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典型案例：股东借款不能同等受偿

最高院认定股权转让收益指导案例案情简介：一、2012年6月21日，xx、xx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xx 作为出让方将其持有的xx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xx，价款为2亿元。

两年内xx有回购权，xx未回购转让的股权前，已收取的股款视为借款，以月息2、1%按季支付利息。

两年内若未回购股权，则该股权永久归xx所有。

二、合同约定的两年期内，xx向xx支付股款1、75亿元，两年期满后又支付0、25亿元，共计2亿元。

两年期内，xx支付利息0、43亿元，两年期满后支付利息0、31亿元，共计0、74亿元。

三、xx向陕西高院诉请清偿欠款2亿元及利息。

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

判令xx偿还借款本金2亿元，并支付利息。

四、xx不服向最法高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将股权转让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认定事实错误。

最高院认为一审将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是正确的，合同性质的认定不影响xx应当承担的给付义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五、xx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还是民间借贷。

最高法院从利息约定、拟转让股权的份额确定、拟转让股权的交付方式、股权转让的价金、回购权的约定和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六个方面综合分析。

关于利息，股权转让关系中，股权转让款一般及时结清，无需对利息作出约定，而约定利息是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特征。

关于拟转让的股权份额，股权转让关系中，股权份额应具体、明确，本案中，双方约定实际转让的股权数以收到款为准核定比例，与股权转让的特征及交易惯例不符。

关于拟转让股权的交付，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在于买受人行使股东权利，应及时交付股权，然而当事人约定回购期内，不办理变更登记，盈亏由出让方承担。

关于股权转让的价金，股权转让的价金应具体明确，而当事人以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股价。

关于回购，股权转让关系中，通常在交付股权后，合同即履行完毕，本案中当事人约定两年内的回购权，实际上为两年作为借款期限，期内股权并不实际转让。

案例一案例名称：沙港公司诉开天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案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3月31日发布典型案例【入选理由】本案当事人对执行分配方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出资不实股东因向公司外部债权人承担出资不实的股东责任并被扣划款项后，能否以其对于公司的债权与外部债权人就上述款项进行分配。

对此，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而美国历史上“深石案”所确立的“衡平居次原则”对本案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该类案件的审判实践中，若允许出资不实的问题股东就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外部债权人处于同等受偿顺位，既会导致对公司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也与公司法对于出资不实股东课以的法律责任相悖。

故本案最终否定了出资不实股东进行同等顺位受偿的主张，社会效果较好，对同类案件的处理也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裁判要旨】最高法院接受了美国判例法中的“深石原则”，首次确认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公司的债权劣后于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受偿顺位，也就是说公司资产应首先用于清偿非股东债权，剩余部分才能用于清偿股东借款。

案例二案例名称：宋余祥诉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案例索引：最高院获奖案例（2014）黄浦民二(商)初字第589号（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61号【入选理由】《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中规定的股东除名权是公司为消除不履行义务的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所产生不利影响而享有的一种法定权能，是不以征求被除名股东的意思为前提和基础的。

在特定情形下，股东除名决议作出时，会涉及被除名股东可能操纵表决权的情形。

故当某一股东与股东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利害关系时，该股东不得就其持有的股权行使表决权。

本案中，豪旭公司是持有万禹公司99%股权的大股东，万禹公司召开系争股东会会议前通知了豪旭公司参加会议，并由其委托的代理人在会议上进行了申辩和提出反对意见，已尽到了对拟被除名股东权利的保护。

但如前所述，豪旭公司在系争决议表决时，其所持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应被排除在外。

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公司股东借款提供的担保是否当然无效？1、这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案例。

甲公司系乙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甲公司为了债权转化（借新还旧），向丙银行进行贷款，并由乙公司提供担保。

乙公司向丙银行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并签订了两份《抵押合同》，将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作抵押，且均办理了抵押登记。

事后查明，乙公司共有八名股东。

乙公司向丙银行所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中共盖有5枚印章，除甲公司外所盖印章均不是真实的。

乙公司更是表示，《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决议事项并未经过公司股东会的同意，乙公司也未就此事召开过股东大会，《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也是其法定代表人周建良超越权限订立的。

贷款到期后，由于甲公司未能偿还借款本息，丙银行便以甲公司和乙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2、案件的主要焦点。

该案经历了大连市中院和辽宁省高院两级法院审判，案件的主要焦点在于：一、涉案《股东会担保决议》是否有效？二、周建良超越权限订立《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其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是否有效？3、一审和二审法院有基本一致的认定意见一、对于《股东会担保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涉案《股东会担保决议》由于未经乙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因此属于无效决议。

二、对于周建良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

《股东会担保决议》存在部分股东印章虚假、甲公司出现在《股东会担保决议》中等形式瑕疵。

而这些瑕疵都非常明显，丙银行应能很容易审查出，但其却未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

由此可以确定丙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周建良系超越权限订立抵押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不构成表见代理。

三、对于《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

因《股东会担保决议》缺乏真实性，另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是指在公司设立的时候，股东（发起人）只需要认缴出资额即可，并不需要立即实际出资至对公账户并验资。

这样，公司设立时股东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待公司发展壮大的时候，再根据实际需要缴纳，可以降低投资门槛，优化资金配置。

自2014年3月1日推行认缴制以来，大量的公司股东都将认缴期限登记在几十年以后，导致公司成为被执行人后，一方面公司本身经常无财产可供执行，另一方面股东因享受期限利益而不需承担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其中对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增设了除公司破产或强制清算外适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两种例外情形（《九民纪要》第二节第六条），即：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这一规定的现实意义在于：该两种例外情形在原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打开了一个口子，为债权人在不通过《破产法》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和程序的情况下，实现对债务人公司股东出资的加速到期从而主张股东承担责任提供了新的依据。

上述第一种例外，从文字表述看，前段为“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与强制执行程序存在较大的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那么，在执行阶段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和《九民纪要》第二节第六条，请求追加认缴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全国各地法院到底持何种态度和理由呢？笔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和“加速到期”为关键字在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下载了部分裁判文书（绝大部分案由为执行异议之诉，判决日期均为2020年-2022年间），并对部分裁判文书的裁判理由进行提炼和评析。

江苏高院发布2024年江苏法院公司纠纷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4.10.16•【分类】其他正文2024年江苏法院公司纠纷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蒋某诉余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案例二：材料公司诉朱某、王某、刘某股东出资纠纷案案例三：种业公司诉罗某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案例四：建设公司诉科技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案例五：文化公司诉金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例六：建设公司诉房产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案例一蒋某诉余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关键词】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债权出资抵销【案情简介】2014年10月，材料公司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张某认缴出资550万元（实缴55万元），余某认缴出资450万元（实缴45万元），认缴期限均为2032年10月22日之前。

2020年1月，余某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张某。

2022年6月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判令材料公司归还蒋某借款及利息，经强制执行材料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材料公司现任股东张某就材料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余某作为股权转让人对张某的上述责任承担相应补充责任。

余某称其曾于2014年汇给材料公司100万元，材料公司也将该笔资金作为应付账款入账，故该100万元应作为其出资或至少应抵销其相应出资义务。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余某向材料公司转账100万元时并未注明“投资款”或“出资款”，且材料公司将该款作为向余某的应付账款入账，故该100万元不能认定为出资款，只能作为余某对材料公司享有的债权，但该债权与余某的出资义务在材料公司因不能清偿债务而符合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的情况下，也不能进行抵销。

据此，张某、余某应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典型意义】股东向公司投入的款项并未作为“投资款”或“出资款”投入，公司账册也并未记载为出资款时，相应款项仅是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债权。

该股东债权在公司丧失清偿能力（以破产条件为标准）时不能与股东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相抵销，股东仍应承担出资责任。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五起商事再审典型案例2016年9月23日下午，湖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院2013年至2016年在商事再审领域发挥审判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整体工作情况，并发布五个商事再审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一：石家庄市环城生物化工厂与杨晏清、陈武、张青、万向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再审案【基本案情】五台县矿业公司原登记股东为陈武、张青、万向阳，三股东约定陈武、张青实际享有公司100％的股权，万向阳并不享有实际股权，其不得将登记在名下的10%公司股权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但可享受公司10％的纯利润分配。

2005年1月5日，杨晏清受让陈武所持有的部分股权成为公司股东，但双方未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登记。

2007年7月10日，陈武、张青冒用万向阳之名与石家庄市环城生物化工厂（以下简称环城生化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480万元将五台县矿业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环城生化厂，双方随后办理了全部移交手续，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但环城生化厂未依照约定在2008年6月3日前付清剩余转让款60万元，也未支付约定的违约金48万元。

杨晏清在得知上述五台县矿业公司股权转让信息后，向张青、陈武主张股东权利。

2008年9月13日，陈武、张青并冒用万向阳名义与杨宴清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五台县矿业公司股权转让剩余债权60万元及违约责任追偿权让与杨晏清作为赔偿，并向环城生化厂进行了债权转让通知。

万向阳此后也以股权转让协议未经其亲自签名为由向环城生化厂主张权利。

2009年10月7日，环城生化厂又单独与万向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万向阳将其持有的10％股权作价60万元转让给环城生化厂，环城生化厂随后向万向阳付清转让款。

杨晏清因不能获取上述受让赔偿款，遂诉至法院，请求陈武、张青、万向阳、环城生化厂共同赔偿其损失113万元。

【审理情况】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环城生化厂向杨晏清支付债权60万元，承担违约金10万元，共计70万元。

【案例信息】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卷）379页【案情简介】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邦集团”）是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邦氟涂料”）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006年4月，振邦集团为了债权转化（借新还旧）向招商银行大连东港支行进行贷款。

振邦氟涂料为其股东振邦集团向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及抵押担保，向招商银行大连东港支行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并与银行签订了《抵押合同》两份，分别将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作为抵押物用来担保，后对两项抵押物均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2008年，因振邦集团逾期未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招商银行大连东港支行一纸诉状将债务人振邦集团及担保人振邦氟涂料告上法庭。

振邦氟涂料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决议事项未经股东会同意为由主张无效，并表示《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也是其法定代表人周建良超越权限订立的。

事后查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共有八名股东。

而振邦氟涂料向大连东港支行所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中共盖有5枚印章，除振邦集团外所盖印章均不是真实的。

【争议焦点及法院判决】本案经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辽宁省高院再审后，就本案具体情况针对以下两个争议焦点得出了确定性结论：一、公司为股东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是否影响担保效力。

二、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是否可能构成表见代表。

就此，最高院做出的判例性指导判旨如下：一、《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宜理解为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

因此，公司为股东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不影响担保效力。

二、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担保合同，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法院应予支持。

从最高法案例看如何让股东、关联公司共同承担企业债务在追索企业债务时，往往会遇到企业资不抵债，但是其股东或关联公司具有优厚的资产，也能够初步证明公司股东、关联公司利用企业法人的独立地位，滥用其权利导致企业处于严重亏损状态的情形。

所以债权人追索此类债务时，应从证明法人人格混同入手，从而实现债权。

公司人格混同主要表征为组织机构的混同、经营业务的混同和公司财产的混同。

特别是公司的财产混同，从根本上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有可能严重影响法人偿债能力，因而也是认定公司人格混同最重要的依据。

我们先通过几个胜诉案例来分析下人格混同的一些共性。

案例一、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裁判要旨：1.三个公司人员混同。

三个公司的经理、财务负责人、出纳会计、工商手续经办人均相同，其他管理人员亦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川交工贸公司的人事任免存在由川交机械公司决定的情形。

2.三个公司业务混同。

三个公司实际经营中均涉及工程机械相关业务，经销过程中存在共用销售手册、经销协议的情形；对外进行宣传时信息混同。

3.三个公司财务混同。

三个公司使用共同账户，以王永礼的签字作为具体用款依据，对其中的资金及支配无法证明已作区分；三个公司与徐工机械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业绩、账务及返利均计算在川交工贸公司名下。

裁判要旨：两公司的注册经营场所一致、两公司的财务人员、管理人员有混同为两公司办理相关业务的情况，两公司的资金有混同使用的情况,据此原审判决认定银祥公司与新银迪公司构成两公司主体人格混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鉴于新银迪公司在主体上与银祥公司存在股东完全相同，均为同一家庭成员，两公司的重大行为均在同一家庭成员的范围内形成股东大会决议，两公司的经济利益均为同一家庭成员共同享有，两公司在利益上相互关联，据此原审判决认定新银迪公司与银祥公司构成关联企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相同观点案例：揭阳市凤建路桥有限公司等与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一终字第208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我们认定法人人格混同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法人人格混同的表征因素第一、人员混同。

最高院判例：将股东出资转为借款归还，本质是改变股东对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该行为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

.最高院的该判决,体现了以下裁判规则：1、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

公司存续期间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

2、股东资格的确认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需要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1）股东是否有出资合意,2)是否有出资行为，3）公司记帐处理，是否计入“实收资本”.笔者认为，核心是“出资合意+出资行为”。

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

3、抽逃出资行为无效最高院认为：万家裕案中，将出资转变为借款归还，本质上是根本改变万家裕对宏瑞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会导致万家裕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万家裕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

抽逃出资并不限于抽逃注册资本中已经实缴的出资，在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股东抽逃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但已经成为公司法人财产的出资同样属于抽逃出资的范畴，亦在公司法禁止之列。

4、抽逃出资，不能否定股东资格最高院认为，抽逃出资行为无效，因此不能据此否定出资人已取得的股东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000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万家裕。

委托代理人：浦理斌，云南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永北镇邮政局邮电大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唐正良，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张锡文，云南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永胜县六德乡双河电站。

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六德乡双河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该电站站长.原审第三人：北京博尔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锤干货丨最高院代持纠纷裁判规则专题四（下）：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及衡量——兼析《九民会议纪要》在专题四（上）篇，我们已就代持法律关系中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与衡量问题进行了专项探讨。

在专题四（下）篇，我们共选取了3个最高院典型案例，继续对代持法律关系中涉及的目标公司债权人、代持股权受让人、隐名股东债权人等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及衡量问题进行探讨。

结合我们的实务经验，总体而言，我们倾向认为：■ 针对目标公司债权人而言，一是目标公司债权人能否主张名义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或出资赔偿责任的问题，我们理解，原则上名义股东难以仅以“挂名股东”为由拒绝承担相应责任，但其仍可基于“股东”身份而提出相应抗辩理由；二是目标公司债权人能否主张隐名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或出资赔偿责任的问题，我们理解，原则上存在一定的法律空间，但仍需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 针对股权受让人而言，一是股权受让人从名义股东处受让股权的问题，我们理解，在股权受让人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情形下，受让人原则上可以取得股权；二是股权受让人从隐名股东处受让股权的问题，我们理解，在名义股东、目标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对代持及股权转让事宜知悉，且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受让人原则上可以取得股权。

■ 针对隐名股东债权人而言，主要涉及能否对被代持股权或投资收益申请强制执行的问题，我们理解，由于审执分离原则，原则上存在一定的法律空间，但仍有较大的障碍和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案例解读及分析目标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案例1：温某等诉深圳某实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15)民申2509号，2015.11.27]裁判要旨：目标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名义股东不得以其仅为名义股东为由拒绝承担清偿责任。

律师解读：沈阳某集团公司委托温某、李某代持T公司100%的股权，沈阳某集团公司实际控制该T公司。

因借款人T深圳分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被注销，债权人深圳某实业公司认为温某、李某作为T公司的股东，沈阳某集团公司作为T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唯一实际出资人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导致T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被注销，要求沈阳某集团公司及温某、李某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