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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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健力宝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失由于受到李经纬团队强烈抵制,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最终主动放弃了收购计划,此时的健力宝业绩开始大幅下滑。
据资料显示,健力宝在辉煌时期支持体育事业,赞助过多个重大赛事,从捐资助学、做慈善到盖大楼,李经纬几乎不向三水政府汇报,这些活动鲜有三水政府的痕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97年之后,李经纬与三水政府的关系逐步恶化,三水政府的行政之手越来越强大,据了解,当时健力宝的每项战略投资都要向三水政府汇报。
1999年,李经纬提出员工股份合作制方案,由管理层自筹资金4.5亿元买下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方案被政府否决。
时隔不久,三水政府引进了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并与其草签了收购协议。
但财大气粗的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在进入实际工作阶段遭遇了李经纬团队的强烈抵制,收购工作阶段的查账根本无法进行。
由于受到李经纬团队强烈抵制,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最终主动放弃了收购计划,此时的健力宝业绩开始大幅下滑,被当地政府称为“国企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2002年1月15日,三水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28岁的张海出任集团董事长,当日,参加转让仪式的李经纬仰天长叹泪流两颊,整个仪式进行完毕李经纬一言不发。
9天之后,心力交瘁的李经纬突发脑溢血住院。
至此,李经纬时代的健力宝画上了句号,健力宝进入了张海时代。
《南方周末》曾刊发《神人张海》一文,文中描述张海是个资本掮客,善于资本运作并爱好太极。
张海时代的健力宝急速下滑,尽管张海曾重金聘请专业4A公司做品牌策划但都无济于事。
2004年8月,因经营业绩不佳,张海被免去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职务,后也锒铛入狱。
此时的李经纬已经是阶下囚。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10月李经纬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63岁的李经纬因涉嫌转移国有资产6000万元被有关人士检举后,以“涉嫌贪污犯罪”被捕。
检方认为,“李经纬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无视国家法律,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财产331.88万元。
”2009年9月3日,健力宝原董事长李经纬出庭受审。
2011年11月2日,佛山中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李经纬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
与其一起入狱的还有其团队中杨仕明、黎庆元、阮钜源几个“肱骨老臣”。
据了解,李经纬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一直处于保外就医状态。
有国企研究专家将李经纬的悲惨结局归于个人因素或归于处理与当地政府关系上的失策。
不过周放生认为,外界更应该从国企体制机制上进行反思。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在市场上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对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外界对自己之于企业发展所做贡献的客观评价,并得到尊重和认同。
”周放生说。
前述地方国资委官员表示,国企改革过程中,一些转制成功的企业,很多不是依靠制度,而是依靠个人磨合。
周放生认为,国企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企业家精神特质是处事谦和低调、性格中庸,不能个性太强。
而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祝波善认为,国企改革至今,政企分开依然没有实现,行政之手往往会扼杀很多优秀的企业,“毕竟李东生、胡子敬等成功转制的国企领导人属于少数,而李经纬等国企创始人悲情现象依然占据了大多数。
这还需要用制度去规范。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后,国有企业有了明确的出资人代表,国资委定位于管人、管事、管资产,是国有企业的“老板”,从成立至今已经出台200多个政策性文件和法规,第一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言国资的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对国企领导人的约束机制初步建立,不过他也坦言,国企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在于政企分开以及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目前央企负责人的选拔由中组部决定,在学者看来,现行高管任命方式和公司治理有一定冲突。
而对于产权明晰问题依然没有明确说法。
祝波善认为,如果这些制度做不到位,国有企业中培养出来的具有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人会越来越少,适合企业家生存的土壤也会越来越少。
财经作家吴晓波感慨:中国改革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过程,不能希冀一开始就有一幅未来的蓝图,但是对于众多身先士卒的改革者来说,这其中却是要冒颇大的风险。
他们有功于国家,有利于时代,实不该落此下场。
7 我国已经成功摆脱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反思中国的“苏联病”中国经济增长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从早期的放松经济管制、解放劳动力、刺激私营经济发展完成原始积累,到政府驱动下的大规模建设投资、初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抛弃了“苏联模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中国从未真正建成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某些方面同苏联经济在50至70年代非常类似。
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主导思维的驱动下,创立和完善了工业体系。
同时,还以激发民族和制度自豪感为目标,建设了无数以高大全为象征的公共设施。
由于这种经济制度没有自身的动力和造血能力,苏联经济在70年代后期陷入了停滞。
在中国,类似的迹象已经显现,必须对此有高度的警觉。
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充其量只能被称为是“模拟市场经济”。
因为上游生产资料始终通过国有垄断企业掌控在国家手中,例如“三桶油”把持着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而“两网”把控着电力供需。
在“模拟市场经济”中,看似也是通过市场来调配资源(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权力),但事实上,只是对下游资源的调配。
国家没有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赤裸裸地调配生产行为,但是更加隐蔽地通过垄断国有企业来实现对生产行为的干涉。
一方面,垄断型的能源集团有愿望也有能力挟持国家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垄断集团来实现经济控制的资产增值(实际是国家对国民的剥削)。
通过这种国家控制下的市场模式,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每个特定的阶段都会有部分群体的利益被牺牲。
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总会有另外一部分人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差。
更可怕的是,在这种“模拟市场”条件下,无法形成“正激励”,市场信号被完全扭曲。
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效率极度低下。
在投资能力较低,项目意义非常重大的情况下,还可能指望有较为严谨的投资分析和回收核算。
但在短时期内进行巨额政府投资时,拍脑袋就上马的情况屡见不鲜。
有学者估算,过去10年里,政府投资的效率正在大幅下降——从2002年每增加1元GDP需要固定投资1.78元到2010年需要5.99元。
另一方面,人的创造力被制度扼杀。
尽管私营经济在中国的GDP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没有人能否认,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正是在与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下生存的。
企业家们不是在努力提高效率或进行创新,而是紧紧贴着政府的鼻息,搞好与官员的关系,争当“红顶商人”。
面对如今的经济困境,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挑战,如果解决不好,所谓的中国模式就可能反而被称作“中国病”,就像高速增长之后陷入衰退的“日本病”,甚至更遭。
时至今日,当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下去的时候,就应该下决心进行系统性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投资刺激。
这种变革不只是宏观上的某些调整就能够奏效的,而是要在微观经济层面实现解体和重生。
中国经济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增长的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来发展。
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是中国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的绝佳契机。
但在经济刺激政策下,依靠增加信贷规模、提高企业产能和全面铺开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矛盾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
在一片欢呼声后,人们才发现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建设工程贷款难以收回,经济结构仍处于恶化之中。
从理性和现实教训而言,出现另一个四万亿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从政府思维惯性、政策本质、投资方式而言,我们却绝难杜绝再次出现又一个四万亿救市的可能。
因为,这种以政府主导增加信贷规模,巨额投资“铁公基”项目的方式是直接和简单的,是能够短期见效的,对地方政府和国企是皆大欢喜的,虽然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
温家宝总理近期已经明确指出:“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这无疑是对过去“四万亿”模式某种程度上的否定。
“中国病”是一种慢性病,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慢慢调理,此外通过减税、利率市场化、反垄断、财政民主化、放权让利等多种政策来缓解病情,倘若企图以政府大手笔救市这副“猛药”来治疗慢性病是愚蠢的更是危险的。
8 不当的准入管制和价格管制是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1 导致/看病难、看病贵0的主要原因造成/看病难、看病贵0的因素较多, 究其主要原因, 一是政府对医疗机构补偿严重不足; 二是医疗机构在运行中为获得较多的市场补偿所致。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表现。
1. 1 国家对医疗机构的补助严重不足[ 1]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纵深发展, 政府对医疗机构的补贴占医院收入的比重, 从1983 年的24%降到2005 年的6. 8%, 国家给医疗机构的补偿占医院机构支出的比重也逐年下降。
医疗机构为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不得不依赖市场的补偿。
以湖南省衡阳市某大型/ 三甲0医院为例, 其财政补助占医院支出的比重1980 年为32. 25%, 到2005年下降到5. 35%。
卫生保健筹资结构中, 政府支付卫生费用所占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 而居民个人支付的卫生保健费用的比重却不断攀升。
国家医疗补助的严重不足, 导致医疗机构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 医生开大方, 用贵药, 重复检查, 诱导需求, 加重了患者负担。
1. 2 价格导向和作价原则不科学虽然现行医疗收费价格调整降低了大型设备的收费标准, 但大型检查设备的收费价格仍高于成本收费, 这就刺激医疗机构纷纷购置设备, 追求大型设备创收, 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合理, 并且医疗机构为了生存则往往利用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诱导病人消费。
在药品经营方面, 医院利用对药品零售环节的先入优势, 虚高定价, 一味追求=收稿日期> 2006-10- 07=作者简介> 张孝兰( 1974-) , 女, 湖南衡阳人, 会计师, 大学本科, 主要从事卫生经济研究与医院财务管理。
差价补偿。
而药品作为流动性很强的商品, 其价格通过多个环节的流通已经悄然膨胀, 由于对其生产成本没有足够的了解, 因此无法合理定价, 药品作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过程中必备的武器, 许多高于成本定价的药品很合理地进入医院, 造成药品费用的居高不下, 从而导致/ 看病贵0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1. 3 等级收费价格未拉开档次, 不能合理分流患者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不同的收费价格, 价格级差不大, 但技术装备和技术水平却有很大的差别, 尤其是社区医疗服务不健全, 使大量的普通病、常见病、诊断明确的慢性病的恢复和治疗都涌进大医院, 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