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结构性矛盾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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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摘要:中日两国向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
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但是近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两国关系的演变,为改善低谷时期的关系做出努力。
关键词:中日关系发展挑战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自古以来中日就有相互往来。
东汉建武中元二年日本第一次来朝,隋唐时期中日交流密切,明初倭寇出现,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
到了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经贸往来彻底中断。
日本经过产业革命与明治维新欧尚资本主义道路,1980年经济危机出现后开始对外侵略扩张。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半封社会。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之间发表的四份基础性政治文件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1972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8年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两国于12月30号正式建交。
1998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为两国在新世纪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行动指南。
2008年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根据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这四份重要政治文件的基础上,中日关系持续友好、不断扩大交流合作的范围。
在经济上,中、日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
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
双方在联合国改革和国际秩序等领域的立场和行动成为中日民族矛盾的助推因素在联合国改革和国际秩序等领域,中日两国的立场和行动往往是相互对立的,这也成为了中日民族矛盾的一个助推因素。
本文将从中日在联合国改革和国际秩序中的不同立场和行动入手,探究其在中日民族矛盾中的作用。
一、中日在联合国改革中的不同立场联合国改革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旨在使联合国可以更好地适应当今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挑战。
然而,在联合国改革中,中日两国的立场和主张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的矛盾和对立。
首先,中日在改革安理会问题上存在分歧。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高决策机构,决定着国际冲突的平息与解决。
由于安理会成员的数量和权力结构问题,安理会的决策往往被批评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和公正原则。
因此,联合国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安理会在成员数量和权力结构上的改革。
然而,中日两国在安理会改革上的立场并不一致。
中方主张将安理会成员数量增加,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而日本则更加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安理会构成,以维护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利益。
其次,中日在改革财务制度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在联合国的财务制度中,每个会员国需要按照其国民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缴纳联合国会费。
然而,由于各国的利益和影响力不同,导致财务制度存在不公平性。
因此,在联合国改革中,如何改革财务制度一直是一个重点议题。
但在中日两国的立场上,也存在较大分歧。
中方认为应当逐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减轻所谓西方国家的压力;而日本则更加倾向于维持自身的优惠费用和特殊待遇。
二、中日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不同行动和对立国际秩序是指国际关系、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种基本格局和规范。
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中日两国的行动和立场也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更加明显。
首先,中日在经济领域上存在竞争和对抗。
近年来,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使得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在经济领域中,中日两国也存在着竞争和对抗。
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是什么时候6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卫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外部环境看,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要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必须看到中日之间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例如中日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这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太久的。
对于中日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歧,朱卫东教授表示应该从“长期”而非“短期”两个方面来看待。
他表示,从总体上看,中日之间存在着“短期”、“长期”之间存在着两种矛盾:短期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和长期内矛盾保持稳定的矛盾。
所谓短期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主要指在长期内矛盾会随着中日两国国内形势而逐步演变,一般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在短期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二是在中长期内矛盾维持不变或下降状态。
一、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国内企业面临困难,民众对未来生活质量下降,以及政府推动经济“脱碳”战略等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忧虑,对日本本国经济造成较大压力和负面影响。
2020年3月3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3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0.2%,为2017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同时在4月1日举行的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会上,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如果明年4月到9月间的经济增长率低于2%,就会从2024年开始进入负增长时期。
但当前的情况表明,日本经济仍未摆脱低迷状态。
根据 IMF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经济增速为2.2%。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今年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0.3%。
如果考虑到二季度至三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因素影响,全年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7%左右。
1、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面临严重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美国成为世界警察,通过经济制裁,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将日本等盟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与此同时,特朗普上任后,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推动军费开支大幅增加。
两位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助推中日民族矛盾自19世纪末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一直紧张不安。
这种紧张关系的形成,往往是由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牵扯所引起的。
本文将以两位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分析它们如何助推中日民族矛盾。
一、十二年抗战期间的中日领导人关系在二战期间,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顶峰,也达到了最为矛盾的地步。
尤其是在十二年抗战期间,两国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
当时的中国领袖蒋介石与日本统治者冈村宁次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经典案例。
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蒋介石出任中国政府主席后,便致力于与日本作斗争。
然而,他对日本的反应并不是全然的强硬。
在国共合作之时,他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日矛盾。
不过,到了抗战阶段,蒋介石则开始认为自己的立场应该更为坚定。
冈村宁次是当时日本的陆军大臣,在指挥日本在中国的进攻时表现出了极高的冷酷。
他对待中国人的态度非常残忍,曾呼吁日本这样做:“对无辜平民做的事情,请肃静轻声,保持低调。
”这种无情的言行,很快引起了蒋介石和中国全民的强烈反感和仇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十二年抗战期间的中日领导人关系,确实是助推了中日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残暴手段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反感和愤怒,这种情绪在当时广泛传播,从而导致了两国间的关系矛盾加深。
二、晚期国共内战期间的中日领导人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日关系依然紧张。
在晚期国共内战期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日本首相吉田茂之间的关系更是紧张至极。
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决策者开始对日本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
毛泽东在1951年开展“三反运动”,在此期间攻击资本家和中小企业主,其中也包括在中国的日资企业。
1952年,中国在经济问题上进一步迫害了日本企业。
这些举措都成为日本与中国之间持久矛盾的导火索。
吉田茂着手推动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也尝试平息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梁云翔:导致中日关系僵局的四大结构性原因由香港文汇报、中华文化交流协会和京维集团共同主办的“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与2014年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学术研讨会昨日在香港召开,来自两岸三地的十余位学者与社团领袖汇聚一堂,共同讨论当前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
在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翔发表了题为《中日关系的僵局与出路》的主旨演讲,指出目前中日之间一系列的历史与领土问题摩擦可谓由来已久,之所以这些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显得格外突出,究其根本,还在于四大结构性原因。
梁云翔指出,第一个原因是中日两国共同安全利益下降,即出现了“安全困境”。
冷战时,两国都需要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当时,两国对于各自的军力发展都不担心,都认为彼此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中国甚至对美日同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中日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已经不复存在,反而同为东亚大国,中日之间开始变得互不信任,都将对方视作自己的对手。
(怎么就忽略一直存在的来自美国的对亚洲安全的威胁呢)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发展战略存在冲突。
梁云翔表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比如“中国梦”与“振兴中华”等。
虽然在表述上比较抽象,但基本上就是要洗刷近代的耻辱,做一个强国、大国,要恢复过去失去的权利。
而“失去的权力”中有很大一部份是被日本夺取的,所以日本并不乐见中国的崛起。
对于日本而言,梁云翔指出,日本的发展战略是想摆脱战败国的阴影,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并在国际上扩大自己的影响,而这也不是中国喜欢看到的。
“中国和日本虽然没有说出来,但都不愿意对方实力强大、在国际上有很强的影响力,”梁云翔说。
(在中国的怀柔政策面前,日本更多是想摆脱美国的控制)第三个原因是国家实力对比相对平衡。
梁云翔表示,“二战后,战败国似乎没有战败,战胜国似乎也没有胜利”。
中国成为了政治大国,但日本的经济却在飞速发展。
然而,中国的GDP在2010年首次超越日本,跃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强并列”的情况。
(一)中日目前存在哪些矛盾?在政治方面,其根本问题是日本方面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问题。
温家宝总理就此指出中日贸易1700亿美元,中俄贸易200亿美元,中印贸易136亿美元。
可见中日之间经济不是问题,主要是政治的问题。
1989年是中日关系的分水岭,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
从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到1989年之前,中日关系总体是不错的。
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摩擦,在相对较好的大环境下,所有的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
或者说没有浮到水面上,甚至是不需要浮到水面上,因为还有更大的共同问题需要解决。
1989年之后,大环境不好了,中日之间不管发生多少摩擦,都可以在这中间找到根源,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以后来的,这是一个宏观上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从经济指标还是国际地位都是在提升的。
日本虽然政治影响力在提高,但是整体上对比,中日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的。
这就造成了两国在战略目标上产生了冲突。
过去总是一强一弱,现在都在寻求强国的地位,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领土问题上,主要是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大陆架的能源开发,双方的矛盾也趋尖锐化。
中日之间的争端越来越多地闪现军事因素,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增加了动用军事因素的倾向。
至于会不会发生战争还另当别论,但是,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蜜月期”,发展到现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倾向是很不好的。
在台湾问题上,现在日本突破《中日联合宣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日本的政治家和台独势力暗中勾结的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
未来,日本不排除成为海外台独大本营的可能性。
(二)如何正确看待当前中日关系中日历史渊源,从唐朝中国以宽广胸怀收容日本学者,到甲午战争日本打醒中国。
古代的和平交往演变到近代的暴行残杀,中日关系逃不过归于微妙的又富有深意的哲学中。
矛盾地对立与统一。
当前中日彼此也一直延续着这样的矛盾。
当我们正听说2009年有一次所谓破冰融冰之旅的首脑见面会,大伙都和和气气商量着中国和日本和平发展对两国即将带来的大利——日本发达的经济科技对于中国的榜样作用和小岛国日本对自己门口的这座巨型商品销售市场的本能青睐——却似乎是不可避免地迎来了“钓鱼岛问题”。
《信息化战争》课程论文中国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分析中国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分析摘要:中国、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国家,其关系却始终十分微妙。
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亚太地区,甚至关系到世界格局。
笔者从历史、经济、社会等角度,分析了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提出解决办法。
关键词:中日关系;军事冲突中国、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国家,其关系却始终十分微妙。
他们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难分难解的爱恨情仇对于亚太格局乃至世界局势都十分重要。
因此,对于中国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分析也显得十分必要。
结合当今世界局势,以及比较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我认为中国和日本在现有阶段很难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或避免不了小规模的纷争。
要分析中日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首先要分析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
一、原因分析1、历史原因在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史上,一直有一件事情阻碍着双方进一步发展,导致中日关系忽冷忽暖、飘忽不定,那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侵华战争的态度。
这不仅是中日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中日外交的症结所在。
日本右翼势力极力美化侵华战争,恶意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一次次地伤害了中日间的情谊。
日本对侵略战争不能正确认识的态度严重阻碍了中日之间的正常外交,这也是中日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
2、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大部分也是历史遗留问题。
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统治台湾半世纪,现在很多日本人还将台湾看做是日本的殖民地。
除了历史问题,现实利益的牵涉也是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
日本九成以上的石油及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要经过台湾海峡运送,日本人视其为“海上生命线”。
一旦两岸统一,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便有可能随时切断日本的生命线。
同时,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台湾问题上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独。
这使得中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和矛盾,也难免发生冲突。
3、领土争端中国和日本对于钓鱼岛的争端持续多年,前段时间,日本强行将其“国有化”,这使得中日矛盾再次升级,中日关系一时间跌入冰点。
如何分析中日矛盾● 冯昭奎摘要: 无论中日关系是好是坏, 都贯穿着矛盾。
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 是“ 中日矛盾”与“ 中日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
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
近几年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之间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但是, 主要矛盾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
与此同时, 中日矛盾又与两国各自的国内矛盾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对中日矛盾需要严格区分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 对不同质的矛盾以不同质的斗争形式来解决, 注意避免不必要地激化矛盾而被极度希望将中日矛盾推向对抗性矛盾的日本右翼所利用。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唯物辩证法; 矛盾矛盾无处不在。
正是因为有矛盾, 才有运动, 才有发展。
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1)。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 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时期, 还是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半国土的时期, 都存在矛盾, 只是矛盾的程度及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 )1972年中日复交后, 无论是在“ 中日友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 蜜月外交”时期, 还是在20XX年以来的“ 政冷经热”时期, 也都存在矛盾。
两国复交本身就是矛盾运动的产物。
作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起点的“ 中日联合声明”本身就包含着矛盾, 是双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
( )20XX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呈现“ 政冷经热”局面,意味着政治关系领域的矛盾强度增, 但绝非意味着经济关系领域就没有矛盾, 只是经济领域的矛盾没有像政治领域的矛盾表现得那样尖锐。
由于政治关系在很程度上联结着两国解决其他领域各种矛盾的意愿和氛围, 因此, 如果中日“ 政冷”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 也会影响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其他领域各种矛盾的解决, 影响其他各种领域的关系的发展。
( )从“ 矛盾无处不在”的观点出发, 即使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也不宜对中日关系采取“ 肯定一切”的态度; 即使中日关系处于不好的状态, 也不宜对中日关系采取“ 否定一切”的态度。
钓鱼岛争端致FTA横生变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如果能逐步建立,将形成亚洲区域的循环,而现在正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酝酿10年之久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刚刚出现转机,这个可能惠及15亿人的亚洲贸易金融合作计划,可能因近期钓鱼岛争端的影响而横生变数。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专家张建平9月18日表示“近期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将会给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造成不利影响,阻碍中日韩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
”张建平表示,“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自贸区谈判会如期按计划进行,这种局面将使日本在东北亚和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被显著削弱,日本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也将大打折扣,这是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自己主动丢分。
”8月30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透露,中、日、韩三国已经就11月启动FTA谈判事宜达成一致。
之后,9月11日,日本“购岛”事件发生,中日争端不断升级。
张建平表示,三国领导人已经同意年内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理应按照程序进行。
“目前的紧张局势给谈判带来负面影响是可以肯定的,虽然无法确定影响的程度,但增加了谈判的不确定性。
”FTA变数谁得益?谁受损?今年5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
同日,三国还正式签署投资协定。
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三国要密切协调,确保年内正式启动三国自贸协定谈判。
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开放、公平和透明原则,也要照顾彼此关切,最大程度实现互利共赢,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
另外,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促使中日韩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合作,在金融体制改革、国际金融政策协调、共同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用一个声音说话,共商妥善方案,以保证中日韩经济金融安全,进而维护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具体的中日韩贸易次区域计划图也已经成行。
2011年国务院通过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提出,深化海洋经济技术国际合作,建设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试验区,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综合枢纽、国际物流中心、国家重要的大宗原材料交易及价格形成中心,构筑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
一、中日之间出现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力增强,国际威望的提高,中日之间关系却降到了冰点。
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历史的遗留问题,二是利益冲突,三是两国之间或多或少的误解。
1、历史的遗留问题中日两国之间交往日久,据历史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中日之间就有往来。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
唐朝时日本派遣大批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和社会生活,日本走上发展之路。
现在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或多或少留有中国的印记。
但是就在一百多年前,由于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日本摆脱危机后却与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中国。
甲午中日战争,特别是七十年前的全面侵略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伤害。
对待战争的反省,日本人让中国人感到寒心和强烈的愤慨。
日本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正确反省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他们极力狡辩,甚至于说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谎言。
另外让我们中国人痛恨的是日本的领导人屡屡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里面供奉有侵华战争的元凶,二战时日本的甲级战犯。
历史遗留问题还有日本二战时遗留在中国的生化武器,直到现在还在威胁中国人民的安全;慰安妇问题、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这是中国的领土)。
2、现在再来谈谈中日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关于国家利益,我非常赞同曾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说的那句话,“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故人,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
”现在中日两国的利益冲突主要有东海的划界问题,体现在春晓油气田的开采上,日本一直对此说三道四。
还有就是日本对台湾的态度一直很暧昧,纵容台独势力暗中支持台湾独立。
还有就是日本近年来屡次提中国威胁论,说中国的军费国防开支,说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就在上个月,一个日本内阁大臣还说日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这里我想说的是,即使中国强大了,我们也不要你们,要你们这些忘恩负义、以德报怨的家伙做什么!!!3、两国之间或多或少的误解。
中国一直对日本心存戒备,这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
中日矛盾:最近,随着“钓鱼岛事件”的逐步升级,中日关系日趋紧张。
究其根源中日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中国日渐强大而形成对早已是经济强国的日本的冲击。
主要体现在两国间的贸易和经济方面,并由此引发了诸如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争端。
第一,领土争议存在。
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界线划分、海洋资源分配等复杂问题。
从各方面来看,日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都汇集到资源这个焦点上。
进入21世纪,资源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它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领土只有38万平方千米,主要由四大岛屿组成,而且国内资源贫乏。
因此,它在二战中四处扩张,掠夺资源,而战争后期资源不足也是它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今日本与多个邻国都存在领土纠纷,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应坚持自己的原则,寸土不让。
钓鱼岛附近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二,台湾问题。
日本把防守范围扩大至台湾,在美对台协防时将可能提供后勤保障,在台独问题上态度暖昧。
福田访华时公开表明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人联合国,不支持“人联公投”。
这是迄今日本领导人对台的最鲜明态度,但同时福田又强调说是“不支持”而非“反对”,其原因在于日国内亲台势力的掣肘。
中国一直在重申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但日本对台独势力才去的纵容甚至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台湾的回归。
而且日本首相还会见藏独分子达赖,这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挑衅,破坏中国和平稳定的局面。
而且还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阻碍中国发展,营造紧张局势。
第三,历史问题仍未解决。
参拜靖国神社,由于福田政权的运作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为缓和党内矛盾,福田虽不主张立即修改宪法、不赞成参拜靖国神社,但在自民党大会通过的《2008年自民党运动方针》里仍保留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和“制定新宪法”的内容。
而自民党内部历来鼓动“参靖”和“修宪”的势力仍伺机而动,一些把缓和与中国关系当作权宜之计的战略派政治家也显示出故态复萌的苗头。
从建构主义分析中日关系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冷战思维的延续、美日军事同盟的逐步强化,加之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中日两国间"对手意识"逐渐增强。
由于两国间政治摩擦频发,安全互信不足,但经贸发展良好,出现了所谓的“政冷经热”的局面。
但是,由于近年来靖国神社、历史问题、教科书、东海油气田等问题的不断加剧,使得中日两国关系已经跌入了谷底。
中日两国关系目前处于较为密切的合作与紧张的摩擦之间动荡摇摆的态势。
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支柱,和平友好关系也是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
建构主义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新视野,其对文化和价值观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更丰富了我们对外交决策过程的认识。
本文拟结合中日关系沿革的历史轨迹及当今时代的困惑,以建构主义的观念化结构视角来探索中日之间的脆弱且不失密切的关系。
一、历史与现实:中日关系发展的轨迹与困惑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历史半个多世纪野蛮侵略中国。
二战后,日本怀着反省和抱歉的态度,表示理解和尊重受害国的民众感情.经过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市的努力,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重新确立友好关系。
但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逐步凸现,如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的争端。
?其中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面对中日矛盾日趋激化的形式下,胡锦涛就当前中日关系,提出的5点主张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明确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原则,妥善解决问题,确立共同利益,构筑长期稳定发展的匡架。
关键词中日关系合作共赢历史问题大国思维近段时间,我们看到网上很多签名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运动,青年学生也对日本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修改教科书问题义愤填。
全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高校大学生纷纷示威游行,中日关系处于紧张阶段。
?回顾中日关系历史,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中日处于对立状态,1972年中日建交,恢复友好邦交关系,但在90年代冷战后,中日关系磨檫不断,逐步丛局部矛盾转化为现实的、多方面的磨檫。
中日结构性矛盾冲突论
有幸听取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特邀专家、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周文顺教授的讲坛,报告中教授对“中日结构性矛盾与冲突”进行精彩解读。
报告中,周文顺教授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谈起,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典型事例,深入浅出的剖析了钓鱼岛事件、东海划界争端以及中日石油战略冲突及对策。
他昂扬饱满的激情、诙谐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无懈可击的批驳,赢得了在座师生的阵阵掌声。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涵盖了地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知识点和信息,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深层次诠释了中日关系,对我校师生更好地把握国际政治热点形势,正确看待中日关系,理解我国的外交政策,培养国际视野大有裨益。
下面就钓鱼岛事件东海划界争端以及中日石油战略冲突及对策进行详细论述:
一、自90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两国的正常竞争关系,使日本开始另眼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
因此,意图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尚未超过日本之时,抢先占领战略制高点。
此外,钓鱼岛问题还是中日两国重建近代亚洲史的一个较量。
对中国来说,捍卫钓鱼岛主权同样牵涉到对过往中国和亚洲历史的判断,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领土和海洋权利,还意味着对近代耻辱被殖民史的一个洗涤,是民族国家成熟的标志。
因此,在处理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中日复杂关系中,中国仍要坚持从大局着眼,避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因钓鱼岛问题牵动中国的整个战略布局,而将稳定两国关系作为重要追求,表达中国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决心,避免其得寸进尺。
二、日本是全球公认的标准型国家,重工业国家,需大量消耗资源,但是日本资源并没有开采价值。
日本是钢铁大国而这些资源则99.7%都需要进口,这样结构性矛盾就产生了。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要跟国情相结合,才能持续发展。
中国曾经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而日本则是最大的进口国,而随着资源的日益紧张,两国的矛盾也就不断加深。
两国的地理位置差距对两国的矛盾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因素。
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争夺石油资源,这一经济矛盾使两国矛盾进一步加深。
结构性矛盾的产生,是由东亚国际关系和地区格局决定的,冷战后的两国力量的相比变化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而两国的历史积怨使得这一矛盾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
政治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大国战略冲突和地区主导权争夺,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经贸摩擦、能源争夺和权益之争,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相互猜疑和防范。
当然,政治、
经济、安全结构的矛盾和冲突可有重叠的地方。
结构性矛盾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巨大障碍,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尖锐对立。
所以说,两国结构性的矛盾的化解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
可通过以下两点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制度化的途径。
就是建立两国合作不断机制,将两国的冲突和竞争约束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内。
二是培育共同利益。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只有两国国家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和冲突,国家之间的合作才会有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