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话语体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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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整合语言领域优点分析
多元整合语言领域是指综合运用多种语言技能和知识的能力。
它有以下几个优点:
1. 多语言沟通能力:多元整合语言领域能够使人具备多种语言的应用能力,能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多语言交际。
这对于国际化交流、跨国商务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2. 提升认知能力:学习和应用多种语言可以提升人们的认知能力。
研究显示,掌握多种语言可以促进思维的灵活性、注意力集中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3. 增强跨文化理解:通过学习多种语言,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他文化,并增强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似和差异之处的理解。
这有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4. 开拓职业发展机会:在现代社会中,具备多元整合语言能力的人才更受欢迎。
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外交部门等对于多语言人才有很高的需求,学习并整合多种语言能力可以为个人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5. 增强个人自信: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会给人带来一种成就感和自信心,提升自我价值感。
同时,它也能够培养个人的毅力和耐心,因为学习和应用多种语言需要时间和努力。
需要注意的是,多元整合语言领域也需要持续的学习和实践,不同语言之间的整合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提高。
建立多元立体高效的中国话语体系建立多元立体高效的中国话语体系一、引言语言是人类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工具,也是文化和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种方言共存的大国,中国话语体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加深,中国话语体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多元立体高效的中国话语体系,以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
二、中国话语体系的特点中国话语体系的特点是多元的,既有汉语作为主要语言,也有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还有各地的方言和口语。
这些语言和方言之间存在着差异,有的会因为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差异而难以沟通。
然而,这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魅力所在,正是这种多元和多样性形成了丰富的语言资源,也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三、当前问题及挑战尽管中国话语体系的多元性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由于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交流中存在困难,无法实现有效的互动。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兴词汇和专业术语层出不穷,让人们有时难以理解和应用。
再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外语的学习和应用越来越重要,但许多人在外语学习方面存在困难。
四、建立多元立体高效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意义建立多元立体高效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将有效解决不同地区人们交流的困扰,促进各地人们的互动和交流。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与国际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建立一个高效的中国话语体系可以提高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交流效率。
此外,对于国内外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来说,建立一个高效的中国话语体系也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中国的知识和文化。
五、建立多元立体高效的中国话语体系的途径1. 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是中国共同语言,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语言,可以促进全国人民的交流和理解。
因此,应该加大普通话的推广力度,鼓励各地方方言与普通话并行发展,让人们能够在不同地区更好地沟通。
社会学意涵下公共舆论的多元话语分析席明 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资产公司[摘 要] 在新媒体语境的持续扩展下,公共舆论的话语权随之产生变化。
各类开放性的媒体平台,已然成为社会舆论产生的主流,此种变化促使信息传播形势有所调整。
针对公共舆论多元话语,结合社会学意涵加以分析,分别从实证主义、诠释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入手,以多个视角探究舆论话语的内涵。
[关键词] 社会学;公共舆论;话语;后现代主义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近年来,自媒体数据大幅增长,部分常规的表达方式逐步被削弱,由此形成多元化的舆论话语,竞争程度逐渐加深。
探析舆论话语本质及具备的实际价值,不同社会学理论对“多元话语”给出差异性的解释。
一、实证主义基于社会学,对于公共舆论的多元话语探究,应当清楚公共舆论形成的对话属于“给定实在”或为“话语构建”。
换言之,公共舆论的交流是基于“事实”还是“话语”。
根据实证主义中的“给定实在论”,人们通过感知、意识及讨论的各类对象均为个人主观意识和话语系统以外,且不受主观意向影响的给定性实在。
由此,公共舆论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事物展开多方交流,为确保对客观存在开展对称讨论,需具备基本一致的解码及认知水平。
基于此种理念,公共舆论是以“事实”为依据,载体是文本,属于表述“事实”的工具。
在公共舆论平台上进行多方“撕扯”,得到“真相”,淘汰“事件”的“假象”。
实证主义下,公共舆论应当为沉淀事实、凝结真相的平台,通过多元话语的交流,实现真知。
在实证主义下,“真相”的出现需基于“确定的前提”,简单而言,多元话语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开展同水平的解码及释义,多元话语具备统一的评价标准与认知模式。
在此种“确定”基础上,多元话语才可在相同的认识层面中进行讨论,达到对称互动的效果。
若多元话语的主体之间,持有不同价值观念及标准,由此得到的“事实”并非客观存在的“给定实在”,而转变成“主观实在”。
多元话语的交流也是在多种价值标准下的争辩,并不是“事实”的互动。
多元话语分析_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多元话语分析: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引言话语分析是一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关注社会互动中的语言使用。
它的核心研究对象是话语,通过分析对话的结构、语言使用方式和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可以揭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个体认同等重要因素。
本文将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介绍多元话语分析方法的应用。
一、多元话语分析概述多元话语分析是在传统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
传统话语分析主要关注话语中的语言形式和结构,通过分析句子、语段和对话等语言单位,来揭示话语中的信息与意义。
而多元话语分析则强调话语的社会背景和为何产生这样的话语形式,它致力于揭示话语中隐含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
多元话语分析依然关注话语中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但强调从多种角度来观察和解释话语。
它主张将话语与社会与文化背景、地位与社会分层等因素联系起来,分析话语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
二、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性社会分层是指在社会中,人们在不同的领域和场域中,由于社会地位、财富、职业等因素产生的不平等现象。
社会分层研究对于了解社会结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而多元话语分析则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社会分层的复杂性。
三、多元话语分析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应用1. 语言差异和社会地位多元话语分析可以通过对话语语言使用方式的分析,揭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语言上的差异。
例如,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词汇选择、语法结构和语气等方面的差异来了解他们之间的社会分层关系。
2. 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多元话语分析还可以揭示话语中的权力关系。
社会分层的不平等常常伴随着权力的不对等,在话语中的体现尤为明显。
通过分析话语中的授权、交互和话语权力的分配方式,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社会分层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3. 话语制约与被制约多元话语分析关注话语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
社会分层常常导致特定群体在话语中的受限。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多元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理论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这两个学科在实践中具体呈现为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的理论阐释和对阶级斗争规律的深刻研究。
然而,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碰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会发生种种微妙的变化。
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学术创新、意识形态纠偏、地域化表现。
在学术创新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和补充。
比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它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则更加强调人道主义和科技创新。
在意识形态纠偏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一些曾经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旧制度和旧理念的修正和更新。
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通过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理解,强调了民族特色、国家安全和发展。
同时,也对原有的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被动疏离。
在地域化表现方面,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表现的具体特点和区别。
比如,中国和拉美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实践方式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强调高效发展的内部连贯性与对口精准发展的选定性,而拉美则更强调民主制度和社会公正。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具有一定的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它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固有道德观念的更新软性约束。
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也有利于加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文化多元化共存。
另一方面,多元化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比如,极左和极右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错误解读等等,都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沉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多元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指对社会和世界观的系统化看法,这一体系的完备性和内在逻辑结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是指其表述和传播的语言、词汇、语法和叙事方式等一系列符号符码的组合,它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和传播效果。
本文从多元角度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多元研究。
首先,从传统话语体系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受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制约,又受到阶级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因此其话语体系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内在逻辑性。
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都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批判性,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因而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方向性。
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传统话语体系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人们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新的话语体系正在不断涌现。
其次,从多元话语体系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多元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文化的多元性。
以中国为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译介和阐释方面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理解和表述方式,这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语言文化的差异。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和传播已经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局限,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2.话语媒介的多元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媒介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和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多样。
传统的书籍、讲座、报纸等媒介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们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需求,新媒体的爆发和社交网络的兴起,使得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和形式更为多元,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和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3.话语符号的多元性。
话语符号是指用于表达和传递意识形态的语言符码、视觉符号、声音符号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符号多源流,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的符号,也有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革命家的符号,还有苏联、东欧、拉美等地区的符号。
多元话语分析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多元话语分析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应用。
我们将首先概述多元话语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然后深入探讨其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多元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它结合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以揭示不同社会群体如何通过语言来构建和传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这一方法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语言差异如何反映并塑造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
本文将从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展开。
在理论构建部分,我们将梳理多元话语分析的基本理论,并探讨其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适用性。
在实证分析部分,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展示多元话语分析如何揭示不同社会阶层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深化对多元话语分析的理解,并推动其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应用。
我们相信,通过揭示不同社会群体如何通过语言来构建和传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为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多元话语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多元话语分析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它强调对话语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解读,以揭示其中隐含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层面的意义。
在多元话语分析的框架下,话语不仅仅被视为简单的语言表达,而是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一种权力的体现,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
话语的建构性:话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工具,也是社会现实的建构者。
话语通过语言符号的使用,建构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塑造了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话语的多样性:多元话语分析强调话语的多样性,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文化背景和权力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的话语形式。
这些话语形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差异,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现实和利益诉求。
话语的权力性:话语是一种权力工具,它可以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甚至可以改变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
谢立中
【期刊名称】《社会》
【年(卷),期】2010(030)002
【摘要】话语分析就是对那些已经说出来的"话"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被说出和被传播的过程加以分析.多元话语分析就是从多元主义的立场对话语进行分析.倡导多元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消除以实证主义和古典诠释社会学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实在论"分析模式在社会研究中的影响.多元话语分析包括话语策略分析和话语构成规则分析等基本程序.采用多元话语分析模式进行社会研究,对我们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总页数】19页(P1-19)
【作者】谢立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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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元话语分析模式下“三元价值话语圈”的提出 [J], 宋琳琳;孙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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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多元研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它主要涉及到思想、意识、文
化等方面。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多元的话语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理论上变得更加多元化。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
系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涵盖了许多新兴的话题和观点,如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文化创新等,这些新的理论观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理
论支持和指导。
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中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如苏联、中国、
古巴等共产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宣传教育策略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了不同国家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异质性、多元性。
同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在
与当地文化和传统相融合,并且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最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也受到了不同的批判与挑战。
许多西方国家和
地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和质疑,认为这些思想意识形态在实践
中失败了。
此外,一些新兴的思想流派和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观点也在对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挑战和补充。
总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是多元的,它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发展
出了不同的形态和特色。
这种多元性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性,也包含了它
所遭遇的批判和挑战,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多元研究引言一、历史维度下的多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和演变,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在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扩展了影响力,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表达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在不同程度上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体系有所不同。
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表达也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从社会阶层、性别、民族、年龄等方面而言,不同社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表达也有所不同。
在工人阶级中,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的解放,工人阶级通过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身解放的路径;在女性群体中,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和对女性解放的追求,女性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寻求自身的解放;在少数民族中,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理论,少数民族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寻求自身的解放。
不同社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理解和表达,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中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适性。
结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多元研究,涵盖了历史、地域、社会群体等多个维度的内容。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多元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还有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影响力。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多元研究进行探讨,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更多的有益建议和思路。
多元话语体系分析作者:莫思凡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8期摘要:“多元话语分析”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隐含的一种社会研究模式。
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通过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的方法将“农民自杀”分别看作是既定的客观事实和主观建构结果,而多元话语分析则认为其是话语建构的结果。
本文以《农民自杀研究》中典型农民自杀个案为例,将多元话语分析、实证分析和诠释分析模式进行初步比较,从而加深对多元话语分析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农民自杀;多元主义;话语分析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8-0090-03一、多元话语分析及文本选择多元话语分析是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引申出来的一种与实证主义、诠释(或现象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等传统社会分析模式有所不同的社会分析模,包含“多元”和“话语分析”两个要素。
我们需要以多元的视角,理解话语得以说出的可能,探究话语“不得言明”的原因,研究话语的影响机制,从而得到话语分析的多种结果。
本文选择刘燕舞所著《农民自杀研究》一书中典型农民自杀案例为具体分析对象,借鉴多元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事件建构进行分析。
分析可知:第一,从研究路径上,作者通过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尽可能以村落(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以质性访谈的方式搜集近30年来甚至更长时间内的自杀数据,从而获得如涂尔干在“自杀研究”中想要而未能获得的经验材料,又能收集较小样本的数据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分析。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既参照人文主义研究方法,根据自杀的现实经验材料进行分类,尽可能地关注每一个自杀行动者执行自杀行动前后相关联的地方文化知识,从更加细微和深刻的层面阐释自杀行为。
参照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较大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内搜集自杀数据,以自杀率为分析单位考察自杀现象的时间与空间差异。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作者从两个关键变项出发,一是自杀率,即通过了解自杀死亡率对自杀类型作比较分析;二是自杀行动,即尽可能地理解其真实的意图或目的,了解其自杀的行为动机。
二、传统分析模式下的“农民自杀”(一)“农民自杀”的实证分析这里的“实证分析”主要是指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一些分析方法。
作者刘燕舞则试图建构一套个人(社会行动)与社会(社会结构)两者交互建塑自杀特征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近30年来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的时空差异及其背后的机制。
具体来说,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作者首先通过“自杀率”研究农民自杀现象;其次,通过“结构—行动论”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
这种以实证主义角度,以统计资料为依据的推断分析,是在将“农民自杀现象”当作一种由社会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客观事实,从而对中国农民自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农民自杀”的诠释学分析从诠释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农民自杀现象是一种由某些相关的社会成员等个人主观建构的产物。
想要了解农村自杀现象,就需要对“自杀”事件的各个相关主体的个人主观意识进行了解,通过对这些主观意向和过程的诠释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农民自杀研究》一书中,作者从诠释主义的角度出发解释“农民自杀行为”,认为:“对于自杀行动来说,我们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理解其真实的意图或目的,即社会意义。
”[1]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是通过观察者和被访谈者共同厘清自杀目的或意义,以各个相关个体或群体的经验为基础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理解真实。
例如:1984年双抢时节,有一天因天气实在太热,刘英不愿意出去干农活便待在家里休息,其婆婆見状就骂她“好吃懒做”,并要求刘英必须出去干活,刘英拒绝了婆婆的要求,婆媳俩因此而发生激烈争吵。
王丁富中午下班回来吃饭时,其母亲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王丁富便去与妻子理论,认为妻子作为晚辈,不管怎样都不应该顶撞他母亲,而刘英则认为王丁富不为自己说话也就算了,反而过来“教训”自己,明显是母子俩“欺负”她,因此便和王丁富吵了起来。
争吵过程中,王丁富认为刘英“实在不讲理”,“顶撞长辈本来就有错,说一下你听着也就算了,反而还顶撞起了我”,因此,他“气愤”之下便动手将刘英暴打了一顿。
吃完中饭后,王丁富仍然到煤矿上班去了,但刘英一直没有消气,且越想越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负,等王丁富走后,便拿起自己家的农药猛喝。
她喝完一瓶农药后因为没有当场死亡还怕不能死,便又跑出去跳到门前的水塘里,结果人刚跳下去就断气了。
就在当晚,刘家湾人(刘英的娘家人)进王家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丁富家砸了个稀巴烂,所有的家具均被砸坏。
王丁应回忆说:“当时刘英就说,她要喝药死了,让她娘家人来替她报仇。
”(案例材料来源《农民自杀研究》)作者认为刘英所宣誓的要让她娘家人来替她“报仇”并不是随便说的一句话,而是她整个自杀行动的最本质的目的动机。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刘英的自杀及其自杀手段的决然,显示出了这种自杀的巨大报复性。
”作者认为,上述案例中采取自杀行动的行动者赋予自身自杀行动之上的意义就是“报复”,是促使自杀者走向自杀的直接原因。
三、“农民自杀现象”的多元话语分析在多元话语分析模式下,对“农民自杀”现象进行研究要把握相关社会成员以“话语”(包括文本、语言等说出来的话)形式将农民死亡现象建构成“自杀”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过程,以及约束着这一过程的形形色色的特定话语系统,以此达到对作为话语建构物“农民自杀”现象的理解。
(一)“农民自杀”现象的话语建构策略分析努力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对相关当事人以话语形式将农民死亡事件建构为“自杀”现象的方式和策略分析。
多元话语分析下的“农民自杀”现象只是人们借助于特定的词语、陈述、修辞及主题描述的策略来对导致主体死亡的一种界定和描述而已。
因此,要想理解所谓的“农民自杀”,首先需要考察人们话语建构策略。
以上文案例为例,多元话语分析首先倾向于将所描绘的刘英“自杀”事件作为此案例文本的作者对刘英的某次特定行为所进行的一种话语建构:在这一案例中,文本作者采用了各种话语策略来力图将刘英的某次特定行为描述或“建构”为一次“自杀”事件。
(1)作者明确地以“自杀死亡”这一关键词来界定主角刘英的行为,引导读者进入有关“自杀”的语境中;(2)采用主观记叙的语句,如“一直没有消气”、“拿起自己家的农药猛喝”、“怕不能死”等来陈述整个事件,使读者无意中将所有的这些陈述都当作是一些已经得到确认的“自杀”客观事实进行理解,并加以接受;(3)使用“受欺负”“替她报仇”等词语界定主角的心理状态和主观认知,试图使读者确信刘英有“自杀”的客观基础;(4)以一个相对完整的主题发展模式——婆媳矛盾引起夫妻矛盾,来说明刘英合乎自杀的直接和间接原因,让习惯于因果解释的读者对文本的叙述深信不疑。
可见,“刘英自杀”首先是话语建构过程的产物,因为该事件的非相关群体都是从话语中理解“事实”,真正的所谓的“事实”也是通过相关群体如上述这样一些具体的话语策略建构出来的,它并非一种纯粹给定的客观或主观事实。
总之,案例中“刘英死亡”事件是否能被读者接受或理解为“自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案例文本记叙时作者采用的话语建构策略。
假设是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陈述、修辞和主题策略来对上述事件进行建构,读者是否会形成一种完全相反的认识?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揭示话语建构策略,对案例文本作者的话语进行“解构”,从而形成不同角度的新认识。
(二)“农民自杀”现象的话语构成规则分析努力辨析和识别出这一话语建构过程背后指引或约束这一话语建构过程的那些话语系统,就要了解案例文本的作者为什么会采用上述话语分析策略。
正如福柯所言:“任何话语的产生、分布和流通都是由某种或某些特定话语系统的构成规则所规定着的。
”[2]在上述案例中,文本作者在将刘英的行为建构为一起“报复性自杀”的行为时所采用的话语策略都只有在被置于一些特定话语系统下时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1)在“报复性自杀”这一话语系统中不仅存在着“欺负”一词,并且在对该词进行诠释时将某些特定情境下的“暴打”行为与其乡联系,因此,在这一话语系统中,存在某些具体的规则,要求处于该话语系统下的言说者将“没有消气”刘英向“报复”“导引”。
(2)作者用第三者的身份陈述整个故事,同时引用被访者的话语。
这一话语系统忽略了人们在言说某一现象时在词汇或者概念系统方面本身可能存在的差异,按照这一话语系统,案中所言说内容都应该被确认或接受为“事实”。
因此,我们在直接引用他人所使用的话语时,往往无须对这些话语的来源有所交代,即在使用的时候就已经将他们的话语当做既定“事实”。
(3)作者用“顶撞长辈”、“实在不讲理”、“一直没有消气”、“还怕不能死”等词语来界定刘英的行为,描述其心理状态。
这一话语系统是一种关于“农民自杀”的话语系统,在该系统中,“自杀”被认为是“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导致的,是后面行为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因之一。
(4)作者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矛盾体系”来建构刘英自杀行为,是认为只有按照因果解释模式去叙述才会使事件被认为或接受是一个“真实”、“客观”的。
(三)“农民自杀”现象之话语建构的多元分析话语系统多种多样,对于“农民自杀”现象不同的话语系统完全可能有不同结论。
并非所有的话语系统都会将刘英界定为“自杀”,也并非所有有关“自杀”的话语系统都会对刘英的事件有相同的界定。
因此,在某一特定的话语建构过程之外去努力尝试获得另外一种或一些话语建构的可能性,对于我们理解这一特定话语建构过程所建构出的“刘英自杀”事件来说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比如在上述案例若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话语体系去建构“刘英自杀”的行为,就有可能得到不同的文本描述和结论。
对此,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会有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文本?又为什么会有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我认为,前者是話语体系的多元性所致,因为话语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而后者则是因为确实存在着独立的所有话语系统之外的客观存在,因为话语之间在对同一事件进行描述时具有一定的通约性。
因此,一个文本可能是多个话语系统共同构建的,也有可能存在与其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这正是话语系统多元性的表现。
四、对多元话语分析的认识第一,从社会研究角度来说,首先,多元话语分析模式下的社会研究认为,我们在对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加以研究时,往往需要深入观察、问卷调查、访谈、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和经验材料。
一类是已有的二手资料,另一类则是自己“创造”的资料。
当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我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客观”的被认定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被某个特定话语体系建构出来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农民工做访谈,他会思考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而我们的问题也都是基于自身的话语系统,因此所得的资料也是不同话语规则的约束和引导下话语建构的结果。
其次,“作为社会研究人员在对观察得来的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得出结论并最终将研究发现诉诸文字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脑海里既有的某些话语系统的约束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