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经报/2009年/11月/5日/第005版
财经周末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发展水平(下)
杨晓
4.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增长较快，但是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必要。
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高低存在密切联系。
财政支出中有多大比重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工作，是衡量公共财政“公共性”的重要指标。
从1998年到2008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从596亿元增加到6804亿元，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5.2%提高到10.9%，上升了5.7个百分点。
除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费之外，社会保障支出中更能体现公共财政职能的社会保险基金补助、城乡低保、就业补助、救灾等支出，增长尤其迅猛，占财政支出比重从1998年的2.8%提高到2008年的7.9%。
此外，若将医疗卫生支出中的医疗保障支出也计入的话，那么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将从1998年的6.7%上升到2008年的13.2%。
参照一些国家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纳入预算管理的做法，我们进一步计算了包括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在内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
2008年，包含社会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2%，占GDP的比重为5.2%。
这个口径相对而言更具有国际可比性。
通过与三类典型国家的比较，可以对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一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
瑞典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2/3,占GDP的比重也高达1/3，很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50%以上。
二是与东欧转型国家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上世纪90年代末，部分东欧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目前大体相当，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我国2008年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比要高出不少。
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对社会保障比较重视，另一方面也与福利制度的刚性有一定关系。
东欧国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高福利政策，拉美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阶段也大大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福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停滞和衰退，但福利待遇又难以下调，这是造成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
三是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并不低。
比如，韩国1996年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21.2%和5.6%，当年其实际人均GDP水平比2008年我国实际人均GDP水平要高50%左右。
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1996年也分别仅为3.3%和5.8%。
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相对美欧而言的后发工业化经济，在赶超过程中需要抵御福利国家的诱惑，以免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也与其初次分配比较公平，从而降低了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有关。
以韩国为例，虽然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不大，但是收入分配结构却是比较合理的，韩国的基尼系数1993年—2005年一直稳定在0.28—0.32之间，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
相比之下，我国基尼系数目前达到0.47，因此，仍然有必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
5.多元化保障机制发育程度。
这一机制进展明显，但是还未形成结构比较均衡的多支柱、多层次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除大力发展政府保障机制外，商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等市场化保障机制和慈善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
如果进行自我纵向比较的话，应该说我国的补充保险、商业保险和慈善事业在最近几年发展是比较快的。
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还没有形成结构比较均衡的多支柱、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比如，我国的企业年金基金总规模仅相当于GDP的0.6%左右，参与企业年金的职工仅占就业人员
的5%左右，而且举办企业年金计划的大多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中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电力、电信、石化、银行等行业，中小企业建立的企业年金占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比例还不到1%。
相比之下，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企业年金基金总规模相当于GDP的比例分别高达99%、70%、58%和50%，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也比我国的比重高得多，美国有64%的员工参与年金计划，并且很多是把年金计划当作他们退休收入最重要的一部分，说明这些国家的企业补充保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要明显高于我国，这样既避免了政府背上过重的包袱，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2006年，美国、斯洛文尼亚、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家商业医疗保险在卫生总费用中均占有较大比重，超过10%。
2007年，我国各类健康险赔付支出仅占当年我国卫生总费用11289亿元的1.6%，总额只有175亿元。
2007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重达到0.13%，比前些年明显提高，但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如美国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另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我国1000万家国内企业中，仅有10万家曾捐赠慈善事业。
2001年，美国个人捐款的数额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了2120亿美元，捐款数额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50%。
据对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和1998年的统计分析，美国70%以上的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捐赠。
此外，我国的社会捐赠等慈善事业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直接推动的，捐赠款物的使用也主要由政府负责安排，由没有政府背景的非营利组织主导的慈善事业还不很发达。
2008年社会捐赠的急剧上升表明慈善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但这一方面是在汶川地震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另一方面仍然具有强烈的行政主导色彩，未来几年慈善事业能否在常态下维持高位运行并进一步发展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
总的来看，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商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慈善事业发展缓慢，首先是因为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总体性社会向公民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公民社会的转型尚没有完成，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
其次是因为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支出规模偏大、费率偏高。
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为例，我国高达28%，明显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给企业造成了比较沉重的负担，进而影响了企业发展补充保障的能力和意愿。
综合以上分析简要小结：应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总体上是适当超前的。
从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覆盖面等方面衡量，与人均GDP水平和我们相当甚至高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成就处于前列，也超过了历史上处于大致相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
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发展、社会保障改革不断深入起到了多方面作用：从经济效应看，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支持了市场化改革，拉动了有效需求，推动了经济增长；从社会效应看，控制了基本风险，保障了人民生活，促进了分配公平，维护了社会稳定；从政治效应看，体现了执政理念，密切了党群关系，赢得了人民拥护，巩固了政权基础。
因此，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应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对我国社会保障发展中的一些不足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比如：有的保障项目像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比较窄；市场化保障机制和慈善事业的保障水平和保障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群体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和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问题仍比较突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尚不能较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下一步社会保障发展改革中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