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层面以系统政策推进中国能源转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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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中国能源转型路径研究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是我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双碳”目标不仅为推进我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彰显出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大国担当。
“双碳”目标的实施,有利于推动我国低碳政策框架体系的形成,使各类主体成为低碳转型的参与者与共享者。
2021年5月,国际能源署(IEA)发布全球首份《能源部门实现2050净零排放路线图》报告,指出能源部门产生了当前全球约3/4的温室气体,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措施。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家,长期以来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这种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还是要靠能源低碳化转型…。
只有清晰认识能源低碳转型面临的现实挑战、科学规划未来能源低碳发展路径,才能保障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
本文从“双碳”目标出发,研究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意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能源转型对推进我国低碳发展的作用,为“十四五”及更长时期推进能源转型、顺利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政策参考。
“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的意义“双碳”目标指引并推动着我国能源产业不断向低碳高质量方向发展,力促经济、能源与生态协同共赢。
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需求,以绿色低碳为目标的能源转型正在加速进行。
能源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手段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高达2.2万亿t,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70%以上,是造成全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
过去建立在化石能源消耗之上的粗放式发展,也成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规模大的主要原因。
我国能源消费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当前的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仍在80%以上;2020年,煤炭、石油与天然气能源占比分别为56.80%、18.90%与8.40%,非化石能源仅占比15.90%。
中国新能源发展与经济转型近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推动新能源的发展,以实现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新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新能源发展的背景、政策支持措施以及经济转型方面进行讨论。
一、新能源发展的背景中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最大的国家之一,传统能源形式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压力日益凸显。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提出了新能源发展的战略,旨在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政策支持措施为了加快新能源发展步伐,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首先,加大对新能源科研和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
其次,建立健全了新能源发电上网电价政策体系,优化电力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新能源电力的市场化水平。
同时,通过财税政策、金融支持和减免税收等措施,为新能源企业提供更多的财务和税收支持。
此外,政府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能源发展,通过PPP模式等方式鼓励投资建设新能源项目。
三、经济转型新能源的发展不仅对环境保护有积极的影响,也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
一方面,新能源产业链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光伏、风能等装备制造业、电力输配电网建设等领域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新能源的利用减少了传统能源消费,降低了企业的能源成本,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了产业竞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此外,新能源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新能源产业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率,改善了就业结构,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挑战和展望虽然中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新能源发展的技术难题尚待解决,尤其是储能技术和智能电网建设方面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其次,新能源产业链上的竞争激烈,企业之间面临着市场份额争夺和价格竞争的压力。
此外,新能源发展还面临着资源供应不稳定、投资回报周期长等问题。
能源转型的政策与实践研究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导致了对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为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各国纷纷尝试推进能源转型,加快清洁能源的利用和智能化能源系统的建设。
本文将从政策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能源转型进行研究。
一、政策研究1. 能源转型的战略目标能源转型是一项面向未来的长期战略性工程,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能源战略和规划。
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上,世界上的各种政策框架和规划方案都有所不同。
例如,美国的《清洁能源计划》旨在推动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
欧盟则实行了《2020年气候与能源框架》,其中包括20%在2020年达到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20%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2. 政策工具的实施为了实现能源转型的目标,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
这些工具包括税收和补贴政策、排放标准和许可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绿色金融服务和能源管理等。
其中,税收政策是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关键工具之一。
例如,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和配套设施的补贴政策、美国的生产税收抵免政策、欧盟的碳交易系统等都是优惠政策的代表。
同时,各国还实施了许多限制碳排放和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例如,日本为了降低碳排放,实行了“节能标准”和“家庭用太阳能电池组普及补助”,促进了太阳能发电的普及和应用。
3. 国际合作和对话在国际上,各国之间有必要加强能源领域的合作和对话。
例如,G20的《执行国家气候计划》强调了各国要充分利用市场力量、促进创新和投资,推动实现全球零排放目标。
此外,为了加强产业互联网和能源互联网的融合发展,近年来一些国际性组织和协会也纷纷成立,旨在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世界能源转型进程。
例如,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了“亚太清洁能源合作平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启动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平台”等等。
二、实践研究1. 建设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基础设施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
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经济转型路径与政策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碳中和已成为各国共同应对挑战的重要目标。
能源经济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其转型路径和政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经济转型路径,分析现有政策体系在推动能源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首先界定了碳中和与能源经济转型的基本概念,阐述了碳中和对能源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接着,通过对国内外能源经济转型案例的梳理,总结了成功的转型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的能源经济转型提供了借鉴。
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能源经济转型的现状与挑战,包括能源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科技创新、完善市场机制等,以期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能源经济转型和碳中和目标的认识,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决策参考,对于推动我国的能源经济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碳中和目标与能源经济转型的关系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碳中和已经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
碳中和,即通过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方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
这一目标不仅关乎环境保护,更与能源经济转型紧密相连。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能源经济转型的支持。
传统的化石能源燃烧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要实现碳中和,就必须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转而发展清洁、低碳的能源。
这要求能源经济从传统的化石能源为主,向可再生能源、核能等低碳或无碳能源转变。
这种转型不仅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能推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能源经济转型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必要手段。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可再生能源、核能等低碳或无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大,这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我国能源转型的政策和经济影响分析当前,全球瞩目的能源转型正在推进中。
我国亦积极响应世界能源改革的号召,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能源转型的政策。
本文将就我国能源转型的政策和经济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政策概述我国现行的能源政策大力倡导清洁能源,提出了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单位GDP能耗、增加可再生能源占比等目标。
我国一系列能源目标的设置,主要分为三个方面:1. 煤炭消费总量搁置: 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9年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煤炭供需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搁置后应呈现缓慢下滑态势”这一目标。
2. 重返全球制造业发达国家: 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大力推进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提供买房补贴此类政策。
3. 增加可再生能源占比: 我国制定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和《中长期节能规划》,提出要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建设和发展速度,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装机容量比例达到15%。
二、经济影响1. 制约经济增长能源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为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不得不加大对“油、煤、气”三大能源的开发力度,因而加大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
然而,由于环保运动日益兴起和能耗成本的增加,不得不调整能源政策,控制消耗以达到可持续发展。
这样一来,可能会制约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2. 刺激新能源市场发展政策的持续推进,将催生出一个新的市场--新能源市场。
传统煤电产量下降,使用寿命缩短,导致了当地经济的不稳定。
而可再生能源旺盛的发展,将带动该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新能源相关产业的发展。
随着清洁能源的普及,市场需求将增长,新能源的价格也将逐渐下降,从而更具竞争力。
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将刺激我国新能源市场的发展。
3. 加大民间投资力度在我国能源转型的政策推动下,整个新能源市场将会竞争激烈。
民间投资者将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看待新能源市场,从而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新能源市场的发展。
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研究随着人们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如何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能源转型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问题。
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家,能源转型更是成为了摆在眼前的一道难题。
本文将从能源转型的必要性、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国家的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论述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研究方向和对策。
一、能源转型的必要性能源转型指的是将传统的化石能源逐渐转换为可再生能源,以达到清洁、低碳、高效能源利用的目的。
在全球保护环境的背景下,推动能源转型早已成为众矢之的。
而在中国,能源转型更是被视为“必经之路”。
一来,中国矿产资源不足,大量依赖进口,不可持续;二来,环境污染严重,需要更多的清洁能源来达到环保的目的;三来,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能源结构转型也是经济优化的重要环节。
二、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导,并逐渐向化石燃料多元化发展。
2019年,全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依然是最主要的能源,占比为58.4%;油气类能源占比为21.4%;清洁能源占比为20.2%。
其中,水电发电、核电发电、风电发电、太阳能发电的发展较快,但在总体能源结构中占比仍较小。
三、国家的政策引导为推动能源转型,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近年来,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即是“煤改气、煤改电”,旨在加速清洁能源的推广。
同时,由于煤炭是污染最严重的能源,政府也陆续推出了更加严格的煤炭行业清洁化改革措施,以减少环境污染。
此外,多个省市也制定了对新能源车辆的购置补贴政策,以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率。
四、技术创新推动能源转型,技术创新是重要方面。
中国已经着手实施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规划,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加快清洁能源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石化等传统行业也在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如欧洲先进的“碳捕集”技术在中国也逐渐推广,并得到良好的效果。
在技术的推进之外,能源市场化改革也是重要的“驱动器”。
作为能源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实行市场化改革使得油价和煤价稳中有升,既保证了能源供给,又使得清洁能源有更多的市场规模,为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带来了一定的推动力。
中国能源工业七十年回顾作者:暂无来源:《企业观察家》 2019年第10期文/朱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一、中国能源工业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能源工业的发展经历,从制度变革角度,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然而,由于不同能源资源禀赋及其开发利用程度差异,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的阶段划分及其起始点并不完全相同。
(一)煤炭工业发展历程我国煤炭工业近七十年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1949~1977年)。
这一阶段,煤炭工业先后经历了三年恢复期(1949~1952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煤矿工业发展受到极大干扰。
但煤炭供应短缺会促使中央政府放宽政策(比如,1972年鼓励地方煤矿和小煤矿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也尽力保护煤矿生产,从而使煤炭产能稳步增加。
(中国煤炭志编纂委员会,1997)1976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了4.84亿吨,1977年达到5.5亿吨,与1949年的3000万吨相比,增加了将近16倍,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转型发展期(1978~2000年)。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煤炭工业随之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
这一期间,煤炭体制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
1985年开始实施的煤炭行业投入产出总承包政策是这一时期关键性的制度变革因素。
1992年7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煤价限制,放开指导性计划煤炭及定向煤、超产煤的价格限制,出口煤、协作煤、集资煤全部实行市场调节。
1994年7月,取消了统一的煤炭计划价格,除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煤炭全部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定价。
1995年,我国煤炭企业开始探索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1998年,国务院改革了煤炭管理体制,下放原煤炭部直属的国有重点煤矿,推进政企分开。
体制变革使煤炭工业效率得到提升,企业活力得到增强,煤炭产量以每隔2~5年增加1亿吨的速度增长,2000年达到13.84亿吨,22年间增加1.23倍,产量年均增加3500万吨。
中国能源转型路径与策略研究能源转型是全球范围内的热门话题,也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必须直面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如何实现从高碳向低碳能源结构的转变,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能源转型的路径和策略,并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中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需要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等。
中国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应用上进行突破。
此外,在能源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鼓励并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经济激励措施。
其次,中国需要加强能源系统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建设。
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可以优化能源供需的匹配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同时,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能源消费和供应进行精细化管理和预测,降低能源消耗和浪费。
为此,中国需要加强相关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整个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第三,中国需要加强能源供应的多元化。
当前,煤炭仍然是中国主要的能源来源,但其对环境污染和健康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因此,中国应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如天然气、核能等,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此外,发展国内外能源资源的多元化供应渠道也是关键。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可以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第四,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能源系统的能效提升。
能源效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能源的需求,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中国应加强对能源消费行业的规范和监管,推广节能技术和装备的应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能源管理和行为改变来节约能源,形成节能的社会共识。
最后,中国需要优化能源政策体系,提供稳定和可持续的政策环境。
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能源政策来引导和推动。
政府应该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到能源转型中来。
能源系统低碳转型驱动机理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能源系统低碳转型驱动机理研究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复杂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
国家社科基金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旨在推动我国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低碳转型。
国家社科基金支持能源系统低碳转型驱动机理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政策驱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能源政策和法规,鼓励能源企业采取低碳转型的措施。
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实施,有助于推动能源企业采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
2. 技术创新: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涌现出来,为能源系统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等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
3. 市场需求: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对低碳、环保、健康的能源需求越来越高。
这促使能源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改造,以满足市场需求。
4. 经济因素:低碳转型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例如降低能源成本、提高能效、创造就业机会等。
这些经济效益可以进一步激励能源企业进行低碳转型。
5. 国际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在积极推动能源系统低碳转型。
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共享技术、经验和资源,共同推动低碳转型的进程。
国家社科基金支持能源系统低碳转型驱动机理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和驱动因素,为我国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低碳转型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供应与能源转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能源供应和能源转型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将从能源供应状况、能源转型的挑战和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能源供应状况目前,中国的能源供应主要依赖煤炭和石油。
由于煤炭使用导致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能源供应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并开始大力推动能源转型。
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差异大,能源供应的平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西部地区仍然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来源,而东部地区的能源供应相对丰富。
二、能源转型的挑战1.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能源转型需要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及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以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2. 能源结构优化:转型需要逐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如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
同时,发展核能等清洁能源也是重要的选择。
3. 能源供应安全:多元化能源供应渠道和提高能源供应的可靠性是能源转型的重要任务。
通过稳定的能源合作和资源管理,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和稳定。
4. 能源消费效率提升:优化能源使用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浪费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
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管理的改善,提升国家能源消费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政策措施为推动能源供应与能源转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1. 减少对煤炭的依赖: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等措施,逐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提高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
2. 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和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保障,推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3.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能源管理和技术创新,推广节能技术和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浪费。
4. 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多元化能源供应渠道,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和稳定。
结论中国的能源供应与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
能源转型中的能源经济研究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可再生能源和碳减排的迫切需求,许多国家加快了能源转型的步伐。
其中,能源经济研究在能源转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能源经济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方法和未来发展前景。
重要性能源经济研究可以帮助国家和企业制定具有可持续性的能源政策和商业计划。
通过经济分析,可以评估不同能源来源的优缺点、成本和社会影响。
同时,能源经济研究可以提供决策者的意见依据,确保经济和环境的平衡。
研究方法能源经济研究的方法旨在评估能源生产、消费、进口和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同时考虑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影响。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定量和定性方法。
定量方法包括计量经济学、多目标规划等,它们可以评估不同能源开发方式的成本、收益、环境污染和社会影响。
例如,使用计量模型,经济学家可以预测不同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评估其成本和可行性。
定性方法包括文献综述、专家访谈和政策分析等,它们可以对能源政策的可行性和实施进行评估。
例如,政策分析可以提供不同政策的比较,帮助决策者选择最优方案。
未来发展前景未来,能源经济研究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首先,由于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的影响,能源市场将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
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发生重大变革。
例如,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而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改变能源供应链的效率和透明度。
因此,未来的能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强调不确定性和创新性。
研究者需要将精力集中在对未来发展的不同可能性进行调查,以便评估各种策略的成本效益和可行性。
此外,研究者还应该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以便更好地预测未来的趋势并提供更准确的建议。
结尾总之,能源经济研究在能源转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研究者可以评估不同能源来源的优劣、成本和社会影响,并支持政策制定和商业决策。
未来,能源经济研究将进一步发展,重点关注不确定性和创新性,并利用新兴技术和研究方法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能量转型背景下能源经济问题研究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能源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量转型成为了全球各国共同的目标。
能量转型的本质是将传统的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能源经济问题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从经济效益、政策支持、市场化机制和技术创新几个方面探讨能量转型的能源经济问题。
一、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能量转型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传统的化石能源虽然具有高能量密度、稳定供应等优点,但是其价格波动大、污染物排放高、安全性差等问题也相对比较突出。
而可再生能源虽然在价格上相对较高,但是其具有无排放、长期可持续性、受政策支持等优点,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其价格也在逐渐降低。
清华大学能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能够实现能量转型,到2050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1%,而且减少碳排放量45%。
二、政策支持政策支持是推动能量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财政投入、减免税收、提供市场准入、加强技术研发等手段来鼓励企业和个人使用可再生能源。
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来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促进能量转型。
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能量转型,如“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15%,到2030年占比达到20%以上。
同时,中国还出台了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补贴政策,为能量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
三、市场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对于能量转型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市场化机制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让价格因素成为能量转型的关键因素。
目前,不同国家的市场化机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导致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的不一样。
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和美国的绿色电力认证制度都是市场化机制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则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来推动市场化机制的建设。
未来,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机制将有助于让能量转型更深入地推进。
朱彤妙用more than
袁小林
【期刊名称】《语言教育》
【年(卷),期】2001(000)007
【摘要】英语中,more than 是一个常见又实用的短语,含义丰富,用法灵活。
当它接数词时,意思相当于over,“多于、……以上”。
如:More than seventy percent of the surface
【总页数】1页(P35-35)
【作者】袁小林
【作者单位】深圳市宝安中学;高级教师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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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国家层面以系统政策推进中国能源转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 [J], 张化冰(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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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的政策及实践第一章:能源转型的背景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生命线,不可或缺。
然而,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过度开采矿产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侵占生态空间等逐渐成为能源生产和使用的主要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逐步实现能源转型成为了必然趋势。
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则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
第二章:能源转型政策的形成2.1 国家层面的政策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逐渐形成了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能源政策。
国家能源局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能源转型的政策文件,如《可再生能源法》、《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等。
其中,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家大力支持其发展,并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政策体系促进其推广应用。
2.2 地方政策的制定除国家层面的政策外,各地也纷纷出台了配套的地方性政策。
例如,上海市《上海市节能降耗和新能源示范城市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碳排放占比减少18.9%;广东省《广东省建设中国特色新能源示范省实施方案》则明确了电力系统、建筑、交通等领域的能源转型目标和政策支持措施。
第三章:能源转型实践案例3.1 可再生能源发展我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发展已逐步稳步提高。
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例达到29.6%,较2015年提高8.3个百分点。
其中,风电、光伏发电、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较快,已经成为推进我国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
3.2 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我国正在进行“煤改气”、“煤改电”、“煤改热”等转型工作。
以煤改气为例,国家调动了政策、资金、技术等多种力量,推广清洁能源对煤炭的替代,不仅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空气污染问题,同时也推进了能源转型的进程。
第四章:总结与展望能源转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然而政策制定和现实实践的差距仍然存在。
同时,全球化进程加速、气候变化日趋明显、科技快速进步等因素也对能源转型提出了新的挑战与可能。
32 EPEM 2018.7朱彤,经济学博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MBA 导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电力设备管理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对能源产业、ICT 与网络产业、彩票产业,政府规制经济学有系统研究,目前研究重点是国家能源转型框架下的能源政策与企业战略,能源体制改革。
参与和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工程院重大课题、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外交部、工信部等部委托咨询课题,地方政府委托工业与能源规划课题、企业发展战略等课题数十项。
先后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能源局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
代表专著有《网络效应经济理论——ICT 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与公共政策》、《国家能源转型:德、美实践与中国选择》等。
朱彤博士近年来致力于构建“国家能源转型”分析框架,并应用这一框架研究我国能源产业(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转型与发展的问题,对技术变革趋势下的国家能源转型逻辑有深刻理解,其成果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血脉,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能源发展和安全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重大挑战的中国而言,能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原油、炼油和天然气生产大国以及全球原油和天然气消费大国。
受制于能源结构禀赋以及新能源技术本身的突破瓶颈等因素,中国在新能源推广上显得步履维艰,能源转型已经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从国家层面以系统政策推进中国能源转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本刊记者 张化冰从整体来看,无论是传统能源技术升级,还是新能源技术快速突破,中国能源都面临着从结构到技术、从管理到体制等一系列重大的挑战,能源转型已进入关键期高端访谈Focus从整体来看,无论是传统能源技术升级,还是新能源技术快速突破,中国能源工业都面临着从结构到技术、从管理到体制等一系列重大的挑战。
就此本刊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朱彤进行了专访。
直面能源转型的困难和挑战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议题的大背景下,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为主要内容的能源转型已成为很多国家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到2035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
中国能源改革创新刻不容缓,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但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难以掩盖能源转型进程的艰难。
就此朱彤表示,相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大国,中国能源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居于首位:“大体上,中国能源转型之难有四。
”“一是能源消费体量大。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二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均未完成,能源消费总量还处于递增阶段,能源消费总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有继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而德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能源消费总量下降阶段。
”“三是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极高,虽然增长较快,但在前些年作为化石能源中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占比非常低,长期以来属于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是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
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
虽然近几年碳排放增速下降加快,但无论从能源的量级,能源需求的增长,还是能源结构和碳减排目标看,中国的能源转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挑战。
”他认为,中国能源转型的首要障碍在于产业界、理论界和实操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能源转型简单化、程式化理解倾向。
而在这一思维和观念影响下,影响中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能源转型被简化为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问题,能源转型的推进也被归结为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心。
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大,补贴到位,能源转型就能成功。
第二,目前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问题,认为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到可以与常规能源竞争,向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然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成本问题。
第三,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足够重视。
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140年左右,石油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90年左右。
可再生能源由于能量密度低、资源的位置限制、转换效率等方面的限制,其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
“比如,从19世纪70年末代法国最早开始利用水力涡轮机发电到今天,虽已经历了130多年,但水电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仅为6%左右;20世纪30年代风力涡轮机发电、60年代光伏发电产生以来,风电与光伏发电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迄今只有2%多一点。
”然而,实践中诸如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却没有成为推动全面、深入研究能源转型的动力,反而被一些不愿意推进能源转型的市场主体作为借口拖延转型进程。
“缺乏对能源转型具体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是导致对能源转型的简单化理解、进而造成当前中国能源转型实践战略思维缺位,政策应对抓不住主要矛盾,往往是头疼医头、甚至是头疼医脚的重要原因。
”朱彤就此强调,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有效推进能源转型的前提。
“能源转型通常表现为一次能源品种主导地位的更替,新能源取代旧能源。
但新能源份额的提升只是能源转型的一个浅层表现,或者说,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能源转型的自然结果。
”他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确立正确的能源转型战略,以及能源转型能够顺利推进的前提:“至少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很多国家当前正在推进的能源转型。
”“首先,能源转型决不仅仅是在现有能源体系中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有能源体系的结构性变化。
”2018.7 EPEM 33“其次,每次能源转型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再调整,都会产生失败者和成功者。
随着石油逐步替代煤炭,石油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崛起,部分煤炭供应及相关企业倒闭;随着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替代的深入,可再生能源企业与化石能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
”“再次,对当前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清晰认识与足够重视,尤其是电网系统要主动进行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要求。
”他强调,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点。
没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适应性变革,现有能源体系容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能正确把握能源转型的大方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或者受到旧能源集团的影响,有可能会出台阻碍能源转型的政策。
“比如,19世纪初,当荷兰传统主导能源泥炭的消费地位受到发热量更高的进口煤炭威胁时,荷兰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征收煤炭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泥炭产业,其结果不仅延迟了荷兰能源体系向煤炭转型,而且使本已开始衰退的荷兰经济雪上加霜。
”事实上,从能源转型的历史看,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并获得主导地位,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时间。
而当前的能源转型实质是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
与历史上的能源转型相比,其复杂性与长期性均更甚一筹。
“从复杂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个品种的集合,其中任何一个能源品种都不具备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
而且这些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也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基于化石燃料的电力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则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
”“从长期性看,作为替代能源主力军的可再生能源,其能量密度与被替代的化石能源相比并无优势。
即使考虑到政策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使其孕育出竞争优势,方有可能成为主导能源。
”“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
”朱彤说:“对此,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部门应予高度重视。
”借鉴国外经验 从国家层面积极推进能源转型从世界能源转型历史看,一次成功的能源转型至少需要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
就能源属性及其技术经济特点而言,可再生能源要完全替代化石能源的进程显然需要更为长久的时间。
考虑到能源转型过程中新、旧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纠葛带来的阻力,能源转型之路可能会更加艰难。
因此,以政策为主要驱动力的能源转型需要大智慧、大逻辑贯穿始终。
对此朱彤认为,中国能源转型不仅要解决能源的技术效率和管理效率提高问题,还要解决配置效率提高问题。
能源体制改革更需要在充分考虑能源转型的能源技术和体系要求前提下来制定方案和推进,才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能源体制改革和能源转型匹配。
具体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必须尽快确立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
这一问题与能源转型的治理有关。
无论是分散治理方式,还是集中治理方式,基本上,可再生能源发展强制制度(FIT或RPS)执行越彻底,财税补贴力度越大,可再生能能源发展就越快。
这一点已经为德国和美国加州的实践所证实。
“德国能源转型采取相对集中的治理方式,即制定了国家层面的能源转型目标,以及强制上网电价(FIT)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法律和政策框架、能源转型进展监控体系等。
”“美国采取的是相对分散的治理方式。
美国联邦政府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制定了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鼓励政策,但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强制政策,可再生能源强制配额制度(RPS)目前只存在于2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就此他表示,中国的体制特点决定了能源转型应更多借鉴德国经验,采取集中的治理方式。
但从治理角度看,中国能源转型当前的问题并不是集中和分散的选择问题,而是在集中治理方式下缺乏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问题。
“目前中国能源转型处于各个部委各自为政阶段,每个部门就自己主管的领域自行决定重点、方向和速度;能源转型缺乏清晰的战略安排,实施路径和推进速度也缺乏统筹考虑。
”34 EPEM 2018.7高端访谈Focus“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能源转型进展和政策实施效果无科学评估和考核,结果政策出台了很多、能源转型的问题也很多,但鲜有部门能够出面纠正和完善。
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中国能源转型国家战略的确立。
”朱彤强调,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能源转型“国家战略”的核心要义,就是能源转型统一目标的确立和完善的政策的有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