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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如何看待真理在探讨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的看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广泛的文化、哲学和社会思潮，兴起于20 世纪后半叶。
它对现代主义的许多基本假设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包括对真理的传统理解。
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并非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和普遍适用的。
传统的观念往往将真理视为客观存在的、可以被发现和确定的实体，但后现代主义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下，真理被视为是相对的。
这意味着真理不是超越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的永恒存在，而是受到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情境的影响和塑造。
不同的文化、社会群体和个人可能会基于各自的经验、价值观和立场，对同一事物形成不同的“真理”理解。
例如，对于某种宗教信仰或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解释，而这些不同的看法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都可能被视为“真理”。
后现代主义强调真理的多元性。
它否定了单一、统一的真理观念，认为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真理版本。
这种多元性反映在各个领域，如艺术、文学、科学和政治等。
在艺术领域，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都可以被视为对艺术真理的独特表达；在政治领域，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都可以被认为是对社会治理真理的不同探索。
后现代主义还质疑了真理的确定性。
传统上，人们追求确定无疑的真理，认为通过科学方法、理性思考和经验观察可以获得准确无误的知识。
然而，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确定性是一种幻觉。
由于语言的局限性、认知的偏差以及信息的不完整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不完美的，所谓的真理也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暂时成立的一种陈述。
后现代主义指出，真理往往是通过话语和权力构建的。
语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塑造我们对世界理解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权力结构会影响哪些观点被视为真理，哪些被忽视或压制。
例如，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往往能够通过控制媒体、教育等渠道，将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定义为真理，而边缘群体的声音则可能被边缘化或被视为异端。
论如何理解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从西方哲学总体的发展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这一阶段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有关客观世界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和本体论（存在论）哲学，一切哲学努力都是为了搞清客观世界及其原因或规律究竟“是什么”（包括人作为客观存在者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即使是这一阶段后期的人生哲学，也是以自然哲学和本体论哲学为基础、并以人对外部世界（包括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态度为主要内容的。
接着第二阶段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这个阶段的哲学主要是有关主观精神世界的哲学，即心灵哲学和一神论的宗教哲学。
主观精神的世界比外在的客观世界是一个更深邃的世界，中世纪哲学是西方哲学精神的一种自我深化，西方哲学以上帝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真正据点或安身立命之地——具有人—神结构的个体意识的灵魂。
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近代哲学，哲学的研究问题就是对前两个阶段的综合，即立足于独立化了的主观精神去探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具体地讲，在经院哲学后期，唯名论彻底颠覆了天主教神学的权威地位，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文学艺术风格的更新和宗教生活方式的变革，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极大地冲击了天主教教会的和神学观念的权威，大量作品怀疑权威呼唤关注人性此岸的幸福，主体性觉醒得到发展，后来的哲学和科学建树都是以他们所提供的这种新的人性模式和生活理想为前提的。
17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对一切权威——无论是古代的权威还是中世纪的权威——都充满了强烈的理性批判意识。
17世纪的时代特征就是怀疑精神和经验方法，普遍的怀疑精神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原则。
正式标志近代哲学的诞生亦即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型就是从那个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开始的。
培根代表着实验科学的哲学，笛卡尔代表着自我意识的哲学，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哲学才把重心转移到认识论问题上。
认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主观精神如何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因此17—18世纪西欧哲学的主要兴趣就表现为对认识的来源、过程及其真理性等问题的探讨。
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现代科学哲学导论Ξ〔美〕R1萨索尔 曲跃厚译一、引 言到后现代性的领域(这是一个常常受到误解和嘲讽的空间,是一个过于模糊以致难以测量的领地)上去旅行,部分地是和卡尔 波佩尔一起进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有保罗 费耶阿本德为伴;然后再去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同伴。
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sen sitivity)作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即使是在主要的后现代作者的特殊观点不同于科学哲学家的观点时也是如此,反之亦然。
尽管这两者彼此漠视对方,但我还是希望把他们结合起来,使他们了解对方,并使他们各自的理论很好地一致起来。
例如,波佩尔是把科学和所有其他话语形式区分开来的最近一次主要尝试的伟大推动者,但费耶阿本德则批判了这种尝试。
现在,“分界问题”(无论它如何被表述)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即证明一种特权形式——“元叙述”——的问题,这种特权形式正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在原则上拒绝接受的。
波佩尔在“虚构”和“科学”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界限,这一界限变成了一个排外的俱乐部的栅栏,变成了一种权贵地位的象征,因而它本身就成了科学文化之批判分析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又比如,波佩尔认为,形而上学在科学中也很重要,在科学共同体中,真理必定会归结到一种荣誉概念的位置上,但是人们并没有英国女王那样的政治神通,而且科学哲学尚未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心理学的问题:科学家是怎样达到其新思想的呢?什么样的气质才是人所必须具有的,因而才能挑战已经确立的各种模式并提出可供选择的其他模式呢?进而,心理学怎样才能符合科学话语的语境呢?简单地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借助于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话语的工具而提供的。
在某些方面,在授权所有叙述并重组各种制度化的权力关系的意义上,我在后现代性的批判话语中所展现的各种心理学的可能性中得到了安慰。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迈克尔 波拉尼和托马斯 库恩已经写下了许多我们必须了解的他们称为“科学共同体”的著作,分析了领导和责任的问题,提出了有关科学方法论能够而且应该藉以沿着一条研究纲领的道路被向前推进的方式的问题。
绪论本书所论及的现代西方哲学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各国产生和流传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折:1、从古希腊哲学转向中世纪哲学；从中世纪转向近代西方哲学；2、从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
3 、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近代欧洲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想主义精神,上帝的万能被代之以理性的万能。
哲学家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的（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即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关系问题。
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是理性反思,因此，这个由认识论转向所开辟的哲学的新时代被称为理性（或反思）的时代.但由于对理性的不正确理解、以及主客分离的理论前提,近代西方哲学却又走向了独断论、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二元论。
人的理性成了与人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思辨理性（表现在唯理论和思辨哲学家那里）或工具理性(表现在经验论者和实验自然科学家那里）。
人和世界都被狭隘化了。
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为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成的世界。
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更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尊严和全面发展消失不见了,近代西方哲学转到了它过去所反对的东西方面。
近代西方哲学之走向终结既是一种根本性的变更,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从笛卡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前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其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已完成了它的发展历程，在某些方面成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在需要从整体上对它重新加以反思甚至扬弃了.但这种变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因为它既合乎哲学和思想文化本身发展的逻辑，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换言之，这种变更既有思想和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源（认识根源），又有社会历史根源.19世纪中期（可往前推到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或更早一些）前后的一段时期是现代西方哲学开始形成的时期。
当代哲学中的新思潮与前沿理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都在探究人类的本质和宇宙的真相。
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哲学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本文将会介绍一些当代哲学中的新思潮和前沿理论。
1. 新唯实主义新唯实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
它强调客观实在的存在性，并认为意识是对客观实在的描绘、反映和解释，而不是创造并构造。
新唯实主义与旧唯实主义相比，更加关注实在的本体性和客观性，强调真实存在是不受主体思想影响的。
2. 转态现象学转态现象学是由法国哲学家默里·梅洛·庞蒂创立的一种哲学思潮。
它认为知觉、身体和语言无法被简单地分割开来，因此认为身体、主体和世界之间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转态现象学强调身体是理解存在和世界的重要参照点，而语言只是描述身体和存在的工具。
3. 边缘学派边缘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
它主张突破传统哲学对于主体和客体、本体和存在这些二元对立的刻板观念，强调哲学应该倾听被边缘化的声音，并关注社会和政治的真实情况。
边缘学派认为哲学应该体现人类共同的关怀和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的责任。
4. 新唯心主义新唯心主义是一种当代哲学思潮，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源，存在只是对意识的认识。
新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是唯一的真理，对物质的存在和宇宙的本质没有真正的了解。
与传统唯心主义不同，新唯心主义强调意识是一种能动的力量，能够引导和改变物质的存在和世界的本质。
5. 线下哲学线下哲学是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潮，它强调哲学的反思和思考应该超越虚拟空间和社交媒体的束缚，回归到真实世界中来。
线下哲学认为哲学应该直面人类面临的问题，关注社会和人类的本质，而不是在虚拟世界和互联网上消耗时间。
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旨在消除虚拟和真实之间的隔阂，让人类重新认识到真实和现实的重要性。
6. 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一种关注生命、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潮。
它认为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探讨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思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本章概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是指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
通常把波普尔之前的诸科学哲学称作逻辑主义，其后的则为历史主义。
实证主义是哲学史上头一个打起“科学哲学”旗号的哲学流派。
但通常把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流行于当代的日常语言学派，归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实证哲学、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
至于继波普尔之后的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和科学实在论，由于着重历史考察的方法，着重于科学本身的探究，注重把哲学建立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则归属于科学哲学。
这种科学哲学主要探讨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标准或选择问题，以及科学发展的模式问题，试图解释科学活动并为其提供方法论指导。
本章主要介绍的是波普尔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
第一节波普尔的朴素否证论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曾任伦敦大学的逻辑和科学哲学教授。
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继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之后，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流派。
主要著作有：《研究的逻辑》（1933）、《科学发现的理解》（1956）、《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猜测与反驳》（1963）、《客观知识》（1972）等。
一、对归纳主义的批判古典经验论把归纳法视为从有限的经验事实向普遍的理性知识扩展的惟一有效的通道。
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后，这惟一的通道被打断，经验科学的基础出现了可怕的裂痕。
现代经验论则借助于概率工具从归纳问题的挫败中复兴。
波普尔则认为从逻辑上看归纳推理是不合理的，具体表现在：1、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堆积中推出；2、通过归纳作出的结论总是可错的；3、作为归纳推理基础的归纳原理无法得到证明；否则必定陷入循环论或先验论。
他对归纳逻辑的批判确实是击中了要害，但是归纳逻辑并没有被波普尔一劳永逸地驳倒，它在科学中仍然占有地位。
二、否证论波普尔以否证论为旗帜登上哲学舞台的。
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革。
对社会科学进行哲学探究的研究方法和立场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本文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进行了综述分析。
当前的研究现状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主要有四种研究方法和立场，分别是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演化心理学。
实证主义是社会科学中最为传统和流行的研究方法和立场，其主要思想是通过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关注事实和数据的量化研究。
实证主义强调定量方法和实证数据，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验证假设和推断结论，追求客观和普遍的认识。
不过实证主义的弊端是无法涵盖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的主观经验，很难揭示社会现象的深层本质。
批判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反思。
批判理论认为，社会现实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与人的意识和谋略密不可分的。
批判理论主张揭示社会现实的结构和力量，揭露不公正和剥削，并通过社会变革和民主改革解决社会问题。
然而，批判理论常常也被指责缺乏科学性和严密性，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真正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哲学流派，对现代主义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进行了批判。
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是由权力、语言和文化建构的，批判规则和权力关系，关注记忆、词汇和故事的纷扰，强调个体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缺乏一致性和普适性，其批判和反思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有争议的。
演化心理学是社会科学哲学的一种新兴方法和研究领域，它基于生态遗传学原理，探讨人类社会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
演化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感受、决策和偏好都具有遗传基因和进化适应性的特征。
这一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的视角，它的价值和意义正逐渐受到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视。
当前的研究趋势当前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趋势是接受和融合多种方法和立场，目的是通过交叉学科和方法的融合来实现对社会现象的更深入和广泛的理解。
绪论第一章实证主义本章概述实证主义沿着经验主义哲学的思想路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入哲学和社会学，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对以后的西方哲学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章主要介绍实证主义的概况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理论。
第一节实证主义概况一、形而上学的困境与实证主义的形成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以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流派。
它是在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危机以及随之在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对它的批判浪潮中形成的。
19世纪30年代最早出现于法国。
主要代表有孔德、穆勒和斯宾塞。
19世纪中期，随着集近代理性主义大成的回归热派哲学的解体，盛极一时的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走向终结。
休谟之后英国哲学的发展大体上走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持怀疑态度的休谟路线。
法国18世纪大革命后，原来被理想化的理性的社会和国家在许多方面越来越暴露出它们的种种欺骗性，原来被视若神圣的理性观念也显示出它们的种种虚幻性。
就其基本思想路线说，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怀疑的休谟经验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但又根据新的形势对休谟等人的理论作了修改和补充。
他们仍然把经验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础，否定认识（现象）经验以外的实在（物质或精神）的可能性，明确提出要抛弃对世界的基础、本质等本体论问题的研究。
他们要求超越心物、主客、思有等二元对立，强调人类知识的力量，强调运用实证科学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可能性。
在方法论上，他们接受19世纪以来的科学方法，反对与黑格尔主义相关的理性主义的辩证法。
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他们提倡科学、进步和改革，但不赞成革命。
二、实证主义的流传19世纪中期和下半期，在法、英两国就已出现了一批实证主义的信奉者。
在法国，较著名的实证主义追随者有拉菲特、李特列、丹纳、芮南等人。
其中丹纳的《艺术哲学》在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有较大影响，芮南以《耶稣传》称著。
在英国，19世纪下半期与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接近的哲学家主要有培恩、西季威克，以传播孔德的实证主义为己任的哲学家主要有康格累沃、布累杰斯等人。
走出真理问题的迷宫——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真理观本文认为，西方科学哲学在真理问题上争论不休，其根由在于不能正确地对待理论的个别反例、不确定性与个人意见的介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真理观向概率主义真理观的转变，仍未摆脱传统真理观，以致无法根本解决真理问题上的困境；超越传统真理观，其基本方法是对反映各类决定性程度不同的现象的理论或真理加以分类，并以此来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对称性；与概率真理论相对立的概率怀疑论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因素，也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力量。
一、真理问题症结何在？真理问题，一直是哲学界最为关心且争论最多的问题。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仍是以此为核心的争论。
为什么在真理问题上存在如此不休的争论，其症结何在？概括地说，真理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真理概念的分析，即何谓真理；其二，是真理标准的确定。
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者相互制约、相互规定。
每当人们提及真理，势必就会联想到某一标准。
西方科学哲学尤为关心真理，主要是由于真理与理论的接受相关。
如果人们确定某一理论为真，那么，大家就可以公认这个理论、接受这个理论。
否则，这个理论就会遭到摒弃。
在科学理论中，常常有一些悬而未决的假说，它们有待于作出真假之鉴别才能获得存在与否的权利。
同时，也只有作出真假之鉴别，理论才能获得指导人们实践的资格。
然而，历史的时针虽指向现代，科学哲学在真理概念及其标准的分析上仍是歧见种种，各派哲学观点纷呈，党同伐异。
在一片争论声中，人们只共同地承认一点：所谓理论或陈述、命题为真，也就是对理论、陈述、命题作出一种肯定，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接受它的指导。
分歧在于这个“肯定”前面的定语，即“……的肯定”。
而这个定语也就是标准问题。
由于各人所持的标准不同，以致对真理概念的分析难以统一。
众所周知，在以往的西方科学哲学流行的派别中，真理标准观有符合论（或对应论）、融贯论、实用论以及相对主义的指示论等。
符合论代表着各种经验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是一种古老的、较为盛行的观点，它主张观念与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凡是相对应的、与事物相一致的观念就是真理，否则便不然。
进入现代以来，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使得命题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到了最严格、明确的阐发。
他们一致认为，理论或语言（或思想）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镜式反映的关系，理论是由命题构成的，命题可以分解为简单命题直至基本命题，而世界也可作此分析，直至分析出原子事实。
复杂命题对应于复杂事实，基本命题对应于原子事实，“最简单的命题即基本命题，断言原子事实的存在”〔1〕。
反过来，如果我们要知道语言或命题是否为真，那就只要在基本命题基础上进行真值运算就可以了。
“命题就是一切从所有基本命题的总和（……）得出来的东西”〔2〕。
在他们看来，世界与语言同构，“我们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3〕。
融贯论则强调，命题的真假取决于该命题与整个命题系统之间是否相一致。
实用论认为，真理不但要与经验相一致，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好的”、“方便的”、“有用的”，是人们的工具。
无论在真理标准上各派哲学观点多么不一，然而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种广义的符合论观点。
归根到底，它们都默认了真理必须符合事实、经验、逻辑准则或人的价值等等。
不过，由于每种见解都强调了某一预设前提，并试图把这个前提当作统一的模式，把其它理论都纳入自己设定的标准，以致难免在理论上留下裂隙而遭到批评。
批评的理由是休谟和康德式的怀疑论，认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信念、情感和知觉经验都可以拥有大量自我中心的知识，我们不可能通过逻辑推理从知觉经验进到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认识，不可能判定那些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理论的真理性。
具体地说：第一，科学哲学家们总是以具体实例、历史事实作为否定各种真理标准的理由，从而造成共相与殊相之间的矛盾。
各种真理标准都强调真理必须符合某个一般的前提，但是，这样的前提却不可能包摄全部现象，即使能包摄某类现象，也难以排除个别反例。
尽管许多理论经过实验的验证，获得观察的证据，但都免不了某些偶然反例的出现。
这是归纳法本身的局限性。
从符合论观点看，某一理论得到实验的检验，我们便可断言其为真理。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实验检验，是用归纳法搜集个例作为证据，抑或检验理论的成功率。
反面的意见认为，即使我们掌握了很多证据，证据也还可能是假的。
如果诉诸成功，那么成功究竟是指什么？成功的理论在历史上也同样可以是假的。
相反，真的理论也可以是不成功的。
第二，证据、事实、观察、实验等因素都免不了个人“意见”的介入。
人在认识周围世界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证据、事实、观察、实验意义的确定有赖于特定个人的语境。
因此，人们在证据、事实、观察、实验等等方面是经常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第三，如果我们为了避免以上的不确定性而诉诸逻辑的推理，那么，就会产生恶性循环与无穷回归的形而上学问题。
因为，演绎逻辑的前提必须为真，我们只有从一个真的前提出发才能推出前后一致的结果为真。
但是，我们如何知其前提为真呢？这就陷入了我们前面讨论的初始问题。
由此可见，西方科学哲学中真理问题的症结在于归纳与演绎之间、一般概括与个别反例之间、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多重矛盾没有合理地得到解决。
二、科学实在论、反实在论与真理问题自从逻辑实证主义提出证实原则与逻辑分析方法以来，由于各个科学哲学家都未能对上述矛盾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了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以科学发展史为依据，否认理论具有固定的、基本的本体论承诺，否认理论本体论承诺的继承性或连续性，主张前后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科学发展中的大规模变化即科学革命意味着科学家信仰的改宗，理论的变化意味着术语指称的变化。
历史主义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最后导致了费耶阿本德的具有后现代性的哲学消解论。
正如在30年代兰姆赛提出“真理多余论”一样，费耶阿本德也认为，理论不分稂与莠、好与坏、真与假，不管何种理论，所起的作用都是共同的，都可以推动科学的发展。
费耶阿本德“坚决主张一个实践科学家没有理由请教科学哲学”，“在科学哲学中没有什么能帮助他解决问题，尤其是确证理论不能帮助科学家决定承认哪些理论”〔4〕。
这样，就完全否认了真理的存在，否认了认识论存在的必要性。
历史主义虽然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但是，自己却陷入了相对主义，把科学哲学归结为实际的描述性研究，以致遗忘了科学的目的，否认了科学在文化中的自主性与权威性。
70年代兴起的科学实在论则是在“认识论之死”的口号中觉醒的。
为了使科学不失去文化自主性和权威性地位，科学实在论就必须捍卫真理概念。
于是，他们对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加以改造，用历史主义的合理成分补充和完善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
科学实在论者主张，成熟科学的理论术语是有指称的，它们所指称的实体在真实世界中是存在的，后继的理论较之前驱理论更趋于真理性、更接近真理。
科学实在论对这些原则的主要论证是“日益增长的预见的成功”和“似真性假说”。
波依德（R·Boyd ）认为：“我们的方法论是基于近似真的理论之上的，这种方法论应当是发现新成果、改善旧理论的可靠指南”〔5〕。
普特南也认为：“它是唯一不使科学的成功成为奇迹的哲学”〔6〕。
从科学实在论对于理论真理性的辩护可以看出，实在论是一种整体论。
它通过一般的理论定律和模型坚持认为，从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通过归纳推理可以扩展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理论所指称的不可观察的实体也是存在的，预见性假说也可以是真理或近似为真。
这在传统的经验论看来，根本就是不可通达的。
显然，科学实在论的论证是不充分的。
第一，它没有说服像休谟那样的怀疑论，即没有说明归纳推理是否能够合理地推出真理的问题。
第二，用预见的成功或说明的成功作论证，是思辨性的论证，甚至连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说和逻辑分析的方式都不如。
爱德华·麦金农（E ·Mackinnon）在概括70 年代的实在论时指出：“……实在论者总是引证当时流行的科学，坚持认为在成熟的理论中，基本的范畴术语是用于指称实在的对象和事件的；而理论定律在符合的意义上是真正关于那些对象的，尽管是近似地真。
”〔7〕由此可见，科学实在论把成熟的理论抬高为真理。
什么是成熟了的理论或发展了的理论呢？在实在论看来，成熟的理论就是当前流行的理论。
如此说来，当前流行的理论就都基本上是真理了。
就此而论，科学实在论与历史上的实在论是异曲同工的，其论证方式与历史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思辨手段无异。
正是这样，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遭到了各种经验论科学哲学（反实在论）的反驳。
一些反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实在论者是“真理贩子”，是“真理的制造者”，科学实在论所说的真理是“虚构的真理（manufactured truth）”。
拉里·劳丹与范·弗拉森（van Fraassen）认为，实体的实在论是一种乔装得很不像样的形而上学观点，其基础不是过去与现在的科学或可预见的将来的科学，而是在方法论上依赖于理想的说明形式，通过这种方法论的说明来决定我们对科学理论的取舍，从而错误地引导科学去作出真假的形而上学思辨性分析。
劳丹与范·弗拉森对于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所作的批判认为：第一，成功并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
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功是科学的目的。
但是，在科学活动的特定情形中，什么是成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第二，经验的证据也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
科学虽然提供给我们对现象的描述，但其性质不是唯一地由证据决定的，“科学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释——即理论把现象描绘成什么，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硬证据”〔8〕。
在范·弗拉森看来，科学的认识论集中探讨证据如何支持理论的接受问题，这个问题分化为两个方面：（1）接受是信念，这种信念必须得到该理论的实际证据的证明；（2 ）证据对理论的支持是“客观的”，完全是由作为证据的信息和包容在理论中的信息决定的，而不是主观的或历史参数的函数。
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正是从这里展开，它把科学看作对世界的真实描述，理论与其对象世界因果地相关，理论非真即假，接受一个理论就是确信这个理论为真，因此求真是科学的目的。
由此，范·弗拉森就把科学实在论的论点分类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的目的，其二是理论的接受。
前者涉及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涉及理论与应用者之间的关系。
真理问题只属于前者而不属于后者。
在理论与世界之间，是以人的两种能力为中介的：一是观察（知觉），二是思维。
观察提供外部世界的信息，思维则建构理论，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我们超出可观察的范围，我们就无法知道理论是否真假，因为“……观察一旦被抛弃，那末离神秘主义就只有短短的一步了”〔9〕。
所以，从整体上说，理论是一种建构，它不等于世界。
我们可以相信可观察到的东西，却不能相信不可观察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