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基于治理主体合法性和能效性的二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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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治理模式对基层治理发挥作用的路径是一个关于政府如何管理和处理社会事务的重要议题。
在今天的社会中,基层治理已经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治理模式的选择和运用对基层治理的发挥至关重要。
本文将从深度和广度兼具的角度探讨这一主题,为读者介绍治理模式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其发挥作用的路径。
2. 治理模式的选择在基层治理中,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治理模式来管理社会事务。
可以采取市场化、社会化或官僚化的治理模式,也可以采取民主化、专业化或混合治理模式。
这些不同的治理模式会对基层治理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着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处理方式。
3. 治理模式的影响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基层治理的发挥作用有着不同的影响。
市场化治理模式会倾向于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官僚化治理模式会强调政府的管理和调控能力,提高社会事务的执行效率。
政府在选择治理模式时需要考虑到不同模式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推动基层治理的发展。
4. 治理模式的路径对于治理模式在基层治理中的发挥作用,可以从多个路径进行考量。
首先是政府的选择和推动,政府在治理模式的选择和推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其次是社会参与和监督,社会参与和监督能够促进治理模式的贯彻和执行。
最后是适应性和灵活性,治理模式需要具备适应不同环境和情境的能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5. 我的观点和理解在我看来,治理模式对基层治理的发挥作用的路径是一个复杂而又关键的议题。
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事务的特点和需求,选择适合的治理模式,并借助社会参与和监督,促进其贯彻和执行。
治理模式需要具备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情境。
只有这样,治理模式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基层治理的发展。
6. 总结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治理模式对基层治理发挥作用的路径。
我们介绍了治理模式的选择、影响以及路径,以及我个人的观点和理解。
通过对这一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治理模式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其发挥作用的路径。
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作者:高军龙,寇荷超,张海洋来源:《理论导刊》 2015年第8期高军龙,寇荷超,张海洋(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南充637009)摘要:乡镇基层政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点。
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表现为“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下的权责倒挂、基层自治空间被“瘦身”下的治理合法性内卷化、治理资源配置“失调”下乡镇可持续治理动力不足等。
协同治理对于推进“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着陆”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应通过厘清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等协同治理实践来实现“悬浮”化基层政权的“软着陆”。
关键词: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协同治理;价值特性;实现理路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8-0074-03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四川省少数民族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201410638012);2015年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协同治理及其在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中的实现路径研究”(2015106380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军龙(1988-),男,河南开封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寇荷超(1971-),男,四川阆中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张海洋(1989-),男,河南南阳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与协同治理理论。
21世纪初我国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不仅是对以往农业税政策和农业特产税政策的调整,也是我国乡村治理思路和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程度直接关系着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在实践中如何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重要理论议题和现实课题。
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需要遵循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
在《广义建筑学》一书中提到“美好的建筑环境是与美好的社会理想共同缔造的”。
a 2022年6月以来,湖北各地将共同缔造理念引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之中,推进了基层治理有效化。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实事出发,激活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多元社会力量的协作,在“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中推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增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和手段。
共同缔造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方位下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具有深厚的治理意蕴。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共同缔造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的总结还不够,还需在理论上深入地提炼与深化。
一、认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
认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基础。
“基层”是一个有关国家结构的概念,指的是国家组织结构中的最低层次,这一层次是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层级,直接面对人民群众。
基层是国家与社会民众的连结点,在国家整体中发挥着“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CCNU23CS032)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a 吴良镛:《广义建筑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7页。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的观察与分析李华胤[摘 要]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从社会角度来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包括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基层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的体系化、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等六个维度。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遵循有效的行动理念和工作方法。
论乡村治理有效的途径作者:王亚娟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2021年第4期王亚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要:十九大以后,乡村振兴便成为了社会公众重点关注的问题。
为了确保乡村振兴这一目标得以顺利实现,需要有效治理提供保障。
因此,有效治理的实现不仅是必要的,更是重要的。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不仅是对城乡关系的重新思考,更是实现乡村更好发展的重要部署。
面对这种情况,实现乡村治理就必须要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同时更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积累发展经验。
实现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通过系统化的治理体系,实现高效治理的目标。
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把农业发展得强而又强、把农村建得美而又美、让农民群众富而又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大美乡村提供坚强保证。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一、乡村治理的内涵及要求(一)治理的含义对乡村治理问题展开研究,明确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自然十分重要。
实际上,治理等相关概念,是由西方国家提出率先提出的,在其开展社会管理的具体实践中,为了能够妥善解决其中出现的问题,治理概念便也应运而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大面积爆发经济危机,这使得西方国家政府的福利职能遭受质疑,不仅出现了政府失灵的问题,同时导致市场也无法发挥作用,而面对这种情况,西方的学术界开始对国家社会管理展开了研究,并由社会不可治理这一问题衍生出“治理”的概念。
这一概念的出现,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大地震”。
笔者梳理了国内学者对治理这一概念的诠释,总结出治理的五层主要内涵,分别是:第一,有限。
所谓有限,实际上是指在政府职能对治理的表述上,强调政府不应该是全能的,其所能够实现的职能是具有局限性的。
第二,自主。
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社会可以发挥自主性,做好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这也是治理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三,秩序。
秩序强调的是国家进行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确保社会稳定,建立秩序社会。
基层乡镇政权的治理效率:理解社会治理的一个视角——基于上海市H镇的实证分析作者:张贯磊来源:《上海城市管理》 2018年第6期文 \ 张贯磊 \ Zhang Guanlei \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摘要:政府治理绩效,含有治理有效性与治理效率两个层面,在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对治理绩效内涵的侧重也有所不同。
治理的有效性在长时期内成为衡量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指标,政府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推动治理有效性的实现以及合法性的获得。
但是治理有效性的获得,始终是以政府对资源的过密投入作为治理基础,造成了成本的高昂与效率的低下。
伴随着政府职能从经济发展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基层乡镇政权逐渐侧重治理绩效的效率内涵。
同时,通过以网格为载体的技术治理与精准治理、以党组织作为行政体系内部的新型动员方式,实现了基层乡镇政权治理效率的提升。
关键词:基层乡镇政权;治理有效性;治理效率;合法性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8.06.018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之一,而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热潮则是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
在《决定》中,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由此,学界出现关于“社会治理”的新一轮解释,并赋予“社会治理”极为重大的使命,即希望通过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变革,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的多元共治,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边界,实现社会的自治。
从基层乡镇政权的角度来说,社会治理含有对上与对下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在科层化的行政体系内,诸多行政事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属于对行政任务自下而上的执行;其次是基层乡镇政权的底层面向或社会面向,即面对分散的个体化的村镇居民提供自上而下的社会服务。
因此,对于基层乡镇政权社会治理效益多是集中在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之内,治理绩效成为衡量社会治理的重要指标。
实现乡村善治的三个维度
杜晓童
【期刊名称】《当代农村财经》
【年(卷),期】2022()5
【摘要】实现乡村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最高要求和最鲜明的标志。
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构成了实现乡村善治的三个维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治理主体维度,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其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政府负责是关键一环,社会协同是重要依托,群众参与是基本前提。
治理体系维度,要构建“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坚持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基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
治理效能维度,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保稳增效的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新乡村,培育懂农爱农的现代化乡村新农民,涵养民主和谐文明的现代化乡风民德。
【总页数】5页(P25-29)
【作者】杜晓童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
【相关文献】
1.管窥服务型政府的三个维度:有限政府、善治、法治
2.\"三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
3.“三治”结合实现乡村善治
4.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善治选择
5.推进乡村善治实现乡村振兴--对乡村治理的调研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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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党组织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力和战斗力。
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等基层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2.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基层治理的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基层自治法、基层政府组织法、基层民主法等,明确基层治理的权责边界和规范标准。
同时,加强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提高法治化水平。
3. 推进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建设。
建立健全基层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多部门、多层级信息共享和互通,提高基层治理的科学性、智能化和高效性。
4.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基层治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注重培养一支懂农业、懂农民、懂基层的人才队伍。
提供必要的培训机会和学习平台,提高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和执政能力。
5. 激发社会参与活力: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发挥其在社区和乡村中的组织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建立积极的社会参与机制,增强社会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动性。
6. 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基层治理的监督制约机制,包
括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等。
加强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的监督,发挥监督的作用,防止腐败和失职行为发生。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作者:倪博月来源:《智富时代》2018年第10期【摘要】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为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做出的重要保障。
因此,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要强调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把握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动员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切实维护乡村稳定,在多个方面丰富和健全乡村治理的理论及实践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治理;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系统完备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向广大乡村的历史性延伸,为实现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一、新时代乡村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党首次在重要报告中提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思想。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石。
但是,我国在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仍面临着一些新困境。
(一)政府行政权力过于集中,乡村治理受到阻碍一是在一些地区,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
政府对农村的管理办法多采用命令式,或者对群众的公共生活进行干预,导致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减弱,同时也加强了农民对政府处理行政事务的依赖感,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治理参与创新的意识;二是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管理过多。
乡镇政府随意的对村级组织发布行政任务,干涉在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破坏一些乡村政策的执行,迫使乡村民主建设不能很好的实施,乡村治理进程被搁置;三是乡村政府权力不受制约。
这对乡村实现善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下,不仅会打破乡村的自然秩序,同时也会加重政府不作为或作风不正当的行为,没办法实现乡村的善治,导致乡村治理受到阻碍。
(二)乡村自治机制不完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一是村级组织中对“村支两委”的权限规定不明晰,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的“村支两委”会产生摩擦和冲突,导致组织结构内部人员损耗,增加行政工作成本,结果造成乡村治理的效率变低;二是乡村治理中对外来资本的容忍度过高。
2023~2024学年高一上学期12月月考语文考生注意:1.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用直径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密封线内项目填写清楚。
3.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
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请用直径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各题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
....、草稿纸上作答无效.............,在试题卷4.本卷命题范围:人教版必修上册第一至第六单元。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乡村振兴是一项巨型社会工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参与制造亮点的主体及其行动逻辑显然是多元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建构一个涵盖多元行动主体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制造亮点的内在逻辑。
换言之,如果仅仅关注单一治理层级在制造亮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那么对于制造亮点这一重大实践问题也就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不能深挖这一病态现象背后的根源所在。
多层级理论是研究在多行为体、多中心、多部门条件下如何开展治理行动的重要理论框架。
从多层级治理理论视角看,乡村振兴背景下制造亮点的过程是嵌入在一个多层级的行动网络之中的。
多层级治理理论最初是用以解释欧洲一体化现象的。
一直以来,关于欧洲一体化现象的解释路径主要有两种: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
在新功能主义看来,以欧洲共同体为代表的超国家行为体主导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国家这类行为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政府间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国家这类行为体的积极行动。
与上述两种传统解释路径不同,马科斯认为,欧洲一体化是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以及次国家行为体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此外,他提出了“多层级治理”这一概念来说明多个维度上的政治或行政行为体的持续互动的现象。
根据马科斯的观点,多层级治理是一种在超国家、国家、区域以及地方等几个疆域层级上的既定政府之间进行持续协商的制度。
探析转型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和路径摘要:中国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变迁蜂拥而至,在我们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向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型,与此同时,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的基层社会也发生了剧烈转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这个决定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已经是一个必要任务了,在这个紧要的时期,探析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和路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因此,本文希望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积极探析我国转型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和路径,分别是探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和意义方面,再来是分析现阶段,我国基层治理存在的逻辑、问题和缺陷,最后是怎样去优化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即一些具体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基层治理;法治化;依法治国;社会转型;逻辑;路径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及意义(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管理基层事务。
包含了基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内容和活动,以及公民的日常活动和行为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的。
这样就使得基层治理也能够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来进行调控。
关于治理的内涵,在有的学者看来,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
最终都是为了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那么法治,就是在一定的规则指导之下,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要求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构建一个法治社会,保障社会运行的秩序和公正。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意义推进基层治理法制化对于依法治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基层治理的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的实践,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上来看,探析转型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和路径有助于丰富我们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并且还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水平。
[摘要]社会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构成,基层社会是与民众接触最频繁、联系最紧密、关系最密切的空间载体,基层社会安全事关国家总体安全,实现基层有效治理对维护国家稳定、获取公众信任、提升政府信度、提高生活质量意义重大。
基于实现基层有效治理问题的背景,以治理主体合法性和能效性为维度探讨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路径,认为治理主体合法性包含权力(或权利)赋予的制度化、权力(或权利)行使的规范化、文化层面的认同度,能效性包含社会安全状况、经济利益分配、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而提出理念开明化、主体多元化、权力(或权利)法定化、方式多样化、过程透明化、结果效益化、监督全面化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基层治理;有效治理;合法性;能效性[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69(2019)07-0041-06基层社会是与民众接触最频繁、联系最紧密、关系最密切的空间载体,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基层治理终归是为人民而服务,民众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和满意程度是衡量基层社会治理是否有效的重要参照因素之一,而民众的这些直观感受或实际行动主要又取决于基层治理主体是否能做到有效治理。
治理主体要想实现基层有效治理,从其自身角度来说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合法性问题,包括权力(或权利)来源的合法性、权力(或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文化层面的认可度;二是能效性问题,包括公共安全状况、利益分配格局、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
基层治理主体的合法性和能效性直接影响着基层治理的成效,因此探讨如何提升治理主体合法性和能效性对提高基层治理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镇街作为最低一级行政层级,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是社会治理的支撑点和落脚点”[1]。
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四十多年间,各种社会问题也交织出现且集中于基层社会,与民众联系最密切的基层社会成为矛盾的主要聚集爆发地。
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困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研究基层治理问题提供了必要性。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以《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卫生和社会服务”一项为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医师日均担负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基于治理主体合法性和能效性的二个维度王宇(中共中央党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北京100089)[作者简介]王宇(1993-),女,浙江桐乡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急管理、基层治理研究。
2019年7月第21卷第7期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ZHONGGONG SHIJIAZHUANG SHIWEI DANGXIAO XUEBAOJul.2019Vol.21No.7【社会建设】图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图2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单位:人)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诊疗人数超14人,而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中城市与农村差距较大且近五年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深刻地显示了当前我国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衡,反映了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卫生与社会服务的不充分发展(图1和图2)。
生活水平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延长、健康状况的重视皆是人民对卫生和社会服务需求增长的原因,而供给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限制了人民需求的满意度和满足度,直接为人民提供卫生和社会服务的基层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中心承担着大量事务与责任,如何使其得到充分且平衡的发展对基层治理而言意义重大。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城乡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严重、官民矛盾突显等成为影响基层社会安全与稳定的突出问题,基层治理中要在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的同时,更需重视经济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关联的事务,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成果。
(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国家治理体系在构建和完善顶层设计之时,终究需落实于基层治理,基层治理作为制度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检验制度完善与否的试金石。
基层稳定与否关乎到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稳定与否,因此维护基层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
市场化改革带动了社会多元主体的发展,加之政府已无法凭一己之力处理日渐繁多和复杂的社会事务,充分整合和协调各个社会主体之力进行社会治理成为必然。
共建共治共享三者紧密相连,共建共治是共享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以共享为目标;而共享是检验共建共治的标准,更为进一步的共建共治提供平台。
共建共治,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投入相关资本于基层治理中,如公共服务的多方式供给、公共安全的多手段维护、公共利益的多途径表达等;共享,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集中体现,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最终是为了让各社会主体感受、享受到便利和实惠。
(三)现阶段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困境1.治理主体之间权责边界模糊。
治理理论主张多元主体共治,而在管理理念和方式向治理理念和方式转换的衔接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各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界限不明即是其中之一。
一方面,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居委会之间的权责难以理清。
村委会和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本当主要处理与村民和居民密切相关的事项,但事实上“相当多的乡镇政府将村委会视为下设的行政组织———‘村政府’,将其当作推行政令的工具,惯用行政命令、领导控制等自上而下的俯视方式看待和处理与村委会的关系”[3]。
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界限不清。
由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尚不完善,在其参与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参与合法性来源、参与有序性保证、参与独立性确保等困难,而导致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无法充分发挥其能力,经常出现其演变成乡镇政府办事机构的情况。
2.现实需求与实际供给相脱节。
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提高,其他方面的需求也需引起重视。
目前人民群众对医疗健康的需求、生态环境的需求、充分就业的需求、便民服务的需求等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基层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总体质量不高、城乡与区域之间差距较大,社会多主体供给公共服务手段有待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个性化服务、多种类供给方式尚需进一步探究。
3.治理人才与治理能力待改善。
引不进、留不住人才是当前多数乡镇面临的尴尬处境,基层人才急需与短缺之间的不平衡限制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基层治理需要引进人才去创新、去实践,进而带动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而人才招不到或者呆不久却是基层社会普遍面对的现实情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指出要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如何让人才愿意进基层、留基层值得进一步研究。
治理能力也涉及诸多方面,如乡镇政府的治理效能、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度、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性等。
二、衡量基层治理效度的二个维度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主要涉及合法性和能效性两方面内容,因此将之作为衡量基层治理效度的二个维度。
(一)治理主体的合法性1.权力(或权利)赋予的制度化。
权力(或权利)行使的前提是权力(或权利)来源的赋予,权力(或权利)来源合法性是治理主体合法性的基础。
通过制度、体制、法律和法规赋予各治理主体明确的权力(或权利)来源和权力(或权利)权限,从而制度化、法治化的权力(或权利)赋予为各治理主体履行其职能提供可寻、可靠的依据。
现阶段,涵盖于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基层乡镇政府的权力来源在法律法规中有明确的规定,其权力行使也具有强制性、法定性、权威性,但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其他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权利来源尚需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来加以明确,进而减少或避免社会多元主体难参与、低信度的尴尬处境。
2.权力(或权利)行使的规范化。
进入新媒体时代,通讯更快捷、传播更广泛、冲击更震撼,政府或官员不合法、不规范行使权力的事件被频频爆出,引发大量群众的关注和讨论,对政府舆论应对能力提出更大挑战和更高要求。
基层政府行使权力过程中,只有做到来源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操作规范性,才能获得公众信任,2016年引发全国关注的“雷洋事件”即是对政府权力行使过程中权力来源、程序和操作合法性的质疑。
其他社会主体在行使权利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不仅在于对其权利的确保,还在于其权利的如何行使。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居民)委员会是村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却缺乏规范化、具体化的操作流程和指导建议,基层各地在不断自主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权利行使不规范的问题。
而在管理向治理转换过程中,类如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流程化、参与的有序性、参与的权利义务对等性、参与的相对独立性也是难以得到保障。
3.文化层面的认同度。
合法性虽需经由外在的制度设计、体制安排、法律规定来确保,但外在的权威终究需要内化于心才能深入巩固,文化心理层面的认可有时比外在的强制力来得更为有效、更有权威、更具信度。
乡镇政府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制度和法律的规定,更在于在基层治理中合法高效地行使其权力、充分良好地发挥其职能,让人民群众在内心感到满意和信任,进而才能树立其权威与公信力。
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亦是如此,只有让公众对其信任,才能更好地展开工作,而其最终展现的成效又能进一步提高公众的信任度,呈现螺旋式上升状态。
文化心理层面的认同度较为隐蔽、难以把握,而一旦外在强力无形中转变为内化于心之物,其合法性才算真正获得。
(二)治理主体的能效性合法性与能效性两者密切关联,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是施展能效性的前提,而良好的能效性又为提高合法性助力。
根据基层治理涉及的主要内容,治理主体的能效性表现在社会安全状况、经济利益分配、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四个方面。
1.社会安全状况。
“现代政府所面临的已不再是个别的、单一的、简单的和基本稳定或一再重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是大量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并且愈来愈具有复杂性、尖锐性、普遍性、专业性、变化性和发展性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4]。
新旧社会矛盾交织叠加、新技术与新媒体融合产生的未知性增强了社会安全的不确定性,对各社会治理主体提出了挑战与考验。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而社会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构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