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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与学校教育关系科举制和学校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教育形式。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而学校教育则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形式。
它们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但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可以追溯到汉代。
在唐代，科举制日趋完善，成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
科举制通过诸科考试来选拔人才，考试内容主要包括经史、诗词、文言文等，这些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因此，科举制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清时期，科举制成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每年都有大量人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成为了社会上升通道的主要渠道。
相比之下，学校教育的出现则较晚。
在清朝初期，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办学校，这些学校主要面向的是传教士的子女和教会成员的子女。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重视学校教育，成立了一些官立学校，如北洋大学堂。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教育要面向工农兵”的观点，强调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这也为学校教育的大力普及提供了先决条件。
科举制和学校教育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的特点。
在科举制盛行的时期，大量的书院和私塾成为了中国古代的教育场所。
这些书院和私塾与科举制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是培养科举人才的重要途径和基础。
同时，由于科举制主要考核文化知识和文学才能，因此，在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原则，即“文以载道”，即通过文化知识来体现人的素养和能力。
这一原则在中国教育界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成为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之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学校教育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群体意识，这些能力和素质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因此，现代学校教育强调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实验、创新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同时，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学校教育也不断发生着改变。
如今，网络教育、在线学习等新型教育模式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这也意味着学校教育的未来将会更加多元化和灵活。
论明清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明清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而学校教育是在社会发展不断进步下，为更好地对中小学生进行教育而设立的教学机构。
二者在历史上既相互依存，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将就明清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进行探讨。
明清科举制明清两个时期的科举都是中国古代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通过一次次的科举考试来选拔优秀的人才。
该制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乡试、会试和殿试。
科举考试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而这其中不少被接受考试的人就是来自于一些私塾、永乐大典等教学机构的学生。
因此，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通过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并且科举考试也成了不少人获得学校教育、普及知识的途径之一。
但是，由于考试蒙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考试内容也有一定的偏向性，所以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为了有更多的学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某些学习机构往往会将教育重点放在考试内容等短期目标上，而忽视了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内容的教授。
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指为中小学生进行的教育机构，主要以学校为载体。
俗话说，教育事业执笔人，师者传道、受者备己，正因为有了学校教育的存在，才有了未来的希望。
通过学校教育，学生在课堂中不仅能够接受传统文化、语文、数学等基础性教育，还能往往接触体育、音乐、美术等方面课程。
学校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生，也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随着各种对学校教育的深度改革，学生们在大学等高等教育阶段也能够接触到足够多的学科内容，并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明清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
在历史中，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学生们往往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首屈一指的学府，接受更加专业化、系统化的教育。
通过学习，为社会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然而科举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在学生课外活动方面的缺乏，以及教学重点不完全在知识普及方面的情况。
学校教育与科举制的关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在科举制的时代，读书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进入仕途，而学校教育在此时期的地位不是很重要。
随着历史的发展，科举制逐渐走向瓦解，而学校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科举制的衰落与学校教育的兴起科举制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瓦解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包括社会变革和考试作弊泛滥等因素。
而在科举制逐渐式微的同时，中国的学校教育却开始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从明清时期到现在，中国的教育界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体系。
科举制和学校教育的共性与差异科举制和学校教育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共性和差异。
共性主要表现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方面。
科举制的出现就是为选拔有才华的人才参加官场，而学校教育的目的也是培养和选拔优秀的人才。
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科举制注重的是对知识的考核和评价，而学校教育则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教育。
学校教育对科举制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教育对科举制的影响逐渐显现。
学校教育让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更加深入和全面，对于科举制的考试作用也有所改变。
在学校教育的基础上，科举制更注重人才的综合素质、道德品质和实践能力，以此来标准和考核人才的优劣。
学校教育和科举制的结合学校教育和科举制的联系不断加强，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
如今，高等院校、职业学校等各种类型的学校纷纷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这一点和古代的科举制有着相似之处。
但是，在现代的学校教育中，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不再是单纯依靠考试成绩来评估和衡量人才的潜力。
总的来说，学校教育和科举制虽然有着很多的不同，但是它们又有着很多的联系。
学校教育不仅为科举制的衰落铺平了道路，也为未来的人才选拔提供了一种广阔的平台和途径。
无论是科举制还是学校教育，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它们共同为中国人才的崛起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探科举考试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教育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活动，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
而学校作为教育的物质承载者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处于不断地完善之中，考试则是我们用来检验教育成果的一项制度。
教育派生了学校与考试，作为考试的兴起制度科举考试与学校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也是相互对立的。
学校的发展早于科举考试的产生，同时学校的发展也比科举考试发展过程要更加久远。
换而言之，科举考试是在封建统治时期学校机构所服务的对象，故学校的萌芽与发展是科举考试产生的先决条件。
学校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五帝时期，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的那个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社会事务的复杂化以及文字的产生从而建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教育机构—学校。
但那时的学校只是与军事，宗教，政治结合在一起，而并未出现文化知识的学习。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基础的变革引发了私学的兴起。
这时的私学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私学，重在宣传为统治者服务的儒家思想，这也是为后来儒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奠定了基础。
到了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国家兴起和确立的秦汉，各类教育蓬勃发展，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但这时的学校教育仍以传授儒家经学为主体，并使孔子的“学而士则优”的思想逐步得到制度上的落实。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专门学校教育的前身—鸿都门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校教育儒学独尊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较为分裂与长期战乱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大减少，而专科学校与郡国学校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这是对学校教育内容的扩展和地方学校学制的完备，是我国学校体系发展的关键阶段。
隋唐是科举考试萌芽的时期，隋代科举考试的创立促使了科举考试与学校的第一次碰撞，也使得学校开始围绕科举的发展而发展。
魏晋到隋唐之间，儒学地位是有所下降的，到了隋唐，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加强对国家的控制，再次重振儒学，把儒学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主要的统治思想，以尊儒为最高的文教政策。
明清的科举考试明清时代是科举制发展的鼎盛时代，科举考试的形式越来越完善，同时也越来越繁琐。
于唐宋相比有许多新发展。
一、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紧密结合明代以前，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获得生徒资格，是参加科举的条件之一，但生徒并非唯一资格。
非有学校出身者，也可以由乡贡参加考试。
明清时期，学校仍分国家和地方两类。
国家学校称为国子监；地方学校有府、州、县学。
国子监是全国最高的学府，其学生统称监生，但监生根据其出生不同有举监、贡监、荫监、例监之分。
举监——会试未中进士的举人；贡监——各地推荐的秀才；荫监——高级官员的子弟以荫任入监者；例监——富家子弟捐资入监者。
国子监的学生待遇和地位都很高，可以直接出来做官，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但要做高一些的官，可以参加进士考试。
进士及第比监生入仕声望更高。
府、州、县入学者也要进过入学考试。
共分两种：童生试——学生入学前的选拔性考试，由县和府举行。
及格者称为“童生”，意为小学生。
这是科举道路上的第一关。
如果有人投考一生，直到头白始考中，也仍称童生。
院试——在府或直隶州进行的选拔性考试，或称“进学”考试。
由省学政主持，学政称提督学院，故称院试，考生资格须是童生。
由于府、州学有固定的录取名额，童生不能全部入学。
只有考试优秀者方能进入府、州学。
府、州学的学生，成绩优异者由国家发给伙食补助费，称禀膳费，这些学生被称之为“禀生”。
有些地方学校，可以视地方条件在规定名额之外，在增加一些非禀膳生名额，称为“增生”。
初进学者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
“禀生”、“增生”、“附生”，此三种人皆是民间俗称的秀才。
明清时期尊重读书人，秀才见知县可以不必下跪，遇有刑事诉讼，亦不能随便对秀才用刑。
二、实行三级考试有了秀才的身份就有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明清正规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首先是乡试。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常规定在逢子、卯、午、酉年举行。
因考期在八月，故称“秋闱”。
乡试有各省主持，在各省的贡院举行。
浅谈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所谓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
一般认为，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公元607年)。
这项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科举制这艘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历经唐代、宋代、元代，进入明清，经过几百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变得老化失灵。
行驶至清末，在强劲的欧美“风雨”和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它已是破败不堪。
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至此，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对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于历史风云的遮蔽，使人们的认识难免有局限。
本文仍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科举制度本身的利弊出发，理性地考察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纵观世界政治的历史，不仅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甚至在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较为科学地选拔人才，维护政治统治由于科举考试是通过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评判标准来择优取士，并且打破阶级的束缚，使得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正如余秋雨所说，“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势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持着机会。
明清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中国历史上，教育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整个明清时期的教育制度。
本文将探讨明清时期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一、明清时期的教育制度在明清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主要分为官学和民间学校两种类型。
官学是由政府设立的学校，被用来培养官员和官员子女以及中小学校教员。
官学在各地区之间有所不同，不过它们的课程设置和内容却始终相似。
以南京礼部为例，官学的课程包括《四书》、《五经》、经学、史学、政治、兵法、礼仪等。
官学的科目均为经义和古文等传统课程，重视儒学思想，并对学生进行沉浸式的教育和培训。
民间学校则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学校，主要提供初等和中等的教育。
民间学校的教育内容相对官学更加灵活，更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
民间学校通常由教师自行收取学生的学费，而这些教师大多没有官方的教职待遇。
因此，他们往往在农闲季节教书，并以此为生。
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僚的制度。
该制度始于隋朝，盛行于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核心体现。
科举制度的实施让很多人有了通过考试成为官员的机会。
但是，由于科举制度太过于依赖死记硬背式的知识应试，同时许多人为了准备考试而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这样就导致一些人失去了追求自由、思考和创新的机会。
另外，科举制度因为几乎笃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导致了人们的“千金难买一笑”的想法，这也反过来增强了科举制度的约束力。
三、结语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延续。
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力集中和思想保守的体现。
然而，这个制度也促进了普遍人民的城市化和知识增长，使得中国儒家经典、文化、历史、思想等对长达几个世纪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郑观应重视学校教育,反对科举制度的教育思想【摘要】郑观应重视学校教育，反对科举制度，认为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科举制度虽在选拔官员方面有所帮助，但也存在局限性，无法全面评估个人能力。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主张注重个体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反对单纯以考试成绩论英雄的观念。
他认为科举制度过于功利化，导致人才浪费和社会不公。
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提倡以学校教育为主的人才选拔方式。
郑观应重视学校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而科举制度的改革也被认为是当务之急，以更合理公平的方式选拔能力出众的人才，推动社会进步。
【关键词】郑观应, 学校教育, 教育思想, 科举制度, 人才选拔, 益处, 改革,意义1. 引言1.1 郑观应对学校教育的看法郑观应认为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传承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
他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系统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才。
郑观应认为学校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拓展知识视野、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竞争力。
他倡导学校应该注重品德教育、实践能力培养和自主学习，从而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郑观应认为科举制度所选出的人才只具有应试能力，缺乏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
他指出科举制度的弊端在于过分追求功利化的应试成绩，导致教育内容单一、培养出的人才缺乏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郑观应批评科举制度是对人才选拔的一种狭隘方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应该重视学校教育的全面性和人才培养的长远性。
1.2 科举制度的弊端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人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科举制度过度注重书面功夫，忽视实际能力和才华，导致了一些死读书、死背诗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
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流动性和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跻身仕途，而且考试内容基本围绕经典文学，对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几乎不加重视。
简论明代的科举考试思想摘要：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发展的鼎盛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为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广阔的空间，本文主要对明代的科举考试思想、以及一些著名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科举考试思想的认识和看法进行系统阐述和总结。
关键词：科举制；考试；学校明代“科举考试必由学校”把学校教育与科举开始紧密结合起来，考试的主导功能日显突出，有关科举考试的思想理论的阐发和提出也逐步形成多视角、重实践和系统完备的特点。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并使明代的科举考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反映在科举考试宗旨、科举考试内容、方式、录取标准及科举考试选任授官方面均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
一、科举考试思想论述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总的方向和原则上是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思想，但选贤任能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自科举制度建立以来，选贤任能是其主要的取士和选官原则，但各代各朝的贤能标准不尽相同，具体结合明代考试的时机和明朝政府选官的实际需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对儒学的尊崇，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一个主要和基本的思想内容。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考试原则上尊崇儒学。
史载“国朝崇尚儒术，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尊师之道可谓隆矣”①。
“洪武二十四年，诏科举岁贡命题于《大诰》中科取”②。
《大诰》是洪武年间的法律文书，其特点是按照儒家伦理道德和纲常明教的思想体系所颁布的明代法律文献，它是明朝政府指定的参加科举考试必读和必考的内容。
“自永乐中命儒臣纂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③。
由此可见，儒家经书成为科举考试中唯一要求和必学的内容。
这一考试思想的最直接来源就是明代以皇帝为核心的君臣政治统治思想和选官思想。
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取士所规定的课业内容除了儒学以外就几乎没有其他内容。
尊崇儒学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二②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一八，《科举制》③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的科举考试思想与教育思想导致了士人学子只读只做经义文章，进而出现了专以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理念和考试方法。
浅析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摘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是一种国家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从隋唐确立到清末1905年废除，历经1300余年，对学校教育的影响颇为深远。
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的影响已深入骨髓。
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和场所；学校教学内容也受到了限制，教学内容单一呆板，抑制了人才的创新；学校教育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文章试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关键字]明清;科举考试;学校教育;八股文引言：科举制从隋唐确立，经宋元完善，发展到明清进入全盛期。
明太祖朱元璋以濠梁之民的身份崛起于元末群雄之间，在长期征战厮杀中深知“聚贤任才，立国之本”的道理。
在他统一全国后，经过连续开科举取士之后，发现科举所举得人才行事能力不佳，于洪武六年二月诏停科举而用察举。
然而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他通过实践反复比较，最终于洪武十七年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并使其成为定制，成为明清两代统治者恪守的“永制”。
[1]p72-73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命题，考生所作的经义、书义之文，仿效宋王安石提倡的经义格式，文体使用对偶，内容沿袭程、朱旧说。
后又经过一代代士子吸收演变，科举制度的革新，八股文形成，并最终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得以固定。
明代还将学校纳入科举体系，使“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成为储才以应科目的地方，使人才培养和选拔完全联系起来。
明代的这些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其高度定型化、程式化，完全成为取士的正途。
而清代这种形式更为严重，学校完全以科举考试为教学任务中心，一切教育都服务于科举考试。
学校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清，封建专制化的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其思想，文化，教育政策都是以中央集权为目的。
八股文的出现标志着科举考试进一步的形式化，科举考试作为绝对为统治者服务的制度，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趋向也更加明显，科举成为了当时士人唯一的入仕之阶，也禁锢了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养。
明清时期科举制发展到顶峰，学校教育完全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八股文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点，求学者学而不知所学。
本文将主要从明清时期学校性质和明清学校教学内容来论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带来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和场所科举制将读书、做官紧紧联系在一起，学校教学思想、教学目的完全根据科举而定。
连最初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书院也摆脱不了其钳制。
最终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改变了学校教育的性质。
一是体现在使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二是培养人才的书院在科考影响下也逐渐变成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场所。
1.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明清官学主要有两种，即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及地方一级的府学、州学和县学。
明、清两代的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最初的教育意图都是培养人才和“善教化”。
但是在科举制度影响下，无论国学还是地方学，都丧失了教育的功能，而成为应试和入仕的准备场所。
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到：“为清代学校的主体的国学和府、州、县学，直可谓有考课，无教学。
……国子监课士之唯以科举入仕为务。
国子监但有考课、而无教学可见。
”[2]p112可见，上到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都已经丧失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功能，只不过是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为最终目的。
因为科举注重八股文，所以学校教学内容也以八股文为主，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应考。
学校教学注重八股文，政府干脆选定编辑一本《钦定四书文》作为标准范文，考生只需要死记硬背。
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考试怎么考，学校就怎么教。
这就必然导致学校教育受科举考试支配，培养只会应试的人才，学校成为科举制的附庸而存在，学校的一切培养目的、培养计划、教学内容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服务。
2.书院逐渐成为服务科考的场所书院作为学校教育的又一种补充在教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明成化以后至嘉靖朝书院发展达到一个高潮。
康熙年间又得到广泛发展，雍正以后又出现了乾嘉时期和同光时期两个活跃期。
书院创办之初是为了教育士子，但是到了清代也逐渐受地方管辖。
“書院自唐以來，為藏書、講學、祠祀、考課之地，但明重講學，而清重課考。
”[3]p3892考课分官课和师课，官课省城由督、抚、司、道主持，府、州、县由该地方官主持。
师课由院长主持。
大概每月官课一次，师课二次，所以这样一来，师生的学业也同受政府查验。
明代的地方儒学生员有权参加科举考试，充贡京师国子监而进入仕途的，而书院的生徒却没有这种资格。
到万历年间后，书院一直要求享有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书院科举”的名目。
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科举两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两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
后来参加乡试的名额增值五名。
[4]p98这样，书院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都成为科举的附庸了，书院的官学化已十分明显。
到了清代，书院逐渐官方化，成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培育科考士子。
清代书院的设立或修复多先经奏准，由帑金或地方公项维持，受地方督抚与官吏的监督。
正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一书所说：“大抵清代的学校制度，府、州、县学为地方学，国子监为国学，二者构成学校系统的主干。
由地方学出贡为真、监生。
即可入仕。
旗学、社学与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但同受政府的管辖、督查和经费的支持，与府、州、县学暨国子监也尚有组织上的联系。
”[2]p104清代书院重在考课，所以多数主讲者也只知道从事考课而不讲学，而考课又大抵重在诗、文两项，所以书院还是在为士子科举做准备。
汤成烈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论清代学校一文可以看见。
文章说：“昔之书院，为名贤讲学之地。
………今也不然，不问品学，但以处京秩之居忧及甲科之归林者，每月一课，一文一诗，批校竣事，即索修脯，未尝进一士与之读贯。
………其主讲之得名者，大抵揣摩风气，决取科举名已耳。
是书院之于学校，犹之以水济火也，庸有愈乎？”[5]p114总之，明清的各等类学校无不受到政府的管制和监督，而其都以教人科举入仕为宗旨。
学校成为士子入仕的阶梯以至于出现“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说法。
其实当时的人们对于学校教育成为科举附庸的弊端已早有意识，如汤成烈所说：国学、府学、县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
”[5]科举之学志在功名利禄，至于圣贤义理与道德文章不过是表面化的东西，这个弊病朝廷不是不知道，但是科举一日是士子进身之阶，学校课程就一日为科举之学。
府、州、县学与国学如此，书院也逃不开如此命运。
清代各等类学校，甚至连考课学生一事都不能认真举行，孙鼎臣在道光、咸丰年间论清代教育，依他所见，当时的太学与地方学，在育人才方面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学校既然成了储才以应科举之地，又都受政府的统辖和管制，所以并不能在教育上得到独立的发展。
终使学校丧失生命力，无论学校所定的规制如何的严密，理想如何的崇高，结果会使其教育呆滞而至衰败。
二、科举考试决定了学校呆板的教学内容，抑制了人才的创新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四书文取士。
明清将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每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
殿试则在会试后当年举行，应试者为贡士。
乡、会试首场考四书文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个佔一经；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条、诏、诰、表各一通；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
三场之中又以首场最为重要，而首场之中尤以四书文为重。
乡、会试如此，童生院试与生员的岁、科试也如此。
首场四书文与五经文用八股体，称为制艺，也称时文。
也因此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最重要文体。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八股文格式固定，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
繁琐的格式使应试者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越半步。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说：“但一种考试，其形式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范和限制，不得稍有逾越，而国家的教育和人才的进退即以此为转移，则其锢闭人的聪明，束缚其思想，而扼塞其知识，殆势所必至。
”[2]p123可见，八股文这种呆板、固定的格式使士人得不到自由发挥，束缚了读书人思想。
由于科举考试题目由《四书》、《五经》里出，所以《四书》、《五经》成为生徒学习的必修课而《四书五经大全》成为学校的主要教材。
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与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同，如注重习字、习时务策，也是适应科举的要求。
又如，考试文体为八股文，学校就注重训练、教授如何写好八股文，而忽视了其他科目的学习。
学子天天以《四书》、《五经》为课本内容，很少涉及其他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学习，而儒家经典免不了带有迂腐之气，大大影响了学子创造性的发挥。
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思想僵化，没有创新能力。
士人为了取得功名，皓首穷经，一味的揣摩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
越到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顾炎武《日知录·拟题》说：“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
”[6]p308清代徐大偆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
烂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
读的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
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7]p167-168讽刺读书人只知道读死书。
八股文兴盛以后，士子为应付科举考试，往往无暇研读本经、“四书”，只读书商们刊刻的各种八股文范本。
自八股文范本盛行后，凡是勤于诵习的士子即使不读本经、“四书”，参加科举往往也能中举人，中进士。
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读八股文范文是获取功名的最佳途径，以至于形成只读范文不读“四书”、本经。
当时“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概不观。
”[8]可见当时只看八股文范文的士人只能呆板的背诵。
冯桂芬的《论时文》说：“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柢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鲁莽为之。
”[9]p124但是清中叶以后就渐不如以前了。
又说：“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
谬种流传，非一朝一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
”[9]p124薛福成也说：“八股取士，行之已五百余年，陈文委積，巢说相仍，而真意渐汩。
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闻墨，模拟剽窃，以取科第。
”[10]八股文不尚实学，士子以空疏的文字应举，这种风气实在败坏人才。
又如汪廷真自述其主持赣省童试时所见：“童生之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白文，不能记忆；五经、三传，竟未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