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看中国 制度崛起才配称得上大国

郑永年：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

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解体的现状。

最近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个事件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会群体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关注。

人们是否在作真正的内心道德谴责不得而知。

即使有，光有内心道德谴责已经远远不够。

那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

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

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

但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在社会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必要再简单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

这里引用《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的一则题为“女童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农妇施援手称不怕被冤枉”的报道。

“两岁的小悦悦（化名）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

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

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

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

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

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

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

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

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

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

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

生死关头，一位身材矮小的捡垃圾阿姨发现了悦悦，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试图扶起悦悦，但悦悦已经瘫软。

心得体会材料:《大国崛起》解说词第十二集大道行思（结篇）【序】19XX年1月，苏联红军从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下解放了波兰首都华沙。

人们陆陆续续开始回家。

老城广场，已是一片碎石。

陆续回家的人们来到这里，喂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鸽子战争就要结束，人们相信和平已经来临。

半个月后，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议战后事宜。

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

然而，这幅政治版图不久便被画上了新的标记。

一年后，丘吉尔说了这样一句名言：“一道铁幕已在整个欧洲大陆降下。

”和平鸽无法穿越这道铁幕，世界被划分为东方和西方。

六十年过去了。

世界格局再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俄罗斯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与六十年前三个大国在雅尔塔秘密安排世界秩序不同，这一次，莫斯科请来了六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

但真正唱主角的，却是乘坐六十年前苏联军用卡车前来的2XXX名二战老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有数千万公民失去了生命。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各国首脑和历经沧桑的老兵，一同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这一刻，历史离我们不再遥远，也不再是记忆的负担。

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

忽视过去的国家，面对世界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有迷失方向的风险。

走过六十年，回首五百年，一路巡看交相兴替的大国演变，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大国之谜1492年10月12日，这一天，大西洋强劲的信风将哥伦布的船队送上了梦寐以求的新大陆，也就此吹开了隔绝各个大陆的无形屏障。

从这一天起，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

正是他们，用激情划破了海面幽蓝的平静，满载着贸易货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财富的雄心鼓荡下，启动了大国的旅程。

从此，大国、强国的兴衰，将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

相互的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所有剧情的走向。

从鸦片战争前历史对比看中国落后原因——资本对封建的胜利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9班杨镇远135203719世纪，中国发生了三次灾难性的战争：1839年与英国的战争、1856年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以及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

三次战争中，中国遭受的屈辱性的惨败，逐渐地将中国的落后彻底暴露无遗。

中国经受的屈辱和灾难，其实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历史累积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失败，其实正是输在了社会形态上，封建社会输给了资本主义社会。

（一）中国政治的落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虽然仍然存在着“国王”，但经过光荣革命，一部《权利法案》正式标志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国王”已成了“虚君”，英国政治上是事实上的“虚君共和”。

而中国，不只是鸦片战争前，乃至辛亥革命前，都一直维持着君主专制统治！英国革命前，政治开明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有着与霸主西班牙一战的力量，但随即宣扬“君权神授”的斯图亚特王朝从苏格兰入主后，英国却被西班牙战败。

但看英国这一段历史便已经可以看出专制制度对于民主制度的落后。

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便是更胜伊丽莎白时期的民主，反之，中国的封建专制则与斯图亚特王朝如出一辙。

民主制度的确立，可以使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加科学，有利于权利的相互监督和制衡。

而专制制度下，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方针，则很可能决策错误而导致失败。

英国的《权利法案》将国王的权力限制在了法律的框架下，“王在法下”，国家由议会实际领导，从而能够科学决策。

而中国，“君权神授”，无论对错，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历史已经证明，君主立宪制带领英国走向了“日不落帝国”，而封建专制给中国带来的决策是“闭关锁国”。

因此，从政治上，封建的中国就输给了资本主义英国。

（二）中国经济的落后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封建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

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很快便开始了工业革命，讲英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但中国社会，仍旧充斥着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经济十分弱势。

《为中国辩护》读后感----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辩护》是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一系列评论文章。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首先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因为它较准确地表达出来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作者对于“中国威胁论”等妖魔化中国的不公正言论的反击，表达了我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信心，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是作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辩”清历史与现实，讨论并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所面临的挑战，以此来为中国出谋划策，维“护”中国的可持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接下来，我将结合本书中的内容谈谈我自己对于中国崛起的认识。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家，并且有望在未来数十年内超过美国，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正在崛起，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但是中国的崛起并非全方位的，它更多地表现在了经济方面，而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之路并不平坦，有很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在阻碍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验在苏美冷战结束后，苏联倒下了，美国建立起以了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秩序体系。

中国想要另起炉灶已毫无可能，被迫加入了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但是中国的这一历史战略抉择是明智的，中国大力进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

为此，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这一举措符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让中国在经济融入西方体系而促使政治上的“和平演变”的设想，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存在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因此，当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能够在取得经济上辉煌成果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是多么得难得。

中国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它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用近年来很火的一个词说就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有机组成的系统，它的核心是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通过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相互关联和加强来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成就有赖于这个模式。

政治大国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政治大国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地位的国家。

它在国内有稳定的政治体系，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下面是政治大国的三个必备条件：一、稳定的政治体制：一个政治大国首先应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

这个体制应该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管理和决策机制来应对国内外的不同挑战和问题。

政治体制应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此外，政治体制还应具备有效的反腐败机制，以确保政府官员廉洁行事，并为公民提供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

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个政治大国还应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个政治大国应该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和经济发展机会，并有能力应对不同的经济挑战。

此外，一个政治大国还应该具备先进的科技和创新能力，以保持竞争力，并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持。

三、强大的军事实力：除了政治和经济实力外，一个政治大国还应该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

军事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保护自己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

一个政治大国应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并有能力保证国土安全和参与国际维和行动。

此外，一个政治大国还应该能够与其他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在需要时与他们合作。

综上所述，一个政治大国应该具备稳定的政治体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这些条件相互关联，互为支撑，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在全球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同时，这些条件也为国家提供了保障，使其能够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就必须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郑永年：百年来中国走出世界低谷的艰辛历程世界需要一个秩序。

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必然会出现，因为各个体之间基于利益之上的互动，会导向这个秩序的出现。

在实际层面，不同形式的秩序也是一直存在着的。

这个基本判断是讨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前提。

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一个国际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再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也并非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

不管中国如何强大，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不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

更精确地说，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简单地说，中国能够确立或者参与确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决定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相关阅读—-郑永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当今世界的无秩序历史上，中国曾经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但传统上的“国际秩序”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建立的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内部政治秩序向外的一个延伸而已。

尽管人们也称传统中国为“帝国”，但中华帝国和世界上存在过的其他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其他帝国之内，属于帝国的各个政治实体相对比较独立，比较自治，只是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帝国政府。

但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接近近代国家形式，其内部的各个部分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机制，与政治权力中心整合。

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帝国解体的时候，帝国内的各个个体都成为了独立实体，而唯独中华帝国没有。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而清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帝国。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度沦落为“殖民地”，就是中华帝国被外来民族所统治。

在外来民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华帝国本身成为外来民族所确立的帝国的一部分。

外来力量所确立的帝国，其规模往往远较中华帝国大得多。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外来民族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用中华的统治方式来统治整个帝国。

结果，外来力量所建立的帝国，往往成为中华帝国的版图。

历史地看，中华帝国本身的扩张空间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版图的很大部分，是外来力量扩张的结果。

制度创新与世界大国的兴衰百度文库一、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关键我们对大国崛起和大国地位的变化，通常是从其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的角度来看，较少地讨论制度因素在其背后所起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力量变化看作因变量，那么科学技术和制度就是两个最重要的自变量。

一国国力的兴衰固然有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但更与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制度组织各种因素，充分发挥各个因素活力有关。

制度是个很广的概念，可以说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

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无处无时不过着制度化的生活，区别只是制度有优有劣，制度化程度有高有低。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制度主要涉及国家政权、社会、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

这些要素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相互间的组合关系不同，形成了国家制度的互不相同。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看，制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一个国家的兴起必然实行了一种见长的制度，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关键。

古代中国之所以会在世界上引领风骚两千年，这与中国率先实现国家统一，建立很久之后才在欧洲现代国家实行的官僚体系有关。

撇开古代不讲，在世界现代史上，荷兰率先把商人的力量组织了起来，曾经在欧洲一时称霸。

英国虽然没能让欧洲大陆国家称臣，它也没这样的意愿，但通过君主立宪，率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英国的制度压力下，欧洲大陆的大国尝试了共和、帝国甚至法西斯主义等多种制度模式，但都没能打败英国，称霸欧洲。

与君主立宪的英国资本主义不同，美国实行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最终取代了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与此同时，前苏联建立苏维埃制度，在二战后成为与美国可以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但终因制度越来越走向僵化而导致国家解体。

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大国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大国可以靠简单地复制已有的大国制度模式而崛起，一个大国的成功必然是因为它创新了某种制度形式，从而释放出强大的社会活力，增强了其综合国力，在大国竞争中异军突起。

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当然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并非所有的制度创新都会帮助国家竞争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