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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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小林
作者机构: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信息学系!广西桂林541004
出版物刊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87-92页
主题词: 国民性;社会思潮;改造;新民
摘要: 20世纪初年兴起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探索救国新途径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国外思想影响和19世纪下半叶一些思想家关于国民性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改造国民性思潮中,思想启蒙家们批判了存在于国人身上的种种劣根性,大力提倡新的国民意识,积极探讨了“新民”的途径与方法,并把理论探索付诸实践。
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表明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学习西方认识的深化。
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内容摘要: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
“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关键词: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教育现代性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马和民,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教育决策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201762内容提要: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
“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论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改造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改造主题。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老舍以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通过一系列小说作品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并对国民性的改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期望。
本文将从老舍小说的创作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他在小说中如何展现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他对于理想国民性的探索和构想。
通过对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改造主题的深入剖析,本文旨在揭示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以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二、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批判老舍的小说创作充满了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
他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身上所承载的种种劣根性。
老舍并不回避对民族弱点的批判,相反,他坚信只有通过深入剖析和批判,才能找到改造国民性的途径。
在老舍的小说中,他常常通过描绘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整个社会的病态。
这些人物往往具有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特质,这些特质在老舍看来,是阻碍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的悲剧命运,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祥子的自私、狭隘和愚昧,使他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上,他还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探索了这些劣根性的根源。
他认为,这些劣根性的形成,既有个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
改造国民性,既需要个体的自我觉醒和努力,也需要社会的整体变革。
老舍的国民性批判,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批判,而是一种积极的改造。
他相信,只要人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劣根性,并努力去改变,那么整个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自我救赎。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人物在经历种种磨难后,最终实现了自我觉醒和成长。
这些人物的成长历程,既是他们个人的蜕变,也是整个民族进步的象征。
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批判,是一种深刻的、全面的批判。
书名: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卷)
作者:鲁迅
出版社:长江文艺
ISBN:9787535437570
分类:当代
作者简介: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
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
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内容简介:在人们的心目中,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以其小说、杂文、散文为主要创作标志的。
本书是鲁迅的随笔选。
所选作品,不包括《野草》和《朝花夕拾》中的篇目,也不包括鲁迅上世纪30年代写下的大量文艺论战名篇,内容上以社会、思想、文化、生活见闻方面的随笔为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偏向于“准风月谈”的那一类文字。
这些作品基本上按照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
其中1918——1919的“新青年”时期、1924-1925的“语丝”时期、1933——1934的“申报·自由谈”时期可以说是鲁迅随笔创作的三个高峰期。
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
作为文学家,他既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又是杰出的散文家,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也是卓有成就的诗人、文史家和翻译家。
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的结课论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高校学生的一门选修课,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下面是店铺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论文篇1:《论辛亥革命》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既是一场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开历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国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运动意义道路一、辛亥革命的背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社会背景:(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2)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3)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4)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6)民主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7)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宣传背景: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各地次第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出刊机关报《民报》,确定了革命纲领。
毛泽东曾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2)孙中山先生揭开中国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面纱,这面纱后面的革命又怎样呢?“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论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意涵【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家,其国民性改造思想对当代教育学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背景和重要性,然后分析了该思想在教育学领域的启示和当代意义。
接着探讨了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
总结了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意涵,并展望了其在未来的发展。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不仅对教育实践具有借鉴意义,也为当代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教育学意涵、背景、重要性、教育启示、当代意义、教育实践、局限性、总结、展望、发展。
1. 引言1.1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背景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背景。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百年国耻,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社会风气腐败,国家处于危机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深刻反思了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认为国民性的改造是中国面临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背景还可以从其个人经历来理解。
梁启超曾经受过西方教育,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需要接受现代文明,吸收西方文化,但又不能完全西化,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背景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社会危机和西方文明影响下的历史环境之中。
他深刻反思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提出了改变国民性、振兴中华的思想理念,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性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其对于教育学的深远影响和启示。
梁启超认为,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而国民性的形成和改造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
在梁启超看来,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和繁荣与其国民性的品质密切相关,只有通过教育对国民性进行深入塑造和培育,才能保证国家的长久繁荣。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国民的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论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改造老舍,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一位深深扎根于人民艺术家土壤中的大作家。
他的一生充满了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对人性的深入洞察。
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独特视角。
他的创作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的丰富性,也揭示了国民性的各种缺陷,同时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可能路径。
老舍的小说对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他通过生动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和陋习。
在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他刻画了一个勤劳正直的青年祥子,但在旧社会的压迫下,他最终变成了一个失落的人。
这个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旧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
然而,老舍的小说并不只是揭示问题,他还通过人物形象和情节为改造国民性提供了可能的出路。
在《四世同堂》中,他刻画了一个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通过他们的发展和变化,展现了国民性改造的可能。
老舍强调教育在改造国民性中的重要性。
在《牛天赐传》和《新爱弥耳》中,他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揭示了传统封建教育的弊端,并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
他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健全的人格,而非制造封建的“顺民”。
他主张发展现代教育,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来对抗封建迷信和愚昧。
老舍的小说不仅描绘了国民性的缺陷,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途径。
他坚信,只有通过发展现代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国民性的改造。
他的理念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老舍的小说深入探讨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他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并通过丰富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改造国民性的途径。
他的理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价值。
他的作品和他的理念将继续影响和启迪我们,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文明、开明、进步的社会。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是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
他的作品以其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而闻名,其中家庭关系的描绘更是深入人心。
在老舍的小说中,家庭关系是重要的主题之一,他通过不同的人物和情节,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家庭模式和道德观念。
2020年12月第41卷第6期湘南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Dec.,2020Vol.41No.6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及意义刘俊(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学系,湖南长沙410076)摘要: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不断完善的,从早期的强忍批判国民劣根性,到晚期的既批判国民性的缺点又赞扬国民性的优点,其途径主要以知识分子的引导、道德素质的改造以及坚持拿来主义为主,通过分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明显看出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信心正在逐渐加强,他的思想观念是适应社会发展历程的,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给人启迪的,这对于当下及将来的改造国民性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意义中图分类号:1210.9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73.2020.06.011—、弓I言民族的发展与国民的个性是分不开的,封建专制使国民性沦丧,人们甘于做有权势人的奴隶,人性的弱点让人震惊,这些劣根性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同时束缚了国民的思想观念,尽管境况如此艰难,但仍有一群仁人志士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层出不穷,鲁迅作为其中的一员,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自然是功不可没,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不断的变革,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成熟,到现代社会为止,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一)社会背景每一种思想的形成与当事人所在的社会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鲁迅所处的时代同样给他后来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埋下了伏笔。
当时的清政府受到西方列强打击、镇压、殖民等一系列侵犯,陷入了极度危急的时刻。
在这个风雨飘摇而不知归路的时代里,一些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
洋务派提倡实业救国,改良派提倡学习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提倡革命道路等,这些政治理论的不断涌现、碰撞、发展,正在酝酿出新的思想浪潮。
中国国民性改造中存在的争论和矛盾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摘要:从国民性改造一经提出,关于中国“国民性”有无以及内涵如何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本文将从“国民性”的由来、中国国民性认知中存在的争论、矛盾和国民性再思考等四个方面展开对国民性改造中存在的种种对立和矛盾的阐述。
关键词:国民性改造;劣根性;争论;矛盾一、“国民性改造”的由来康有为是最早使用国民一词的,而国民性改造在中国的首倡者则是严复。
1895年3月,严复在《直报》发表《原强》一文,提出“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的感慨,进而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主张。
其后,国民性改造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探讨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如《国民十大元气论》、《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等,都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关于这些目前大都能获得国内学者的支持。
二、“国民性改造”中存在的争论国民性改造一经提出,对于它的由来是本质上存在的“国民性”还是一种殖民主义话语霸权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看到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鲁迅等都是在承认中国国民劣根性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各自的批判。
例如梁启超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为奴隶”、“不禁太息痛恨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 +①,在《积弱溯源论》中,他将中国人的缺点归纳为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孙中山则认为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十分薄弱,他们的奴性、无知、自私、缺乏自由的理想等是国民性的一大缺陷+②。
鲁迅一生始终坚持改造国民性,求得人的真正解放,以最终在“立人”的基础上建立“人国”。
与这种认为中国国民性愚昧、落后、自私等客观性存在的观点相反的是,现代的一些研究者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这里面较为重要的代表有刘禾、摩罗、周宁等人,如果概括一下他们的观点,那么就是在这些研究者的眼中,“国民性”一词是殖民主义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中国的精英分子在进行国民性改造的过程中无疑陷入了殖民主义的陷阱。
论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
近代中国,帝制统治已经垮台,传统社会日趋衰退,各种思想新兴。
从十九世纪末都
市知识分子著手改造国民性,开启了中国近代以及后来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先河。
近代国民
性改造思潮以“封建主义国民性”改变为目标,它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以西方新思想
知识体系为指导,另一个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西方新思想知识体系转变中国的绝大多数国民的观念,包括自由思想、民主思想、科
学思想等,它引领着新一代的中国人从祖先所传下的国民性中走出来,成就了今天所拥有
的个性。
从宪法建设、新思想发展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今天的中国已经远离了中国历
史上对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的歧视性习俗,五年来社会的发展得到了质的飞跃。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也在改造中国国民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克服贪婪,搞建设”的思想。
这一思想激发了中国的新未来,使她重新把利用自身潜在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把改革和发展作为重大任务,实施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整体战略,国家和民
族团结进步,社会全面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具有明显的深远影响。
从对西方知识引入
到本国,对国民性及文化氛围的影响,再到最后实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质的飞跃,这是由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推动下实现的。
它不仅给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带来了
新的思想,也为中国的社会、科学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世纪上半期,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华国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步出现了裂痕,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研究反省的视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
这一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趋于高涨。
为篇幅所限,本文仅对辛亥前这一思潮产生的逻辑进程、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作一详尽阐释,并揭示思潮在救亡主题下的双重性质和特点,从而求得对这一思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改造国民性理论思索的逻辑进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时代的变迁和国运的转折,迫使中国人思考:为什么处于天下中心的泱泱大国竟然会败于弹丸之地的“夷蛮”之邦?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认识层面上进行思索,尝试寻求问题的答案。
从此,关于中国民族特性的认识,包括对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反思、中国人传统精神文化的探讨、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特性比较等问题的论争,成了近代中国进步思想文化的一股潮流。
当然,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先进群体还只承认西方物化的科学技术有价值,其精神文化非但无益,而且有害。
直到洋务运动时期才有少数人开始对外来的精神文化加以心平气和的评判。
洋务派的某些思考已跨越了技术、工艺层面。
他们感到必须“借法自强”,即借取西方人胜于中国人的各种具体办法,包括器械、工艺,乃至经济、政治制度等,来促使中国强盛起来。
因此,洋务派一面极力反对传统中国人视为当然的“农本商末”的思想,另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是受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制约的,主张“通商贾之气”,认为商务是国家的“元气”和“血脉”。
[1]洋务派这一观念的变化,是对传统的“华优夷劣”思想的一个猛烈冲击,而对整个民族理性地认识自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预示着一个更加深刻和持久的民族自我反省时代的到来。
继洋务派后,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深受中国甲午战败的刺激,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2],在于“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3]。
论中国近代史之国体问题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风云变幻的历史,这不仅体现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情节,也体现在扑朔迷离的国体问题上。
封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国民党时期的训政,这些在近代史中出现过或者被广泛讨论过的国体,背后有着怎样的背景和区别,又存在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共性?本文将带你探讨近代史中的有关国体问题。
关键字:近代国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正文1840年,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在隆隆的炮声中缓缓打开,一群“上国”眼中的“蛮夷”携着坚船利炮闯了进来,将古老的中国带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近代的时代。
从这时起,历史就注定不可能像几千年来史书记载的那样发展下去了,因为想入主中原的不是已融为一家的少数民族,而是我们长期以来置之于脚底的“洋人”。
中国千年来所积攒的强大的自信心顿时遭到重创,朝廷慌了,有识之士慌了,甚至连一些老百姓也慌了。
在慌乱中一个国家会走向何方呢?又会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一片慌乱中最慌的还是朝廷。
清朝也算是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王朝,清朝的皇帝们虽说不上各个贤明能干,但都还勤勉,没有出现什么极度昏庸的皇帝。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不可能坐以待毙,有过抗争,也积极地寻求过改革。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洋务运动。
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触及的只是形,并未触及实,无法最终解决问题。
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开始谋求实的改变,这就是国体问题。
基于上述,君主立宪制进入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视野,随后出现了一批谋求变法热衷君宪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君主立宪制首先得到青睐呢?首先,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士大夫出身,受到传统儒家教育,不可能突然就摆脱“君”的概念,也不可能突然来一次激烈的变革,于是选择了可以保留君主的君宪制;其次,最先打开我们国门的是英国,最让我们蒙羞的是日本,这两个国家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而且一个成了世界第一号强国,一个俨然有称霸亚洲之态势,这怎么不会吸引救国之士的注意力呢?时间推到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作出了第一次尝试,很可惜失败了。
论鲁迅小说"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李忠平奉节师范进修学校摘要:在鲁迅的小说中,“改造国民性”是一个极其深刻的主题。
本文从鲁迅为什么改造国民性和怎样改造国民性作了全面的论述。
关键词:鲁迅国民性改造国民性国民性,作为一种概念,是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的,然而把"国民性"和鲁迅联系起来,恐怕就会让有些人禁不住热血沸腾(包括我)。
在讨论鲁迅为什么要改造国民性的原因之前,我们先来弄清什么是国民性?但也只有结合19世纪初的中国现实才能弄清鲁迅小说主题提出的所要改造的国民性。
从鲁迅众多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总结出,鲁迅先生所谓的国民性应该指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精神状态。
或者说是社会各阶级的人共有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
而这种国民性是复杂的,更为侧重的是国民的"劣根性"。
为什么要改造国民性?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产生。
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个人深刻的人生体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国外特别是日本研讨国民性热潮的启示的必然结果。
在19世纪的中国,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中就已产生了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萌芽。
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的最深层原因。
随着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接连失败,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换视角,从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萎弱的原因所在。
他们终于认识到单靠西方的科技,制度的引进是无济于事的,首要解决的应是国民文明健康的心态和近代资本主义素质的国民群体。
中外人口素质的巨大差异,也便成了有志之士改造国民性的原因和决心所在,同时也给鲁迅以深刻的启迪。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处在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着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面对祖国日益衰颓的危机,因而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祖国富强的课题。
在仙台学医时,鲁迅和好友许寿裳经常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继而决心以文艺为武器,终生不遗余力地改造国民性。
介绍张锡勤教授的《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濂溪公子
今天读到了一篇好论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是介绍这篇论文,所以其中大量引用原文,其中论文的第二部分我全部抄了过来。
这篇论文共分五部分,前边是概述,正文分为三大部分,加上一个简短的结尾。
概述中作者说“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
”“从这一问题提出之日起,提出者们所说的…国民性‟乃是指中国…民性‟、…积习‟中的…劣根性‟,所要解决的乃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近代化(现代化)的问题。
”
正文第一部分,作者指出,首先是外国人的评价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然后是严复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又对这一学说做了发挥和宣传。
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政见不同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的基本认识并无分歧。
正文的第二部分论述的是我们的国民性到底是什么,我把这部分内容全抄过来。
二
要想改造国民性,第一步工作无疑是梳理、揭示那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劣下之根性”。
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梁启超。
1901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这篇长文中,梁启超将中国人“人心风俗”上的劣点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方面。
次年,在《新民说》中他又作了较细的剖析。
他认为,“我祖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主要表现为缺乏公德观念、无国家思想、又无进取冒险性质、无自尊性质、权利与义务观念薄弱……。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又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人的各种缺点、劣点作了更全面也更尖锐的揭示。
所列举的有:“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诚无信”、缺乏同情心,等等。
陈独秀竟认为,当时“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业已“到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令人“惭愧、悲愤、哀伤”。
(《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其措辞既极端尖锐也极其沉痛。
值得提起的是,鲁迅在“五四”前后所创作的小说,对病态的中国社会的各色中国人的种种缺陷、弱点作了入木三分的生动刻画,比一些理论文章影响更深。
中国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进而揭示,中国人的弱点、劣点虽有诸多表现,但最根本的则是奴隶性。
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新学家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清算又集中表现为对奴隶性的清算。
最早从事这一揭露、批判的是梁启超、麦孟华等维新派思想家;继起的革命派思想家、宣传家也发表了大量剖析、批判奴隶性的文章。
对于奴隶性的种种丑恶表现,他们先后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如:
奴隶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
……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
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谀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
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
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至宝,如膺九锡,如等天堂,嚣然夸耀
于侪辈为荣宠。
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粟,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杵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
(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六十九册)
从上述描绘可知,20世纪初中国新学家们所说的奴隶性,乃是指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人们安分、顺从、依附、怯懦的顺民性格,以及一些人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意识。
正是这种奴隶性使人自轻自贱,丧失独立自主的精神,养成依附、依赖等积习,使中国人“如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牵丙袂”(梁启超:《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全无自主、自择能力。
更可怕的是,奴隶性所造成的顺民性格使人偷安苟活,安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屈辱地位:“牛之马之[1]不以为苦,奴之妾之不以为辱”,“驯伏数千年专制政体下,相率而不敢动。
”(《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
他们又指出,这种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是普遍存在的,在那等级森严的庞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的奴隶。
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且,“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
(邹容:《革命军》奴隶性在中国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于是,那时的中国遂成为一个“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不痛不痒,麻木不仁之世界”。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这些读之使人心酸、沉痛的文字,在当时曾使国人深受刺激,有力地激发了民族精神的振奋。
在20世纪初,改革者、新学家们一致认为,普遍存在于国人之中的奴隶性,乃是中国社会变革、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巨大障碍。
他们的结论是,国内的专制统治并不足畏,国外的列强侵凌也不足畏,“所可畏者,国民之奴隶根性耳”。
(辕孙:《露西亚虚无党》,《江苏》第四期)因此,要想实现近代化,要想改造中国并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清除奴隶性。
中国近代对奴隶性的清算,从戊戌变法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中国青年“敬陈六义”,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他期望中国青年“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充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由于在前两个时期业已对奴隶性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作了深入揭露,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更多的是论如何破除奴隶性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始终反对盲从、迷信,反对依附、依赖,猛烈抨击由三纲所造成的“奴隶道德”,提倡“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主理性(陈独秀《敬告青年》,鼓吹个人本位主义,矛头所向正是奴隶性,正是为了清除奴隶性。
对于清除奴隶性而言,这些理论工作的意义、影响更大。
在中国近代,几代改革者、新学家们将中国人的弱点、劣点概括、归结为奴隶性,是正确而深刻的。
这一概括、归纳使这场民族大反省不只是揭示“丑陋的中国人”的种种琐细的“丑陋”,不只是痛陈中国人“丑陋”的种种表象,而且准确抓住了要害、本质。
正文第三部分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国近代的新学家们不仅揭示了奴隶性的种种表现,而且揭示了所以如此的历史根源。
他们认为,从根源处说,奴隶性等乃是长期的封建制度造成的。
”第二部分论述了他们起初“循着社会有机体说,他们并未循着上述逻辑作出上述结论,而是循着…一”(个体)之性决定群体之性的逻辑,只强调国民个体的自我改造、完善”,作者评价说“这种单向论虽引发了中国人对国民性改造、国民素质提高的关注,产生过积极影响,可是,当国民性改造提上日程、进而要解决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时,其理论偏差与消极影响便充分暴露”。
作者的观点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人的近代化与社会的近代化,原本是一种双向影响、双向互动的关系。
”在上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随着倡导者接触到更多新的理论以及实践教训的启发,他们先后否定了这种单向决定论,开始走出了戊戌变法以来的理论误区”。
“胡适所主张的社会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但他坚定认为个人与社会双向影响、个人改造与社会改造双向互动,并将社会改造置于优先地位,这无疑是有价值的。
”“而当李大钊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
后,他对双向互动、双向改造也作了明确的说明,这便是:…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全文的结尾部分,作者说“在个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人的近代化与社会的近代化的关系上,从单向决定论转变到双向影响、双向互动论;从孤立地谈个体人的自新转变到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改造个人,这无疑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经由十多年的探索,到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终于对中国民众的…劣根性‟以及如何改造的途径作了比较正确的理解、说明和规划。
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依然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基础建设。
在此过程中,重温近代国民性改造的曲折历程,汲取前人积极的理论成果,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作者可以用广为人知的鲁迅先生的杂文《灯下漫笔》做例子应该更有说服力。
在该篇中鲁迅以深邃的目光,穿透几千年中国的历史风云,凝结成一个痛苦的结论:中国人的历史不过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怪圈中恶性循环,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走出过这个怪圈,中国百姓从来就没有做过一回真正意义上的“人”,顶多不过是奴隶(或叫“牛马”)。
文章最后,寄深切希望于青年改变这一悲哀的现实,创造一个全新的民主社会。
[1]此处的“之”字杂志原文中没有,没法查原始材料,我联系上下文添上的
原文见《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30——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