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1.怎样看待雅典的民主政治?可取：开西方政治民主之先河，使雅典民主政治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不可取：昰一种建立在奴隶制之上把广大妇女和外邦人排除在外的只有本城邦成年男子才可以参与民主昰一中颇为直接的原始的民主雅典的民主是奴隶共和制首先，有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及官僚有一定的权利，但是奴隶没有。
而且奴隶地位极其低下，几乎等同于现在的家禽家畜。
其次，执政官有较大权利，有连任。
到后来形成了类似于现在议会的一种讨论制度，但是执政官后期逐渐走向独裁。
权力过于强大。
最后，主要是对于西方社会后期的强大影响，形成了现在西方严谨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别于中国的人文以及中庸。
这点对整个中西方文化造成了落差，导致西方法制化进程一直比较成功。
而在其他一些世界地方相对失败。
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了公民的自由，开拓精神，推动了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
具体来说：1. 民主有利于正确决策 2. 民主有利于修正错误 3.民主有利于监督政府为公服务，减少以权谋私的可能 4.民主有利于促进文化广泛深入发展雅典民主的局限性：但是雅典民主政治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是城邦公民内部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权利。
它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
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又是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局限。
2怎样理解领主不是我的领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是指封臣和封君之间没有互有义务的封建主从关系城堡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层核心，但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而是有好几个层次，每个领主都可将自己的领地划成数块封给自己的属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阶梯网络。
一个大领主相对于国王或皇帝来说是附庸(vassal)，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lord)，但相对于这个大领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就是领主，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
希腊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贡献
希腊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下是希腊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1. 政治制度：希腊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
古代雅典的民主政体为后世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和启示，对后来的政治制度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2. 文学和哲学：古希腊是人类文学和哲学的摇篮。
希腊文学家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经典之一，塞拉福斯的《安提冈尼》、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作品等影响了后世戏剧艺术的发展。
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世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 科学和数学：古希腊人为现代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数学中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对后世几何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希腊人还对天文学、地理学等领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4. 文化艺术：古希腊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成就令世人瞩目。
充满优美和谐感的古希腊建筑如帕台农神庙、雅典卫城等对后世建筑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希腊雕塑家的作品如米罗的维纳斯、菲迪亚斯的帕特农神像等被认为是世界文化宝藏。
5. 历史记录与人文主义价值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视为西方历史学的起源之一，他以客观、批判的态度记录了古希腊和古波斯战争的历史。
希腊人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强调个
体的尊严、合理思考和追求自由。
希腊的这些贡献对于现代文明和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铸造了希腊作为一个文化瑰宝的地位。
论雅典的民主政治辉煌属于希腊，宏伟归于罗马。
众所周知，希腊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正如伯里克利所说：“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在希腊的众多城邦之中，雅典又是最负盛名的一个，其民主制度堪称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民主-Democracy,是由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派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有资格参与国家政务的公民）。
早期思想家在对政体类型进行划分时，都把执政人数的多少作为一个基本的标准，认为多数人执政的政体是民主政体。
这种观念最先产生于雅典，并切实地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雅典民主政治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
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首先，地理条件是其形成存在的重要因素。
希腊的地理特点可概括为：三面临海，海岸线曲折，山峦叠嶂。
一方面，临海和港湾众多的环境，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发达，从而使古希腊较早地树立了自由平等的概念。
另一方面，山峦叠嶂和海洋又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隔绝的山谷和海岛，这消除了强大的统一王朝的形成的可能，从而孕育了小国寡民之下的民主制。
其次，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他颁布了“解负令”，取消债务奴隶制，按财产的多少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规定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他组建四百人会议，设立陪审法庭。
梭伦改革初步改变贵族专权的局面，将雅典引向民主的轨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后，在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
他以10个新的地域部落代替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设立五百人会议，取代四百人会议，设立10将军委员会;制定“陶片放逐法”，作为民主政治的保障。
改革打破血缘关系，削弱贵族势力对政权的控制，，使雅典国家最终形成，标志雅典民主制度的确立。
最终，伯里克利改革促使民主制发展到了顶峰。
05 雅典民主政治【基础回顾】一、形成条件:1．地理条件：古希腊以海洋为依托，山岭和河流分割，彼此相对孤立造就了众多城邦国家。
2．政治条件：具有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的城邦特征，这使公民能更直接地参与城邦政治。
3．经济条件：濒临海洋，海外贸易与工商业比较发达，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追求民主权利的渴望强烈。
4．外部条件：靠近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中心地带，便于从亚非文明的成就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5．主观努力——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的改革。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1．奠基：公元前６世纪初――梭伦改革（1）原因：贵族专权、工商业发展导致平民与旧氏族贵族的矛盾尖锐。
（2）内容：①根据财产多寡，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财产越多者等级越高、权利越大；②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各等级公民均可参加；③建立四百人议事会，前三等级公民均可入选；④建立公民陪审法庭；⑤废除债奴制等。
（3）意义：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主权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2．确立：公元前６世纪末――克里斯提尼改革（1）内容：①建立十个地区部落，以部落为单位举行选举；②设立五百人议事会，由各部落轮流执政；③每个部落各选一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④继续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⑤实行陶片放逐法，维护民主制度。
（2）意义：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雅典的民主政治确立起来。
3．顶峰：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被称为“黄金时期”。
（1）扩大公民参政范围：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担任几乎一切官职（除十将军外）。
（2）重要机构改革：①规定公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管理内政、外交、军事防务、官员选举任免等事项，每个成年男性公民在大会中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②规定五百人议事会处理公民大会闭会期间日常事务、召集公民大会；③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
法官从各部落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产生。
他们审理各类重要案件，监督公职人员，并参加立法；④十将军人员会不仅统帅军队，还参与政治。
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与文化发展雅典民主制度是古希腊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它的出现不仅为后世政治体制的演进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激发了一系列关于公民参与、平等权利和法治的讨论，对文化的繁荣和多元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发展可上溯至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波斯改革。
此举有力地削弱了贵族的威权，确保了各阶层公民的平等参与，为整个体制奠定了基础。
在雅典民主中，公民拥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参与决策的权利，并通过选举选出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
这种“人民议会”的形式为民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机制。
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感。
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每个雅典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并能够直接参与决策。
这种参与感使得雅典社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各种讨论和辩论更加频繁。
公民重视自己身份的同时，也注重对公共事务的投入，并表达对社区发展的热忱。
这种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雅典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雅典民主制度的文化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民主制度下的雅典社会追求平等与自由，以及公民之间的公正与和谐。
这种追求对文化艺术的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
雅典的艺术和文学成为了当时希腊文明的代表，著名建筑如巴特农神庙、帕台农神庙等被视为古代科技的杰作，传世至今，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在民主制度下，雅典文化的繁荣也创造了许多知名的艺术家和学者。
例如，戏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技艺成为后世文化名人。
同时，由于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雅典的教育体系普及于全体公民，使得知识的传播更加广泛，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也得到了追求。
然而，在推崇公正与和谐的同时，雅典民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民主制度的基石是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并以法治为保障。
然而，在实践中，它也面临着贫富差距的问题、寡头政治的威胁以及滥用权力的风险。
这些问题暴露了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同时也促使後世对民主制度进行了反思和完善。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社会开始进入奴隶制形成阶段，产生了许多奴隶制城邦。
斯巴达和雅典是希腊半岛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以军事强大著称，雅典则以发达的商业和繁荣的文化而著称。
公元前七—五世纪，雅典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繁荣，使古代希腊成为欧洲文化的发祥地，而雅典的繁荣与当时三次民主政治改革密不可分。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上，公元前八世纪末，雅典奴隶制国家逐渐形成。
当时雅典政权掌握在执政官和贵族会议手里。
贵族会议掌握最高的审判权，监督官吏，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成员是终身制。
雅典也有公民大会，但权力不大，只能从贵族中选举官吏。
公元前八世纪王权衰落，政权由氏族贵族执掌。
当权的氏族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剥削和奴役贫困的氏族成员，甚至把他们卖到外邦为奴，引起普通氏族成员日益强烈的不满。
公元前６２１年，执政官德拉古把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公诸于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氏族贵族的权力。
但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初，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平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因此，氏族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一、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开始———梭伦改革梭伦（前６３８年－前５５９年），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是古希腊七贤之一。
梭伦在政治上倾向工商业奴隶主，反对贵族专权。
公元前５９４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经济上：①颁布“解负令”，取消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的人由国家赎回；永远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为债务抵押。
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也能回来了。
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
并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
②鼓励工商业，发展橄榄油输出，禁止谷物外销。
鼓励外邦的手艺工匠移入雅典，规定作父亲的必须教儿子学会手艺。
又颁布培植林木和改善灌溉的法令。
③规定个人有订立遗嘱自由处理产业的权利，允许过去氏族世代相传的土地可以自由转让和分割。
雅典民主政治的内容,优点,缺点,对人们的意义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
”[1]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
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
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
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
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
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
”[2]而雅典城邦的贫民(被保护民、“六一”汉)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因为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汉们是要以其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的，而债务人的借款则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
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长，但贵族后裔仍然对国家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
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
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
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
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使债务无效、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被拔除；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
小议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对现代民主的启示小议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对现代民主的启示一、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逐渐形成，氏族贵族与平民不断反复斗争和奴隶制经济不断发展，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形成。
早在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氏族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公元前六世纪随着雅典工商业的发展，雅典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他们不满足贵族独掌政治的现状，要求推翻贵族统治，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改革，索伦改革应运而生。
公元前594年，在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梭伦被选为“执政兼总裁”，即握有全权的执政官。
从此开始希腊历史上最具有影响的民主改革。
梭伦改革的内容可分为经济、政治两个方面。
梭伦改革不仅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而且把雅典导向民主政治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奠定了雅典繁荣的基础。
梭伦的“仲裁官”任期届满之后，便出国远游，专治学问。
公元前560年，一个极富政治野心的贵族—庇西特拉图，依靠山地派的支持，当上了雅典的僭主，他的统治断断续续，一直到公元前527年逝世。
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继位僭主，骄奢日甚，结果引来斯巴达人，在公元前510年推翻了僭主统治。
然而平民又起来反对贵族，赶走了斯巴达人。
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公元前506年贵族克利斯提尼改革。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以新的地域组织，代替了原始的血缘组织，标志着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
他的改革使雅典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最高级的政治事务，雅典的民主政治建设至此基本完成。
雅典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告一段落。
雅典民主政治是在平民与贵族长期的斗争中，经过数次改革和立法建立起来的。
贵族出身的伯里克利继任民主派领袖，于公元前443至公元前429年继任15年首席将军，这段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
在这黄金时期，雅典不仅表现出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上的辉煌，其民主制度亦发展到了顶峰。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
雅典民主政治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作者：张莉珍指导老师：朱希敏摘要：提起西方文化，我们便会想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
作为希腊文化主流的雅典文化在古典时代的世界史上，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其文化成就涉及到哲学、史学、艺术等等。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为其文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土壤、宽松的政治环境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文化繁荣自人类跨入文明的门槛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特别是近代以来，“民主”“自由”一直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目标。
人类天性爱好自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1](p13)一样，追求一种精神生活的自由、政治生活的民主也是人类本性使然。
然而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总是与“自由”“民主”的生活失之交臂，人类爱好“自由”的天性常常淹没于专制政治对思想的禁锢、宗教的愚昧无知。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当“民主”“自由”倾向成为社会的主流时，作为人们精神生活体现的文化就会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人的内在的潜力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此条件下勃发出的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从分析雅典民主政治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一、雅典的民主政治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经过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在雅典确立了统治地位。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 [2](p18)，民主政治的繁荣局面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随着城邦危机的加深才日渐衰落了。
民主政治从确立、繁荣到衰落，在雅典的历史上存在了两个多世纪。
在雅典民主政治经历的全过程中，这个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最充分、最鲜明地显示了它的进步的特点。
(一)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制直接民主制即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雅典城邦建立了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等比较完整的民主管理机关，也制订了包括奇特的“贝壳放逐法”在内的比较健全的民主法制，这些民主的机关和民主的法制，保证了雅典公民“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政治生活。
在这个制度下，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他们享有管理城邦事务的直接与平等的权利。
亚里斯多德说：“人民的力量壮大，更多地把政府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
”[3](p103)可见，城邦公民作为最积极、最活跃的政治力量左右着国家的命运，这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古希腊文δεΜοκpαΤια（民主）一词所含的“民众政权”的意义。
(二)雅典民主制度是雅典多数人的主权的体现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4](p26)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
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
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同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
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
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
（三）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
“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
“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
”[4](p89)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四）雅典的官吏制度是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2](p134)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
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
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
”[2](p158)（五）雅典国家有一整套官吏监督制度其监督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
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
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
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
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
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枉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核对帐目并对他们进行报告。
”[2](p15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
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
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为刑罚或罚金”。
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雅典的民主政治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第一，民主政治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
民主政治使当时的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它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这为从事精神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文化要兴旺发达，就必须要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就必须要有一个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首创精神的环境。
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代，这样一个环境在雅典出现了。
“要自由，才能幸福。
”[4]（p211）“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
”[5](p124)伯里克利向公众演说的这些话，既反映了雅典人对自由的认识，又反映了雅典社会是比较自由的现实。
在雅典，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可以对广泛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不触犯奴隶主国家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因为言论和行为的过错而获罪，修昔底德曾借可里昂之口说过这样的话：“当一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他不会因此而受到侮辱，更不应当因此受到处罚。
”[6](p98)因此，生活在雅典的戏剧家们能够自由地进行创作，他们可以利用悲剧或戏剧的体裁，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他们想歌颂的，讽刺他们想讽刺的，抨击他们想抨击的；哲学家能够广泛地开展对自然和社会各种问题的研究、辩论、宣传各自的观点，坚持各自的主张，形成不同的派别，互相争鸣。
在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所以摩尔根说：“雅典人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才取得了智力方面的伟大成功的。
”[7](p109)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认为雅典文化的繁荣就是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民主、自由的产物。
第二，国家和社会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民主政治时代，文化事业在雅典能够受到国家和社会充分的重视，并且获得了繁荣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
民主政治在雅典确立后，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更密切了，文化生活成了雅典政治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质。
这一时期，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对公民而言，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而且是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而这些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
据统计，雅典在一年之中，有大约60个宗教节日。
最大的当数雅典娜节和狄奥尼索斯节（酒神节）。
雅典的这些以文化活动为内容的祭典和节日，既是雅典民众的大事，也是城邦的大事，因此雅典政府是十分重视的。
组织和领导群众文化活动是城邦官员的重要职责，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记载作为城邦最高行政长官，就任之时，他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任命并接见悲剧、戏剧、和儿童合唱队队长，对于重要节日的活动，如狄奥尼索斯节的戏剧比赛，执政官还要亲自参加，与专门的节日监督官共同主持。
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最高领导人，大力推崇和倡导文化事业，把雅典变成了“全希腊的学校”。
雅典政府和整个社会都热忱地鼓励文化艺术的创造性劳动和自由竞争，例如对戏剧比赛中的优胜者，不但要给予他们在下次比赛中上演作优先权，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大理石上，晓示天下。
雅典对于文化的重视还表现在城邦对发展文化事业的巨额投资上。
在民主政治的极盛时期，雅典修建剧场、音乐厅、竞技场以及雕塑建筑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其耗资之巨，加上用于文化活动的经费是非常浩大的。
第三，民主政治时代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丰富了雅典文化，同时也开阔了雅典人的事业，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各种人才。
对外实行开放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
”[7](p157)雅典和外界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外界密切的交往，开拓了雅典人的胸襟，增长了雅典人的见识，使雅典人能从一个小城邦放眼于更广阔的天地，免于孤陋寡闻和狭隘自大，有利于对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
埃及、巴比伦、波斯等都是发展较早的东方古国，在文化上独具特点，雅典通过与东方各国的往来，使古代东方文化有形无形地对希腊产生了影响。
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人的生活时曾说：“我们的城市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的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4](p139)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有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有精神的产品，包括来自希腊以外的音乐、诗歌，艺术和哲学等等。
这些精神产品随着雅典的开放政策而源源进入雅典人的生活，在雅典这个自由之邦找到了宜于发展的肥沃土壤。
东方文化被雅典吸收，无疑使希腊文化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对外开放还表现在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之间保持着畅通的关系。
雅典不光是以它的强大控制着它的盟邦，而且是以它的先进吸引着其他城邦，使之与雅典发生往来关系．开放的政策为外邦人进入雅典创造了机会，各种各样的外邦人来到雅典，不但有政治家、工商业者，而且有各地的文人。
雅典成了全希腊文入学者的荟萃之所，“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
”各种文人学者会集雅典，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
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雅典发挥出了聪明才智，成了古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
这些人以自己天才的创造，才把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正是他们来到雅典施展出卓越的才华，才给雅典繁荣的文化增添了光彩。
因此，倘若雅典没有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古希腊文化绝不会有今天这样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