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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文书制度
秦代文书制度是秦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建立的一种行政管理规范。
这一制度的建立不仅使得国家的文书工作更加规范化和高效化，同时也为后来的历史时期的文书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秦朝建立文书制度之前，各个国家和诸侯国都有自己的行政组织和文书管理方式。
然而，在统一中国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其中之一就是建立统一的文书制度。
秦代文书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了完善的文书管理体系，包括文书的起草、审批、归档等环节。
首先，秦朝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文书的起草，这些机构包括御史台、丞相府等，他们负责起草各类政令、诏书、奏章等文件。
其次，所有文书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由上级官员进行审核，确保文书的内容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
最后，文书在经过审批后，需要进行归档保存，以备后续查阅和参考。
与此同时，秦代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文书格式和规范，以确保文书的一致性和易读性。
所有的文书都需要按照特定的格式进行起草，包括标题、正文、署名等。
此外，秦代还制定了一套文书的用语规范，用以规范文书的表达方式和用词。
秦代文书制度的建立对于秦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它不仅
加强了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力，还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同时，由于文书制度的建立，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能够更加准确地传达到各地，保证了统一政权的稳定和可持续性发展。
总结起来，秦代文书制度的创建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并确保国家的行政管理高效有序。
它不仅建立了严格的文书管理体系，还规范了文书的格式和用语，为后来的历史时期的文书制度奠定了基础。
《历代名人如何写公文》阅读札记一、古代公文的发展与演变在古代社会，公文作为政府之间交流信息、处理事务的重要工具，其发展与演变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
从最早的甲骨文、竹简记载开始，公文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特色。
在远古时代，由于尚未有成熟的纸张等书写材料，公文大多刻写在龟甲、兽骨或铜器上。
这些甲骨与金石铭文是当时社会政治、军事事务的重要记录方式，为后世公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造纸术的进步与普及，公文开始使用纸张进行书写和保存。
文书制度开始完善，竹简与纸张交替使用，并逐渐形成了以正式文件为主要形式的文书体系。
这一时期的公文，内容涵盖了政治决策、军事行动、经济交流等多个方面。
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和文化繁荣，公文写作逐渐走向成熟。
公文格式开始规范化，行文方式也逐渐严谨。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公文写作更为严格，形成了严密的文书制度。
这一时期的公文不仅涉及政务处理，还涉及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
古代公文的文体与风格独具特色，如汉代的“奏疏”、唐代的“表状”、宋代的“札子”、明清的“奏折”等，各有独特的格式和结构。
古代文人如韩愈、欧阳修等在公文中融入散文、诗词的元素，使公文更具艺术性和文学性。
这一特色在中国古代公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传承，古代公文经历了从初始阶段到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
从最早的甲骨文到后来的纸札文书和典籍文书等不同类型的文书形式之间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创新性。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历代名人的公文写作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风貌也展现了他们的智慧和才华成为了后人学习的典范。
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将进一步探讨历代名人是如何写公文的以及他们的作品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示和影响。
1. 商周时期的公文形式与内容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初步形成时期，也是公文制度的萌芽阶段。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公文的形式和内容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
在商周时期，由于文字主要记载在甲骨文、金文及少量文献中，因此公文的载体多为竹简、木牍及后来的缣帛。
古代文书制度篇一：清代特有的文书制度清代特有的文书制度谈朱批奏折缴回与录副制度第一历史档案馆孔未名奏折的产生首先源于统治者专制政治的需要。
康熙帝于1661年2月17日即位,年仅八岁。
一个八岁的孩子作为国君是很荒唐的,他要在辅政大臣的左右下发号施令,对重大事件不可能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因此也谈不上建立某些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即位之初基本上沿袭旧制。
但是,康熙帝终究是清一代很有作为的皇帝。
在他二十多岁时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了台湾,扫清了准噶尔的叛乱。
边疆与内地都相对稳定,为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
圣祖非常勤政,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御门听政”,几十年如一日。
那时康熙帝深居皇宫大院,有一套行政班子助理政务。
尽管其在位期间曾多次巡幸四方,但毕竟不可能了解到更多、更全面的民间真情及地方吏治等情况,加之有些官员对一些重要事件私自作主处理,不向皇帝报告,对皇权的稳固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于是在他统治的中叶,派一些亲信去各地密探,以折子的形式报告给他。
这些人的品级并不高,却身负着皇帝的嘱托,为主子提供各地的情报。
如:包衣出身的李煦、曹寅等,他们的身份仅仅是朝廷派往江南承办皇室及官员所需的绫罗绸缎的织造官。
但他们有具折密奏的权力,他们在职期间为康熙帝提供了大量的江南地方情报。
其次,是当时的文书制度的弊端引发了文书工作的改革,出现了奏折。
例如:清初的通本上达时,由通政使司收交到内阁通览后进行票签(即处理意见)、贴黄等手续才可送到皇帝面前。
这样文件运转程序复杂,时间长,且过目人也多,造成了行文迟缓,不易保密。
久而久之,行政效率低下,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
因此当奏折这一文书形式出现后,立即以其保密、迅捷、灵活的特点逐渐取代了题本、奏本而成为清朝独有的一种官文书了。
奏折初始称密折。
密折之密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密折必须由具折人亲自缮写,不得假手他人。
为此康熙帝屡谕臣工,如:康熙四十八年七月,江南织造李煦上的请安折后朱批“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不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奏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
“公文”，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
我国古代公文，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
古代公文中包括了大量知识，诸如天文、地理、职官、科举、宗法、宫室、什物、丧葬，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与重大活动等，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有待进一步发掘。
公文的产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部落)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现了“官方”信息的需要后的产物。
斯大林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
我国素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著称，周恩来同志说过，“中国的档案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
我国的古代公文，从公文信息记述传递和保存的方式方法去划分，大致可分为八个有所交叉的阶段：一、结绳、刻契记事与象形文字公文，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夏代以前，其时中国社会还属于原始公社（仰韶文化）社会前后，还未出现甲骨文，社会需要与产生的"公文"信息量还不很多，而且没有文物确证，只能算一种推测。
二、甲骨公文，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王室后期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目前出土已在十五万片以上，甲骨文中有不少围绕王室活动为中心的官方文书，诸如战争、祭祖、气象、财产分配等，其结构完整，有事由、情况、办法及占卜时间、“起草”的贞人姓名，已具备公文雏形。
三、金文公文，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便进入“青铜时代”，约跨夏、商、西周、春秋几个不同时期，到了战国又进入"铁器时代"。
这漫长时期中的金文，如西周著名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周宣王诰戒和褒赏臣下毛公碚事。
公文写作的构思、谋篇、行文起草及修辞方法公文写作的构思、谋篇、行文起草及修辞方法一、公文写作的构思方法：构思是在动笔起草之前对文章的全局进行设计和安排，做到“胸有成竹”。
构思的结果，应是理出文章的主题、标题、观点(论点)及论证观点的事实和道理(论据)。
简要地说，构思可以遵循四个步骤展开：第一步：确定主题。
文章由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构成。
内容是文章的主题和表现主题的客观事实和道理等材料；形式就是文章的结构。
公文写作首先要确定主题，然后才能依据主题选材用材，布局成篇。
确定机关政务文章的主题，首先要正确，即符合客观实际，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与党中央、国务院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其次要有新意，即要避免老生常谈，要有所发现，要总结新的实践，要进行新的分析，要得出新的观点，要提出新的思路；第三要集中，即一篇文章的主题只能有一个，如果内容比较多，包括的范围比较广，就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确定主题，以达到主题集中的目的。
第二步：由主题确定标题。
在机关公文写作中，文章的标题与主题密切相关，文章的标题是主题的概括，是为主题服务的，标题是为了引导主题。
古人云：题好文半，意思是说：标题起得好就相当于文章写好了一半，这虽然是夸张的说法，但说明了标题在文章写作中的重要性。
在一些全国性的报社，就有专门的编辑人员专门给报道的内容起标题，报纸标题很吸引人，读了标题大家都想看个究竟。
标题是为主题服务的，确定标题时要考虑三个方面：①标题要与主题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思想感情相适应，确切适宜地体现主题，比如，严肃的主题就必须起个严肃的标题，这样才能达到为主题服务的目的；②标题的文字要简洁明白，含意清楚，一目了然；③标题要醒目，有新鲜感，有吸引力，激发人们阅读的欲望。
怎样确定标题，常用的有四种方式：①一是直接提示主题，如《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②间接地暗示主题，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③引导读者关注主题，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④表明主题的范围，如《政府工作报告》、《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
古代文官文书体系在古代中国，文官是国家重要的管理和决策层，他们负责各种政务、官员任免、文书的起草等事务。
为了保证国家政务的顺利进行，古代文官们建立了完善的文书体系。
本文将就古代文官文书体系进行详细阐述。
一、文官文书的概述古代文官文书是指由文官负责撰写和处理的各种公文文件。
它们被广泛用于国家事务、政府运作、法律执行等领域，承载着重要的政治、行政、经济信息。
文官文书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是管理和执行类文书，包括奏折、诏令、榜文等；二是记录和凭证类文书，包括笺牍、疏稿、契约等。
二、文官文书的起草制度为了确保文官文书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古代文官建立了一套起草制度。
首先，文书起草必须符合特定的格式要求，如文书标题、署名、正文、落款等。
其次，文书起草需要遵循特定的文体和用语规范，如典型的文言文和特定的词汇、表达方式。
此外，文书起草还需要经过层层审核和核对，确保内容的准确无误。
三、文官文书的具体类型古代文官文书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用途和功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 奏折：奏折是文官向上级上呈的请示和报告，是一种重要的公文形式。
奏折通常包括题名、正文、解释、陈述、请示、词目和时限等要素，内容通常与国家大政方针、重大事件和突发状况有关。
2. 诏令：诏令是国家权威机关发布的命令和指示。
文官们根据上级的指令，起草诏令文书，并通过相应的宣传渠道向全国各地传达。
诏令起草要点明目的、直截了当，用语简洁明了，以确保广大官员和民众的理解和执行。
3. 榜文：榜文是公告类文书，通常涉及人事任免、考试成绩、奖惩措施等。
榜文起草需要公正、严谨，用语需谨慎，以确保信息内容的客观准确，并能得到各方的认可和接受。
4. 笺牍：笺牍属于所谓的办文类文书，用于记录和转达统计数据、报告情况、核实事实等。
笺牍起草需要简洁明了、罗列清晰，以便快速传达信息，提高工作效率。
5. 疏稿：疏稿是文官在处理政务时起草的备忘、解释、请示等文书。
疏稿需要明确表达意图、清晰列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有较高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行政公文的历史演变从古代到现代的文书发展公文是一种行政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文书形式，它具有规范、准确和正式等特点。
行政公文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格式和风格也有着显著的变化。
本文将从古代到现代，对行政公文的历史演变进行探讨。
古代的行政公文多以纸质为载体，书写方式主要为手写，内容主要涉及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
古代行政公文的格式严谨，大部分公文由上至下分为标题、题词、正文和落款等部分。
其中，标题通常以“奏章”、“表状”等词语开头，题词用以概括公文文件的主题，正文详细阐述问题，落款则是公文的起草单位和日期。
古代行政公文强调尊重上级权威，因此在内容表达上常用恭维性辞藻和尊称，以显示对上级的敬意。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现代行政公文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电子化的出现，使得公文的传递更加快捷和方便。
其次是公文格式的规范化，现代的行政公文排版要求整洁美观，语句通顺，段落分明。
现代行政公文的结构主要包括标题、正文、附件等部分，其中标题要简明扼要地概括公文的内容；正文部分要以简练、明确的语言表达具体问题和相关措施；附件则用于携带相关文件和资料。
在现代化的行政公文中，存在许多公文类型，比如公告、通知、公函、合同等。
每种类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格式要求。
以合同为例，它是一种用于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文件。
合同通常由标题、正文、签名、日期和附件等部分组成。
标题部分表明合同的类型和名称；正文部分详细阐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合同的履行方式和期限；签名和日期是合同的有效性证明，附件则是携带相关的附加信息。
总之，行政公文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文书的格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古代行政公文强调礼节和尊重上级权威，而现代行政公文则更加注重简洁、准确和规范。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行政公文在行政管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通过规范化的文书形式，确保了行政事务的有效进行。
中国古代公文制度
中国古代公文制度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管理和传达国家政务的制度。
以下是一些与中国古代公文制度相关的关键点：
公文种类：古代中国的公文种类繁多，包括诏书、奏章、表疏、谕旨、敕令等。
每种公文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形式。
公文的起草：公文起草通常由官员或文人负责。
起草过程需要严格遵循规定的格式和语言，以确保内容准确清晰，并符合君臣关系和礼仪规范。
公文的传达：公文的传达通过官员、使者或特派员等渠道进行。
在传达过程中，公文通常会经过层层审核和盖章，以确保传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公文的保存：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公文的保存。
官方机构会建立档案库来存放和管理公文，以备后续查询和审查使用。
公文的效力：古代中国的公文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
它们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对于政务决策、法令执行和政府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公文制度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管理国家政务的工具，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和文化传统。
1。
两宋文书工作制度一、引言两宋时期，我国古代文书工作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推动下，两宋文书工作制度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为后世文书工作制度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从两宋文书工作制度的组织机构、选拔制度、文书种类、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探讨。
二、两宋文书工作制度的组织机构1. 朝廷三省的秘书机构两宋时期，朝廷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秘书机构负责处理国家文书工作。
其中，中书省主要负责起草皇帝的命令和文书，门下省负责审核和批红，尚书省负责执行。
这三省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文书工作。
2. 皇宫秘书机构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院是两宋时期皇宫的秘书机构，负责起草皇帝的制书、赦书等文书。
翰林学士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高级文官，具有很高的地位。
翰林学士院不仅负责文书起草，还承担着为皇帝提供咨询和建议的职责。
3. 信访机构两宋时期的信访机构主要包括鼓院和检院。
鼓院负责接收民间上书和诉状，检院负责审核和处理这些诉状。
信访机构的出现，使得民间的声音能够及时传达到朝廷，有利于政府了解民生、调整政策。
4. 地方文书机构两宋时期，地方文书机构主要包括州、府、县等各级行政单位的文书部门。
这些部门负责处理地方政务、民政、财政、司法等方面的文书工作。
地方文书机构的设置，使得政务处理更加便捷，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
三、两宋文书工作制度的选拔制度1. 科举制度两宋时期，科举制度仍然是选拔文书官员的主要途径。
科举考试主要包括乡试、省试和殿试三个阶段。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具有文学才能和政绩的人才担任文书官员。
2. 举荐制度除了科举制度外，两宋时期还实行举荐制度。
官员和士人可以通过举荐，推荐有才能的人才担任文书官员。
举荐制度为选拔文书官员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有利于发掘和培养人才。
3. 世官制度世官制度是指官员子弟可以继承父辈的官职。
两宋时期，世官制度在文书官员选拔中仍有一定地位。
部分文书官员通过世官制度进入官场，但这一制度并非主要选拔途径。
古人是怎样起草公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2010-04-15 18:24:54 阅读5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订阅一、古人对公文起草人员的一般要求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大约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
自国家产生以后，公文一直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工具，起草公文历来是秘书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夏、商、西周三代，负责起草公文的是史官，由于当时有文化的人很少,史官总是由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来担任。
正如夏曾佑先生《中国古代史》所说：“周制,学术、艺文、朝章、国故,凡寄于语言文字之物,无不掌之于史。
故世人之咨异闻、质疑事者,莫不于史。
史之学识,于通国为独高。
”春秋战国以后，史官地位逐渐衰落，历代朝廷公文先后主要由左徒、御史、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秘书官员起草。
起草公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历代统治者选用秘书时,对秘书人员撰写公文的能力有较高要求，擅长公文写作者是“稀缺人才”。
东汉末年的陈琳,曾任袁绍的记室令史,写过一篇讨伐曹操的著名公文《为袁绍檄豫州》,此文写得辞气凛然、雄风飒爽，将曹操骂得狗血喷头，显示出公文写作的极高水平。
曹操打败袁绍后,因爱慕其才,不计前嫌,让他做了自己的秘书。
宋代选拔秘书一度重经义、策论，不注意考核写作能力，致使朝廷缺乏起草公文的专门人才。
为此大臣们上书皇帝：“今进士既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露布、戒谕之类,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不习试,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朝廷采纳了这项建议,在科举考试中特设“宏词科”（后改称“博学鸿词科”）,专门选拔文字秘书，“试者虽多，所取无过五人”。
南宋时，报考此科者还须提供自己写作的“制、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12种常用公文各两篇,才能获准参加考试。
除了国家在选拔文字秘书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外，一些学者也从理论上对公文撰写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如南北朝时期的文章学大家X勰就对作者提出四条要求：一是“积学以储宝”，即平时要多读书，丰富学识，积累资料；二是“酌理以富才”，即善于思考，辨明事理，以丰富自己的才能；三是“研阅以穷照”，即多研究思考生活阅历，以获得对社会上各种事物的深刻理解；四是“驯致以怿辞”，即多多训练、陶冶健康的情感，以达到文辞优美。
二、古人对公文写作的一般要求古代公文是指朝廷、官府（及其主官）在行使职权、处理公务时所使用的文书。
与现代公文一样，古代公文也有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之分，无论是君主下发的制、诰、诏、敕，还是臣子上书的章、表、奏、议，公文与其他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差别主要在于它的实用性。
虽然从先秦到明清我国公文的文风发生过一些明显的变化，但是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严肃的学者和清廉务实的官员，对公文写作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汇编《尚书》就提出公文“辞尚体要，弗惟好异”。
就是说，文章的语言一定要体现文章主旨和要点，而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
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四大类,并指出它们在写作上的要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也就是说,奏议要求语言规X,书论要求说理充分,铭诔要求内容实在,只有诗赋才追求文采的华丽。
唐代文风改革的领军人物韩愈力主“文以载道”，坚持写文章要“唯陈言之务去”，他不仅从理论上倡导务实的公文文风,而且用自己公文写作的实践对过分追求形式的绮靡文风发起进攻,他的《论佛骨表》等名篇完全以散体表述,行文明白如话,堪称古代公文写作的典X。
明初，朱元璋对官吏起草的公文动辄上万言非常反感。
他说：“古人为文章……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
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
”清圣祖康熙主X公文要“简当”、“简要”，他批评明代公文“多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满几案，人主岂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之门客。
此辈何知文义！讹舛必多，奸弊冗生，事权旁落，皆文章冗秽以至此也。
”从以上材料看，古人对公文写作的主要要求是内容实在、行文规X、语言简洁，这与我们今天对公文写作的要求是一致的。
细考流传至今的古代优秀公文，也无不具有这几个特点，如汉高祖X邦灭秦后发布的《入关告谕》，立意高远，措辞恳切，言简意赅，全文不足100字；宋代名臣包拯的《乞不用赃吏疏》分析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现状，陈述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并明确提出解决措施，内容丰富，说理透彻，全文不到200字。
三、古人起草公文的一般程序根据潘林杉先生的研究，古代起草公文的一般程序与今天起草公文大致相当。
首先是占有材料。
材料是公文中的事实、数据、根据等，是形成公文中心思想的基础。
古代各官署公文写作的材料大致有三方面：一是事实材料，如现实情况、社会问题、管理经验；二是朝廷颁布的诏令、上级官署（或主官）下发的公文；三是历史典故及历史成案。
古时公文作者获取材料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依靠作者深入实际观察，熟悉本官署和上下官署的活动情况；二是靠博览群书和熟悉成案，前者可谓直接的事实材料，后者可谓间接的文字材料。
其次是确立主旨。
任何一篇公文都有目的性，即公文制作者的意图、观点、主X、态度。
主旨（立意）对一篇公文说来十分重要，起到提纲挈领的统帅作用。
X勰将这一作用比作“振本而末从”，意思是树木的根干振动，树枝、树叶也就跟着动。
这里是指确立好文章的主旨，章句和言词安排也会随之妥善。
明末清初的学问家王夫之形象地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意”是文章的“统帅”，如没有“意”，全篇文词就如同无帅的“乌合”之兵。
古代公文起草者非常考究立意，行文前都要明确写作意图、主要观点。
公文立意的要求有二：一是符合领导（皇帝或主官）的行文意图，二是一篇公文中心思想只能有一个，不能分散，要突出主题。
再次是谋篇布局。
公文主旨确定后，就要考虑怎样围绕主旨来组织材料以形成公文框架，这就是“谋篇布局”。
古人撰写公文十分讲究谋篇布局，强调在动笔之先，要通盘打算。
要考虑如何入手，如何引申，如何结束，如何划分章节，如何安排主次详略，等等，然后再动笔。
X 勰在《文心雕龙·附会》篇中对谋篇布局作了如下阐述：“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也者。
”意思是：要把握文章的主旨，统一文章的首尾。
决定材料的去留。
衔接上下文义、文气，全面地组织篇章，使其丰富的内容有机地联结在一起，而不致显得杂乱无章。
虽然不同的文种、不同内容的公文在谋篇布局上呈现出种种差别，但是公文的实用性决定了它有着大体一致的基本布局形式，这就是“叙由、叙案、申述、结论”四段论：“叙由”就是提出问题，“叙案”就是分析问题，“申述”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主X并加以论证，“结论”就是最后概括全文主旨。
谋篇布局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对于起草者个人而言，接下来就是形成文字并润色修改了。
但是如果起草的公文涉及重要决策或政策，还要经过审核和签发等程序，才能作为正式文件发布。
四、唐太宗时期公文签发前的执论制度重要公文的审核和签发程序历代并不一样，其中唐太宗时期形成的公文签发前的执论制度值得专门介绍。
所谓执论,就是决策要经过充分论证，其具体表现就是朝廷发布政令的重要公文在正式生效前要有严格审核、充分论证的程序。
唐代中央政府实行“三省制”，三省之间的关系是“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
中书省是起草政令的机关，中书舍人拟稿后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选定并补充修改，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表示已过目同意，然后送达门下省审议，通过后再由皇帝签发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法令交尚书省执行。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门下侍郎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
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
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实,有是有非,衔以为怨。
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
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
此实亡国之政。
”这是要求门下省对中书省起草并由皇帝画过敕的公文,要认真审议,不要碍于情面而通过那些有错误的文件。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又对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
擢才而居，委任实重。
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需执论。
近来唯觉阿执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勘，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宰相房玄龄依照唐太宗的旨意对文书签发前的“执论”程序作了具体规定：中书舍人在拟制有关军国大政的公文时,必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然后送中书侍郎和中书令加以审示,形成初稿后送皇帝过目画敕，再转送门下省,由门下省给事中和门下侍郎审查、论证,如门下省认为有问题，应在提出修改意见或反驳意见后封还中书省,由中书省修改或重写。
否则，即使皇帝“画敕”的也无效。
中书、门下两省分歧严重时，就要在“政事堂”举行两省联席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辩论，以达成共识。
这样就使中央政令在出台前得到充分论证，避免了中央决策的失误,“由是鲜有败事”(《资治通鉴》)。
公文签发前的执论制度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在唐太宗后,这一制度没有继续执行，但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对我们今天起草重要文件、出台重要政策或形成重要决定,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