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先秦至唐代法书原始留影
- 格式:pdf
- 大小:2.06 MB
- 文档页数:1
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官、私藏书研究的新创获聂凌睿;李显志【期刊名称】《山东图书馆学刊》【年(卷),期】2012(000)006【总页数】4页(P104-107)【作者】聂凌睿;李显志【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正文语种】中文多年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德弟先生悉心从事中国藏书家的溯源研究,连续推出了《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版)和《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两书,补续了著名学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仅收录北宋至晚清藏书家事迹的学术缺憾。
著者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政治学系以及该校古籍与文化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他对先秦至五代时期的典籍文化史一直保持着其特有的关注,终于爬梳史料,钩沉索隐,结撰成上述跨越一千五百余年时空的两部新著,代表了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就。
1 《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陈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分别介绍了私家藏书、藏书家以及藏书家的实践活动,并特意将学术界对于先秦至隋唐五代的藏书家研究情况作一梳理,佐证《考略》一书成书的必要性。
这是一篇十分精彩和成功的《序言》,既有相关学术史的内容,又有综述的内容,并说明了本书的价值所在。
全书依据时间先后顺序,系统考述了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400余人的生平事迹,对其藏书及其活动作了详细的考述,并从不同角度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介。
400余人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考证起来工程量浩大,在《序言》中,陈先生明确阐释了他考据这些藏书家的依据:“笔者除利用传世文献,如正史、总集、类书、笔记之外,还利用了此前研究藏书史的学者皆未曾用过的墓志史料、考古新发现涉及藏书的史料和传世文献中未顾及者,有赵超编辑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罗新、叶炜合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正文外加附录,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
先秦文学:先秦文学大致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自西周开始,进入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
纵横家是战国时最活跃的政治力量。
中国古代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 月,均保留在《淮南子》中。
《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 篇。
《楚辞》中较多。
另有保存在一些史书中,如《左传》 、《国 语》、《逸周书》等。
《山海经》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其余散见 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 ,或称“诗三百”, 共 305 篇,全书主要收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作品。
风雅颂。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
豳风全部是西 周作品。
周族史诗的五篇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七月》是《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是风诗中最长的 一篇,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
《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 、《夏书》、《商 书》、《周书》四部分。
《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
《左传》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齐晋鞍之战;秦晋崤之战。
1、2、3、4、 5、6、7、8、9、10、11、12、13、《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
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
14、《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
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表现纵横家思想。
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洁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
15、《论语》语录体,《孟子》对话式论辩文,《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16、郭沫若认为《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先秦诸子百家散文的四大台柱。
1.脉络(1)汉末已基本结束,魏晋尚余尾声(2)先秦至两汉是书体演变的轨迹和内在规律,汉末以后是一文人书法流派的发生流变和发展。
2.先秦书法(1)虽然书法的自觉化至东汉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与汉字的盟生同时产生。
(2)我们知道结绳记事,汉字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3.距今3000---4000年的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而有相当成熟的文字(1)目前学术及公认的是甲骨文和金文(2)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而有相当成熟的文字4.甲骨文发现(1)甲骨文发现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
(2)北京国子监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当时被当地的农民作为“龙鼓”卖给了中药铺,甲骨文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3)产生: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与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甲骨文也是一样,在文化科技上不发达的殷商时期,占卜是决定重大事件的必要手段,比如。
5.甲骨文已具备“六书”(1)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
甲骨文已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2)象形文字在甲骨文中占重要的位置,甲骨文之前文字的发展肯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来文字慢慢成熟会意、指事、假借等造字方式相继诞生为人们的使用提供了方便(3)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文字只是掌握在上层社会和巫史手中,甲骨文纪录的文字虽然及占卜为主,但在近年出土的文字中无论在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有记载(4)经过不断的发掘,墨前甲骨文累计已有15万片,其上的单字约有5000个,成为我们研究上周历史和古代文字的重要资料6.用笔,结字,章法。
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
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
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7.金文简介(1)金文也称“青铜器铭文”、“钟鼎文”。
我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众多。
其中,法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
我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着大量的法书,其中晋唐时期的法书尤为珍贵。
这些法书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本文将就我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晋唐写经和文书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晋唐时期的法书概述1. 晋唐时期的法书特点晋唐时期是我国法书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法书文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和特点的法书艺术。
晋唐时期的法书以行草和草隶为主要书体,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美感。
晋唐时期的法书也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 晋唐时期的法书作品在晋唐时期,有许多著名的法书作品问世。
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同时也是研究晋唐时期社会、文化和文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晋代文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唐代文学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作品都是晋唐时期法书艺术的典范,展现了当时法书的美学价值和精神内涵。
二、我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晋唐写经1. 晋唐写经的特点晋唐时期写经是我国法书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晋唐写经以行草和草隶为主要书体,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美感。
这些写经不仅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水平,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历史资料。
我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晋唐写经,这些写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和书法艺术。
2. 我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晋唐写经我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晋唐写经数目众多,品种丰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作品。
这些写经不仅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水平,同时也是研究晋唐时期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通过研究这些写经,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和书法艺术,进而更好地弘扬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
三、我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晋唐文书1. 晋唐文书的特点晋唐时期的文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新发现的汉唐经济法律资料研究郑显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汉唐时期的古代文书,它包括1900年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遗书,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汉代遗址中发现的简牍,20世纪60~70年代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的吐鲁番文书,197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发现的2万多枚竹简,1981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王杖诏令》,1983年12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竹简,1991年在敦煌悬泉发现的汉代诏书律令,1996年在湖南走马楼仓井出土的三国时期东吴的文书,200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王莽登基诏书残简和律令,另外还有许多迄今尚未公布的出土法律文献。
这些汉简和文书的发现不仅弥补了历史学研究的空白,也为法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教授《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自秦汉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发现以来,学术界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由于这些新出土的资料涉及内容广泛,发现的时间前后相差甚远,加之分散于全国各地,为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
本文依据现已公布的古代简牍文书,拟对汉唐间的经济法律制度略作分析。
新发现的汉代经济法律资料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得到了巨大发展,其中汉简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
自1901年以来,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相继在尼雅、楼兰、敦煌等地发现了一批汉晋时期的木简和文书,王国维、罗振玉著《流沙坠简》,对其中发现的竹简作了详细的考证。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发掘出了一万多枚汉简,劳干撰写了《居延汉简考释》,成为研究居延汉简最重要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发现的汉简越来越多。
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东汉墓中出土了514枚竹简,主要内容甲、乙、丙三种《仪礼》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