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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乡村治理振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振兴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然而在乡村治理振兴的过程中，碎片化困境成为制约乡村治理振兴的重要问题之一。
如何整体性地解决碎片化困境，成为当前乡村治理振兴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并提出整体性救治策略。
一、碎片化困境的表现形式在乡村治理振兴的过程中，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源碎片化资源碎片化是指在乡村治理振兴的过程中，各种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这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等方面。
乡村土地资源被大规模开发，但开发利用的成果却难以达到最大效益。
人力资源在乡村中也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很多劳动力无处安置，劳动力资源浪费严重。
财政资源在乡村中的配置也存在碎片化现象，投入的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导致资源利用的效率偏低。
2.政策碎片化政策碎片化是指在乡村治理振兴的过程中，各种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村发展政策、农民生活政策等方面。
各级政府部门或无法协调一致，政策实施的效果不达预期；或者政策执行中出现“一把手”决断、不重视基层建设、政策扶持不到位、缺乏长期稳定政策等问题。
3.机制碎片化机制碎片化是指在乡村治理振兴的过程中，各种组织机制的运行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乡村组织机制的建设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干扰，导致机制运行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基层组织的腐败、无能，导致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4.意识碎片化意识碎片化是指在乡村治理振兴的过程中，乡村居民的观念和意识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农民的意识形态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有人迷信封建迷信、有人迷信西方民主，有人盲目相信一切靠政府解决，乡村居民的思想认识与时代要求脱节，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念空前杂乱。
以上这些碎片化困境，影响着乡村治理振兴的有效进行，成为乡村治理振兴的重要挑战。
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碎片化困境及整体性治理地方高校校企合作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能够促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也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创新和竞争力。
目前地方高校校企合作存在着碎片化的困境，其中主要表现为合作项目分散、合作模式单一、资源浪费等问题。
这给校企合作带来了挑战，也限制了合作的整体效能。
地方高校校企合作存在合作项目分散的问题。
由于合作品种多样，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往往零散而独立，缺乏整体协同效应。
虽然每个项目可能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合作间的纵向和横向的联系较少，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合作网络。
这种分散的合作形式难以真正发挥高校和企业的优势，也不能够形成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的整体力量。
地方高校校企合作存在合作模式单一的问题。
当前大多数地方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模式主要以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为主，缺乏多元化的合作形式。
合作内容主要集中在科研项目和技术转让上，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合作机会。
这种单一的合作模式无法满足不同高校和企业的需求，难以激发合作的潜力，同时也限制了合作的规模和深度。
地方高校校企合作存在资源浪费的问题。
由于合作项目分散、合作模式单一，导致资源的重复利用和浪费。
各高校和企业在相同领域进行类似的科研和技术转让项目，资源被分散使用，相同的研究和转化工作重复进行，浪费了宝贵的资源。
而且，由于合作的碎片化，一些大型项目无法得到全面的支持，无法形成连锁的合作效应。
这种资源的浪费不仅增加了成本，也降低了合作的效益和整体收益。
针对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碎片化的困境，需要进行整体性的治理。
需要加强高校和企业间的沟通和协调，建立信息共享和合作联盟。
通过共享信息资源，实现合作项目的集中管理和整合。
要推动校企合作模式的创新和多样化发展，根据企业需求和高校特长，探索各种合作形式，如联合科研中心、共建实践基地等。
要加强合作项目的规划和管理，避免资源的重复和浪费。
通过对合作项目的统筹规划和资源分配，实现项目间的互补和优势集成。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乡村治理振兴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碎片化困境成为了制约乡村治理振兴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将从碎片化困境的表现形式、原因分析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整体性救治策略，以期为乡村治理振兴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碎片化困境在乡村治理振兴中表现为政策碎片化、资源碎片化和问题碎片化。
政策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发展政策体系不完善，存在政策条款繁杂、内容多样的问题，使得政策难以在实际中得到有效整合与落实。
资源碎片化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各部门间资源共享不足等方面，导致乡村发展的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问题碎片化则主要表现为乡村存在的问题多元复杂，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但却往往被各部门、各级政府所隔离，导致解决问题的效率低下。
碎片化困境的形成与原因多方面相关。
一方面是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乡村治理中涉及多个部门、多个政府层级，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是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乡村治理中存在着各自为政、片面追求发展指标等问题，导致治理目标的单一化和碎片化。
还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均衡、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都加剧了碎片化困境的形成。
针对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需要采取整体性救治策略。
要加强政策整合与协同治理。
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明确政策目标与具体措施，加强政策沟通与协同，实现政策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要推行资源共享与协同利用。
建立资源统筹管理机制，推进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加强各部门间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合作，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要优化治理机制与体制。
建立乡村治理的协调合作机制，加强各级政府间的合作与协调，推动各部门间的联动与协同，实现乡村治理的整体性与协调性。
要加强问题导向与综合施策。
建立问题导向的治理机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强调问题多元化和整体性，形成科学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是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解决碎片化困境需要整体性的救治策略。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乡村治理振兴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任务，而碎片化困境是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碎片化困境是指乡村发展过程中各种发展要素、资源和利益相互脱节，且缺乏整体性规划和协调，导致乡村治理发展的片段化和无效性。
碎片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乡村发展资源碎片化。
乡村发展所需的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和层级，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乡村治理规划碎片化。
乡村发展规划往往缺乏整体性和长远性，各个层级的规划不相互衔接，无法形成统一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乡村发展主体碎片化。
乡村治理中涉及的各个主体单位众多，部门职责不清，协同推进乡村发展困难。
乡村治理信息碎片化。
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信息流通缺乏统一平台和渠道，信息不对称，导致决策和实施的难以协调。
要加强政府的协调和引导作用。
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和责任，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形成整体性的规划和实施机制。
要创新乡村发展模式。
通过整合资源和利益，培育乡村发展的新型主体，鼓励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
要加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
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提高信息共享和传递的效率，形成全局性的信息管理和决策支持系统，为乡村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要加强乡村治理的能力建设。
加强乡村治理人员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提高乡村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增强乡村治理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是当前乡村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通过加强政府协调引导、创新发展模式、加强信息化建设和能力建设，可以有效应对碎片化困境，推动乡村治理振兴的整体性发展。
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碎片化困境及整体性治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日益频繁。
尤其是地方高校，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和学科建设的相对薄弱，更需要依靠与企业的合作来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当前地方高校校企合作中存在的碎片化困境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结合实际情况，探讨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碎片化困境及整体性治理的路径和方法。
一、碎片化困境的表现1. 合作项目零散目前地方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项目零散，缺乏整体规划和统筹管理。
校企合作的项目包括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实习实践等方面，但由于各项目之间缺乏协调和衔接，导致资源浪费和效果不佳。
2. 缺乏长期机制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缺乏长期机制的支持，大部分合作项目都是短期的、针对性强，缺乏长期规划和战略布局。
一旦项目结束，合作关系便会中断，难以形成持续合作的良好基础。
3. 联动效应不强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缺乏联动效应，学校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合作，使得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企业之间也缺乏联动效应，导致合作项目之间的垄断竞争，难以形成合力。
以上表现说明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碎片化困境日益严重，已经严重制约了地方高校与企业合作的效果和持续性发展。
二、整体性治理的路径1. 建立统一规划地方高校应该建立统一的校企合作发展规划，确定合作方向、重点领域和发展目标，使得各项合作项目能有序、有力地推进。
地方政府应该给予指导和支持，鼓励高校、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参与合作规划的制定，确保合作项目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真正发挥合作效益。
2. 建立长期机制地方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需要建立长期机制的支撑，包括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设立长期专项基金、建立长期科研合作项目等。
这样才能够确保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为双方提供长期稳定的合作平台。
3. 强化内外部联动地方高校应该强化内外部联动，推动学校内部各个部门形成协同合作的格局，共同推动校企合作的深入发展；还要鼓励企业之间加强联动合作，通过对接资源和优势，形成合作联盟，共同参与校企合作项目，形成合力。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也成为了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然而，在实践中，乡村治理中出现了碎片化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地方政府、农户、乡村企业、社区组织等各方主体的管理和治理理念相互冲突，治理措施不协调，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乃至社会矛盾不断。
碎片化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治理涉及的主体多样，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整合各方主体，形成协同治理，成为了乡村治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提高治理主体参与度是治理碎片化的关键之一。
政府在治理中应注重发挥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应尊重农户、企业、社区组织等各方主体的权利，保障他们的参与权，使其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决策、实施和监督中去。
在农村治理中，社区组织的发挥尤为重要。
在编织社区网络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加强与社区组织的合作，形成稳定而高效的合作关系。
整合地方资源是另一个破解碎片化的关键策略。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户、乡村企业、社区组织等各方主体在资源利用上存在不同的优势。
地方政府应加强对这些优势的认识，促进资源的整合，在政策、规划、资金等多方面推动资源的有效利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同时，加强信息交流也是破解碎片化的重要一步。
信息交流是指各主体之间信息的共享、交流和沟通，包括政策信息、行业信息、科技信息等。
在信息交流环节，地方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为各主体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另外，加强信息互通也需要各方主体的积极参与。
要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信息流通和交流，使各方主体在决策和实施中能够更加高效地协同合作。
综上所述，乡村治理中的碎片化困境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通过提高治理主体参与度、整合地方资源和加强信息交流等措施，可以有效地破解碎片化困境，推动乡村治理的整体性发展。
第6期总第15期三晋基层治理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Sanjin2022年12月Dec.2022No.6Sum15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长效路径杨宝强（海南师范大学，海口571158）〔摘要〕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建构。
但基层利益关系的变动、问题的复杂性、治理理念及治理方式的差异等，导致基层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在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机制碎片化和责任碎片化等方面。
消除基层治理碎片化，应基于整体性治理思维，针对基层政府职责边界模糊、社会引导能力匮乏以及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机制缺失等诱致性原因，从转变治理理念，构建基层整体性治理共同体，构建系统化整合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水平方面，探索整体性治理进路。
〔关键词〕基层治理；碎片化；整体性；治理能力〔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2）06-0024-04一、引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能力提升既关系到本地治理成效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但由于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关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等存在差异，基层治理时常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现象，致使公众利益诉求难以整合〔1〕。
在治理语境下，碎片化是一种“治理主体相互独立、治理政策实施散乱、治理目标容易背离初衷的现象”〔2〕。
学界对治理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研究最早始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实践。
这种新公共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可有效提升政府管理的效率，但也容易引发政府各部门间协调不畅与合作缺失，进而引发治理的分散化和碎片化，影响治理实效。
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整体性治理，“通过实现横向与纵向协调的思维和行动来获得某些益处”〔3〕。
云,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
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课题(课题编号:XSP17YBZZ035)。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湘江流域统一管理体制创新设计一、问题的提出近些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围绕湘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湘江流域污染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流域的整体性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现行流域治理更偏重于流域开发和兴利除害等工程和技术手段,而对流域治理中存在的深层次体制问题没有做系统研究。
一个科学的流域管理体制是流域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与有效保护的先决条件,是实施流域自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证。
因此,寻求新的理论支撑,整合流域不同主体的利益,理顺流域统一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的关系,形成流域各利益相关者跨界协同治理的流域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二、湘江流域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化与评析(一)以属地管理为原则,以行政区划为中心的单一行政管理体制1998年1月通过的《水法》第九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在此基础上,于1998年8月制定、并于2002年3月修订的《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中第五条规定:湘江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水环境质量负责,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任务分解到流域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定期考核,限期完成。
第八条规定:湘江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78--责做好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可见,当时的湘江流域管理体制是以属地管理为原则的单一区域行政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依据辖区将湘江划分成多段,辖区内各级政府对湘江流域条块分割、各负其责。
出于辖区利益考虑,区域政府常常采取地方保护行为,致使湘江“公地悲剧”现象频现,流域水资源自然属性及整体性被破坏,上中下游政府之间鲜有协作。
(二)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主,以流域管理为辅的区域综合管理体制2002年8月通过的新《水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冶院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路径张诚刘祖云(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5)摘要:整体性治理是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对民众需求的整体回应，主张通过政府机构间 和公私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髙公共服务效率，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整体性治理的关键。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解决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是新时代应对乡村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
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碎片化问题，集中表现在治理主体、权责、内容和过程等方面。
实现农村环境整体性治理，需要动员多主体参与合作，构建农村环境治理的协调机制；按照“一站式服务”的要求，建立农村环境治理的整合机制;搭建沟通平台，重塑农村环境治理的信任机制。
关键词:农村环境;环境治理;碎片化;整体性治理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院1001-862X(2018)03-0028-006— '弓I言近年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 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着严 峻的环境问题，因环境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 有发生，这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环 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
2016年，《“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 出，加快农业农村环境综合治理;2017年，党的十 九大报告将“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 之一，并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2018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建 立政府、村集体、村民等各方共谋、共建、共管、共 评、共享机制，动员村民投身美丽家园建设。
此 外，国家还出台了《培育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方案》、《关于推行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农村环境治理。
因而，如何实现农村环境整体性治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湘江流域合作治理研究□丰云（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湖南长沙410004）摘要：目前，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碎片化倾向，导致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
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及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
因此，要改变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以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为指导，树立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形成扁平化网络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使湘江流域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
关键词：湘江流域；整体性治理；碎片化；整体性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8－0014－010收稿日期：2015－03－16作者简介：丰云（1980—），女，湖北黄冈人，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与区域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模式研究———以湘江流域治理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C1155。
湘江是湖南省的母亲河，流经湖南省13个地级市中的8个，但湘江的污染问题非常突出，特别是近年来相继发生了多起污染事件。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湘江流域的治理与保护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出台了一系列的治理政策，就整体而言，治理成效显著。
然而，从长远来看，湘江流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仍然十分严峻，治理之路困难重重。
一、碎片化：湘江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现实困境为共同应对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局面，自2008年湖南省政府成立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委员会以来，在湘江流域治理历史上首次形成了流域同防同治的格局，使合作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合作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仍十分明显。
（一）合作治理共享理念的碎片化湘江以水为纽带，将流域内上、中、下游捆绑成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统一整体，使流域各地具有不可分割性。
但是，流域内相关地方政府并没有达成合作治理的共识，没有树立整体性的合作治理理念。
各地方政府都是各自行政区利益的集中代表，都有独立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在具体行动中，都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而对跨域公共治理问题认识不足。
受这种传统的碎片化的行政思想影响，湘江流域内地方政府在参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前，奉行的是狭隘的地方利益观，即都以各自地方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来权衡参与合作治理的投入和收益，并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是否参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
在政府关系上，受分割的行政区划的影响，流域内地方政府多注重纵向上与上级政府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其与流域内的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整体性与利益的一致性，没有意识到与流域内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关系。
目前，关于湘江流域的治理，基本上奉行政府垄断治理的理念，强调政府在湘江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也没有将社会组织和公众纳入合作治理中并发挥积极作用。
（二）合作治理权力分配的碎片化首先，湘江流域合作治理权力分配的碎片化表现为流域管理体制上的权力分配碎片化。
湘江流域现行的管理体制是一种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即湘江流域分属于8个不同的行政区。
如水利部门是水资源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但水利部门缺乏配套的机构设置和有效的管理措施，监控权和执行权有限，很难承担起跨区域、跨部门的整体协调和综合治理重任。
因此，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权威、强有力的流域管理机构，使得湘江流域的水管理权力基本被8大权力平等的行政区分割，行政分割下的流域管理体制忽视了流域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忽视了流域的整体性与行政区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流域内各有关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及流域治理权威的碎片化。
其次，湘江流域合作治理权力分配碎片化还表现为流域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上。
在现有的湘江流域管理体制框架中，一直面临着“九龙治水”的局面。
如：水利部门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水量调度问题；环保部门作为水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水质问题；农业部门负责水生生物保护问题；林业部门负责湿地资源保护问题，等等，由此产生了政策冲突、管理漏洞和责任模糊等一系列问题。
（三）合作治理组织权威的碎片化为有效推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工作，湖南省于2008年成立了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委员会，但由于其只是一个协调性机构，主要职责局限于水利开发、工程建设和防灾减灾，对湘江水量和水质没有管理权，其行政管理主体地位和行政执法地位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确认，因而缺少权威性，在机构运行与协调方面，难以实现对流域的统一管理。
2013年，湖南省政府又成立了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和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委员会，但这两个委员会挂靠在不同的管理部门，仍没有突破对湘江水资源的利用和对湘江水环境保护的分割治理模式。
湘江流域合作组织权威的碎片化导致了合作协调组织被架空或虚置，虽然湖南省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但大多都是从行政管理角度做出的指导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在实践中，湘江流域8市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不是依靠法律手段或市场机制，而是依靠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协商或上级政府的命令，依靠领导人之间的承诺。
这种合作一般采取协商或会谈的形式，没有固定的谈判机制，政府之间合作的组织化、行动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缺少一个统一的权威组织机构，缺少一个长效而稳定的平等对话平台，缺少制度化的协商与决策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救助机制。
不仅如此，现有的合作也基本停留在各种会议层面，停留在地方领导人的个人承诺层面，一旦地方领导人职务变动，将会导致合作共识的丧失和合作权威的分散，最终使合作治理不了了之。
（四）合作治理激励机制的碎片化合作治理激励机制的碎片化难以发挥流域内相关主体的积极作用。
主要表现为：一是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
湘江流域覆盖面广，流域内环境问题较为复杂，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
目前，湘江流域治理仍是以行政区为单位，各地方政府承担行政区内的所有污染治理成本，既不考虑其污染源是否在本行政区内，也不考虑治理的最大受益者是否在该行政区内。
如湘江流域上游的永州、郴州等地区，相对于下游的长株潭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方政府难以提供流域治理所需的大量财政资金；但其水质相对较好，因而治污的真正受益者是下游长株潭地区。
根据我国区域治理财政分担原则，尽管下游长株潭地区财政实力明显优于上游的永州、郴州等地区，但永州、郴州等地区仍得不到下游地区相应的资金补偿。
由于缺乏协调流域上下游的利益补偿机制，因此，挫伤了上游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积极性，甚至有可能选择不合作。
二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湘江流域相关政府部门掌握着与流域管理相关的信息，在实践中，尽管某些部门对于地方信息共享已取得了共识，但受分散式的要素管理体制的限制，出于部门管理惯性或自身利益，各相关部门往往不愿意或至少不会主动将其掌握的信息与其他部门共享。
同时，因为湘江流域没有权威的专门合作组织，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也使得各地方政府无法有效地共享信息。
三是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
湘江流域治理是个复杂工程，离不开流域内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大力支持与广泛参与。
虽然在湘江流域治理过程中有一些志愿组织的参与，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参与机制及参与条件缺失，参与湘江流域治理的个人和社会组织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力量也比较薄弱，大部分公众和社会组织对参与湘江流域治理的热情并不高。
此外，交界水质联合监测机制、联合监测执法机制、行为约束机制等不完善以及相关处罚力度不够等也都制约了湘江流域合作治理的成效。
二、耦合点：整体性治理理论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考量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为佩里·希克斯。
整体性治理理论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
［1］其核心思想在于立足于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通过协调、整合机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整体优势，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毋庸置疑，整体性治理理论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高度的相容性，具体而言：（一）价值取向耦合：合作共赢由于流域生态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使得流域内的公共问题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超越了单一行政区政府的功能范围，单靠某一个地方政府、某一个主体，不但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由于单个主体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及本身固有的经济理性，容易导致流域治理“公地悲剧”的发生。
因此，流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单一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应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
整体性治理理论以整体主义为思维方式，倡导以满足需求、解决问题而非原来的以行政边界、以政府职能来配置各种资源，强调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共享、协调、整合，这一理念恰恰符合流域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特性。
可见，整体性治理理论与流域公共治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契合性。
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整体，可以打通流域的行政区边界，促使流域内各地方政府不再以地方利益为行动导向；整体性治理强调协作与共享，可以打破政府单独治理的格局，促使各地方政府、各政府部门、各相关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治理；整体性治理着眼于问题的解决，各相关治理主体将以合理配置资源为行动指南。
（二）治理结构耦合：横向网状流域治理由纵横交错多样化的行动者所组成，但在实践中，流域管理机构权威不够，难以统一管理流域内的公共事务，其他相关社会组织和公众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但话语权相对较少，因此，现行流域治理结构是一个以流域内各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单边科层制治理结构。
而整体性治理的治理结构既不能是以权威和行政命令为协调手段的科层制，也不可能是合同制和契约关系的市场组织，整体性治理与网络状结构是耦合的，［2］各相关主体的行动基础是基于一种共同的使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横向的、平等的。
可见，整体性治理倡导基于共同使命、共同准则的扁平化、平等式的跨界网络治理结构设计，强调治理层级的整合及公私部门之间的整合，这种网络状的组织设计能够促使湘江流域治理消除分割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弊端，能够引导流域治理走出碎片化的思维定势，构建一种多元参与、跨界协作、运转协调的治理结构，形成流域内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和谐、伙伴关系。
（三）运行机制耦合：协调整合在流域网络治理结构中，各行动者代表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与行动取向，而且某些利益与政策取向是相互冲突的，但各行动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一个行动者能够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足够的权力来影响并支配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因此，政出多门、职责交叉、各自为政的现象大量存在。
而整体性治理以部门间相互信任与自觉承担责任为前提，采用沟通、协商、谈判等整合、协调的运作机制，通过政策整合、规章整合、服务整合和监督整合，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实现各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政策执行手段的相互联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