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上市】让-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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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2023年畅销书推荐及书评分享引言嗨,大家好!新年快乐!2023年已经到来了,又是一个阅读的好时机。
你是否在寻找一些好书,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扩大思维的边界呢?在本文中,我将为大家推荐几本在2023年备受关注的畅销书,并分享一些个人的书评和阅读体验。
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精彩的阅读之旅吧!第一章:人文与历史H1:《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这本书由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著,讲述了人类历史的演变和发展。
赫拉利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引导读者从史前时代一直到现代社会,了解人类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轨迹。
他同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引发读者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H2:我的书评《人类简史》是一本非常有洞察力和引人入胜的书籍。
赫拉利以清晰明了的语言,将复杂的历史概念和理论解释得淋漓尽致。
他的观点考古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阐述,深度挖掘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的走向。
这本书不仅让我对人类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激发了我对未来的思考。
H1:《我是猫》这本书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经典之作,以猫作为叙述者的视角,讲述了19世纪日本的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
通过猫的视角,夏目漱石以幽默而尖锐的笔触,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虚伪和人性的复杂。
H2:我的书评《我是猫》是一本充满讽刺和幽默的小说,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种种荒谬和虚伪。
夏目漱石的笔法风趣又尖锐,非常具有触动力。
这本书读起来既有趣又有启发,给了我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第二章:科学与技术H1:《未来简史:人类命运的指南》这本书是尤瓦尔·赫拉利的续作,他继续探讨了人类未来的走向。
在《未来简史》中,赫拉利关注于人类文明在科技和生物工程领域的发展,探索了生命延续、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等未来可能面临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H2:我的书评《未来简史》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书籍,它为我们展示了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赫拉利以清晰明了的语言,让复杂的科学概念能被非科学背景的人理解。
吕克·贝松:每部电影都是商业电影大叫着好莱坞是垃圾,奥斯卡什么都不是,法国的商业片“大鳄”吕克-贝松在把自己与好莱坞划清界限的同时,也为我们的中国电影同仁上了一课。
他被称为“影界法老”,率领着欧洲电影人叫板好莱坞,但一系列的近作却又因为太多商业化和好莱坞式,而饱受法国媒体的批评。
他总说自己一生只拍10部电影,当《亚瑟》这部真人和3D相结合的动画片成为他的第十部电影时,人们开始关心他是否真的打算“退休”。
继2006年担任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后,“法国电影工业大亨”吕克-贝松上周旋风般地访问了北京和上海,为自己第一部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的电影《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宣传造势。
《新民周刊》专访了吕克-贝松先生,听他聊聊自己的爱情观和电影观。
每个人心中的迷你王国记者:每个人都很好奇,这次你为什么会想到拍一部动画片?吕克-贝松:因为我老了,呵呵,开玩笑的。
我有孩子了,对孩子们的世界很敏感。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动画片,而是一段冒险的经历。
如何拍摄一个缩小的世界,3D只是最好的表现方式而已,不是为了拍动画而动画,只是为了让电影更逼真。
我拍了30年电影,每拍一部新片时影评人总说和上一部完全不一样,我习惯了这样的评价。
如果社会去了一个方向,那我的电影就会去完全不同的方向。
如今的社会越来越艰辛,生活越来越残酷。
我就想拍一些有很多爱的,给人很多感动的电影,我不想给观众看一些展现生活更困难的电影。
记者:《亚瑟》里面两个小孩接吻,一般在中国儿童电影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镜头。
吕克-贝松:在欧洲,性和爱分得很开,做爱应该在爱之后。
非常有趣的是我所有的电影都在探讨爱,但一次也没有展现过性爱的场面。
我知道中国文化比较含蓄,昨天在(北京)电影院里,当电影里两个10岁的孩子吻在一起时,就有孩子说了,哦,他们吻在一起了。
但要知道他们自己的父母经常做这些。
这部电影是拍给孩子们看的,但也是拍给他们的父母看的。
孩子们需要人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美的。
黑骏马法国作家尚吕克戈达尔的作品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尚吕克戈达尔的作品《黑骏马》中,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入的人物心理刻画,探讨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性的影响。
本文将对《黑骏马》中的人与动物关系进行深入剖析。
作品中的主人公Joseph是一位年轻的农夫,他与一匹名叫“黑骏马”(Crin Noir)的马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联系。
这匹马深深地吸引着Joseph,甚至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对于Joseph来说,“黑骏马”不仅是一种物质财富,更是他内心情感的寄托和情感的延伸。
这种深厚的情感联系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共生关系。
通过Joseph与“黑骏马”的关系,作者探讨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共进退的命运。
正是因为“黑骏马”的存在,Joseph才能够拥有稳定的生计和家庭,这种关系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动物世界的亲密连接。
在日常的照料和饲养中,Joseph逐渐领会到了动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人与动物相互赖以生存的共同点。
尚吕克戈达尔在作品中也揭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似之处。
观察动物的行为举止,人类可以从中窥见自身的本性。
在《黑骏马》中,人类角色与马类角色之间的相似性被精心隐喻出来。
作者通过黑骏马的形象塑造,向读者展示了人类在动物世界中所表现出的原始、本能的一面,以及人性中蕴藏的动物本质。
这种比较使得读者对人类行为的思考更加立体和深入。
然而,尚吕克戈达尔并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将动物仅仅作为人类思维的投射。
他强调了动物生命的独立性和尊严。
在作品中,作者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让动物拥有了自主性和情感表达的能力。
通过细腻的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动物与人类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的情感纽带。
作者巧妙地创造出了一个以动物为主导的世界,使读者重视并认识到动物有着自己独特的存在与意义。
尚吕克戈达尔通过这种以动物为载体的叙事方式,向读者传递了对动物权益的关注和呼吁。
他试图唤起人们对动物的尊重和关怀,告诉人们动物也是有生命、有尊严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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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着》
刘震云的这部小说被誉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经典”。
通过讲述一个农民的生活故事来反映中国的社会变迁。
2. 《码农翻身》
本书作者Bill Yang凭借自己多年的程序开发经验,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之路和职业发展建议,让我们更好地了解IT行业和码农的生活。
3. 《行动代号:沙漠之盾》
托马斯·克莱森多夫写的这本政治和历史著作详细记述了多国参与的海湾战争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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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 AND SUBJECT类型与题材【作者简介】 李斌娟,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
李斌娟20世纪5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兴起,“作者电影”理论①推动了新浪潮电影创作领域的变革,其影响迅速遍及世界。
弗朗索瓦·特吕弗是法国新浪潮的领军人物,是“作者电影”观念的主要倡导者。
法国新浪潮导演推崇创作个性,电影要体现“作者论”的风格主张,他们有较为一致的电影美学观念,其核心是安德烈·巴赞的理论主张。
巴赞于1951年创办了《电影手册》杂志,特吕弗先是进入《电影手册》杂志社从事影评工作,成为一位笔锋犀利的影评人,随后才走上电影创作之路的。
特吕弗一生共拍了21部长片,其中包括以《四百击》为起点的“安托万·杜瓦内尔”半自传体系列的5部曲。
“安托万·杜瓦内尔”系列电影是他的精神自传,他通过电影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情感的体验、感悟。
新浪潮时期,特吕弗确立了作者导演的身份,他创作的三部长片《四百击》《枪击钢琴师》《朱尔与吉姆》带有明显的“作者电影”倾向。
特吕弗的电影题材多样化且表现手法不同,在主题、叙事、拍摄技巧、声音运用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的电影作品在内容及形式上实践了巴赞的纪实美学,同时有所发展和创新。
尽管特吕弗的影片风格在不断变化,但始终带有明显的“作者电影”风格。
一、“作者电影”的提出新浪潮电影的主要导演大多是《电影手册》的青年评论家,也是“作者电影”的推崇者,如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等人。
弗朗索瓦·特吕弗提出并倡导“作者电影”的观念,他主张导演是电影艺术创作的灵魂和绝对掌控者。
“作者论”的发展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
1943年,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第一次将电影“作者”确认为导演。
1948年,法国导演、记者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提出了著名的“摄影机-自来水笔”理论,主张摄影机要像作家的笔一样,去自由自在地描写事物,要确立电影导演的地位,强调了导演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自由表达。
文:寒一一吕克·贝松“电影是一片阿司匹林”一提起法国导演,人们通常的第一反应是一个无比深沉、或者超级前卫的形象,似乎他们总是热衷于表现人类精神危机之类的东西,充满了知识分子气。
然而吕克·贝松就显得非常另类。
·港台 C EIEBRITY PINNACLE名人之巅吕克·贝松是法国最能吸引人们注意的导演,他编导制作无所不能,而且几乎每部影片都能激起人们的期待。
他的身份很多,经常兼任制片、编剧、演员、剪辑等。
因为屡创票房佳绩,被誉为法国的斯皮尔伯格。
作品节奏快捷、风格奢华,极具商业价值。
有人称他的电影实际上是美国片,只不过是在法国拍摄而已。
从大西洋底的碧海蓝天,到杀手里昂的盆栽墨镜,到黑白巴黎的爱情救赎,到迷你王国的动漫世界,这个号称一生只拍十部电影的法兰西鬼才导演,给予我们的,始终是心底最温柔的感动。
小时候的吕克·贝松住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父母是两名职业潜水员,在6岁以前,他跟随父母走遍全世界执行各式各样的潜水任务,而8岁时,当他父母潜入海底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能和一只聪颖过人的小海豚在海中尽情嬉戏,那时他所想的一切就是和大海在一起共同度过一辈子。
他觉得自己天生是一条鱼,这个世界上唯一让他感觉到是家的地方就是海洋,他一上陆地就感到周身恐惧和紧张,只有戴着他的橡皮脚蹼才感到安心,在陆地上他总是小心翼翼,他说自己总有种奇怪的感觉,人们在陆地上有很多敌人,可当在水下就没有敌人,他们根本不在乎你。
17岁前他以为自己将终身和大海在一起,娶海为妻,可17岁时遭受的意外让192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他不但不能继续潜水还必须返回出生地巴黎养伤。
情绪低落的他一度靠看电影打发日子,不过他马上发现了电视中播放的那些电影的魅力;这种神奇的表达方式几乎可以把他所有的兴趣爱好集中起来。
他马上买了一部超八手提摄影机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并开始大量的观看各种影片,有时一礼拜达十二部之多。
《让-吕克·戈达尔书中的《电影史》“残片”》篇一在光影的洪流中,电影的岁月悠长,波折多变。
这一本《电影史》仿佛是由众多影像碎片所组成的一本复杂而又精致的画卷。
这是让-吕克·戈达尔的作品,他用他的智慧和独到的视角,编织了一部活生生的电影史“残片”。
首先,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史》并非一部传统的电影史书。
它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地讲述电影的发展。
相反,它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将电影的各个时期、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
这些“残片”,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对过去的反思和解读。
这部书中的“残片”,是对电影艺术的深度挖掘和独特解读。
它揭示了电影的本质——不仅是视觉的艺术,更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
每个镜头、每个场景、每段对白都承载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信息,这种时间和空间的交织形成了电影的魅力。
在书中,我们能看到这种魅力的来源和演变,感受到电影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
这些“残片”中,不仅包含了经典的电影片段和理论观点,也融入了作者个人的观察和感悟。
它们不是冷硬的历史事实,而是生动活泼的电影情感。
戈达尔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把电影的情感内核展示得淋漓尽致。
他对电影的独特理解,使他能够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部电影史,让读者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深度。
此外,《电影史》中的“残片”也揭示了电影与社会、文化、政治的紧密联系。
电影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文化的反映。
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如何反映社会的变迁,如何影响文化的传播,如何成为政治的载体。
这种跨学科的视角,使这部《电影史》具有了更广泛的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
总的来说,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史》“残片”是一部独特的、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
它以碎片化的方式展现了电影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揭示了电影与社会、文化、政治的紧密联系。
这本书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电影的本质和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电影的热爱和执着。
【新书上市】让-吕克·南希何为共通体?本文为《无用的共通体》作者让-吕克·南希先生为本书中文版所作序。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当代欧洲著名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他的哲学研究推进了当代法国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文| 让-吕克·南希译| 郭建玲张建华夏可君《无用的共通体》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应夏可君博士的邀请,为这个构想并实现了的中文版文集作序,这对我是莫大的快乐和荣幸。
我感谢夏在我们的民族之间,在我们的同一性之间——因为所有这些概念也还只是简单地看上去存在着——所进行的沟通、交换和分享的富有张力的工作。
我们知道,那些概念它们并不存在。
它们每一个都出自它们彼此相互的外展:如同并没有什么孤立的语言,没有绝对的习语一样,也没有什么民族,什么个体先在地存在于民族和个体的分享之外。
“分享”本身并不存在,它不是事物,也不是个体或某种制度。
“分享”(partage)——这个词在法语中同时意味着分离和参与——表示“参与某事”(/分享某物:avoirpartà),这即是说与一定的“自同性”(mêmeté)有关系,而且同时又区分于这个自同性,因此,这个“自同”(même)除了在差异的分享(一切的差异都“分享”这个自同)中存在,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因此,所有语言即是对语言之自同性的分享(partà),但是后者并不是另外一种语言,也不是什么元语言,也不是什么藏在诸语言之后的超验的沉默。
语言的自同性产生于诸语言的分享,这些语言之间所打开的意义之无尽的可能性,这样所有意义都不能被封闭,都不能回归到同一性。
所有分享的法则、所有的“共聚”(ensemble)或所有的“与”(/共与:avec)也都如此——所有的“共通体”(/共同体:communauté)都如此。
这是一个在本质上、制度上和必然性上不可完成的法则:没有这个法则,就没有“共与”,没有之间(语言的、民族的、存在的之间)的分享,而且一切都会在自身中封闭和哑默,总之一句话:死亡,甚至是比死亡还更加深陷于自身……***“共通体(/共同体)”这个词的翻译在汉语中导致了一定的问题——这至少是那些已经向我解释的人们所说的,当然我是不懂汉语的。
实际上,比起法语中“communauté”这个词所包括的意思,汉语中的很多词是能够相应于总体和全体的概念的:比如,它能指向一个少数人的共同体,也可指向邻居们之间的共同体,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例如在婚姻中),或者一个利润的共同体(在商业协会中),或者康德范畴论(共存和交互作用)意义上的共同体。
汉语也有不同的术语来对照其他的概念。
但是在法语内部,这个词也需要被翻译:它的意义实际上是在按照很大的幅度变化着的,相应而言,上面给出的那些例子就并不重要了。
我们能够使用“共同体(/共通体)”这个词去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的共契,一个天然的共同体,一个有着合法、行政或区域的地位的共同组织,一个需要或欲望之汇聚的共同体,一个从属于习俗和制度上的共同体,等等。
在每一种情形下,事实上正是“共同”(/共通:commun)的价值,它被施行和起着作用。
“共通(/共同)”的思想确实是最为多形态的,甚至相当不确定的、可塑的、变形的或多变的思想之一。
因此中国的读者们可能会有所惊讶(或者并不惊讶?),这个词在法语中(如同在英语中,在德语中以及其他语言中那样)既可能指的是那些平常、粗俗、日常之物,也可能指被分享的,在共同中,甚至是指人们在灵契(communie)中(如果“共契”[communion]这个词的翻译在汉语中可能有一点脱离了其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接受)被把握的东西。
人们因此很容易去想象,究竟有多少问题激发了对诸如“社群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的理解,在何种依存关系中它们可以作为这些词的应用语境。
至于被夏可君博士所采纳的翻译——这个“Gong-Tong”(共通),按照汉语特有的资源来想象的词——当然就应该由他去解释这个词,而结果就是他能够总是只给中国的读者们以解释。
这就是我们的人类共通体的法则:它只能穿越不可还原的分离(/碎裂:éca rt)来沟通(communique),以至于“Gong-Tong”所回响的既不是如同“communauté”那样的东西,也不是“Gemeinschaft”那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分离,人们甚至都不能谈论交往:其实并没有什么可去沟通(communiquer)的。
分离也是一直内在于每一个语言和每一个预设的“共同体”之中的:“Gong-Tong”如果没有剩余(reste),如果总体上没有内在的翻译,就不会允许一个中国人相对于另一个中国人之间的交流。
——我想说的是:一个中国个体相对于另一个中国个体而言是如此,一个汉语习语相对于另一个汉语习语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中国哲学的习语相对于另一个更加社会学化或更加政治化的习语,或者例如,甚至一个更为西方化的汉语习语相对于那些更专属蒙古语回声的汉语习语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词都处于意义不确定的多变性之中——这意义只是“意义”(sens)自身。
只要人们努力从这些词中认识到绝对“专有的”(/特有:propre)意义,这种情形适用于所有这些词。
但是在“共同体(/共通体)”这个词的情形下,“专有”是如此地逃逸,难以把握或者模糊,我们的这种惊讶越是巨大,这种“专有”就越显得应该以相当简单的方式树立自身:所谓有着共同的品质,在所有人之间分享的品质,一种语言,一种感受,一种习俗,使用一台拖拉机或一本杂志,显然要以明显的方式使自身树立或者使自身被识别出来。
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说、不能写的正好是“相同的”语言(作家是谁?是哪一个人发明了语言,这个语言,他的语言……),我们不以同样的方式来读同样的报纸,我们不以共同的专有保持相同的关系(或者说,这同样的关系也有着成为一种与居有发生冲突和竞争关系的危险……)。
同样地,那预设的共通存在,其自然本性也很难加以规定。
一种语言,一个国家,一个公共空间是共同的,但是这种共通–存在(être-commun)的存在是何者?这不是一种个人的、私有财产意义上的“财产”(如同我说“我的身体”,“我的外套”,“我的理想”),并且当人们谈到一个“共同财产”(或“集体财产”,在法语中有着其他的语义价值含义的另一个词),人们发现也难以定义这种拥有的主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一个公司,一个朋友的群体),更甚的是我们得马上讨论以便知道如果“拥有”这个术语或“专有”这个术语以何种名义,以及在什么方式上,是一致的。
人们立刻就会知道,“主体”,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在场的、被给予的和可以同一化的实体意义上的主体,即所谓在日常的意义上的一个存在者,或者一个本质,一个实体,或者一个人:仅仅从属于自身的任一物或任何一个人。
并非是一个在自身之间的存在(être-en-soi),向着自身(à-soi)的存在,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之间”(entre)(我们在法语中说:“在我们之间”),或者甚至就是一个“共与”(avec),或一个“共聚”,这些术语的自然本性和意义在我们习惯的范畴模式下一直保持为难以把握。
我们知道有着共与的存在(我“与”一个北京的学生在一起,我“与”我的篮子一道在等公共汽车,人们饲养羊“与”猪……),但是,并不容易说“共与”是什么,如果它至少还“是(/存在)”某个物的话。
它隐含着距离和接近,它隐含着分隔的保持和悬搁。
“与”隐含着一个位于区分和不可区分之间的不确定性,在分隔和靠近之间的不确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这个解开和连接的联结以非常一般化的方式形成了所谓的“与”的本质:一个解开–共有的–连接(unedis-conjonction)。
用其他词来说,如果没有dis(解开)的话,就没有“con-”(共)(拉丁语的cum,即“与”),正是这个悖论性的联合要求我们去思想,以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共通体能够按照它最为专有的专有性来思考,而现在,它正好处在一个不专有的形式中,或者毋宁说在一个专有和非专有相互隐含的形式之中。
***“共通体(/共同体)”很久以来都没有成其为问题,以至于人们给予它或者为它预设了一个在“共与”之前的基础或者本原:一个上帝,一种自然本性,一种天分,一个帝国统治权,一个天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有这些“东西”都自为地预设了“一”、统一和坚固,都实体化地能够对次级事物进行规定(规定个体,“特殊”的东西等等)。
但是如果这个预设消失了——而且这正是在根本上人们命名为“民主”或“共通体(/共同体)”的东西——就有必要给那些还在坚持接受神话、模式和传统的思想的人施加一个更加紧迫的思想任务了。
今天,整个世界都向着这任务外展。
然而,这个任务,这个“共与”的任务,假设了人们不懈地重新使“与”的思想作为接近和分开的思想发挥作用,或者作为分开的接近(proximitédel’écart)的思想,接近,实际上(这即是说,按照拉丁语源,“靠近的”[proche]的最高级,最可能接近的存在状态)隐含着,在作为如此这样靠近的存在之中,以及在它的张力的最大限度中(爱的接近,朋友的接近,文化的接近,等等)。
它坚持一个分化,一个分开,一个距离。
实际上,这个分离不只是坚持,而且也是构成了接近:它并非不可避免的残留,它是接近–存在的条件。
没有它,实际上就不再有在靠近中的区分着的存在:有的只是彼此混同的同一化的存在。
一滴水只有当它在早晨的喧嚣中和另一滴水在树叶上,才是一滴水。
但是如果水滴混合在一起,就只剩下一颗新的水滴,更大的水滴,并且马上成为一条水线,在水线中,水只是在水之中了。
这就是触感(toucher)和融合或混同之间的不同。
触感可能减约为所有那些在感受和被感受之间的距离:但是,相反,它以严格的方式展现了它所来自的区分。
当我触及他人,这个触感能够如此之亲密,我肯定了我们相互的区分,同时我也不确定地——在接近他时——退缩。
这就是为什么触感发生了,穿越了文化,触及了禁忌或者人情世故的法令(那些事物是人们可以触及或者不能去触及的,在人与人之间彼此触及的方式,按照隐含的社会关系打招呼的礼貌规则,爱的触摸的模式,等等)。
围绕这触感,接触(contact)以及污染(contagion)(这两个词在拉丁语中同源)的双重可感性展开了。
接触是简单地置于关系之中,最为中性化意义上的交往(如同人们在专栏下给出一个电话号码:tocontactus),相反,污染则是一个专有物的积极的转换——最经常的情况是,在日常的使用中,指疾病的病毒和细菌感染,也用在一个情绪、一个激情的(感染)特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