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两个怪圈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

中国文明起源，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关注已久的问题。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故2003年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章发表较多。

且研讨气氛也较活跃。

1．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

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

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

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

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

第五个阶段从秦汉王朝开始。

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

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

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

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

考古泰斗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是什么文化课澎湃新闻考古泰斗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是什么?_文化课_澎湃新闻1987年5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考察出土文物。

“在中国考古、历史工作者头脑中，曾长期萦绕着两个怪圈。

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之二是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

”1994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为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大作所写的自序《六十年圆一梦》一文中如此表述。

这种反思来自于苏秉琦对考古的理解：“考古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

我们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这是行业的本分。

”24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举办“苏秉琦学术思想座谈会暨《我的父亲苏秉琦》新书首发式”，该书由苏恺之撰写、三联书店出版。

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书是苏秉琦辞世18年后，由苏秉琦儿子苏恺之撰写的回忆录。

全书共30多万字，按照时间线索叙事，配有百余张照片插图，讲述了苏秉琦先生一生耕耘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心迹与足迹。

苏秉琦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一文中介绍，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六大区系说是对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概括，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演变规律，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析论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考证。

本书所采取的，基本上以考古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对考古遗址、器物（文献）、地理分布等情况进行分析。

再结合数十年来，著者自己的历史考古经验，提出了“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区系类型”等文明起源及发展，考古文化分类的观点。

苏秉琦先生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在考古学界、史学界、文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论题，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中国考古领域的各种理论学说，基本都来源于欧洲考古学理论，但到了中国以后，又深深的印上了中国特色。

中国文明历来与世界其它古老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研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得出中国文明与众不同的特点，一直是中国考古工作力求搞清楚的问题。

长久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受中国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很深。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线性的发展模式。

也即中国文明孕育后，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华夏民族为中心，周边夷族文化不停与之交融，呈现天下一家的脉络。

对此，苏秉琦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并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这种想法逐渐明确了。

他在自己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开始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于不同的区系类型这样一种观点，而且将之不断完善起来。

所谓的“区系类型”说，简言之，就是各地的考古遗址，以及从中反射出来的古文化特征，有着不同的区域特点。

将其置于中国考古地域而言，南方和北方不同，黄河流域与辽河流域有异，山东与河南各殊，陇东与陇西有别。

这些种种差异，不仅在时间先后顺序上有所表现，而且在同一时间内的不同地区，即便是相邻很近的地区，都明显的存在。

如果这些都还能理解的话，那同一文化下，产生的不同类型，就比较有特点了。

比如我们熟知的“仰韶文化”，苏秉琦先生就将其分成了“半坡型”、“庙底沟型”等。

反之，同一的文化类型，却来自不同的文化源头。

比如“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来源与“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却来源于“裴李岗文化”。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国怎么构成的“中华文明”？历史没有真相，只留下我们想象。

今天的《看书读史》要读的书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史前中国——文明萌芽的初步形成期。

作者是有“考古学泰斗”之称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苏秉琦先生1952年在北京大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考古学系，主持过多项重要的考古挖掘，以毕生精力探求我国文明的来历，力求重建我国上古史。

著作《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中国文明起源本书背景自古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文明发源于黄河中游中原区域的仰韶文化，包括后期诞生此地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因此发展出了中国文化的的“中原中心论”。

但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推进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家发现，并不是只有黄河流域才有古文明遗址。

像东北、四川、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都发现了古文明遗址，可以说是广布全国各地。

它们的文明程度也不比仰韶文明低，前史不比仰韶文明短，有的甚至出现得更早更长。

于是从20世纪七八十时代起，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了质疑。

1、本书讨论的历史发生的时间2、“中原中心论”和“满天星斗说”区别3、“满天星斗说”中国大地每个文明都是相互独立，怎么构成的“中华文明”石器时代全书概述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大约1万年前，截止于距今约5000年前。

在这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文明获得了重大突破：人类以石头、泥土为原材料，制造了越来越多的用具，特别是各种形式和色彩的陶器，成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农业和畜牧业也出现在这个时期，人类学会了培养小麦、大麦等农作物，驯养猪、狗、牛、羊等牲畜。

从此，人类不用四处流浪，依托农业和畜牧业保持生计，扩大生产，开始定居。

这为文明的快速展开，准备了条件。

所以在全世界各个区域，都出现了人类文明。

反映在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址非常多，呈爆炸性增加，它们的文明水平，也比之前旧石器时代明显上升了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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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8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什么是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标准是“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

但是，世界上也不乏未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如中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为文明社会，但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而辉煌的印加文明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其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并不能作为信史。

因此，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有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者。

国内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国外部分学者和国内个别学者则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只能从符合国际学术界“三要素”标准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

要想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疑问，非常重要的是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田野考古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如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在辽西的红山文化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坛庙冢等。

加之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各自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思路，促使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国内众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参与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正式启动。

探源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目前研究工作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一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先生通过《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著述，力图将自己最新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与思考告知读者，希望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能够为探求中国文明的起源做出一点贡献。

从字里行间，能够清楚的感受到苏秉琦先生对这份事业的热爱以及对以后中国考古事业将得到更好地发展的坚定信念，他把对中华民族的殷殷爱恋都融入进了那一个个方块字中，赤子心迹表露无疑。

这令我感动。

这本书带给我很多启发。

考古资料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无文字可考的历史，它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们可见一斑。

而如今我们想要探求的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我们更应重视考古资料的发掘、整理与保护。

于此同时，以什么样的方法论来指导考古研究同样重要。

这本书更是更正了我以前的许多观念，从前我以为无比正确的事，在考古资料面前轰然崩塌。

当然，书中的内容我定是不能完全看懂的，毕竟那是大师的著作，况且我对考古的了解只是皮毛。

接下来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陋的看法。

一、两个怪圈在这一章中，先生开门见山的指出了中国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可以这么说，我便是这样教育的直接受害者，活生生的例子，尤其是对于第一个观念，更是深有体会。

因为从我接受历史教育以来，接受的便是中华大一统观念，夏商周在我的脑海里便是一串糖葫芦的概念，而先生让我知道，夏商周起源于不同的地方，夏未亡而商已强大，商未亡而周已强大，三种文明在空间与时间上是交叉存在与发展的。

让我耳目一新的还有先生对于孔子“有教无类”中关于“类”的理解。

以往我们理解“类”都解释为身份背景，而先生通过考古发掘告诉我们，“类”，可以联系到种族。

由此让我对夏商周时期的巨大种族差异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清楚了汉族是多种族融合的结果。

对于后一个观念，我想从事考古的学者可能会更多的受到影响。

当我们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时，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时，就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化了，结果大亮丰富的考古资料只能“对号入座”，这种做法毋庸置疑是错误的。

一作为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在1900年以前的中国从未存在,因而也从未被提出过。

当“民族主义”从西方传来并萦回中华大地,长城外侧(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出现分裂行动,为了保卫中国国家及其文明的存在,才产生上述的问题。

所以这是现代中国的问题,从“五族共和”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时势而表述不同。

这个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国文明内涵和性质、中国国家的形成。

它的总目标则是“中国国家及其文明”的再定义,当然是在当代的场景上、为了中国的生存发展。

在这个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苏秉琦(1909―1997)这位土生土长的学者,用一生辛勤劳作、从中国考古这门学问给予沉雄有力的回答,胜义纷披,意蕴深远,获得国内一致的赞赏和广泛的追随、国外密切的注意。

他最终的综合性结果集中记录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部内容宏阔周到、行文晓畅、篇幅很小的大众读物中。

此书1997年6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北京三联书店马上在大陆印行简体字版,广泛流行,备受考古学和社会大众的重视,思想影响超出专业领域。

2009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印刷更加精美。

书末附录北京版俞伟超的和东京日文版(2004)郭大顺的两篇文章。

二苏秉琦这本书的思路,是从破除他所谓的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古史学的两大“怪圈”入手的。

头一个怪圈是中国文明的“中原中心论”,另一个怪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的以论代史。

他用中国地域考古(他的用语是“区系类型”)的结果证明中原文明中心论和辐射论的旧说不能成立,用具体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实证方法对于中国古史重建的必要性,从而建立起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总体的全貌。

说他这部书动机要解决本文开头指出的重大课题,亦即《新探》思想的当代性,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提出的考古资料都是秦汉及其以前的,但他的论述则从史前一直纵贯至全部中国历史时间,而且给予最后的帝国清朝(1644-1911)特别的分析(139-143页),这已经大大越过他的资料范围了。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严严文文明明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看似距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的问题，现在却成了许多人关心的热门话题。

不但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也想了解个究竟。

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研究的进步，特别是考古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些比过去远为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还有一个深刻的社会根源。

大凡关心当代社会发展的人，莫不深感西方文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资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相形之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虽然起步较晚，却获得了飞速的经济发展和比较健康的社会进步。

人们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西方大不相同，几乎都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同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一些有用的东西，创造性地解决自己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问题。

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所谓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

它是那样博大精深，不但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它过去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今天经过适当的调整，在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这样一个伟大文明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当然应该花大力气进行研究。

而追溯这样一个伟大文明的起源，当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从信古、疑古到考古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

但这个文明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地位，以前是很少深究的。

中国的第一部历史巨著《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就是黄帝。

尽管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将信将疑，毕竟并没有轻易放过，而是把它作为历史的开篇。

后来的人也就相信黄帝是所谓人文始祖，中国文明就应该从他那个时候算起。

这很符合孔圣人“信而好古”的精神，故谓之曰信古。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些学者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

他们怀疑被儒家捧为圣人的尧、舜、禹等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的实行过什么禅让制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书报告Create self, pursue no self. This is a classic motto, so remember it well.2013年春季考古学导论课程文章题目：穿凿历史黑暗,新探文明起源——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书报告内容提要：苏秉琦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先生对考古学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三本书中,作为其中重要一本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主要可分为四个部分,两个怪圈讲的是先生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或面临的问题.学读“天书”及解悟和顿悟,说的是先生如何根据史实冲出两个怪圈的两段经历.“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这三节,讲的是先生悖于两个怪圈而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文明起源及形成的多元说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道路或模式.双接轨谈的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及古今接轨.先生留个我们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财富,更有不囿于固有思想束缚,勇于突破创新而又实事求是的精神.关键词：考古学怪圈双接轨正文：无论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囚徒,其工作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在穿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某种隔阂1.而一位伟大的学者或者科学家,总是在人类知识或思想最黑暗的地方,点亮一盏明灯,指示了某个时期某些人的人生行程.苏秉琦先生无疑就是那些穿凿历史黑暗的人中不可忽略的一个.考古学从很大程度上说是让垃圾唱歌的学科,而在这个看似辛苦、枯燥的学科上,先生让生命焕发出最大的光亮和热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作为集结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贡献的三本书之一,在考古学研究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先生在着作总提到“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2.大一统史观、汉族中心主义和线性时间观,三位一体,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法则.3大一统的观念是老传统了,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大一统观念”不仅仅存在于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叙述,也存在于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核心往往是中央集权.在这种标准里,大一统的时代通常被称为正面的盛世,非大一统的时代则被称为反面的乱世,“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成为最主要的线索.这种大一统同时又贯穿汉族中心主义,例如,宋代只是多个并列政权之一,却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权.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里写道：“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4在中国的历史中,永远只能见到中原的宫廷内斗,而所谓的四夷之事则一带而过；文化自然也是由中原而向四周传播,因此我们的历史知识是单线条的历史.虽然在这片土地之上,曾经如走马灯式的有很多的种族与民系生活过,而他们的历史痕迹,他们的文化传承,早已消失于中原汉人的大一统之中.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遗迹我们并不关心,那只是灿烂中华文明中微不足道的灵位,只是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中不起眼的一点浪花,这种思维,先生是学界中人,自然体会得最为清楚不过了.对于新发现的文化遗迹,不管适不适合,总是将他们纳入中华大一统之中,总是与中原文明相比较,合则欢欣鼓舞,证实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源远流长；不合则遮遮掩掩,甚而拒绝承认它的存在.因此,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们的文明起源研究和我们的历史研究,总是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打转,总是无法突破,也就其源有自了.而后一个怪圈则是近百年的新陋习了.自上世纪三十年始,马克思提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更是在历史学界一统天下,成为一种根本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中的一切都要归于这个理论之下,套用该理论的模式,从而建立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不仅史学,几乎所有的科学都已经纳入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中.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其流毒遗害至今.读当时甚至现在的历史着作,只要出于大陆学者之手,不论其观点如何,都可见出马克思社会理论影响的痕迹.吊诡的是这两大怪圈同时存在于中国的考古学界,并被奉为圭臬.汉族中心主义和大一统关键观念是排斥任何外来影响的,认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世界其他文明而独特发展的,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则是基于马克思对西方文明发展的观察而提出来的理论,他认为世界一切国家的发展都应遵循着这个规律,任何国家民族文明的发展都概莫能外.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特点就是僵化,只抱持着固定的观念,而拒不承认现实,对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视而不见,即使关注到,也是削足适履,对考古证据按其所需去适应着理论,而不是以考古证据去修正自己的理论.这种抱残守缺的心态,也严重地妨碍着中国的历史研究.先生能意识到中国历史教育的怪圈,并能跳出怪圈发表一己之见,足可见学术造诣之深,并非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二、冲出两个“怪圈”的经历1934年,先生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分配到考古组.此年9月以后的两个年间,先生从事陕西省宝鸡斗鸡台的发掘调查.而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转运昆明,继续埋头整理所发掘的百余座小墓材料,这时先生是一位初学者,面对“哑”的数以千计的陶器,发现那里隐匿的真实,可想见其困难5.面对一堆让人无从下手的考古发掘材料,也就是先生所说的“天书”,先生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条件下,自己摸索出一套理论,没有局限于大一统的思想,而是提出商周不同源的观点.经过四十多年新的工作与资料的积累,先生对于这一课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其中对于鬲的消亡时间的判断很值得注意,先生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例如先生引说苑·反质的文献说明当孔子时代,至少在山东,瓦鬲还流行.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笔者想多说几句,但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定义在这里就毋庸赘言了.对于两者关系,夏鼐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鸟的双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格子独立的部门”6.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坚持实证性,用材料证明观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对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这与文献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一致.所以,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又都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7.考古学的发展对于历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考古发现对于有争议史学文献的证明与证伪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古学对于没有文字记述的史前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有益于重建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发展可以引发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变革,扩大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以推动历史学科发展势在必行.50年代后期,学术思想相对活跃,但是考古学专业的学者大部分脑子里装的仍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与手里的考古器物相加就可以了.先生认为,这种穿靴戴帽的做法,把中国历史简单化了,具体研究仍是干巴巴的空壳.8先生经过反复的思考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能直接回答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的各专门学科理论也不属于同一层次,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先生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考古学,把考古学文化看成是一种运动的物质,从考古学文化定量分析入手,找到它的运动规律.运用区系类型学方法,先生将仰韶文化分为中、东、西三个区系.先生对仰韶文化的研究集中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早晚问题.在观察考古发掘的器物类型中,我们得出半坡和庙底沟这两种类型不是仰韶文化先后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是各自发展又相互紧密依存的两种主变体,还可以看到器物上的花卉、鱼、鸟都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并得出距今六千年之久的仰韶后期,是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而逐渐衰落,社会出现了分工、分化,人也有了贵贱之分文明因素出现,国家起源的新历程开启.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初,便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郭沫若先生于1928年写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最新的考古发现,将中国的史前时代定在商代以前,认为商代和商代以前是氏族公社社会；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先生更进一步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尧舜时代是亚血族群婚的社会,唐虞时代的禅让是氏族制度的反映等9.建国以后,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与经济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考古学进入了一个迅速累积材料的时代.由于体制上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科的指导思想.但考古学中滋生了教条主义思想,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史.而先生在此时能够清楚得认识到不能把中国历史包括中国考古学写成简单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探求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互相不同的异点和它们的客观原因,这种思想很是难能可贵.三、有悖两个“怪圈”的学说先生经过60年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悟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10. “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先生进一步从全国范围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已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在以往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念.区系类型学说对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先生分别对六大区在中国文明史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分析,又进一步讨论了六大区之间的关系,深深动摇了大一统的观念.先生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头一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变,如距今6000年前后,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第二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击,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第三种形式是融合,如晋南陶寺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这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核心部分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连结带,这里是中华诸文明中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先生对这个直根系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类的遗存,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由于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到陶寺遗址所具有南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先生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讨论的总结,从理论上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帝国.认为要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研究.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发展类型的“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四、“双接轨”在书中的最后部分,苏秉琦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他认为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名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方法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系统概念的提出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派的出现,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全新的,它对世界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先生还提出：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必然也要面对未来.实现古与今的接轨,要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11.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了概括：一是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二是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如果今人能够对这一思想体系赋予这时代新的含意,就能够更好地去对待自然,重视和协调人与自然和人际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大众化的当代中国考古学,也就能站到现实社会中应占的位置上.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找到了自己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上的立足点,正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苏秉琦先生为我国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方面,同时也包括考古学在这个大时代中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12.作为一代考古学大师,先生为我们设立的不是无法超越的学术界限,而是一种继续前进的基础,一套思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一种不囿于学术怪圈的精神.注释：1曹兵武.考古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2.P11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P43王晓渔.历史教科书的两个怪圈和两种叙事[J].同舟共济，2013（5）.P74葛剑雄.统一与分裂[M].北京：中华书局，20085秋山进午.读苏秉琦先生新着《中国文明新探起源》[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P206夏鼐.什么是考古学[J].考古，1984(10)7钱益回.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P135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P209刘岩.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个考古学理论的视角[J].南方文物，2011.P3010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P34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P11712曹兵武.考古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2.P206参考书目：【1】曹兵武.考古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2【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3】王晓渔.历史教科书的两个怪圈和两种叙事[J].同舟共济，2013（5）【4】葛剑雄.统一与分裂[M].北京：中华书局，2008【5】秋山进午.读苏秉琦先生新着《中国文明新探起源》[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6】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J]，1984(10)【7】钱益回.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8】刘岩.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个考古学理论的视角[J].南方文物，2011。

对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两个怪圈的看法苏先生是我们国家著名考古学家。

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了两个的“两个怪圈”。

即中国人固有的中华大一统的观念和一个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对于前者，苏先生对国人习惯性把汉人的历史当作正史和中国的朝代是继承关系。

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一方面苏先生认为我们史学家对少数民族和境外的接壤的周边地区几笔带过。

导致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史若明若暗的关系。

另一方面苏先生认为上古三代不是继承的关系而是独立的三家。

汉人当然要把汉人的历史当作正史，自己的历史。

毫无疑问的是关注的重点。

特别是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以来。

那个强大的帝国，始皇无上的权势就成了后人对于国家的期盼，或者说朝代的期盼，除了那些愿意安于一隅的的政权。

无不想着一统华夏。

即使像南宋那样软弱的政权，也不敢放弃自己代表着华夏这一正统位置。

一方面是凝聚人心的需要。

始皇的“焚书坑儒”所求也不过是如此。

希望六国遗民忘记过去的历史，希望他们的后代只记得自己是秦朝的后裔。

另一方面是证明自己是正统的，政权的来源合理性。

自唐之后历朝历代官修史书的重要目的就是解释自己政权的合理来源。

这种心理使得我们的教育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这种观点，华夏大一统。

华夏不统一的政权，人民会视当权者无能，也会被后人视为无能。

苏先生引用古人的话“入夷则夷，入夏则夏”来证明中国历史不是汉人的历史不是大一统的。

首先这句话出自于许衡，他的本意是要求元朝统治用汉法统治华夏。

是以汉人的文化为主。

全没有苏先生的意思。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汉人把自己的历史看作正史没什么不对。

至于说导致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若明若暗的关系，我想说的是，那时候有没有世界？2000多年前，即使就中华自己本身而言，很多地方的联系也不是做么紧密，西南的某些地区在解放前仍保持着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对他们的影响不大，既然中华文明对离自己如此之近的人民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很难像2000多年的世界彼此之间又有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