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五彩人物纹饰之具象内涵及色彩意境

论康熙五彩人物纹饰之具象内涵及色彩意境摘要：以分析法和归纳法为手段，在全面考察康熙五彩纹饰基本形态的基础上，探讨康熙五彩人物纹饰的具象内涵及色彩意境。

此纹饰虽为装饰语言，但深层次的研究文化心理语言，还是无几，所以，试图从具象艺术的主调及思想内涵，色彩意境的儒家观及写意化，分析其两角度的传统中国美学文化语言，以为研习者作抛砖引玉之用。

关键词：康熙五彩；人物纹饰；具象内涵；色彩意境中图分类号：j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59-02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里，人们对艺术的狂热与追求可谓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尽管人人都有欣赏、享受艺术的权利和欲望，但非人人都能读懂艺术及感受其魅力，现节选五彩瓷器中具有代表性时期的康熙五彩人物纹饰加以分析，因此时段的陶瓷艺术品时间相隔久远而难以理解，这诚需我们研习者从多维视角来辅之分析，且又因现研究五彩人物纹饰者好从笔墨、技法出发，而多忽略了人物纹饰的内涵和色彩，故“拾骨以还父”溯本清源，对其纹饰的内涵和色彩的探究就是对康熙五彩画特点的再认识。

一、康熙五彩人物纹饰具象艺术的主调及思想内涵中国古代绘画因具象写实不单就为再现物体的真实性而创作，像西方的绘画“基督受刑”、“圣母谢世”等，多半以传神会意为主出现，因此其具象内涵不容忽视，虽现今有诸多文章阐述艺术内涵文化，可多以哲理角度分析，而从艺术角度论述多在绘画理论框架下呼吸，但从特定时期瓷器人物纹样的角度做陶瓷绘画艺术的中国文化分析却不是很多，为使大家对装饰在“五行”之艺形体上的一种绘画艺术语言有所了解，特从以下因素分析。

1.文人精神世界的阴柔主调按照通常习惯理解“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画者，从于心者也”，即武将善画者，应阳刚硬朗，可“中国画从无名的画工手中转移到文人士大夫笔下以后，客观事物的形的主导位置逐渐让位给创作主体内在的情，宣泄便成为绘画的重要功能了。

”[1]这种情的宣泄，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周易》的阴阳核心影响，逐渐在绘画领域演变成阴柔与阳刚成统一且阴柔唱主调的艺术效果。

那么在秦汉时期阳刚壮美，唐以后走下坡路，如若以国力和社会体制来考虑，那康熙时期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时期，为何人物纹饰也表现出一种阴柔，秀里秀气的效果，这与康熙时期的东方大国不相吻合。

深层剖析来看，自宋以来政治体制的主宰多靠文人来把握方向，虽受武力牵制，但风气与统治，多靠文来安邦，这也使文人生存的空间扩大，但带来发言与行动效益的同时，必然要面临政治上的风险，为身心能呼吸一口轻松的氧气，故此多半采取独善其身的心理模式，不论价值取向正确还是错误，文人都以此来平衡自我的心态完善人格。

像康熙时期的明史案、南山集案、朱方旦案、王锡侯案等，必然会催生文人的抒情多以“退”“独善”阴柔为主，以避锋芒且内敛不张扬。

基于题材内容来看，不难发现，仕女各个柔气过重好似染了风寒；武夫将士多了几分女气美，而少了男性气概硬硕健朗的力量感；婴戏刻画的童趣十足，却整体阳气不足；神话戏曲虽境界超俗，可刚的发僵、柔的纤弱。

作为一种装饰题材的纹样，虽艺术可创可塑，但素材的加工化，多为人内心的写照，即外在因素过强时，内在必然要找寻切入点以平衡阴阳，文人恰恰利用了这种阴柔内敛效应并加以转化，生成了一种根植艺术形式的精神境界。

2.形动而意静的含蓄思想纵观康熙人物纹饰，不难发现所绘人物均呈动态之感，或躬身行礼，或跃马扬鞭、对弈闲谈等，程式化强烈，几乎概括为c形及c形的变体运动形式。

人物纹饰看似动感十足，可内在却是一种静谧。

如图1图2，画面所绘男性均呈各种姿势，整体效果为动，剔除视觉干扰，细品里面形式，这种意静的含蓄思想自然明了。

汉之前中华民族尚处形成阶段，战争、瘟疫、灾祸充斥着生活，人类为了抗衡自然并与之和谐，这种“动”成了主宰，如画像砖上的祭祀、狩猎等劳动场景，从隋唐开始这种“动”开始退出舞台，衍生成复杂的气韵生动。

作为精神领袖的士大夫文人们，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求理想的倡导和传播，自然笔墨一挥时，这种“静”的思想就流露到美术作品中。

经过文人画家的探索与追求，这种“静”就与美结合起来，产生了内在文化影响下的含蓄意境美的思想。

这种情与理的统一、情与景的统一，创造出了意境，这意境里的含蓄思想，为画面的遐想空间提供、烘托了深邃的气氛，排除了世俗的杂念私欲，引诱观者在欣赏时，深思熟虑，凭借思考在意静的氛围中自有徜徉[3]。

二、康熙五彩人物纹饰色彩意境的儒家观及写意化绘画的气息乃色彩，就像文学乃语言、音乐乃旋律、舞蹈乃身韵，绘画艺术的自律性要求人们必须关注色彩。

五彩必须要谈及纹饰色彩，现对康熙五彩人物纹饰色彩构成的意境做以分析。

1.儒家的色彩气质观儒家思想在规范借鉴与道德说教上均有体现，而且具有传统的独特审美风格和欲情欲意的鲜活情感。

现今中国绘画领域在研究中存在一种奇怪的缺陷，即在视觉的传达上，审美感受的理解上，个体情感的表述上都充属于佛、道思想与态度的统领之下，忽视了儒家思想对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的影响力量[4]。

认为大部分诗人、书法家和有一定哲学思想的画家与儒学无关联。

基于此点，作为华夏子民多以儒家思想为信仰的国度，不可不波及文人画，故不言此而言彼亦为憾事。

儒家经典的色彩观源于“绘事后素”的对话后变成了“色彩理论”，“绘事后素”的解释也颇多且具争议性，但归一点即为中国绘画色彩的无上追求。

凡画设色，都以火、热、躁、烈为大忌，则以和谐、纯净为上。

细研五彩人物纹饰设色，因材之限，多以红、黄、绿、蓝、紫为“素”组合，鉴此搭配亦呈绚烂多姿、光艳浓烈之效，可浑然天成的魅力是宁静、幽远、自然、平和、脱俗，恰受孔子“素”之思想的熏陶，亦表现在儒家色彩观的和谐、纯净、清朗的色彩气质，此康熙五彩人物纹色彩的和雅、内敛情感与儒家的色彩气质汇同一起对文人画（特指陶瓷绘画）的色彩要素起着内在心理积淀的影响。

诸如“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于彩色相和，和则神气生动，否则形迹宛然，画无生气。

”[5]2.色彩意境的写意化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用色不与自然物象设色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随心所欲调配变化，因为其根本目的不在写真，而是注重装饰性的效果，来达到抒发情怀的目的，所以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之色彩是情感化、装饰化、写意化的[6]。

中国绘画之色彩也不是照搬照写，不是简单地去模拟瞬间的光暗冷暖变化，而是打破环境色的束缚，运用色彩的对比变化和情感特征、象征性等灵活地使用色彩[7]。

康熙古彩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色彩表现的意味形式也是写意的，受工艺条件所限，只局限几种颜色来表现大千之色。

以写意风格为主的康熙古彩人物纹饰贵在它那浓郁的装饰性和寓意性，古彩艺人根据立意构思，将色彩注入了生命活力的主观民族情感，运用设色的象征性与概括性手法，丰富的表达出康熙古彩人物的写意气质。

“美在大红大绿”的古彩色彩特征正如胡美生教授如是说，这种强烈的对比特性与“随类赋彩”的方法创造出古彩的写意风格，而“一色多用、象征示意”“以少胜多”的夸张设色手法，正是古彩的可贵之处[8]。

“一体数彩”、“全局调配”的设色方式也是五彩写意的常用表现技法。

康熙五彩的色彩写意是基于欣赏者的生活概括理解，是对客观事物的深入感悟，虽俗而雅，表其内超其外，深刻的反映中国文化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

三、结论康熙瓷器人物纹饰作为中国画的一种绘画艺术形式，它的内涵应该置于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整体中考虑。

从中华民族体系尚未成熟阶段来看，多战争、恐惧，所以物质、精神表达多张扬，随着大一统的到来，文人思想引领精神世界，故此他们的“独善其身”思想在绘画领域展现得内敛，至清代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显现得更加阴柔，并成社会的一种格调。

对于在气韵上的整体把握，我们可以领悟到“动”是变的，而“静”是不变的，这种程式化的动势，虽使画面生动而不千篇一面，但康熙瓷器人物的弊端就是，扭捏没那股精气神，可优点是，它背后的意境所流露的“静”，让人有无限大的空间发挥，来弥补程式化的不足，从形动到意静的发展，正是中国绘画的一种含蓄思想的发展，其特征构成了中国画的精神领域。

它的阴柔、它的含蓄，都成为我们研究康熙瓷器人物纹饰，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这种内涵使我们能更进一步加深认识和理解，以为后续瓷器爱好者研究和鉴赏做铺垫用。

康熙瓷器人物纹饰作为中国传统五色观的一种色彩文化载体，它的意境因素要融入中国正统思想中去思考。

中国思想意识流自“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正统，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体制变革发展，作为上层社会的儒家主导思想，必然从广度与深度上影响着社会生活，作为实用与欣赏为一体的瓷器来说，也是首当其冲受此波动，康熙五彩人物的色彩意境所营造的浑然天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同儒家“素”之论不谋而合，其色彩气质观就是儒家的色彩观。

丰富的内涵也需要丰富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来，这种大红大绿的“素”之美的儒家色彩观，其然也要通过传统美学思想艺术的写意来表现，康熙五彩人物的“随类赋彩”设色手法基于一色多用、一体数彩，整体调配，象征程式的写意形式谋篇布局，注神态，高精神，品意境，画神韵，这种色彩写意手法的运用，必然使其意境带有孤寂凄清、雄浑壮丽、沉郁忧愁、和谐静谧、开阔苍凉、高远辽阔、幽静深寂的感情色彩，这种“诗画一律”交融的情感色彩意境，恰恰是诗画一体，诗画合一的写意体现。

参考文献：[1]孟固.传神与会意—从中国画看中国人眼中的自然和自然中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14，144.[2]姜宏宇，宋魁彦.试析清康熙瓷器人物纹饰艺术特征[j].美与时代（上），2012，（10）.[3][美]高居翰.中国绘画理论中的儒家因素[c]//张保琪，译.外国学者论中国画.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6：28.[4][清]方薰.山静居画论.[5]宁钢，刘芳.康熙古彩艺术[m].学林出版社，2001：155.[6]王菊生，姚阳光.中国绘画学概论[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366.[7]宁钢，刘芳.论康熙古彩的写意特征[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