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格式

王玉军故意伤害案辩护意见书2010-8-13 16:13:47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作为王玉军的第二审辩护人，我们通过查阅本案的卷宗[1]，会见上诉人王玉军，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调查取证，综合审查、分析本案全部材料与信息，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王玉军为逼取口供，于2000年8月19日对犯罪嫌疑人张建设实施了打、烫等行为构成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因此而做出的判处王玉军有期徒刑十年的判决也是错误的。

王玉军没有对张建设实施任何打、烫等行为，甚至从未在张建设的预审中与其谋面，一审认定王玉军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判决使王玉军蒙受了冤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常常被某些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方式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行为所困扰，对向犯罪嫌疑人滥施酷刑的行为感到异常的愤慨。

就本案而言，当我们最初阅读焦耀兵、边俊宝等证人活灵活现地描述王玉军如何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残害张建设的证词时，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心是紧缩的，痛苦的、沉重的……。

然而，当我们看到上诉人王玉军在接到第一审判决书时悲愤地发出“歪曲事实，我至死不服”的喊声、当我们认真听取王玉军本人对事实的陈述、仔细查阅本案卷宗后，却发现本案并非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大量不合乎情理甚至近乎离奇的情节令人疑窦丛生。

首先是焦耀兵、田文瑞、边俊宝三名目击打烫行为的直接证人，均是在受到一定威胁、压力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指认王玉军有罪的证词，虽然一审在最终判决认定中，将田文瑞、边俊宝的证言予以排除，但却仍然采信了焦耀兵的证言。

而焦耀兵在其2004年12月18日失去人身自由以后的一个月内所作出的证言，与其失去人身自由之前的证言有着“罪与非罪”的天壤之差。

不仅如此，焦耀兵在有罪证词中所涉及的有关人员和情节无法得到印证……；其次，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部门2005年6月24日退回补充侦查提纲中我们发现，张建设除2005年2月22日的证言外，还有另外的13份证言[2]，在这13份证言中，张建设从未形容或描述过有“又高又胖”的人对其实施过打烫行为，也就是说，在被害人张建设自2000年8月19日遭遇打烫迫害后到2005年2月21日之间的4年零6个月中，从未证明过有一个“又高又胖”的“王玉军”出现并打烫过他，张建设在4年6个月中没有想起来的事实，突然在侦查机关获取焦耀兵等人有罪证言后也“奇迹”般的“想起来”了！而4年6个月之后向张建设调取证据的预审人员又恰恰是此前向焦耀兵取证的同一预审人员！再次，张建设过去的13份证言以及张建设不能辨认王玉军是凶手的辨认笔录从未向上诉人和辩护人展示过，这些对被告人有利的重要的证据材料为何不入卷、不当庭展示？红星派出所与大兴公安分局刑警队交接日期是2000年8月20日，当日共有两份医院诊断证明，证明的张建设的伤情均与一审当庭出示的8月22日诊断记录明显不同，8月20日的两份医院诊断证明为何在本案卷宗中找不到？8月20日张建设被送进看守所后，大兴区看守所狱医对张建设作了两次体检，均制作了体检表（见看守所负责人张学连及狱医李新奇的证言），看守所有关领导还特别批示要求保存好该体检表，但大兴区看守所为何“多次、多处查找，至今未找到”呢？难道这些体检表真的“不翼而飞”、“不偷而丢”了吗？张建设8月20日被关进大兴区看守所后，曾对同号杨福勇说“烫伤是在家烫的”[3]，为何杨福勇的证言被从王玉军的案卷中抽出不向一审法院移送（或不向辩护人展示）呢？张建设在被关进大兴区看守所，红星派出所已不可能再接触张建设的第二天，即8月21日，张建设的病情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一只胳膊上半部较轻的烫伤变为双上肢严重的烫伤，谁在红星派出所移交张建设之后又接触了他呢？为何在卷宗中看不到8月21日的医院诊断证明和有关部门的提押记录呢？在一审判决书中，靳超多次证明王玉军没有打烫行为的证言，李晓光从未到过审讯张建设现场的证言，为何被轻易地否定？张小银证明张建设对其说，是“中等身材，大眼睛、年轻的”人烫的，为何在一审判决书中被“忽略”？……王玉军于2004年11月15日被检察机关以“刑讯逼供”罪拘留，11月29日又因刑讯逼供罪证据不足而以“玩忽职守”罪名逮捕，通过拘留证人获取有罪证据后，又以“刑讯逼供”罪对其起诉。

这样的拘留和逮捕程序合法吗？带着上述疑惑，我们仔细查阅了卷宗，对有关人员和单位进行了调查。

通过阅卷和调查，我们进一步确信王玉军是无辜的，有关侦查机关对上诉人王玉军和证人焦耀兵采取强制措施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玉军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依据错误，判决结果也是错误的。

2000年8月18日至19日白天和夜间，王玉军从来没有到过审讯张建设的房间，张建设与王玉军在预审期间从未见面，王玉军没有对张建设实施任何打烫行为，因而王玉军不构成犯罪。

现将辩护意见阐述如下：一、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拘留刑讯逼供案的证人焦耀兵，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焦耀兵的证言必须坚决予以排除。

我们发现，从2004年11月1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王玉军涉嫌刑讯逼供罪拘留了王玉军之后，侦查机关于2004年12月7日多次向焦耀兵调查，焦耀兵均未提及王玉军。

12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预审支队经刑侦总队批准，以焦耀兵参与了红星派出所对犯罪嫌疑人张建设殴打行为为由[4]，对焦耀兵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如果焦耀兵构成犯罪，也是涉嫌与公安人员共同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根据两高四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等规定，刑讯逼供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管辖。

即使人民法院最终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致人重伤、死亡的按照故意伤害、杀人等罪名从重定罪量刑的，其侦查权也仍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行使。

所有证据均证明焦耀兵除跟随靳超审讯过张建设外，从未以联防队员的身份对张建设单独实施过刑讯逼供的行为，因此，在假设焦耀兵确实构成刑讯逼供犯罪的前提下，作为本案主要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红星派出所民警靳超等人刑讯逼供罪的共犯，有权对焦耀兵实施侦查权的只能是人民检察院，而不能是公安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八十三条规定：“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察、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

“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

很显然，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对靳超、王玉军刑讯逼供案件正式立案后，又对王玉军、靳超刑讯逼供案件的同案人另行立案的做法违反了刑诉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2005年10月28日出具了《工作说明》试图对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焦耀兵的行为做出解释：“我们在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首先找到了曾在大兴区红星派出所当过保安员的焦耀兵取证……”，我们认为，这一解释只能进一步说明公安机关拘留焦耀兵的目的是“协助”检察机关非法获取焦耀兵证词，该工作说明不是解释公安机关越权管辖刑讯逼供案件合法性的有效证据。

辩护人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焦耀兵是本案的重要证人，有关侦查机关采取违反法定程序的方式非法收集证据，违反了刑诉法的这一规定，焦耀兵的非法证词必须坚决予以排除。

二、证人焦耀兵在被拘押后所做出的证词在内容上是虚假的。

1、侦查机关没有向证人焦耀兵提供“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而是使焦耀兵置身于巨大威胁之中。

刑事诉讼法第43条和第49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但是，本案重要证人焦耀兵的人身安全是怎样得到充分的保障呢？办案机关又是如何保障这个来自农村在案发时年仅16岁的证人焦耀兵能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呢？当2004年12月7日侦查机关三次向焦耀兵调查询问时，焦耀兵均未提及王玉军涉嫌犯罪[5]，公安机关即于2004年12月18日对焦耀兵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事实证明，直至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能够证明焦耀兵构成刑讯逼供罪或故意伤害罪的证据，焦耀兵没有犯罪，但他却因为出具了侦查机关“不满意”的证言而失去了人身自由。

正是在这样“有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的看守所里，焦耀兵“被迫”做出了王玉军打烫张建设的证词，证词做出后焦耀兵很快便获得了释放。

公安机关拘留焦耀兵的个中原因，失去人身自由的焦耀兵能否在这样的“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中提供真实的证词？“会说得不如会听的”，明眼人一看便知。

2、焦耀兵从未看见王玉军审讯过张建设，其在羁押期间所作的关于王玉军打烫张建设的情节以及李晓光等人参与审讯的情节均是虚构的。

2006年5月15日，我们对焦耀兵进行了调查，焦耀兵告诉我们，2000年8月19日晚上他没有参加审讯张建设，也没有看见王玉军审讯张建设，但由于他这样如实说了，检察院的人员不相信他的话，在他被刑事拘留的巨大压力下，他担心自己“出不去”才根据公安机关某些人曾说过“就是他俩（王玉军、靳超）干的”，靠“想象”编出了王玉军打烫骂张建设的情节，以及边俊宝将其叫到二楼审讯室门口、李晓光在打人现场等情节。

焦耀兵的证词，直接证明了王玉军没有犯罪，焦耀兵以往所作的关于王玉军参与打烫张建设的证词全部是虚构的。

3、李晓光等间接证据进一步证明焦耀兵在被刑事拘留期间所作王玉军有罪的证词，是不实之词。

尽管我们已经直接获得了焦耀兵证明王玉军不构成犯罪的证据，但为了进一步证明焦耀兵被刑事拘留期间所作证词的虚假性，我们还是向有关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

焦耀兵在被拘留期间证实说头发乍乍的李晓光在审讯现场，李晓光不仅亲眼目睹了“打烫”情景，还不时说几句“真他妈嘴硬”之类的话。

对此，我们向李晓光进行了调查，李晓光异常愤怒对焦耀兵的这一证词给以了坚决的否定，并称这完全是“一派胡言”，2000年8月18日至19日两天两夜李晓光一直在派出所后院看人，从未到过审讯张建设的现场，这一点是肯定的。

至今李晓光都不知道谁是张建设，谁是焦耀兵。

焦耀兵说19号下午靳超审讯张建设过程中，派出所副所长刘建华到审讯室将靳超叫出来说话，当我们向刘建华调查此事时，刘建华亦给予了坚决的否认，因为2000年8月19日清晨刘建华便和母亲、妻子、儿子、兄弟等一家七口人驱车前往北戴河度年假去了。

焦耀兵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派出所二楼会议室，审讯张建设是在204房间，后来又说是在203房间。

当我们到红星派出所实地进行考察后发现，204房间自始至终，直至今天都是派出所的警械库，该警械库大门是防盗门，常人不得入内，根本不可能用作审讯；203房间使民警的休息室，也从未用来审讯；而红星派出所二楼会议室是派出所内部开会的地方，当张建设等9人被抓获后，派出所正是在这间会议室召开的全体干警会议，这间会议室从来没有用来羁押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