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关于民间借贷中高利贷现象的思考作者：周娆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8期摘要超出正常利率范围的高利借贷行为对国家金融体系、社会经济发展、司法公信力和社会治安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
因高利贷不属于法律直接处罚打击的对象，现行法律对它基本持放任自流态度。
要规范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现象，需要集合立法、金融、税务、司法、行政等多部门力量，建立多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在尊重正常民间借贷行为的客观发展规律同时，通过对合法民间借贷行为的疏导，压缩高利贷的生存空间，以此破解高利贷社会难题。
关键词民间借贷高利贷治理思路作者简介：周娆，武汉大学法学硕士，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助理审判员。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102-02近年来，随着民间融资活动日益活跃，大量民间借贷纠纷涌入法院，为法院逐年增长的收案量作出了不少“贡献”，并呈现出审理难度加大、涉及纠纷复杂化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民间借贷为名的高利贷行为，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审执工作压力，也极大地损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成为刑事犯罪的一大诱因。
高利贷不属于刑法打击对象，现行法律对它也基本持放任自流态度。
加之高利贷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在事实判定上具有一定难度，法官只能凭借司法经验及当事人的私下认可对此产生合理怀疑或内心确认，在正式的统计报表中难以体现，不能形成科学的统计数据，因此高利贷的调研工作常常被忽视。
一、对民间借贷纠纷中涉高利贷常见现象的分析（一）高利贷定义之析无论是我国民法还是刑法都未给高利贷一词作出准确的定义，甚至没有一个统一适用的法律标准。
司法实务中，通常以基准利率的四倍作为界定高利贷的依据。
这一理解来源于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关于农村地区民间高利贷问题的思考张英格 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党校——以科左中旗为例摘 要：农村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由来已久，民间高利贷的产生有它与时代发展相对应的根源。
在文中，以科左中旗为了，分析了农村地区民间高利借贷产生的原因，表现的形式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并提出了法律，金融和地方政府的齐抓共管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农村地区 民间借贷 高利贷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这种民间借贷在中国经济整个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隋唐时期有“合会”形式的民间集中融资形式，以后历朝历代高利贷现象生生不绝，到了明清两朝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民间借贷更是昌盛一时。
无论是我国民法还是刑法都未给高利贷一词作出准确的定义，甚至没有一个统一适用的法律标准。
司法实务中，通常以基准利率的四倍作为界定高利贷的依据。
这一理解来源于 1991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 6 条，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此后，超过银行利率的 4 倍作为认定高利贷的标准在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得以延续。
一、民间高利贷的形式民间借贷被定义为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与非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融通方式，是民间资本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融资方式，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最基本、最朴实的民间互助活动，从刑法的角度而言是比较温和的。
在科左中旗地区较为典型的民间高利贷的形式为：1.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
随着经济发展，一部分人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提高。
老百姓手里的闲散资金，没有其他合适的投资方向和渠道。
而农村地区恰好有着特定的融资需求，高额的贷款利息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供求关系则“水到渠成”般的建立了起来，薄弱的法律意识促使人们投身到了放贷大潮当中。
第1篇一、引言高利贷，又称高息借贷，是指借贷双方约定利息高于法定利率的借贷行为。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监管的放宽，高利贷案件频发，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为了规范金融市场，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法规对高利贷案件进行了明确规定。
本文将对高利贷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二、高利贷的定义及法律性质1. 高利贷的定义高利贷是指借贷双方约定利息高于法定利率的借贷行为。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数）。
超出此范围的，则属于高利贷。
2. 高利贷的法律性质高利贷属于违法行为。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高利贷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属于违法行为。
三、高利贷案件的法律适用1. 民事法律适用高利贷案件在民事法律适用方面，主要涉及《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
对于高利贷合同，当事人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本金及利息。
对于高利贷行为，当事人可以依法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
2. 刑事法律适用高利贷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
对于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高利贷案件的处理程序1. 民事诉讼程序对于高利贷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应当依法审理，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2. 行政处罚程序对于涉嫌违法的高利贷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3. 刑事诉讼程序对于涉嫌犯罪的高利贷案件，应当依法提起刑事诉讼。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应当依法审理，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公安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侦办体会高利转贷罪目前被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的第一百七十五条，具体是指行为人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
我国关于高利转贷行为的规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其中第20条、第71条对高利转贷行为进行了规定。
同一阶段，在审议1997年刑法草案过程中，有代表提出，实践中，一些单位和个人从金融机构套取贷款转贷他人，牟取非法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应该在刑法分则‘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里增加高利转贷罪。
立法机关最终也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即在1997年3月13日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增设了本罪，获得通过。
但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这一罪名的生效司法判决并不多，在整个金融犯罪体系中，高利转贷罪也是使用量最少的罪名之一。
纵观我国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的东南沿海地区，首例以高利转贷作为罪名定罪量刑的判例出现在2006年底的福建省，这个时候距离高利转贷罪的立法已经过去了接近十年。
而作为中国金融业发展水平最高地区之一的上海，首例高利转贷罪的定罪量刑则是出现在更晚的2010年。
到了2011年后，高利转贷判决的开始略微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除了有一定判例作为指导后，公检法机关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逐渐有了头绪这一原因之外，一定程度上还因为在这一个时间节点，企业发展广泛受限于融资难的时代背景催生出了一股民间借贷的新热潮：相比于企业的大宗融资，民间老百姓每家每户的小额贷款通常显得更为容易，而企业为了解决一时之需，以更高的利息从民众手里再把钱借过来，这一种在南方被称为“放水”的供需关系逐渐从一种地下行为变得明面化，企业应了急，个体赚了钱，皆大欢喜，这一种模式也就随之盛行。
对于金融行业中的高利息问题的思考思考金融行业中的高利息问题在金融行业中，高利息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很多人因为高利息而陷入财务困境，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探究高利息问题的原因，二是讨论如何解决高利息问题。
一、高利息问题的原因1.竞争压力：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许多机构采取提高利率来吸引存款或放贷。
2.风险与不确定性：金融行业涉及到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金融机构往往会提高贷款利率。
3.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周期波动对金融机构来说是一种挑战。
在经济下行期间，违约风险增加导致贷款成本上升，从而推动了贷款利率上升。
4.监管要求：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机构设立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应对潜在的风险。
由于这些要求可能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因此他们往往会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弥补损失。
二、解决高利息问题的措施1.加强市场监管：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可以有效地限制金融机构过度提高贷款利率的行为。
监管部门可以设立一套严格的规则和制度来规范金融机构的利率设置，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2.优化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来满足客户需求，从而减少高利息问题。
例如，引入低风险、低利息的借贷方式，鼓励客户积极参与金融理财活动。
3.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提供广泛而全面的金融知识教育，使公众能够正确理解和评估自己所面临的金融产品，避免不必要的高利息借贷。
4.创造竞争环境：鼓励更多国内外投资者进入金融市场，增加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压力。
这样可以有效地促使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提高服务质量。
5.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建设，确保其合理运作。
通过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保护消费者权益。
总结高利息问题在金融行业中是一个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难题。
竞争压力、风险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波动以及监管要求等因素都导致了高利息的存在。
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的思考温州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以其发达的经济和民间经济活动而闻名。
然而，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也成为了该地区的一个热点问题。
本文将对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的形成有其内在原因。
一方面，国家法律规定的贷款条件比较苛刻，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难以满足银行的贷款要求。
另一方面，温州有着深厚的民间经济传统，信用与互助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长期的弘扬和传承。
这种民间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了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的出现。
其次，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所带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方面，高利息的借贷给借款人带来巨大的还款压力，甚至有可能陷入债务陷阱。
另一方面，一些借贷平台和中介机构存在利益冲突，经营不规范，甚至涉嫌非法集资和传销等违法行为。
这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和市场信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然而，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方面，温州的民间借贷有着灵活、高效和快速的特点，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人在急需资金时会选择民间借贷。
另一方面，借贷双方之间的信任体系在温州的民间借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助于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针对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改善。
首先，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的监管和管理，规范借贷平台和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保护借款人的权益。
其次，提高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准入门槛，降低其融资成本，鼓励其通过正规渠道获取资金。
再次，加强对借贷双方的金融素质教育和风险提示，提高借款人对高利贷的警觉性和认识度。
最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鼓励诚信经营和信用借贷，提高社会的信任和合作意识。
总之，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思考和解决方案。
通过加强监管和管理，提高贷款准入门槛，加强金融素质教育和风险提示，以及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可以有效缓解温州民间高利借贷现象所带来的问题，促进温州经济的健康发展。
高利贷规制:从“利率”到“行为”编者按：前段时间，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因不堪忍受母亲被多名催债人欺辱，22岁的于欢用水果刀刺伤4人，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如何遏制暴力催收，遏制不规范的民间借贷，一时间议论纷纷。
本期金融法苑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张彬和北京大学的侯乐两位学者对民间借贷和债务催收问题进行探讨。
张彬在《高利贷规制：从“利率”到“行为”》一文中提出，高利贷的管制，不应针对信用的市场价格――利率，而要着眼于高利贷危害性真正的来源，即贷款行为的不公平性。
在本刊第126页的《如何规范债务催收》一文中，侯乐系统介绍了美国《公平债务催收法》以催收行为监管作为规制核心建立起来的一套完备的债务催收法律规制制度，以期对我国债务催收立法具有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关于高利贷规制的必要性，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
历史上，高利贷一直受到伦理与宗教的指责，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也将高利贷从业者夏洛克刻画为贪婪的商人形象。
对高利贷进行管制，处罚高利贷从业者，符合民众朴素的伦理观。
反对高利贷的一方认为，民众不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放任高利贷行业的发展将会导致生活陷入窘迫的民众成为高利贷业者榨取高额利润的工具。
也有学者从金融行为学角度提出，立法禁止高利贷的理由在于高额利息违背了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直觉认识。
支持高利贷的一方秉承自由主义市场观念，认为高利率是市场通过竞争为“信用”形成的价格，如果对利率进行管制，将人为降低信贷供给，反而损害到对信贷有需求的人。
高额利息之所以存在是提供信贷的人为了弥补高利贷的高违约率而进行对冲的必要风险溢价。
在笔者看来，高利贷管制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陈述出了部分真理。
反对者看到了利率管制将导致信用供给不足的现实，而支持者看到了信贷失控对沦为弱者的借款人带来的悲剧性结局。
鉴于这两点，笔者认为高利贷的确需要进行管制，但并非针对信用的市场价格――利率，而是应着眼于高利贷危害性真正的来源，即贷款行为的不公平性。
高利贷入刑思考作者：张雨璇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36期摘要：高利贷入刑问题在理论和实务界一直备受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中立法机构增设了高利贷相关规定，从该草案可以看出我国立法者对高利贷应否入刑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本文认为高利放贷本身不应当入刑，刑法打击的重点应该是高利贷衍生的违法催收行为，对于高利贷的态度不应当一味打压，应给予有效引导。
关键词：高利贷;放贷行为;刑法规制;出入罪;利率一高利贷入刑争议高利贷本质上是民间借贷，是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产物，目前我国刑法尚未出现对高利贷行为明确规定的条文，处于立法空白，对于是否有必要将高利贷纳入刑法规制，应当明确高利贷的本质。
高利贷行为是一种放贷人向借贷人索取高额利息的借贷行为，高利借贷与民间借贷虽存在一定差别，但其本质仍是一种民间借贷，是基于双方意思自治的原则下达成的意思表示，很多观点认为高利借贷是对公平自愿原则的破坏，其实不然，自愿的实质要求双方当事人自愿，如果发生强迫必须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进行强迫，但现实中往往是借贷人出于生存或资金周转目的主动借贷，不能算是放贷者造成的，否则按照此逻辑就可以将责任归因于社会发展过快，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国目前关于放高利贷行为是否应当入刑，理论界主要存在有罪说和无罪说，有罪说又分为非法经营罪说和单独入罪说。
二高利贷不应当成为刑法规制对象（一）以非法经营罪认定高利贷存在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将高利放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有反对者认为非法经营罪所规制的是违反国家规定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但又认为高利贷对我国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利贷利率远高于国家规定标准，降低银行的吸收存款能力，使国家无法准确掌握当地企业资金流动状况引发金融风险。
本文赞同反对者的观点，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高利贷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1不符合违反国家规定的要件高利放贷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种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前提条件，因为该条件强调的是违反国家特别经营许可管理制度欠缺经营资格。
高利贷的立法转型思考本文作者张世鹏工作单位华东理工大学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民事立法沿革通常认为高利贷是指超过国家利率限制的民间借贷，属于民间借贷的一种，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应属民法调整，所以有关高利贷法律规则，特别是高利贷的认定标准应当属于民事立法的任务之一。
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宜粗不宜细的民事立法传统，大量民事法律规范在民事立法的层面都付之阙如，这导致一方面，民事活动要遵守国家政策，另一方面，司法解释长期发挥着立法的功能。
因此，对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法律规则的梳理，其范围就不能局限于立法机关的立法，还应包括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司法解释和其他国家政策。
最早出现高利贷字样的司法解释是1952年11月2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解答》。
《最高法院解答》称关于城市借贷利率以多少为宜的问题，……一般不应超过三分。
但降低利率……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
为此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
《最高法院解答》对当时的城市借贷利率提出指导性的三分标准，只是当借贷超过三分利率时，法院针对性的考量是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而不是根据三分标准来判断。
这说明当时城市借贷中只有违背自愿原则的才是高利贷。
1981年5月8日《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指出，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
农村高利贷活动是指从事高利盘剥，并为主要经济来源，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破坏金融市场的活动，而农村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利率偏高的，不能视为高利贷。
对于利率偏高的正常借贷，银行、信用社要加强信贷活动，及时调整信用社利率，用经济办法引导农村借贷利率逐步下降。
也就是说，利率偏高的不一定是高利贷。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最高法院解答》和《国务院通知》都体现出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正规金融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反向关系，并试图用正规金融来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努力。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90条体现出立法未竟的禁止高利贷的意图。
但如前文所述，高利贷的认定标准并没能获得认可。
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通则意见》第122条规定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
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
该《贯彻通则意见》的特色在于第一，将利率作为公民之间借贷是否合法的判断根据之一;第二，区分公民之间的借贷为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并规定两者可以适用不同的利率水平;第三，将确定利率是否合法的权力交给法院自由裁量，裁量的根据是当地的实际情况，当事人是否自愿不再是考量的重点。
199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贯彻通则意见》进行了修改。
原第122条被修改稿第139条所取代，规定公民之间借贷的利率，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发生变化的，当事人之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办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出借时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
修改稿虽然还是坚持了高利贷分类界定的特色，是否认定为高利贷依然属于法官裁量权，但是提出了高利贷的一个刚性的认定标准———银行利率的2倍或4倍。
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发〔1991〕21号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
在继续保留了审理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不再区分民间借贷的类型，高利贷的刚性认定标准统一为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1999年我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该条是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法条，但遗憾的是该法条使用的准用性的规范方式，将合法的借款利率交由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处理的方式，并没有从法律上解决高利贷的认定标准，而是让高利贷的认定标准重新成为一个政策问题。
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是利率政策的另类表达，从我国的部门职能分工来看，其应属中国人民银行的职权范围。
2001年4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高利贷认定标准问题的函》银办函［2001］182号表示原则同意……借贷利率高于法律允许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3倍的为高利借贷行为。
然而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283号再次调整高利贷的认定标准民间个人借贷若利率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银发［2002］30号再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
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这就是当前我司法实务界接受最广、使用最多的高利贷定义和认定标准。
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立法特点与不足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反高利贷的民事立法，但是通过动态考察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民事立法，其特点和不足显而易见。
一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从主观标准向客观标准转换，司法能动性渐失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高法院解答》对当时城市的民间借贷，主张以当事人之间是否出于自愿为确定高利贷的标准，体现出当时司法部门试图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愿性角度来界定高利贷的思路，而且法院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力。
直到1988年，《贯彻通则意见》中仍然保留法官的裁量权，只是裁量依据从当事人是否自愿转换为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样一个更为客观的标准，裁量权的行使也渐失自由。
自《贯彻通则意见》开始，我国就以4倍银行利率的标准来界定高利贷，不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因素，也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剥夺，高利贷认定标准和方法都彻底地客观化。
逐渐客观化的认定标准一方面让高利贷的认定更简便，但限制了民间借贷这种合同行为的自由，主体的意思自治不再是立法考量的重点。
合同自由被剥夺的同时，法官司法的能动性也在消逝。
二反高利贷规范效力层级较低、高利贷认定标准表述不周、内容冲突上述列举的我国的高利贷认定标准大多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文件所规定，效力层级低。
正是由于立法层级低，又政出多门，所以文件表述不严谨，而且文件之间屡有冲突。
譬如，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广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银行同种类贷款利率没有明确是指人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
两者的区别在于人民银行对应的是基准利率，商业银行对应的是浮动利率。
不过适用任何一种都很牵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人民银行没有对外贷款职能，因此基准利率作为参照利率不合法理。
而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0号起，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以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为基础经适当浮动加以确定的，目前其贷款利率的上限都被取消了，因此各商业银行的浮动利率就是参差不齐而且经常变动的，4倍利率就是一个不能统一、不可捉摸的数值，这样来确定高利贷的利率标准，似乎更不合适。
此种情形，学界和实务界早有澄清要求，但最高法人民院并未回应，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明确。
三反高利贷规范放弃了我国民间借贷类型化的尝试，统一确定4倍利率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与反高利贷立法主流的价值诉求相悖。
在我国反高利贷立法沿革中，区分不同类别的借贷适用不同规则调整的意图非常明显。
《贯彻通则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分为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标准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
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区分依据是贷款人借贷目的的不同，也有学者使用商业性高利贷和消费性高利贷来表述。
［3］对二者进行区分体现了反高利贷立法的目的与价值。
主流的观点认为反高利贷立法限制高利率的前提是基于借方的由于缺钱所导致的由他人摆布的地位，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在信贷市场上的低收入的消费者，［4］体现出立法者公平的价值诉求。
消费性高利贷和生产性高利贷的借款人的交易地位不同，消费性高利贷的借方借贷目的是生活需要，借贷时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交易弱势一方，所以法律需要对其进行倾斜保护，但商业性高利贷的借方借贷目的是从事营利活动，其对于借贷对象的选择和借贷利率的接受是经过自己专业和理性的衡量，在借贷行为发生时并不存在相对于出借人的弱势地位，从而无需法律干涉。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消费性高利贷是各国反高利贷立法作用的主要对象。
例如在德国，对于消费者信贷和企业信贷的效力认定是不同的，对消费者信贷，年利率超过30就可能被认定为暴利，而对企业借贷，法院的认定较为宽松，即使年利率为94甚至180时，也不认为当然构成违反善良风俗或暴利。
［5］我国现行的反高利贷立法不再区分借贷目的，凡超过利率限制的都构成高利贷。
这种采用同一标准的做法，显然淡化了反高利贷立法的传统目的和主流价值。
近期，对于高利贷谴责主要针对生产性高利贷，社会发出了禁止生产性高利贷的呼声更为强烈，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背离了传统价值诉求的立法要求，也是我国反高利贷一刀切式立法的后遗症之一。
高利贷认定标准立法比较考察货币融通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的行为，因此，规制利率的反高利贷立法在各国法律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对高利贷的认定不再规定刚性的利率标准－。
以此标准的有无，笔者将各国高利贷的认定标准的立法类型区分为管制模式和自由模式。
一管制模式管制模式是比较传统的模式，以美国多数州、日本等国为代表，其法律规定超过国家规定利率上限的借贷为高利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