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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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保护原则名词解释信赖保护原则是指一种保护客户或公众信赖关系的法律制度原则,旨在保护客户或公众对其所提供的信息或服务的信任,确保这些信息或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信赖保护原则通常适用于各种商业领域,例如金融、保险、医疗保健、教育等。
在这些领域,客户或公众通常依赖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个人来做出决策,而这些机构或个人也通常会承诺保持这些信息或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
如果这些信息或服务受到虚假陈述或欺骗,那么客户或公众对其信任关系将受到威胁,可能会导致其损失金钱或身心健康。
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内容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确认原则:确保提供信息或服务的机构或个人能够准确、诚实地陈述其信息或服务的内容。
2. 责任原则:提供信息或服务的机构或个人必须对其信息或服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证据原则:提供信息或服务的机构或个人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信息或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
4. 惩罚原则:提供信息或服务的机构或个人如果受到虚假陈述或欺骗的指控,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警告、甚至刑事责任。
信赖保护原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可以保护客户或公众对其信息或服务的信任,还可以促进商业社会的诚信和可持续性发展。
因此,在商业领域,信赖保护原则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原则,企业应该积极遵守。
拓展:信赖保护原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可以保护客户或公众对其信息或服务的信任,还可以促进商业社会的诚信和可持续性发展。
因此,在商业领域,信赖保护原则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原则,企业应该积极遵守。
例如,在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必须遵守信赖保护原则,确保其提供的金融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保护客户的利益。
同时,金融机构也应该积极采取技术手段,加强信息安全保障,防范信息泄露和网络攻击等风险。
在医疗保健领域,医疗机构必须遵守信赖保护原则,确保其提供的医疗保健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保护患者的利益。
同时,医疗机构也应该积极加强信息安全保障,防范信息泄露和网络攻击等风险。
信赖保护原则随着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越权无效原则。
民法学家认为,民法上的诚信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在行政法领域,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似乎也越来越有成为本领域“帝王条款”的趋势。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
德国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部分源自在法治国家原则中得到确认的法律安定性,部分源自诚实信用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存在信赖基础。
即行政行为生效且此生效事实被相对人获知,相对人如不知有该行政行为的存在,即无信赖可言。
其次,具备信赖行为。
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必须是相对人已采取了信赖行为,且信赖行为具有不可逆转性。
其主要表现为:授益性行政行为赋予行政相对人的是某种物质利益,而行政相对人已对该物质利益进行了处分,如对作为物质利益载体的特定物、不可分物等进行了处分;或授益性行政行为赋予行政相对人的是某种资格,而行政相对人依此资格从事了某种行为。
再次,信赖值得保护。
即值得保护的信赖须是“正当的信赖”,且信赖利益须显然大于撤销或废止原行政行为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否则,该信赖也不值得保护。
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主要有四: 其一,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即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
其二,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授益行政行为后,事后即使发现有违法情形,只要这种违法情形不是因相对人过错(行贿或提供虚假资料、信息等)造成的,行政机关亦不得撤销或改变,除非不撤销或改变此种违法行政行为会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其三,行政行为作出后,如事后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
但是行政机关在作出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决定前,应进行利益衡量。
论⾏政法上的效能原则(五)效能原则与其他⾏政法⼀般原则⽆论在制度建构论维度,还是在法适⽤论维度,都会⾯临效能原则与其他⾏政法⼀般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当它们之间发⽣冲突,当如何抉择的问题。
这并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简单答案的。
由于篇幅所限,本⽂也⽆法展开充分的论述,但仍然于此进⾏初步应对,希冀未来的⾏政法学说可深⼊探究。
(⼀)效能原则与依法⾏政原则这两个原则之间最有可能发⽣冲突的情形是,依法⾏政要求法律保留、法律优先,但是,当法律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或出现空⽩或产⽣阻碍,⽽⽴法机关不能及时跟进制定或修改法律之时,法律保留、法律优先很有可能约束⾏政机关进⾏效益最⼤化的制度建构或特定事项处理。
对于这种冲突,存在两种可能的解决⽅案:⼀是承认依法⾏政原则在特定情形下的僵化、拘泥、束缚的消极作⽤,从⽽允许⾏政机关进⾏突破,以保障效能原则的实现;⼆是强调依法⾏政原则的规范作⽤,宁愿让法律空⽩⼀段时间,或者让不合时宜的法律成为裹⾜布,从⽽牺牲⼀时的效能,也不能容忍⾏政机关以效能为名,撞开法律保留、法律优先对⾏政权的箍羁。
第⼆种⽅案似乎明显不能适应改⾰、发展对效能的需求,容易背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等的骂名,也容易为⾯向市场、社会需求的⾏政机关所耻笑。
⽽第⼀种⽅案可以视为早年“改⾰突破论”“良性违宪论”以及后来的“事后确认论”在本⽂论题上的折射,注定会如这些理论的命运⼀样饱受批评。
然⽽,现阶段提出的“重⼤改⾰于法有据”的共识和原则,以及《中华⼈民共和国⽴法法》(以下简称《⽴法法》)于2015年修改前后形成的改⾰授权的政法惯例,可以认为其精神与第⼆种⽅案是⼀致的,只是在第⼆种⽅案⾥楔⼊“授权”规范,⽽使其所坚持的法治主义不那么僵化。
因此,可以认为,针对上述可能的冲突,第三个⽅案是坚持依法⾏政原则,并在该原则中嵌⼊灵活的、可适应改⾰发展之需的授权或其他装置,从⽽为效能原则的“依法应⽤”提供框架和空间。
这是解决或⾄少是缓解冲突的理想⽅案。
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姓名:刘艳学号:1140202043 年级专业:11法学摘要: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此乃是人类行政法制进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行政法合法性原则和和理性原则并列的局面。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
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
违反合法性原则将导致行政违法,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关键词: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设定,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能与法律相抵触。
合法行政是首要原则,其他原则都可以被理解这一原则的扩展与延伸,对于行政合法性原则从行政职权的产生、运作和监督的角度作了五项归纳似乎更为合于逻辑,其基本内容为:(一)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由法设定与依法授予。
一切行政行为以行政职权为基础,无职权便无行政。
然而行政职权必须合法产生,行政主体的职权或由法律、法规设定或由有关机关依法授予。
(二)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违法无效。
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合法,它既应符合行政法律条文,更应符合法的精神,违法行为的无效,无论是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都是如此。
(三)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必须依照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
行政主体既要"依法行政"又要"守法行政",亦既要依法管理行政相对人,又要主体本身遵守法律、法规、行政主体既是实施法律的主体,又是遵守法律的主体,不得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
(四)行政主体对行政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违法行为不仅应确认该行为无效,同时还应追究行为责任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赔偿。
(五)行政主体的一切行政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必须接受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制的进一步健全和发展,行政法上合法性原则的内容将会愈来愈得到充实。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名词解释】1、行政,通常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国家法律、政策,管理国家内政、外交的活动。
2、行政关系,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能和接受行政法制监督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
3、比例原则: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4、信赖保护原则:是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
5、行政机关:是指依宪法或行政主执法的规定而设置的形式国家行政职能的国家机关。
6、行政主体:指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国家行政职权,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自身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能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7、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指依据具体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而行使特定行政职能的非国家机关组织。
8、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指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非国家机关组织。
9、行政相对人: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组织。
10、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实施的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
11、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对不特定的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
12、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
13、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指行政行为已经做出,除非有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即假定其合法有效,任何机关组织、个人,非经法定程序,均不得否定其法律效力。
14、行政行为的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生效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所有个人、组织都要受该行为约束,履行该行为确定的义务,不得作出与该行为相抵触或违反该行为的有关要求的行为。
15、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活动。
16、行政处理: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相应法律、法规、规章确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任务,根据行政相对人申请或根据职权依法处理涉及特定行政相对人某种权利义务事项的具体行政行为。
信赖保护原则内涵和具体要求
信赖保护原则是指法律上的一项原则,旨在保护个人、组织或社会对他人的言行或承诺产生的可信赖依据。
它强调了社会秩序和公正性的重要性,并试图确保人们可以依靠他们所依赖的信息和关系。
信赖保护原则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可预测性:信赖保护原则要求法律和规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不会随意变动。
人们可以根据过去的判断和经验来预期未来的结果。
2. 诚实守信: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各方必须遵守承诺,并且不得故意误导或欺骗他人。
当一方依赖其他人的承诺或行为时,这种诚实守信的原则尤为重要。
3. 受保护权益:信赖保护原则要求法律和制度保护个人或组织因依赖他人行为而获得的权益。
当一个人依赖他人的行为或声明做出决策时,他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以防止损失或不公正待遇。
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要求可以总结如下:
1. 法律稳定性:法律和规则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便人们可以依靠它们做出决策。
2. 承诺的可靠性: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自己的承诺,并且不得故意误导或欺骗他人。
3. 依赖权益的保护:当一个人依赖他人的行为或声明做出决策时,他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以防止损失或不公平待遇。
4. 法律适用性:法律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并且在适用时应该平等对待所有人。
总之,信赖保护原则强调了社会秩序和公正性的重要性,并试图确保人们可以依靠他们所依赖的信息和关系。
这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正。
论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论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所遵循的法律规范与制度,具有保护公民权利、规范行政机关行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
在行政法的诸多原则中,信赖保护原则是具有重大作用的一项,本文将就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历史渊源与实践应用展开论述。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公民依据合法的官方行政行为所认为的权利或利益应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单方面予以变更、收回或削减的原则。
简言之,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行为一旦形成,对于公民必须保障其合法性与稳定性,不能轻易改变或废止。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在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行政行为本身就是行政机关依法对于公民权利的确认或限制,具有法律效力。
在此基础上,如果公民按照该行政行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行为,则这样的信赖应当受到保护。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保障公民信赖可以使得行政机关更加符合法治与公正的精神,建立可靠的社会信任与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谐发展。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历史渊源信赖保护原则是欧洲法系的法律原则,最早出现在1990年德国《基本法》中。
德国的信赖保护原则被广泛地认为是欧洲法系中最先进与成熟的原则之一。
该原则在英国也有类似的表述,称之为“合法信赖期间原则”(legitimate expectation)。
日本等国家也在相应的法律中载明了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容。
在我国,信赖保护原则虽然尚未明确载入具体法律条款,但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已经被广泛地引入实践应用。
这是因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政策保障工作要求,已经将服务对象和公民利益放在了更加重要而优先的位置上,要求行政机关不仅取得公众的大力支持,而且还必须确保其行政行为的公正和合法性。
信赖保护原则提供了必要的保护。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实践应用在我国实践中,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审判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为例,该法在第二十四条中已经明确了“当事人因行政机关之前行为产生合理依赖并酌有不当得利得失损害时,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改变或确认之前行为的合法性。
信赖保护原则是什么意思在实践中,我们很多⼈可能都会接触到有关信赖保护原则是什么意思这类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对此不是很了解,所以很多的东西都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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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保护原则是什么意思信赖保护原则是指⾏政管理相对⼈对⾏政权⼒的正当合理信赖应当予以保护,⾏政机关不得擅⾃改变已⽣效的⾏政⾏为,确需改变⾏政⾏为的,对于由此给相对⼈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补偿。
⾏政管理中的信赖保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是,⾏政相对⼈基于对⾏政机关⾏政⾏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信赖⽽与⾏政机关合作,这种对⾏政机关的信赖应当受保护。
⼆是,⾏政相对⼈因⾏政机关的⾏政⾏为⽽获得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
⾏政机关不能随意撤销⾃⼰的⾏政⾏为。
⼀旦因撤销⾏政⾏为⽽给⾏政相对⼈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责任,否则⾏政机关将逐渐失去公众的信赖。
三是,如有第三⼈因为不知道⾏政⾏为有瑕疵⽽与⾏政相对⼈发⽣某种法律关系,由于⾏政机关对相对⼈授益⾏为⽽给第三⼈带来的利益,也应当受到保护。
四是,如果⾏政相对⼈怀有主观恶意,从⾏政机关取得授益⾏为⽽获得的利益则不受保护。
信赖保护原则⼆战后在联邦德国⾸先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政法的⼀项重要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是公众对⾃⼰国家及国家权⼒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公众安全性和其⼯作、⽣活⾏为有明确预期的基本前提。
所谓信赖表现是指⾏政相对⼈因信赖⾏政⾏为⽽采取的处分⾏为。
⾏政相对⼈基于法的安定性原则信赖⾏政⾏为不会变动,⽽对⾃⼰的⽣活作出安排和对财产进⾏处分,从⽽表现出信赖⾏政⾏为。
信赖基础与信赖表现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倘没有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也⽆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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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实施以来,通过对法条的解释,在受案范围、起诉期限等方面都有所突破,逐步加大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力度,但以依法行政原则作为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始终未变,这在当前行政法向既具管理职能又具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化的情况下,已使行政诉讼难以实现其控权职能,无法满足司法审判作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的期望。
将目前尚未被法条化的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这两个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运用到审判实践中,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和行政审判发展的必然趋势。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比例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是“帝王条款”。
1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相对人因信赖特定行政行为或法规所形成的秩序,而安排其生活或处置其财产时,形成的一种信赖状态,此状态不因以后行政行为之变更或废止,而影响相对人既得权益。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1)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一经作出,未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2)对行政相对人的受益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后即使发现有轻微违法或对政府不利,只要行为不是因相对人过错所造成,亦不得撤销、废止或改变;(3)行政行为作出后,如事后发现有较严重违法情形或可能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必须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时,行政主体对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给无过错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给予补偿。
2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功能是限制行政的滥用,体现了法律精神中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面,它们相比依法行政原则,在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上,更明确更有力度更具操作性。
本文拟就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运用于行政审判的必要性及适用条件等问题作些探讨。
一、行政审判在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存在欠缺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仅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合法性审查。
因而,当有些行政行为侵害相对合法权益时,无法通过行政审判加以纠正。
这主要是因为行政审判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法官只要查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依照法条的规定作出的,就认为其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从而将依法行政原则仅仅理解为依法条行政,而未充分考虑行政行为是否同时符合法律精神的要求。
2、行政审判所依据的行政法律法规绝大多数仅规定了行政管理的目标及保障其实现的手段和要求,没有对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如何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作出规定。
它主要反映了行政法维护行政行为管理职能的一面,未能很好地反映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控权职能的一面,其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明显存在不足,使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不能将行政立法精神予以全面地反映。
3、因为我国没有类似《民法通则》的行政实体法,所以行政法中一些能够很好地反映行政法精神的基本原则(如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未能“原则入法”,在行政法律法规中没有此类的条文,因此法官也就无法将其作为行政审判的法律依据,对现行行政法律法规存在的重管理轻控权的问题进行纠正,其结果就是导致行政审判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与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两个目标之间重心倾斜,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力度明显不够,存在公平上的欠缺。
例如某县人民政府于1994年向潘某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因相邻人举报并经县土地局实地丈量认定该《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发有误,其中一小部分(面积0.125平方米)占用了国家未予转让使用权的土地,因此于1998年决定收回、注销该《国有土地使用证》,按核实后的面积重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同时要求潘某拆除多占用土地的地上建筑物(潘某在该地上建了房屋的一根结构柱子)。
潘某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法院对该案的实体进行审查后,认定:1、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确凿充分,潘某占用国家未予转让使用权的土地及原证核发有误的事实清楚;2、重新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未将该0,12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确认给潘某,所以潘某在该地上所建的建筑物应予拆除;3、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在发现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有误时,依法予以纠正的职权。
依法审理得出的结论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因此法院应当予以维持。
很明显,这个判决结论与司法审判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目标不一致,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二、引入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的必要性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功能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将它们运用到审判实践中可以解决审理行政案件时,存在的强化行政管理职能,弱化相对人权益保护的问题。
还是以前面所举案例分析。
首先,该案行政行为的实际目标是收回0.12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仅百元左右),但对相对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却是使相对人价值数十万元的四层楼房,因其建在多占用的0.125平方米土地上的柱子被拆除而处于危险状态;且收回的0.125平方米土地对国家并无大的实际价值和用途。
很明显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既不适当也无必要,它对相对人权益造成的损害远远大它所实现的行政目标本身的价值,严重违反了比例原则。
其次,相对人在该土地上建房屋的结构柱子,是因为行政机关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已将该土地的使用权确认给相对人,相对人在其地上修建建筑物并无过错,造成违法结果的过错在行政机关,且该违法结果也仅使国家遭受极轻微的损失,因此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否则就违反了信赖保护原则。
所以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严重违反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的,其对相对人权益侵害的程度已使行政行为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严重失衡,使社会公正严重倾斜。
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本来就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将其运用于审判实践,既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更注重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发展趋势,也是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
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不一定体现于某部行政法律法规的文字表述中,它体现于整个行政法的精神理念,因此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三、适用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的有条件性笔者认为,将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运用于行政审判,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将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必须严格把握。
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作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并未被法条化,因此按我国现时的审判实践的做法,行政法官是不能将其作为法律依据予以引用的,但它们又是对现行行政审判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缺失的重要弥补。
因此笔者认为在将其法条化之前,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运用,即在依照现有的行政法律法规审理案件时,未能充分保护相对人权益的情况下,将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种补充,予以参考适用。
第二,只有违反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达到严重程度,已导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律精神,不具有合法性时,法院才能判决撤销或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从理论上说,行政行为的实施只有在其实现的利益重于侵害相对人的权益时,其行为才具有合理性;行政行为不应给予相对人权益以超过行政目的、目标本身价值的损害。
因为行政机关在实际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面临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而作为事后监督的行政审判要在行政行为实施后,很难准确地认定行政目的实现的价值与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是否平衡。
第三,行政审判实践中,可将违反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的情况归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目(即滥用职权)、第(四)项(即显失公正)的规定,如将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认定为滥用职权,违反比例原则的认定为显失公正。
因为必须运用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进行审理的案件,应是行政行为虽依照法条作出但又严重侵犯相对人权益的,而这种情况与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情况同属于对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的范围,并且法条中并未对何为滥用职权、何为显失公正作出规定,实践中是依照行政法权威理论进行操作,随着理论的发展作新的解释,是理所当然的。
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对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为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的极少,这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明难以操作及行政法理论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太窄有很大的关系。
也正因为《行政诉讼法》有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目前在行政审判中可以运用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只是需要将它们作为法理对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含义进行解释。
参考文献:12参见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方向》。
三、比例原则(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βigkeit )随着德国法治国思想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比例原则成为了德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例原则作为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典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在德国行政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公法领域的软化剂(Weichmacher)。
[13]该原则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理念及基本权利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并通过判例的形式予以概念化、体系化而提升到宪法位阶。
一般认为,广义的比例原则具体包括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
1.妥当性原则(Geeignetheit)。
又称适应性原则,即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方法,应有助于达成其所追求的目的。
而这个目的限于法律所预设的、所允许的目的,即法定的为保护公益的公共性的目的。
可见,妥当性原则就是要求行政机关所使用的手段能切实地完成立法者的预期目的。
依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见解,只要手段不是完全或全然不适合即不违反比例原则。
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亦不违反该原则。
故法院对妥当性原则采用了最低的标准要求。
并且这个最低标准不是以客观结果为依据的,而是以措施作出时有权机关是否考虑到相关目的为准。
[14]但在行政实践中,任何一个措施都“多多少少”会有助于达成目的,因此本原则实际很难派上用场。
2.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
又称最少侵害原则,是指在众多能够达成行政目的的手段中,行政机关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或侵害最少的手段。
该原则适用的前提,是同时存在有若干个适合于达成行政目的的手段,否则,只有唯一的手段方可达成目的时,则无法适用。
所以,该原则考虑的焦点集中在各个手段间的比较与取舍之上。
所谓“必要”,指的是对不可避免的侵害,行政机关只能选择最小、为达成目的已无可避免的侵害手段,即最温和的手段来实施。
必要性原则是比例原则的核心内容,源于德国的警察法理论。
在19世纪中叶,对警察的权力,原则上是赋予维持公共安宁、秩序及安全等一切防御危害行为的责任,而未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