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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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一、时间轴梳理阶段事件,总结阶段特征。
阶段特征:秦汉是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
1.政治:国家统一,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官僚体制逐渐代替了贵族体制,专制皇权逐渐形成。
2.经济:秦汉时期是封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
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和巩固,小农经济形成并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形态,农耕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主体。
黄河流域尤其中西部地区是封建经济的重心。
3.思想文化:经历“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演变,儒学官方化得以确立。
科技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文化成就辉煌。
4.民族关系: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初步繁荣时期。
两汉时期,开始同西域各族发生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秦汉时期还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初步开发和管辖的阶段。
5.对外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开始以贸易往来、使节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发展起来,开始突破东亚的范畴。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大秦的交往开始沟通。
时间轴:二、专题知识结构三、基础知识梳理(一)政治:1.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1)统一:秦灭六国,统一全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2)皇帝制度:皇帝总揽司法、立法、行政、军事等权利力,确立皇权至上、皇帝独尊、皇位世袭的政治制度。
(3)中央与地方: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军务,彼此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加强皇权;地方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命,有任期限制,选官制度沿袭战国以来的军功爵制度,官僚政治初步形成。
(4)颁布《秦律》,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垄断教育,文化专制。
秦汉史教学大纲秦汉史教学大纲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于后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因此,秦汉史的教学也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秦汉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一、历史背景与政治制度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秦汉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讲述战国时期的动荡局势和秦朝的崛起,引出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接着,可以介绍汉朝的建立和刘邦的执政,以及汉朝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的建立。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讲解,学生可以对秦汉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军事与征战秦汉时期的军事与征战是秦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讲述秦朝的兵器制造和军事改革,以及秦始皇的征战和统一战争,引出汉朝的军事制度和征战。
可以重点介绍汉武帝时期的匈奴战争和南越战争,以及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讲解,学生可以了解秦汉时期的军事发展和征战经验。
三、经济与社会秦汉时期的经济与社会也是秦汉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讲述秦朝的经济改革和土地制度,以及汉朝的农业发展和手工业的兴盛,引出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
可以重点介绍汉朝的货币制度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讲解,学生可以了解秦汉时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迁。
四、文化与思想秦汉时期的文化与思想也是秦汉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讲述秦朝的焚书坑儒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以及汉朝的文化复兴和儒家思想的复兴,引出秦汉时期的文化状况和思想变迁。
可以重点介绍汉朝的文学艺术和科技发展,以及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讲解,学生可以了解秦汉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传承。
五、秦汉史的意义与影响最后,我们需要总结秦汉史的意义与影响。
可以通过讲述秦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引出秦汉史的重要性。
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公元前356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原因、背景:(1)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地主阶级统治(主因)(2)战国时期:各国为实现富强的愿望。
2开始时间:公元前356年.3在位国君:秦孝公.4变法内容:(1)编制户口,加强刑罚(2)奖励生产(有利于秦国经济的发展)(3)奖励军功(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同时,触犯了就奴隶主贵族的利益)(4)承认土地私有(确立地主阶级统治最为关键的一项)(5)推行县制(6) 统一度量衡.5作用、结果:经过变法,秦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为以后兼并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秦国自此走上封建的道路成功的原因一.顺应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
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办法。
三.敢于同旧势力斗争。
四.国君的支持。
商鞅与旧贵族势力的斗争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
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
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
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
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通过这次变法,旧制度废除了,新制度建立了,秦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秦国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目的:富国强兵作用: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变法主要内容经济措施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
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
主要内容如下:1)废井田、开阡陌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
《秦汉史》译注第二章 第二节 始皇拓土重出江湖 注【原文】秦始皇之拓土,事始于其三十二年。
是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1)。
巡北边,从上郡入。
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2)。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3),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適]遣戍(4)。
西北斥逐匈奴。
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5)。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6)。
徙谪,实之初县(7)。
三十四年,(适)[適]治狱吏不直者(8),筑长城及南越地。
【注释】(1)羡门、高誓——传说中的仙人的名字。
(2)略取河南地——略取:夺取,攻取。
河南地:此指今内蒙境内的黄河以南地区,即所谓“河套”一带。
(3)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逋亡人:逃避兵役、徭役或因犯罪而逃跑者。
逋(bū):逃亡。
赘壻:家贫而就婚于女家的男子(按:穷苦百姓常典押给富人做奴隶,主家又给娶了妻子)。
贾人:商人。
陆梁地:指今五岭以南的两广一带。
《正义》曰:“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称‘陆梁’。
”(4)以適遣戍——派被发配的罪人前往戍守。
適:通“谪”(音zhé)。
適遣:被发配者。
(5)城河上为塞——沿黄河修筑城墙,设置要塞。
河,黄河。
(6)取高阙、(陶山)[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阳山:秦汉时称阴山最西的一段为阳山,即今内蒙的狼山。
亭障:岗亭,塞堡。
戎人:指匈奴人。
(7)徙谪,实之初县——徙谪:强制犯罪者搬迁。
实之初县:实,填充。
初县:刚设立的县份。
(8)適治狱吏不直者——流放那些断案不公正的官吏。
適,通“谪”,贬罚。
图1 蒙恬占据阳山战略意义前后对比图【译文】秦始皇扩充领土,是从三十二年(前215)开始的。
那一年,始皇前往碣石,派燕国人卢生访求仙人羡门、高誓。
秦汉史基本史料及其相关资料整理专业:中国古代史姓名:范黧学号:M070494一、基本史料(一)“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研究秦汉历史,最基本的史料包括《二十四史》中涉及到秦汉时期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资治通鉴》。
1、《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著。
司马迁所著部分篇章散佚,后由元、成帝时博士褚少孙补,凡注“褚先生曰”,即为褚少孙所补之处。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下至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前后跨越三千年的历史。
《史记》成书后,有多家学者为其作注,现存的主要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世纪正义》。
起初三家注各自独立,到北宋时被合为一编,即今天的“《史记》三家注”。
今天研究《史记》,主要采用的是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包含了《史记》正文和三家所注,由顾颉刚先生等分段标点,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加工。
研究《史记》可以参考的工具书有:《史记注释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7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再版。
《史记索引》,黄福銮编,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远东学术研究所1963年出版。
《史记人名索引》,钟华编,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
2、《汉书》东汉班固撰,其中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是由其妹班昭所续。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
全书共一百卷,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汉书》相对《史记》创造了新的体例,改《本纪》为《纪》,改《列传》为《传》,并且将《世家》并入《传》中,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为张骞设立专传,还增补了很多史料,特别是诏书、奏疏等。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秦汉史一、参考文献(一)古籍1.《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①(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商务印书馆,1958年;②(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③(清)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④(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⑤徐蜀编:《史记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⑥(日)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⑦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2.《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①(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②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③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④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3.《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①(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②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4.《汉纪》(东汉荀悦)、《后汉纪》(东晋袁宏)中华书局,2002年,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5.《三辅黄图》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6.《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8.《汉官六种》(清)孙星衍辑,中华书局,1990年。
9.《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中华书局,1963年;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新语》陆贾撰、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
11.《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集众多学者撰成。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
12.《春秋繁露》17卷,82篇,西汉董仲舒撰、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
13.《白虎通义》(清)陈立:《白虎通义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
14.《论衡》东汉王充撰,吴承仕:《论衡校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
15.《潜夫论》东汉王符撰、(清)汪继培、彭铎:《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
16.《盐铁论》西汉桓宽撰、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17.《太平经》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
18.《风俗通义》东汉应劭撰,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
(二)考古资料1.都城遗址(1)秦都咸阳《秦都咸阳第1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秦都咸阳几个问题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2)秦始皇陵《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3)西汉长安城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2年;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第4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3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杨宽:《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第7期;《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礼制建筑的定名》,《考古》1989年第3期。
(4)东汉洛阳: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2年;《汉魏洛阳故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墓葬这一时期墓葬考古发现数量颇多,难以一一列举,可以参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新中国发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3.简牍(1)新疆古楼兰尼雅遗址汉晋简、书楼兰、尼雅汉简与安2.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莫高窟汉唐经书抄卷、明清大内内阁档案文书,被誉为20世纪初四大考古发现。
这批竹简是20世纪初外国一些探险家、考古学家发掘的。
据不完全统计,楼兰、尼雅遗址共出土728件汉魏晋时期汉文简、纸文书,主要内容是记载汉魏晋时期汉族中央政权任命的统辖西域的西域长史进行屯戍等活动的官府文书,以及这一时期楼兰与中原、西域各地公、私往来书信。
此外还有《左传》、《战国策》、《孝经》等典籍和多种医方残篇。
关于这批竹简、纸质文书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见林梅村:《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永良:《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敦煌汉简参见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3)(4)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居延汉简是1930~1931年发现的自西汉武帝末年至东汉光武帝时期的木简,1万余枚。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
居延新简是1972~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汉代烽燧遗址发掘,近2万枚竹简。
竹简内容包括皇帝的诏书、律令、品约、各类簿籍以及《九九表》、干支表、历谱、医方。
《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中华书局,1994年。
(5)武威汉简《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考古》1960年第5期;沈文倬:《汉简〈服〉〈传〉考》,《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6)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
关于出土的帛书《老子》的研究,可以参见许抗生:《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76年。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1975年第4期;《马王堆汉墓帛书》(第壹函),文物出版社,198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第叁函),文物出版社,1983年。
(7)河北定县汉墓竹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文物》1981年第8期、1995年第12期。
(8)安徽阜阳汉墓竹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年第8期;《阜阳汉简·万物》,《文物》1988年第4期;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9)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包括:①《二年律令》,526枚,记载吕后二年施行的律令标题简28种,包括27种律和一种令,包含了汉律的主要部分,内容涉及西汉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地理方面的史实。
它的发现使已经佚失的汉律得以重现,也为我们探讨秦、汉律关系,进而比较系统的研究汉、唐律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②《历谱》竹简18枚,记载了汉高祖五年(前202)四月至吕后二年(前186)后九月各月的朔日干支,这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西汉初年的实用历谱,与依据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推测得出的西汉初年的历谱不尽相同。
这对于研究秦汉时期历法的演变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③《奏谳书》,227枚简,“谳”的意思是“议罪”。
《奏谳书》就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它是秦汉时期司法诉讼制度的直接记录,和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封诊式》大致相似,其作用是供官吏工作参考,以及学吏者阅读的文书程序。
记载自春秋至西汉的案例22个。
《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10)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汉墓简牍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18类:①东海郡上计集簿;②东海郡吏员簿;③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④武库永始四年(前13)兵车器集簿;⑤神龟占、六甲占、博局占:占卜相关的文书;⑥元延元年(前12)历谱、元延三年(前10)五月历谱;⑦刑德以时;⑧行道吉凶;⑨神乌傅(赋)。
有关研究论著可以参见:《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年第8期;《尹湾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96年第10期;《尹湾汉墓竹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蔡万进《尹湾汉墓简牍论考》,台湾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
(三)近现代国内外学者有关研究论著1.著作[清]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二),人民出版社,1957年。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
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