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成因的定量分析一、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一）选题的来源及意义选题来源：江苏省统计局课题“促进江苏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综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遵循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发展国内经济，各地区经济差异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不十分明显，而且长期以来相对稳定，但国内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以各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来指导全国经济建设。
以效率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让一部分地区经济先发展起来，再以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改革开放至今，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有省份的经济都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增长。
就绝对水平而言，所有地区的经济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我国的东部地区，在自身优势以及国家政策扶持多方面有利因素影响下，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然而，在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落后地区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受到先进地区的带动而有超越式发展，在回流效应下，落后地区始终处于劣势，而扩散效应并未起到明显作用。
因此，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持续扩大，有文章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己经超过警戒线。
就江苏省而言， GDP总量一直位于全国前列，2009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评比中名列前十的十三个县市中就有七个出自江苏。
但是，繁荣的总量经济背后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
早在1994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就将“区域共同发展”作为指导江苏发展的五个战略之一。
但进入21世纪后，江苏内部差异仍然较大，甚至还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
苏南地区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百强县评比中江苏的前十名全部来自苏南的苏锡常地区；苏中经济比较薄弱，其经济水平还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下；苏北地区还很落后，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却是本省甚至全国沿海地区经济最为薄弱地带，部分地区还处于贫因的境地，成为制约江苏省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主要“瓶颈”。
为早日实现江苏“两个率先”，各级都在认真思考和探索一条有效路径。
因此，在国内外新形势下建立江苏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对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而建立江苏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对策体系的前提是，要搞清楚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
只有清楚的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江苏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才能更好的为江苏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献计献策。
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成因的研究对进一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现江苏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乃至对其他省市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共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及现状1、国外研究成果区域经济差异协调及共同发展问题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性问题。
西方学者在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上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相当多的理论并做出了成功的实践。
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问题，很多西方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做了详细的研究。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包括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等。
区域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成因的研究是以区域经济结构变动为出发点的，其中区域分工理论是科学认识区域结构变动的理论基础。
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都认为区域差异是均衡机制失灵的表现，而这种失灵主要产生于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妨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瓶颈。
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总体效率与全部经济空间的最优结合，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随时间的流逝，经济区域的均衡发展会自动实现。
到了20世纪50年代，针对区域均衡理论的不足，形成了一些关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理论，这些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类：有时间变量和无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增长理论。
(1)无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以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dral)为代表，缪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概念和“二元空间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即经济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并存。
产生这种二元经济的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性，但区际人均收入水平和利润率都是基本相同的，而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如果某些区域在特定的时候受到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进而导致人均工资收入水平和利润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经“累积性因果循环”产生马太效应，最后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更慢，形成区域经济差距。
(2)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以威廉逊为代表，在《区域不平等和国家发展进程：一个描述模型》论文中，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间不平衡程度的变化呈倒“U”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经济发展趋同。
倒U型假说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共性，得到了许多研究成果的支持。
新制度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差异成因的研究认为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或素质提高、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并把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归因于该地区缺乏上述要素。
如索罗模式、罗默和卢卡斯模式等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事实上，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强调制度分析应居于经济学核心地位，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变革, 认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科斯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种能够提供个人激励的有效的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诺斯(North,1973)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率的制度的建立，一种能够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理论已经指出了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制度创新，而经济差异可以用制度安排的差异来解释。
他还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活动的创新提供激励，没有为私人收益确定产权制度的保证。
因此，需要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便应运而生，借以维护经济增长。
因此，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源。
产业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差异成因的研究是从产业结构的变动开始的，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已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
西蒙·库兹涅茨认为总量高增长引起需求结构的高转移率，需求结构的高转移率则拉动生产结构高变动率。
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总量增长过程，只有总量的高增长率才导致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没有总量的足够变化将会对结构的演进起到严重的制约作用。
而罗斯托与库兹涅茨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高，主要在于产业结构高度高，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即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它植根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之中的变化只能从产业经济部门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离开了对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经济结构的分析，也就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发生的原因。
这是因为：第一，现代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本来就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第二，现代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第三，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者进行技术创新只能是产业经济结构彼此联系相互作用而使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
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总量的增长是统一的，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子。
发展经济学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落后国家和地区要走出困境，必须推动资本形成和资本加速形成。
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R.Nurkes)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源于资本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方面的循环，他从“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来解释区域经济差异。
一方面从资本需求方面来看，由于落后地区人均收入低，人们的购买力低，因而市场狭小引诱了资本投资力度和规模小，就业不充分，人均收入水平低，形成一种资本需求方面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从资本供给方面来看，由于人均收入低人均储蓄水平低，进而资本供给不足，这又导致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更低，造成资本供给方面的不足。
而发达国家或地区情况则刚好相反，最终呈现埃及发展经济学家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中所描述的“中心-外围”结构。
2、国内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很多，他们大都综合考虑了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区域发展差异。
夏永祥(1994)认为区域差异是由客观性因素(地理位置等)、国家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经济结构、人口素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造成的；周民良(1998)认为是非国有制经济发育程度、经济结构、投资规模、市场发育程度、区域政策倾斜、区位、经济效益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张敦富，覃成林(2001)的著作中，作者从发展基础、倾斜的政策面、体制环境与竞争力、要素单向流动、经济结构的效率五个大的方面探讨了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
有一些学者特别强调政治与政策倾斜从外部影响着地区发展，王绍光、胡鞍钢(1999)认为：地区发展自然趋同是不存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相反是政治与经济的两方面的因素的相互作用，深刻影响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及相对差距。
并可以用两个变量来解释空间不均衡增长：即政府代表不发达地区指导生产要素流动的意愿和能力。
这里作者提到的政策倾斜除了指国家直接投资建厂之外，还指国家财政上的补贴等。
而财政制度与财政政策除了作者提到的方式外，还通过课税影响投资，影响生产要素的跨省份区域的移动。
郭庆旺和匡小平(2001)，刘磊(1997)分析了税收优惠对投资的激励作用。
中国从改革开放重点发展沿海和发达地区到现在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一直用的很多，所以不一致的税收优惠是造成中国经济差异的一个原因，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
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方面转移支付由于具有粘蝇纸效应，对地区经济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所谓粘蝇纸效应是指:在长期内中央政府的拨款比中央政府的税收削减对受补贴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刺激效应更大。
关于粘蝇纸效应的介绍，钟晓敏(1998)有详细论述，作者认为从粘蝇纸产生的条件来看，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产生粘蝇纸效应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现有的公共决策体制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普遍存在，公共决策的透明度还很低，监督机制也不完善，因此，粘蝇纸效应更容易产生。
也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得中央对发达地区的公共支出补贴存在着调整刚性，出现易增不易减的局面，而由于粘蝇纸效应，使得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的差距增大。
同样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缺乏实证上的分析。
而地区自身经济的差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内因，王绍光和胡鞍钢(1999)指出“在中国各省投资资本主要来自地方储蓄、其他省流入资本和外国储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