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犯罪人的分工分类法
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往往并不相同，为了准确确定各自的刑事责任范围，各国刑法典通常都把共同犯罪人分成若干种类，其中主要的分类标准包括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
一、分工分类法概述
所谓分工分类法，即按照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或行为的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分类，共犯可分为：正犯（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正犯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之人；帮助正犯实施犯罪的为帮助犯；教唆他人犯罪的为教唆犯。至于作用分类法，则是按照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进行分类。主要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在这种分类标准下，即使从犯实施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只要对于完成犯罪不起支配作用，仍属于从犯。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都采用分工分类法。此分类法又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立法例：
1．二分法
这种分类法始于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该刑法典为了解决各共同犯罪人定罪的法律依据问题，依据分工分类法对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与从犯两类，从犯又包括教唆犯与帮助犯，在不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再作分类的情况下，对从犯处以与正犯相同之刑，以解决各共同犯罪人量刑的法律依据问题。该分类法虽然过于简单化，而且对正犯与从犯采取所谓责任平等主义使其意义大为逊色，但它毕竟开启了以共同犯罪的分工作为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先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2．三分法
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在继承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上述立法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与完善。该法典为了解决各共同犯罪人定罪的法律依据问题，依据分工分类法对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教唆犯与从犯（帮助犯）三类。该法典在对共同犯罪人再作分类的情况下，对教唆犯之刑罚依据被教唆的人（正犯）之刑而决定，对从犯的处罚采取得减主义，以解决各共同犯罪人量刑的法律依据问
题。该法典不仅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上实行三分法，较之《法国刑法典》的二分法有所进步，而且对共同犯罪人的处罚实行区别对待，较之《法国刑法典》的平等主义也有所前进。正由于该法典的上述优点，其共同犯罪人的三分法不仅至今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所沿用，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也是以该法典为蓝本的。例如，1919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和1926年的《苏俄刑法典》都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3．四分法
四分法是指为了解决各共同犯罪人定罪的法律依据问题，依据分工分类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四类的分类方法。1952年的《阿尔巴尼亚刑法典》即采此种立法例。1958年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在1919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基础上，增加了组织犯，并对其从重处罚，这就形成了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四分法，即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1960年的《苏俄刑法典》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典，都采纳了这种分类方法。该分类法也在不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再作分类的情况下，以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性质和参与程度作为对各共同犯罪人的一般处罚原则，以解决各共同犯罪人量刑的法律依据问题。例如，1960年的《苏俄刑法典》规定：“法院在处刑时，应当考虑每一个共犯参加犯罪的程度和性质。”
二、分工分类法的利弊分析——兼与作用分类法比较
1、分工分类法的利弊分析
分工分类法是从直观的共同犯罪人的分工作为分类标准的。就此而言，分工分类法似乎是一种形式分类法，然而，这种分类法却涉及一个本质问题——这就是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分工分类法重点是解决共犯的定罪问题，但由于分工分类法的特点所决定，它不可能十分圆满地解决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
分工分类法能够明确显示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从事的活动性质，参加犯罪的程度以及各共同犯罪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显示出共同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主次地位，从而能较准确地认定每个人的责任。但是这种划分方法不能直接反映实行犯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具体所起作用的大小，也不能清楚说明各个实行犯与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主从地位，因而不能直接确定其相应
的刑事责任。因此，从纯粹采用分工分类法的国外立法例来看，对于“教唆犯”只能规定“依正犯处罚”，无法体现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大小以及对刑罚轻重的影响。
2、作用分类法的利弊分析
相较于分工分类法，作用分类法有助于解决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但它是在把教唆犯与帮助犯排斥于共同犯罪的范畴之外的基础上确立的，这就使它带有不可避免的狭隘性。作用分类法虽然有助于解决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但在表明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及彼此联系上，却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即不能准确地说明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的法律性质，从而对其准确定罪。
三、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标准
我国现行《刑法》第26条至第28条将共同犯罪人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在第29条又提到了教唆犯，指出教唆犯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由此对我国《刑法》到底是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种，还是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四种产生了争议。
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将共同犯罪人以作用为标准兼顾分工标准，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四种，由此将教唆犯当作是与前三种并列的第四种共同犯罪人。这种对共犯人的分类法被称之为新的四分法。学者们把它称之为“混合式”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标准主要是以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同时也照顾到了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情况。特别是刑法条文另外划分出教唆犯这一类，有利于正确定罪；并且该条又明文规定，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样就将教唆犯这一分类，纳入以“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分类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
四、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标准的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应将上述两种分类方法相互混淆，更不应在分类时采用杂糅分类法。二是，在确定共犯的刑事责任的大小时，严格按共犯的作用大小确定其责任大小。三是，应当先定罪后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