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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廉政公署肃贪历程作者：香港廉政公署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08期坊间常以“到廉署喝咖啡”来形容受到廉政公署调查，起因是早年在廉政公署工作的外籍调查员习惯问受查人士要不要“喝咖啡”。
久而久之，在廉政公署“喝咖啡”便带有一种特殊意义。
截至今年，廉政公署已为香港市民服务了35年。
2008年，国际监察贪污组织透明国际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廉洁状况进行调查，香港位列第12名，与不少先进国家排名相当。
2005年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香港廉政公署被委任为指定机关，协助其他缔约国制订与推行防贪措施。
面对金融危机下贪污罪行跨境化等状况，廉政公署竭力在不同领域加强反贪效能，继续维持香港“廉洁之都”的美誉。
告别“贪污巴士”年代上世纪二战以后，大量移民的涌入致使香港人口激增，到六七十年代，社会资源分配已经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为了得到紧缺的公共服务，以行贿手段“买方便”成为家常便饭。
亲人住医院，必须“打赏”医院人员，否则毛毯开水免谈。
家里不幸发生火灾，要准备“茶钱’给消防人员，否则救火喉不会为你开动。
到街上摆卖杂货，务必要预留“保护费”给警务人员，否则难以“生存”。
当时有人比喻说，大家千万不要抵抗贪污者，否则就如同站在一辆全速行驶的巴士前面，难逃被撞倒碾过的命运。
很多人索性登上“巴士”，同流合污。
这辆“贪污巴士”几乎一直通行无阻，直至1973年6月，总警司葛柏在被警队辖的检举贪污组调查期间，竞成功潜返英国，压抑已久的民愤瞬间如山洪暴发，市民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呼声不绝。
香港政府迅速任命一名大法官就贪污问题进行独立调查，调查报告直指当时的反贪架构失效，主张成立独立的组织专责打击贪污。
于是，1974年2月15日，廉政公署正式诞生。
廉政公署成立后，立即将葛柏引渡回香港接受法律制裁，又在几年间粉碎多个潜藏在政府部门内的贪污集团。
市民们亲眼看到贪官被捕、受审、入狱，不再怀疑政府肃贪的诚意和决心，更以行动向廉政公署投下信任票，廉政公署收到的具名举报由70年代的约30％，逐年递增至近年的70％以上。
ZWM根据互联网资料编制2010.12点击鼠标翻页•廉政公署无疑是香港的标志之一，它的广告词：“香港胜在有ICAC”，也可谓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1995年成立、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是世界上很有权威的研究国际廉政的非政府组织，在他们发布的各国（地区）廉政排行榜上，香港地区一直名列前茅。
“透明国际”标识•根据国际反贪污组织“透明国际”的评估，2010年香港的清廉指数为8.4分，排名全球13位，是全球最清廉的政府之一。
•“香港胜在有ICAC”，这是标语，在香港家喻户晓；•“廉署请喝咖啡”，这是行话，挨上的人心惊胆颤。
•因为有严格的规定：未经廉署批准，任何被调查者如果透露调查内容，即属刑事罪行；所以从廉署出来的受查者被问及情况，只能回答一句话：“廉署请喝咖啡。
”•在廉政公署大楼开放日，市民只需付出8元，便可品尝著名的“廉署咖啡”。
•香港廉署在香港大名鼎鼎、家喻户晓，而且获得98%的民意支持，市民以加入廉署工作为荣。
•何亮亮对此分析说：“这个名气形成了一种精神资源，不仅为香港的廉政在内地和在国际上都赢得了名声，更有利于在香港防止和打击贪污犯罪，使反贪成为公民意识。
”•“香港的成就建基于我所指的智慧支柱，即是，法治精神、公平竞争环境、廉洁的政府、资讯自由流通及个人自由。
”——香港现任特首曾荫权•“自由+法治”=“繁荣+稳定”，这是金庸先生的精练陈述。
这位想象力汪洋恣肆、政治观点却古典保守的武侠小说家和名报人，“自由”和“法治”，同样构成了他终身服膺的价值观的基石。
•肩负着香港反贪污任务的廉政公署，只有1200个职员，相对于香港15.6万公务员和3.2万警察来说，这是一个很低的比例。
其职员差不多都以合约形式受聘，和传统意义“铁饭碗”的公务员不相同。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廉政公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污的工作，经费由政府一般收入中拨付。
廉署的职员除有些从公务部门借调外，均由廉署直接以合同方式聘用。
香港：廉政风暴劲吹40年作者：黄金生来源：《老区建设》2015年第09期香港，有一杯令香港官员、警察、商人闻之色变的咖啡，它来自ICAC——廉政公署。
因为凡是被请进廉署问话的人，工作人员都会出于礼貌地问一声：“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因为廉政公署超强的反腐力度，只要被请进问讯室喝咖啡的人，几乎难逃罪名。
2005年海关高级督察黄肇铭、2006年总警司冯建民，都在被廉署请去喝咖啡后自杀身亡。
廉署咖啡的滋味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曾官至香港“二把手”的前政务司司长、全国政协常委许仕仁因涉贪污案被廉署调查，正在接受法庭的审讯。
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至今，在香港执法40年。
在香港，几乎妇孺皆知的廉政公署经典广告词是：香港胜在有你同ICAC。
至今，香港百姓有一个共识：廉署是香港的发展基础。
廉署揪出的“大老虎”作为香港反贪利器的廉署，除了最高行政长官本人，任何人不得干预廉署调查。
所以，“独立”是这一机构的精粹，也是其能屡次打掉老虎的根本原因。
1989年至1992年的律政高官受贿案的主角是被誉为律政署“四大天王”之一的胡礼达。
他作为律政署商业罪案检控组之首，也曾兼任署理副刑事检控专员之职，处理过商业大案。
因此此案一经公布便震动了整个司法界，公众也为之哗然。
1989年8月，廉署接到线人“苹果”的情报，继而展开了代号为“耶路撒冷”的调查行动。
不久，廉署已发现这位年薪约为五十余万港元的前律政官员，只在1986年至1987年间，财富增长就超过了百万港元。
据胡礼达事后自己交代，一切都是由自己在新西兰的一个果园引起的。
他在1981年买下这座果园，没想到投资失利，陷入了资金困境，最终因债台高筑堕入了贪污陷阱。
等到后来经济境况好转时，他已经上了贼船，不得不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事情败露。
胡礼达终获重判。
1998年，为香港政府服务了几十年的印务局局长马逸志快退休时，想出版自己的画集，熟识的印刷商资助他一些纸张，价值3万港币。
结果事情被廉署调查，后来法庭认定他未经许可收受利益，违反了《防止贿赂条例》，不仅判处罚款，近百万港币的退休长俸也被取消。
香港廉署的三十年追捕——韩森
佚名
【期刊名称】《中国故事》
【年(卷),期】2010(000)009
【摘要】“葛柏案”催生了香港廉敢公署的成立，其所使用的装备都充满了神秘
色彩韩森，绰号“肥仔B”、花名“长洲仔”，1923年10月1日出生，香港本
地人。
1940年9月，韩森加入当时的皇家香港警察队，但是韩森的仕途并不顺利，多年未获晋升。
直到1950年，韩森接手调查一宗警员运金失窃案，由于此案涉及警队同僚，十分棘手。
几经努力，韩森最终成功侦破案件，
【总页数】8页(P58-6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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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的革命——香港廉政公署35年》观后感作者：王艳来源：《卷宗》2013年第06期最近看了《静默的革命——香港廉政公署35年》，内心受到的触动不可谓不大，尤其再联想到国内的现状，希望能从香港廉政公署来看我国大陆的廉政建设。
根据2011年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信息表明香港以廉政指数8.4的高分位居第十二位，而内陆却是以3.6分位居第七十五名，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清廉的政府与公职人员已经为香港连续1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静默的革命——香港廉政公署35年》可以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本应对社会的秩序与公正负责的警察竟都带头贪污并成为社会不法分子的庇护者，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建立了相关机构以希改变现状，但总是被束之高阁，不尽人意。
香港廉政公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成立并艰难而执着的成长，最终使得公正、廉洁和秩序的观念深深扎根在了香港这一片土壤之中，成为整个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
反观大陆的反腐建设，虽然政府一直在努力致力于改善社会的贪污之风，但贪污受贿还是成为公民心中影响社会公正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通过进一步了解香港廉政公署，可知其对我国内陆可借鉴之处有：建立一个独立统一自成体系的廉政机构。
就像视频中讲述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香港，如果想要享受公共服务是都要付红包的，即使在医院住院时向护士要杯水喝都得付茶水费，请求消防人员救火要给救火费，否则只能等到最后甚至丧失被救的机会。
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前，警队却是这个社会腐败最为严重的队伍，尤其是当时总警司葛柏接受调查时脱逃，公众却认为是警队放走的。
我国大陆地区纪检、监察以及检察机关等都有权打击腐败犯罪，但是其权力过于分散，不成统一体系，缺乏有效监督，更缺乏一个有效的工作机制，而且党政职能混合在一起。
整体来讲，与当时的香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974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宣布成立廉政公署，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并独立于公务员系统之外，也就是说，廉政公署是政府的一部分，但不属于公务员。
《寒战》故事开始1995年，李文斌作为三合会罪案调查科主管，带领五名香港O记卧底瓦解了整个黑社会组织，为了防止他们被残余黑社会势力打击报复，李文斌后又担保这五名卧底**加入政府，然后改名换姓去南非居住（其中的最出色的卧底改名为陈彬）。
这些卧底都是有专业素养且立了大功的**，他们无法像其他**一样用正常的身份生活，对于这些卧底，李文斌一直持惭愧心态。
后来李文斌表现出色升为警务副处长，为了补偿曾经为自己卖命的兄弟，他加大开支让，每年以一定名义的开支付给他们做生活费，让这些兄弟过的舒服一些，这种关系一直平稳保持着。
然而没过多久，88年入职的刘杰辉，年纪轻轻就当上警务副处长，上任后发现了这部分远远超出预算的不明开支、于是开始消减开支、同时还花了5亿4千多引进了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曾经的卧底兄弟开始找到李文斌，抱怨过活比较困难，李文斌很愤怒，开始策划这宗绑架行动，兄弟们都举手赞同，纷纷从南非偷渡回来帮助李文斌的绑架行动（他们要偷渡回来，因为他们直接回来会在海关留下痕迹）。
李文斌利用处长曾向荣还有两年退休，让自己的父亲李树堂（李树堂应该是曾向荣的老上司，而且曾提拔了曾向荣做了处长）劝说曾向荣退休前捞一笔，处长加入计划，然后向李文斌述说了*河蟹*的秘密，曾向荣告诉李文斌必须想办法破解*河蟹*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必须挟持信息系统总监杜文。
（只有处长以上级别才有权知道*河蟹*的秘密）处长为了不让大家怀疑自己，选择在香港马上进入台风多发季节，开始出差，等待时机来临开始计划，自己也可以造一个不在场证据。
李文斌的儿子李家俊，在处长刚出差没多久，趁台风来之前联系这些O记卧底**在以后的犯罪地点提前拍摄了被绑架勒索的视频（因为必须保持录像中的服装和被劫持以后的服装一致，录完像后李家俊将服装封存起来供以后被绑时再穿），视频中李文斌让O记卧底**扮演的劫匪说出了赎金是五个**的价钱，也就是说拍视频的时候就选好了能算出五个**价钱的人-刘杰辉。
香港36年的“廉警”恩怨
作者：肖舟
来源：《廉政瞭望》2011年第07期
不管发生在香港的“警廉冲突”的起因是什么、责任怎么界定，能将分别直属于保安局和直接向特首负责的两大强力机构的“冲突”公开化、阳光化，才更符合法治的要义。
风水轮流转
“廉署请你去喝咖啡！”
在香港，如果一大早有人敲门，说出这句香港人耳熟能详的话，定会令香港政商要人闻之色变，也足见位于港岛中部北角渣华道303号的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但2010年11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在廉署总部发生的一幕，却让人顿生“风水轮流转”之感——香港警务处数十名便衣探员持法官签发的搜查令，对廉署展开大规模搜查。
期间，警方以维持秩序为名，安排逾十名警队机动部队在门外戒备；廉署也不甘示弱，派出多名保安在地下大堂列阵。
壁垒分明的局面，令现场一度气氛紧张。
至下午4时，在大批记者包围中，警方将戴着头套的廉署总调查主任曹永年等3名高级执法人员押上警车，并带走了扣押的大批物证资料。
这是廉署自1974年成立以来，警方第一次进入这栋25层银灰色办公大楼并拘捕调查人员，开创了廉署成立36年来首次成为警方执法对象的先例。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事实上，这已是廉署第5次“栽跟头”。
早在2003年，就有一名助理调查主任被指在侦破一宗诈骗案时引诱他人作假口供，结果，这名调查主任被判入狱9个月。
其实，要想弄清楚廉署与警队的“恩怨情仇”的背景和实质，还得翻翻旧账。
三次“警廉冲突”
看过电影《金钱帝国》或者《五亿探长雷洛》的人，一定会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的腐败印象深刻。
当时警队贪污受贿是公开的秘密。
1973年，香港宣布成立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的前身——“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
1974年至1977年11月，被控涉嫌贪污的警员高达260人。
警队内部人心惶惶，不少涉案警员害怕自己的旧账会被揭发，更加深了对廉署的仇恨。
1977年10月，廉署以集体贪污罪拘捕了140名九龙区警官，后来又拘捕了30多名九龙区警官。
这一大动作，激起了警队的激烈反弹，终于在10月28日，首次爆发了警务人员和廉署人员的正面冲突。
2000多名警员上街游行，甚至冲进廉署总部拆了廉署的招牌。
11月5日，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为了安抚警队，颁布局部特赦令，指令廉署特赦在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曾经贪污而未经检控的公务人员。
这一“既往不咎”的特赦平息了第一次警廉冲突，也为日后推行廉政扫清了障碍。
几十年过去，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警察大多已经退役，后来加入警队的新一代，对廉署早已没有了那种“切齿之痛”。
而且，廉署推行廉政卓有成效，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警队自然也是心服口服，以崭新的形象来接受市民的检验。
香港由此才真正迎来了廉洁的黄金时代，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转变。
然而，警队腐败依然是廉署监控的重点对象，被廉署请去“喝咖啡”的警察几乎每年都有。
香港是一个“警察城市”，警察比例是全球众多城市之中最高的。
警队理所当然也是要“面子”的。
有时候，廉署沟通不充分或者“过于高调”、“下手太重”，常常会让警队感到尴尬，“面上无光”。
2002年5月16日，廉署在一家酒店内高调拘捕了涉嫌接受妓女提供免费性服务、涉及贪污、在香港警队享有“明日之星”之称的毒品调查科高级警司冼锦华，并在没有提前知会警队的前提下，大规模约谈涉案警员，引发了70年代警廉冲突以来警队对廉署的最大反弹。
前警务处长曾荫培公开指责廉署做法不当，对此案过分张扬，意在“抹黑警队”。
廉署也针锋相对地发表公开声明，认为廉署所有调查都是根据有关的贪污举报而进行的，拘捕行动也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双方互相指责，香港社会为之侧目。
最后，时任特首的董建华先生不得不直接介入，调和多年罕见的警廉冲突。
经过特首的调和，廉署和警队的首长向外界重申，警廉关系良好，会加强沟通，继续合作，共同打击贪污，维护香港廉洁的国际声誉。
表面上警廉虽然“将相和”，但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
廉署在冼锦华案之前，曾多次高调拘捕警员并公布案情，但此后却没有人受到检控，从某种程度上说，廉署在拘捕之时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
接二连三出现这种情况，警方高层和前线警员自然产生不满，认为有损警队声誉，抹黑警务人员。
而发生在2010年11月19日的第3次“警廉冲突”，其实并不是有些媒体所说的“警队反扑廉署”，来报8年前的“抹黑”之仇。
警队的这次执法行动，虽然过于高调，有违警廉之间默认的“相互低调调查原则”；但从案情本身来看，警队却是公事公办，真正暴露出了廉署近年来在办案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权力不可通吃
廉政公署的英文名“ICAC”中的“I”，指的就是“獨立”。
这是廉署反腐卓有成效的一大法宝。
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避免了任何横向的政府部门的干涉，使得廉署可以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廉署成立近40年来，调查案件超过7万件，其中大量经典案例甚至走上荧屏。
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15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透明国际”公布的2008年“清廉指数”，香港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
与之相应，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
但独立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容易让廉署过于自信，权力过大，脱离监督，成为“独立王国”。
尽管制度设计者为廉署量身定做了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但警队的反弹、市民的非议和媒体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全社会对廉署权力过分扩张的忧心。
几十年前，香港市民对廉署的期待是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哪怕下点猛药、用些重典，社会也会予以体谅和理解。
世易时移，香港市民对廉署的要求更高了，期待廉署在强力反腐的同时，更加注意对市民人权的保护，更加注意执法手段的正当性、程序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的“警廉冲突”未必是件坏事。
首先，“警廉冲突”从第一次的肢体冲突，发展到第二次的言语攻击，再发展到这一次的“依法对抗”以及“法庭上见”，本身就是进步；其次，廉署调查警员腐败行为，警队彻查廉署违法办案，两大执法部门不是相互敌对，而是正面制衡，可以防止权力滥用；最后，不管“警廉冲突”起因是什么、责任怎么定，把两大强力机构的冲突公开化、阳光化，更符合法治的要义。
“毕竟，今天的人们对‘权力通吃’的赞美更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
有多种声音出来，比只有一种声音来得民主。
”廉署社区关系处处长穆斐文女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