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志愿服务在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2012年第6期山东社会科学No．6总第202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2论志愿服务在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罗公利丁东铭（青岛科技大学，山东青岛266061）［摘要］我国现代化已进入多重境域，社会结构性矛盾进入突发期，社会风险日益呈现扁平化特征，由于志愿服务不仅可以促成“社会整合”，而且可以缓解“社会结构紧张”，因此，积极扶植、引导和开展旨在协助他人改善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我国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改善和优化。

［关键词］志愿服务；社会风险管理；社会整合；社会结构紧张［中图分类号］C912．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6－0034－05志愿服务（Volunteer Service）是指任何人志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在不谋取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为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而提供的服务，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组织性等特征。

志愿服务在改善人际关系、消解社会矛盾、配置社会资源、促进个体成长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现代化进入多重境域，社会结构性矛盾进入突发期，社会风险呈现风险受众扁平化（或网络化）趋势。

在此背景下，开展志愿服务的相关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社会学视角，志愿服务不仅是促成“社会整合”的黏合剂，而且是缓解“社会结构紧张”的安全阀。

积极扶植、引导和开展旨在协助他人改善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改善和优化。

一、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扁平化特征及其成因（一）社会风险扁平化的基本涵义所谓社会风险扁平化，是指随着人类信息传递媒介网络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社会风险的危害维度和危害程度成正比增长，同时，社会风险危害呈现水平波及和衍生的趋势及其状态。

社会风险扁平化意味着社会风险恶化为公共危机的风险系数加大、速度加快、危害程度加深，危害半径呈水平式扩展，危害范围不断增大，此时社会风险的治理周期延长、难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接连爆发的公共危机几乎都是社会风险扁平化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我国公共危机爆发的频率不断加快。

2003年的“非典”和“重庆开县井喷”，2005年的“九江—瑞昌地震”、“松花江污染事件”、“H5N1禽流感事件”，2008年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地震”、“贵州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的云南“躲猫猫事件”、“云南旱灾”、“甲型H1N1流感事件”，2010年的“玉树地震”、“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南方洪灾”、“甘肃舟曲县特大泥石流事件”等公共危机事件接踵而来。

有人将此归因于社会风险治理机制的不健全，甚至有人归咎于媒体的日益发达。

其实，公共危机爆发频率的加快，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多重境域，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导致社会风险扁平化的直接表现。

（二）当前中国社会风险扁平化的主要成因当前，我国以公共危机频仍为主要形式的社会风险扁平化的主要成因是非扁平化的社会矛盾，即经济社收稿日期：2012－04－02作者简介：罗公利（1964—），男，山东淄博人，青岛科技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创业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丁东铭（1979—），男，辽宁法库人，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博士，吉林大学公共管理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公共事务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大学生志愿服务为例”（项目编号：09BJGJ43）的阶段性成果。

会的结构性矛盾。

从表面上看，社会风险扁平化的直接后果是风险受众范围的普遍化。

然而，诸多社会矛盾转化为社会风险甚或恶化为公共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相当的横向群体之间的矛盾，而是非扁平化的社会矛盾，即政府与公民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纵向矛盾。

一般来说，社会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健康、生命周期、社会（狭义社会范畴）、经济、行政及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

归纳起来，呈现扁平化趋向的社会风险主要有三种：人为因素导致的危机、自然因素导致的危机和因以上两种危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导致以上三种社会风险的根本原因，几乎都是政府与公民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不同的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结构性矛盾，即非扁平化社会矛盾。

第一，社会风险中的人为因素导致的危机（如工业污染、化工事故和行政失误导致的事故及灾害等）的直接原因是社会风险监管不力。

实际上，由于单个公民、社群、企业和政府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在公民社会尚未健全的背景下，社会风险监管过程中难免存在缺乏公民参与或参与无效的现象。

而缺失公民参与的公共政策很容易具有背离公共性的风险，而背离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又往往是人为因素导致社会风险恶化为公共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二，社会风险中的自然因素导致的危机（如地震、泥石流、洪水和干旱等）的直接诱因往往是不可抗力。

对这种不可抗力人们一般很难事先预测并加以阻止，但是，可以通过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灾后救助机制，尽量减少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很显然，依靠单个公民或社群的微薄之力，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完备的针对此类社会风险的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

可是在我国，由于缺少应对此类社会风险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参与，形成了公共部门垄断，而公共部门的垄断性，不但免除了其外部竞争压力，而且免除了公共部门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

①在此情况下，由自然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正是因为缺少健全的管理机制，在相当一部分危机发生后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三，社会风险中的群体性事件，多是由以上两种危机直接或间接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事件。

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

参与人员复杂，包括了各种职业和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员：既有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权益受损职工，又有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以及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和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表面原因是社会不满群体存在、群众缺乏表达渠道、群体性心理因素诱导和政府管理应对能力不足等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弱势个体或群体权益被侵犯、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和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僵化等非扁平化的社会矛盾。

因此，非扁平化的社会矛盾是导致社会风险扁平化的主要原因。

二、志愿服务是促成“社会整合”的黏合剂基于社会有机体论的观念，社会要实现良性运转，必须实现和维护社会整合。

而志愿服务恰恰是促成“社会整合”的黏合剂。

（一）社会整合的基本涵义所谓“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社会学之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

作为功能主义的奠基人，涂尔干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

社会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任何一个社会想要维持良好的运转，不出现社会风险扁平化的趋势，都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健全社会整合机制。

涂尔干指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出现了包括道德滑坡、信任危机和犯罪率攀升等在内的最为严重的混乱状态，即严重的“社会失范”。

涂尔干所说的是当时他所处的法国和欧洲，原来联系人们的熟悉关系和熟悉群体如村落、家庭、邻里等，由于社会转型，传统维系社会的方式很难继续存在和发挥效能。

于是，涂尔干提出运用“社会整合”把社会重新联系起来。

②（二）转型期中国重建社会整合机制的必要性在发展经济学和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至少分为“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两个维度。

其中，“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的载体，也是现代化的核心所在；而人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社会秩①②周志忍：《政府管理的知与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8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3页。

序与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内在契合，即社会整合。

与涂尔干分析的情况相似，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出现了“社会失范”现象。

例如，部分农民工犯罪问题，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农民工脱离了原来联系他们的熟悉关系和熟悉群体这层社会整合的实体，到了城市里，又因为户籍制度壁垒，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现代工业职业群体，以致他们几乎完全脱离了社会整合的樊篱。

同样，失学青少年、下岗职工、无业人员和待业大学生等社群的心理危机乃至心理危机向危害社会稳定的社会危机转化等问题，都与部分农民工犯罪问题具有相似性。

在传统中国社会，主要有家族和宗族两种民间力量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家庭的不断小型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人员流动性的不断加强，家族和宗族已经基本退出了社会整合力量的行列。

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企事业单位的归并重组浪潮弱化了传统职业共同体的社会整合机能。

可见，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多发境域。

因此，必须重构社会整合机制，实现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三）志愿服务是促成“社会整合”的黏合剂重建社会整合机制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志愿服务在促成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发挥着与众不同的功能。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以契约论为假设前提，认为个人的自由与意志是规避社会生活中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进而支配社会资源朝着“分配性正义”（A Justice of Distribu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流转的核心。

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压倒一切的优先性，把个人权利作为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个人的权利固然重要，但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却将个人与社群分离出来，即把个人从其生活和思考的文化环境中完全抽象出来。

实际上，这种建立在虚拟前提基础上的观念仅是一种单纯的假设而已。

恰如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著名伦理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言，人们只有通过考察个人在某种场合或某个“叙述”（narrative）中的行为才能理解他生活的价值。

只有在社群关系中才能理解他本人，社群规定了这些叙述的形式、环境和背景。

正如1991年50名学者和政治家在《负责的社群主义政纲：权利和责任》中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那样：“离开相互依赖和交叠的各种社群，无论是人类的存在还是个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维持很久……排他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终必然损害人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