考试周刊2010(4)[2]肖娜.契诃夫小说不同时期的幽默与讽刺艺术[J].肇庆学院学报2009(5)[3]肖娜.契诃夫小说不同时期的幽默与讽刺艺术[J].肇庆学院学报2009(5)[4]肖娜.契诃夫小说不同时期的幽默与讽刺艺术[J].肇庆学院学报2009(5)[5]姜晓洁.论契诃夫小说的荒诞性[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1)[6]吴童.论契诃夫创作的现代主义特征[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