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浅析“高铁体”背后所暴露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问题摘要：本论文通过“高铁体”这一案例来分析当前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所存的不足，并概括为三点：法律保障不健全、官僚思想浓重并缺乏公关意识、缺乏与媒体沟通的技巧等。
并主要针对第二点提出了解决建议。
关键词：新闻发言人政府公关一、案例阐述“中国足球能进2014世界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北京今天没堵车，这是一个奇迹，但它就是发生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就是在网络上爆红的“高铁体”，源头就来自于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说出“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脱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在铁道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面对记者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解释完记者对埋车头的质疑后说道：“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当有记者问：“在你们宣布没生命体征、开始拆解车厢时，为什么又发现一个活着的女孩？”他说：“这只是一个奇迹。
”当记者问：“为什么说没人活着又发现幸存者呢？”他说：“我只能说，它就是发生了。
”这些发言无疑刺痛了那些因为动车相撞而痛失亲人的人们，也引起了很多民众的质疑，使政府的威信力受到了很大挑战和挫折。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发布信息、以及承担政府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频发的社会转型期，新闻发言人作为“官民沟通”的重要桥梁，被寄予重任与厚望。
但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虽然已基本建立，但还是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实际需求。
从“高铁体”背后所暴露出的，不仅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不够完善，更主要的是部分政府官员一定程度上的公共意识的缺失。
二、案例分析2.1新闻发言人制度现状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第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
1983年4月23日，我国宣布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初期，每周一次发布会，只发布消息，基本上不回答提问。
公共危机管理案例作者：焦武旸旸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7年第10期摘要：政府部门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其性质是公益性的，以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目标，所面临的公关对象是整个社会公众。
由于这层特殊性，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就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本文通过温州动车事故对政府部门在网络环境下的危机管理做了一个浅显的分析探究。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准则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部门对民众不能像有些父母对孩子那样，认为什么好就强加给他，不给予其知情权。
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危机发生时，政府的危机公关首先应保持真诚的态度，当然这也是所有公关活动的准则，其次就是应该运用一些公关艺术，让民众充分了解事件进展，尊重民众的想法并适当加以引导，不要让每一次重大灾害事件雪上加霜，再引起群体性事件。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机制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事件发生后，各大媒体和网络上分别就三大核心质疑问题进行了报道与广泛讨论。
公众的三大核心质疑问题：为何掩埋事故列车车头、为什么下令停止救援、事故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缘于雷击还是信号灯故障，并要求铁道部门一定要给民众一个交代。
然而，事故发生后，调查报告却没有公布，网上又引起了大范围了讨论，这次重点转移到了对政府“说话不算话”的不信任上面。
整体来看铁道部在此次事故处理过程中的方式，依旧遵循着国内在面对重大灾难事件时的传统处理原则：强调领导重视，领导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工作的指挥；强调事故发生后立即处理相关责任人；强调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损失，迅速抢通受损的铁路，保证顺利通车；强调迅速安抚家属情绪，通过与遇难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试图避免负面舆论的产生；强调有效地组织报纸、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宣传上多报道救灾的感人事迹、场面，将灾难变成一场感人的英雄群体救援事件，避免报道血腥敏感的信息。
![[动车追尾事故应急处理引发的法律思考]高铁撞车事故始末](https://img.taocdn.com/s1/m/4272849baa00b52acec7ca1c.png)
[动车追尾事故应急处理引发的法律思考]高铁撞车事故始末2011 年7月23日20点34分，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严重的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舆论机器全力发动，将这一场惨烈事故的生死救援实时呈现在了全世界面前，继而引发了一场充斥着质疑与声讨的舆论大战。
在这一场“互联网大战铁老大”的口水战中，压抑多年的对立情绪固然需要释放，而暴露出来的法律问题更应予以探讨。
唯有如此，前车覆辙方能真正成为后车之鉴。
而如此先进的动车为何会发生如此低级的事故不妨留待未来的技术裁断与道德审判，本文仅就“ 7.23 ”事故应急处理引发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一次检讨。
一、“7.23 ”事故暴露了铁路事故应急救援立法价值序位错乱“ 7.23 ”事故发生后不到36个小时，甬温线就奇迹般地恢复通车。
然而铁路部门的抢修速度这次并没有赢得民众的赞扬，反而招来了舆论的猛烈围攻：究竟是通车重要，还是救人重要？实事求是地讲，在不妨碍救人与调查取证并确保同类隐患已经得以排除的前提下，抢修通车当然是越快越好，毕竟中国的铁路承担着全世界最为繁忙的运输重任。
然而问题就在于，这次抢修通车看来的确是妨碍了救人和调查取证，否则就不会出现特警队长邵曳戎抗命坚持原地救援以及小女孩项炜伊最终获救的所谓“生命奇迹”一事了。
在通车的压力和救人的可能之间，为什么铁道部会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以人为本” 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共识的今天，铁道部如此巨大的思维惯性究竟从何而来？2007 年9月1日施行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应急救援条例》）是目前铁路部门开展事故应急救援的主要法律依据。
该条例第6条规定：“事故发生后，铁路运输企业和其他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准确地报告事故情况，积极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尽快恢复铁路正常行车。
形势与政策作业（论文部分）论王勇平之“因言获罪”2011年大半已过，其间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温州动车事故及铁道部负责人王勇平的就此事故“经典”发言。
而后者则遭遇了社会舆论的激烈争议，笔者在本文中也就此发表一孔之见，浅谈对王勇平“因言获罪”一事的看法。
据新华网英文消息，中国铁道部8月16日表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
(人民网8.16)消息最早从微博传出，来源于新华社的英文稿件，当晚7：32分人民网正式以中文发布消息。
新闻是这样表述的：“据新华网英文消息，中国铁道部8月16日表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
”新闻的发布至少引出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王勇平这个动车事故带红的具有网络影响力的人被停职，铁道部没有发布消息，最终由新华社来担此职责?其次，新华社作为国内新闻通讯的老大，为何只以英文稿件发布，而不以中文发布?外国人比中国人具有优先知情权?王勇平与高铁体是一对黄金搭档，他们注定要被写入史册，与动车事故一起烙进人们的记忆。
“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以及“这是一个奇迹!”迅速在网上传开，就定了王勇平会有今天的结局，网络的膨胀与张力将铁道部压的喘不过气来，而王勇平的高铁体又成为网友调侃铁道部的一个笑柄，试想在这种情况下，王勇平若想全身而退，堪比登天!王勇平遭遇停职是意料中事，但他到底错在哪儿?我想不仅是公众有此一问，王勇平先生自己也不会太清楚吧!动车事故发生后，网友群情激愤，剑指铁道部，只要官方消息一出，都会遭遇网友的炮轰，局势呈现出鲜明的一边倒。
特别是在掩埋车头及发现小伊伊的关口，网络几乎挤爆。
试想在这种情况下，王勇平站出来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不难想象，王勇平答记者会前，必定是接受了领导意见倾囊相授的，孰轻孰重，自会掂量的明白，但计划不如变化大，自己说什么可在会前充分酝酿，但记者要问什么就不是可以规划的。
当被问及掩埋车头及小伊伊时，王勇平明显语无伦次，如此尖锐的问题显然没有在意料之中。
浅谈新闻发言人的三种策略作者：徐雯来源：《新闻世界》2011年第12期【摘要】“7·23”温州高铁事故发生后，公众迫切想要通过官方了解整个事故的相关信息，在铁道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措辞失当、态度欠妥，进而引发社会上的争议。
针对这一状况，笔者认为新闻发言人要敢说话；有话说；会说话。
【关键词】新闻发言人“7·23”温州高铁事故信息公开改革一、新闻发言人7月24日晚，在“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个小时后，铁道部召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首次新闻发布会，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通报了事故情况，并回答了部分记者的提问。
也就是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王勇平的几句话：“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一石激起千层浪。
随后几日，这两句话被迅速改版和流传，在网络上成为红极一时的“高铁体”。
当了8年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是“后非典时代”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其不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还曾到美国进行考察学习。
那么，作为一名资深发言人，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低级失误呢？有人说是口误，有人说是态度问题，但笔者认为，在这背后，还有一丝“无话可说”的尴尬。
所谓“无话可说”，实际包含三层含义：有信息不可以告知；没有信息可以告知；有信息不知如何告知。
在新闻发言人措辞失当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为了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公共事宜，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新闻发言人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除了第一时间公开、公正地履行传递信息的职责外，还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声誉。
因此，“‘发言人’不仅是一个官位，更是塑造公信力的‘营销部门’”①。
其实，在我国，从设立新闻发言人到新闻发言人真正起作用，还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而这条路，笔者认为可以分三步走——敢说话，有话说，会说话。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探索出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符合国际惯例的新闻发言人体制。
《人民日报关注社会心态系列文章》读后感关键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震惊中外的“7.23”甬温动车重大交通事故之后，铁道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王勇平的言行引起了入会中外记者的强烈不满，公众通过看电视转播对他的回答方式也感觉非常油滑，对记者追问事故当时发生的情况解释缺乏足够诚信。
其中，他摇头晃脑喊出的那句“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简直就是昏君惯用的傲慢言辞。
以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故为例，面对悲剧已经发生的事实，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努力把事故处置工作做得更周到一点、更细致一点、更人性一点。
群众有质疑、有不满，要理解，更要端正态度，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这些意见，查找工作不足，把这当做改进工作的动力。
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服务态度。
应当看到，现实中依然存在一些部门没有端正位置、草率对待群众意见的问题，对一些社会反映的问题不喜、不听甚至不允，引起公众的怨声和批评。
这些作风问题在处理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上往往表现为：出了事故和问题，要么拼命捂着，无可奉告；要么左顾右盼，左推右卸；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极力辩解，或者只讲客观；高高在上，做“永远正确”的不倒翁。
这些作风的实质，是认不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说白了是思想上和人民群众脱节，没有平等意识，没有服务观念，没有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没有一个正确的服务态度，工作上就会陷入被动，人民群众就不可能满意。
在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上，简单的“鸵鸟”式处理方法往往把“小事拖大”，甚至“大事拖炸”。
如此作风，与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
赢得民心，赢得理解，并不是件难事。
在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上，百姓要的是一个公道，要的是一个答复，要的是一个态度。
哪怕有一句暖人心的话，群众可能就会理解你、支持你。
端正好态度，是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好阐释。
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进行工作，就一定会赢得主动，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西南交通大学课程论文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浅析：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针对动车追尾事故的危机公关课程名称传播心理学任课教师蒋宁平专业年级 09传播二班学号 20093563姓名张峻豪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浅析：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危机公关【摘要】本文从传播心理学视角，针对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处理“7·23动车追尾事故”的危机公关，分析该事件中传播活动所体现的传播学心理效应和现象，并提出启示和反思。
【关键词】传播心理学；王勇平；“7·23动车追尾事故”；危机公关；心理效应新闻背景：2011年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
7月24日晚，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在回答“为什么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解释，参与救援的人告诉他，为填平泥潭，方便救援，并称“他们是这么说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
在回答记者“为何在宣布没有生命体征、停止救援后，又发现小女孩项炜伊时”，王勇平回答：“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这些回答引发了网友对铁道部的质疑，并成为网络流行语，该句式也被称为“高铁体”。
事后，该新闻发言人的言论，遭到网民和公众的强烈不满，激发了公共舆论的情绪。
一、运用的效应1.标签效应——也称评定效应“越轨者效应”(label effect 只对被贴上标签的个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或影响。
由于越轨者标签中含有偏见的成分，常常严重歪曲一个人的真实形象，并且对于被贴标签者的错误看法还会引起连锁反应。
)2.禁果效应——（forbidden fruit effect）禁果效应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政策过多地剥夺了受传者的选择自由而产生的一种反抗心理及行为。
在信息传播中，如果禁止过多地受传者感兴趣的内容的传播，往往会发生以下情境：你的目的是禁止人们接触这些信息，然而，正是由于你的禁止，结果这些信息就像禁果一样，人人都想吃一口。
当铁老大撞上微博时代外国语学院11级旅游英语二班崔灿学号11251042【事件主角】：铁道部【事件介绍】：7月23日20时34分，在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D3115次动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D301次列车追尾。
此次事故已确认共有六节车厢脱轨，即D301次列车第1至4位，D3115次列车第15、16位。
事故导致39人死亡，192人受伤。
【事故原因】：经初步调查显示，由于温州南站信号灯设备存在缺陷，应该显示绿灯的时候显示红灯，没有给后车提供应有的信号，相关调度人员也没有发出预警，引发追尾事故。
【政府处理措施】：1、搜救工作结束过快，没有完成便开始现场清理，掩埋车头，可能造成乘客物品遗失，甚至可能掩盖了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2、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北京方面即宣布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和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负有监督责任而解职，重新启用曾在2008年胶济铁路事故被免职的总调度长安路生接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3、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7月24日电(记者夏毅)铁道部于24日晚于22点43分在浙江温州召开温甬温线特大事故新闻发布会。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答记者问环节时回应了掩埋车体一事，他表示主要是当时现场抢险情况复杂，“施救人员把车头埋在土里，主要是为了便于抢险。
”官方新闻发布会在温州举行。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出：“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4、在事故原因尚未调查清楚、事故发生仅35小时后即恢复线路运行。
5、成立调查组，调查结果争取在9月中旬公布。
6、赔偿：铁道部在最短的时间里提出对遇难者的赔偿方案, 对于每个遇难者予以50万的赔付，同时还提出“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费”的方案。
7、7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温州察看“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看望受伤人员，对伤亡人员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回答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
西南交通大学课程论文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浅析：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针对动车追尾事故的危机公关课程名称传播心理学任课教师蒋宁平专业年级 09传播二班学号 20093563姓名张峻豪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浅析：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危机公关【摘要】本文从传播心理学视角，针对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处理“7·23动车追尾事故”的危机公关，分析该事件中传播活动所体现的传播学心理效应和现象，并提出启示和反思。
【关键词】传播心理学；王勇平；“7·23动车追尾事故”；危机公关；心理效应新闻背景：2011年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
7月24日晚，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在回答“为什么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解释，参与救援的人告诉他，为填平泥潭，方便救援，并称“他们是这么说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
在回答记者“为何在宣布没有生命体征、停止救援后，又发现小女孩项炜伊时”，王勇平回答：“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这些回答引发了网友对铁道部的质疑，并成为网络流行语，该句式也被称为“高铁体”。
事后，该新闻发言人的言论，遭到网民和公众的强烈不满，激发了公共舆论的情绪。
一、运用的效应1.标签效应——也称评定效应“越轨者效应”(label effect 只对被贴上标签的个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或影响。
由于越轨者标签中含有偏见的成分，常常严重歪曲一个人的真实形象，并且对于被贴标签者的错误看法还会引起连锁反应。
)2.禁果效应——（forbidden fruit effect）禁果效应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政策过多地剥夺了受传者的选择自由而产生的一种反抗心理及行为。
在信息传播中，如果禁止过多地受传者感兴趣的内容的传播，往往会发生以下情境：你的目的是禁止人们接触这些信息，然而，正是由于你的禁止，结果这些信息就像禁果一样，人人都想吃一口。
禁绝的程度与欲尝的劲头成正比。
文化水平越高的受众群，对这禁令的心理反抗越大。
3.刻板效应——亦称“刻板印象”、“社会定型”，指对某人、某一社会群体或某事的一种笼统、概括和固定的看法。
4.组场效应——众人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如同物理学中磁场一样的心理场。
当个体进入这个心理场后，在感人场景的渲染下，人的情感、行为就会被磁化而变得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升华为与场景一致的情感与行为。
这种能磁化人心理的强大、特殊场景称之为大众心理场，它所产生的效应称之为“组场效应”。
5.瀑布效应——信息发出者的心理比较平静，但传出的信息被他人接受后却引起了不平静的反应，从而导致信息接收者态度、行为的变化，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瀑布效应”。
6.模仿效应——指个人在非控制的社会刺激（如他人的行动、观点和情绪等）影响下无意识地、自发地引起类似行动、观点和情绪等得趋向。
模仿效应的产生有时同社会宣传有关，有时出自人们对榜样的无意识仿效，有时受从众行为的影响。
二、效应分析事件1.【标签效应】对于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来说，在处理“7·23动车追尾事故”的危机公关中，其个人充当了国家铁道部门，甚至代表着整个中国政府的形象和态度。
而其在新闻发布会上，由于他的迟到举动、一张近乎僵硬似笑非笑的“笑脸”以及对记者的看似敷衍、油嘴滑舌、不负责任的回答，他个人被贴上了有关部门的“挡箭牌”、“替罪羊”、“玩偶”、“传话筒“等等标签，加上政府长期的信息公布与公众舆论需求的不平衡积累的公信力下降问题，导致公众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待贴上这样标签的人是不会给予信任。
也就说他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大家只是把他作为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进行自我辩解的“小丑”，甚至认为他是在“作秀”。
当记者问及为何掩埋车体和为何在搜救结束后仍能发现女童的问题上，竟然回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对于这样的态度，公众当然不会买账，这样的“妄言”只会进一步激发舆论的激烈情绪。
公众也讲进一步把这位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当做事故的狡辩者，甚至贴上虚伪、傲慢等否定的标签。
作为一个国家部门，一个国家经济血脉行业的代言人，被贴上谎言标签，遭遇信任危机，那么他的信息公布可信度和舆论支持度都将大打折扣。
2.【禁果效应】在此次动车追尾事故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然而直到现在，“7·23动车追尾事故”的调查原因都没有公布。
正如禁果效应的解释一般，人们越想知道的信息，就越好奇。
越是要遮掩、隐藏、保密的信息，人们就越想知道。
官方的调查结果没有正式公布，那么谣言和各种猜疑和怀疑都会持续存在。
似乎在中国社会，有着一个怪圈。
人们更倾向于“小道消息”或坊间的消息，而不愿完全相信政府官方的解释信息，至少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的确，在信息公开的道路上，中国政府做得还不够好，应当说政府信息公布的公信力还没有达到公共舆论需求的欲望值。
当然，这与我国的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国情有关，政府要做到的是维持社会和谐。
对于重大事故的调查结果，我们也需要去相信政府公布的信息，当然也应当持一个怀疑的态度，这样也有助于监督政府改善信息公开。
还要提到的一点，铁道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于媒体的提问，尤其是那些人们急迫想弄清楚和尤其关心的问题，应当给予更多的正面解释。
例如公众对于救援人员掩埋车体、宣布结束救援后仍发现伤员等问题，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辞甚至傲慢、气盛、高高在上的回答，对于信息公布，控制舆论都是有害无益的，甚至会进一步激发公众情绪，遭来更多的炮轰和舆论压力。
3.【刻板效应】在我国，政府的公信力低是一个事实。
对于那些政府部门官员，尤其是代表着政府，作用于媒体和公众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来说，公众的印象普遍不好。
这涉及到长期的发言人制度改善与政府信息公开不同步等问题，也涉及到公众对于政府官员的普遍不满。
现在社会上，尤其是网络媒体上，经常有报道政府官员涉及“腐败”、“贪污”等消极信息。
大众媒体在信息化时代的传播效果甚效，大众经常接触，慢慢地会从媒体以及身边其他意见领袖得出这样的印象或者心理刻板形象：政府官员多腐败。
这样的消极心理评价和印象，会长期地影响着公众看对政府官员的言行作为。
在24日晚召开的针对动车追尾事故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本来是政府官方信息公布的大好平台，由于前些日子频发的动车事故，公众对于铁道部门的印象评价日况愈下。
而对铁道部门的不满、谴责在此次的重大事故中达到井喷点。
无论是记者，还是公众，都无法满足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所公布的信息。
对于贴上“狡辩”、“不负责任”、“油嘴滑腔”等标签的新闻发言人，再加以禁果效应的效用，公众的情绪达到了激烈的程度。
甚至在会前，发言人王勇平问在场记者们是否相信他，然而全场一片沉默，这也表明了记者所代表的公众对于此次事件的态度和情绪。
不满、谴责、怀疑充斥着每一位关注动车追尾事故的公众。
本来预期平缓舆论，安抚公众情绪的新闻发布会，却事与愿违，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不满。
其后，每当官方公布消息，都遭到公众的进一步炮轰，刻板效应愈发严重。
刻板的印象和评价，使得关注事件的公众进一步不信任铁道部门的信息，情绪更加激烈，促使人们将“逃避责任”、“忽视生命”等标签贴给了铁道部门官员。
4.【组场效应】大众心理场是一个更大意义范围的情绪、心理作用的氛围，我们可以将其比作是一种气候或者天气。
就如同下雨的阴霾天气，使得遭受影响的人们心理产生一种相同而共通的不适，这种不适感也会在聚集在一起生活的人们中相互感染，产生共鸣，影响着所有聚集在一起的人们。
此次的新闻发布会，记者们也都处在这样的一个大得大众心理场里。
面对近乎恳求信任的新闻发言人的请求，记者们一片沉默。
面对事故涉及的种种关注的问题，记者们争先提问。
他们带着共同质疑，持着共同而相通的情绪。
这就是组场效应的一个明显的体现。
当然，对于媒体以及媒体人聚集而形成了组场效应，我们其实可以将媒体以及媒体人的这一具体的组场现象，看作是关注此事故的所有公众形成的组场效应的一个分支。
因为，媒体人也是公众的一部分，信源是铁道部和有关部门的消息公布源，忽略媒体人在传道中的传播效用，其实媒体人和公众是同处于一个大众心理场的伙伴。
所以，媒体人的组场效应的效用只是公众组场效应的效用的分支而已。
关注动车追尾事故的公众借大众传播媒体为载体如网络等，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针对动车事故的相同而相通的心理场。
整体的氛围，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态度、情绪、行为一致化。
对事故受害者的同情、关心，对事故调查的决心，对一切涉及事故解释的关注行为等等，都可以说明人们不是以个人作为行为主体，而是与其他聚集在同一心理场的公众共鸣，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共舆论的强大力量和整体性。
如果稍不注意，或者忽视公众的主流舆论，就会遭来炮轰和强大压力。
5.【瀑布效应】对于在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工作8年多的王勇平来说，他万万想不到他的答记者问会红遍网络，被网民们追捧为“高铁体”。
更不会想到因为这些新闻发布会上的答记者问而影响到他个人的人事调动。
前不久，王勇平被停职调动，坊间认为这与其在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的不妥表现有关。
“至于你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这是生命的奇迹”这两句话被网民们疯狂追捧，王勇平也在“7·23动车追尾事故后迅即成为世界“名人”。
这样的效应是他本人以及有关部门始料未及的，所以，作为政府部门发言人，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和严肃的场合，要谨慎自己的言行，稍不注意，就会被公众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6.【模仿效应】自从“高铁体”在网络上流行开来，人们竞相创作着各种五花八门的“高铁体”。
是对王勇平个人的调侃，也是对铁道部门的一种讽刺。
这其中有名人效应也有社会传染、从众效应的体现。
作为曝光于灯光下的新闻发言人，也应当注意自己的“名人效应”，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公众眼皮下。
在公众场合，更容易被公众发现挖掘，甚至被模仿。
更不用说当公众带着激烈情绪时，对于这样的言行更容易蹬鼻子上眼，遭来讽刺和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启示与反思我们该不该对王勇平抡起舆论大棒？“高铁体”与“奇迹说”使得王勇平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在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对于被停职调动职位，他可能会好受一点，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容易崩溃。
的确，“7·23事故”后舆论的激烈情绪，与王面对媒体诘问时的失水准表达有一定关系。
他承担一定责任是应该的。
然而，我们要反思，王勇平的“官僚腔”有着相当广阔的背景。
如果类似信誉危机发生在中国其它政府部门，它们的发言人未必就能有比王勇平更被公众接受的表现。
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需要官方做出比撤换新闻发言人更加艰苦、认真的努力。
问题是，中国舆论的开放进程，比发言人制度的进步还要快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