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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中国近代翻译家与教育家傅雷（1908-1966）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他以其卓越的翻译才华和对教育事业的深刻思考而为人所知。
傅雷先生在翻译领域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中国教育的深远影响，使他成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本文将介绍傅雷先生的翻译贡献和他对教育事业的影响。
一、傅雷的翻译贡献傅雷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极高的水平和独特的风格。
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西方文学巨匠的作品，傅雷在翻译过程中注重保持原著作品的风格和韵味，同时又注入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独特的语境感知。
他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和推崇。
傅雷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和塑造，他善于掌握外语作品的精髓，并通过自己独特的翻译技巧将其转化为中国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
他的译文既保留了原著文学作品的魅力，又与中国文化和语言相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翻译风格。
傅雷的翻译作品不仅仅是简单的转译，更是在跨文化沟通的过程中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意图和思想内涵，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领悟外国文学作品的精髓。
二、傅雷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傅雷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具有深厚教育思想的教育家。
他在中国教育领域的贡献不容忽视。
傅雷先生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当时的中国教育体制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建议和思考。
傅雷认为教育应该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造力为中心，而不仅仅是机械的灌输知识。
他主张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造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他强调教育应该是个体化和差异化的，要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来开展教学和培养，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傅雷倡导教育应该是全面发展的，注重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品德修养。
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学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塑造学生的人格和价值观。
他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文化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信。
傅雷傅雷(1908.03.30 －1966.09.03)，别名怒庵，上海人，一代翻译巨匠。
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
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
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
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
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傅雷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
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一百余万言的著述也收录于《傅雷文集》。
为表示对他著译的由衷礼赞，近年还出版多种插图珍藏本，如《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和版画插图珍藏本《约翰·克里斯朵夫》。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
“文革”中因受到迫害，不堪忍受污辱，1966年9月3日凌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傅雷先生的翻译观体现在他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理论两个方面。
(一)翻译态度傅雷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翻译大家，缘于他严肃严谨的译风和虚怀若谷的译德。
论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及其译诗实践-精选资料论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及其译诗实践卞之琳(1910-2000)是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文学研究家。
几十年来，他不仅在诗歌园地、中外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方面给人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他突破传统的翻译理论，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在翻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信”“似”“译”的翻译思想及其忠实原则卞之琳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对翻译形成了独到的理论见解。
他那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源自于大量的翻译实践，具有极强的可行性，至今对翻译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他的译论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有对翻译标准的探讨，有对传统译论的评论，有对译事之难的分析，有对翻译现象的研究。
卞之琳的译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信”“似”“译”，他这“三说”的译论观点是建立在对传统译论辨证地吸取、合理地扬弃的基础之上的。
众所周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信、达、雅”，“神似”与“形似”，“直译”与“意译”之争。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
在我国，早在佛经翻译时，“直译”与“意译”之争就已有了开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直译派和以梁实秋、赵景深为代表的意译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把“直译”“意译”之争推向了高潮。
“信、达、雅”说源自严复的译作《天演论》中的“译例言”。
严复在“译例言”中感叹译事有三难，即“信、达、雅”。
这三难说本来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而只是严复翻译实践的体会与总结。
但是，它在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逐渐被人们尊为翻译标准，甚至被尊为最高准则。
当然，有些翻译家没有盲目地把“信、达、雅”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他们对这一标准提出了质疑、反对或者修正的意见：同时，他们还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标准，如“神似”“形似”翻译标准。
“神似”“形似”说是继“信、达、雅”翻译标准之后引起译界争论的另一热点所在，翻译家们就翻译应该注重“神似”还是“形似”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课件14中国翻译史简介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历史。
（注：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译员的称呼）。
原始社会无文献可考，夏商两代，现存史料失之过简。
到了周朝，才留下官方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
汉代以前，主要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翻译活动。
）一、周朝到清朝：从周到清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内，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两次西学翻译。
东汉---清主要是佛经的翻译，在佛经翻译衰落的同时，兴起了科学、文学、哲学翻译。
A．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东汉末年到西晋我国确凿可考的翻译活动最早是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语言是梵文Sanskrit）。
统治阶级利用佛教巩固其统治地位。
佛教宣扬：人生极苦，涅最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
）真正的佛经翻译（大量进行佛经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开始的。
（1）翻译家最早的译家有两人，一是安息（即波斯）人安清，字世高；二是娄迦谶（又称支娄迦谶），们所称的月支派（西域月支人）中的一人。
他的学生支亮和支亮的弟子支谦，都是当时翻译佛经此三人并称“三支”；还有一个大翻译家名叫竺法护（也是月支人）。
（2）翻译家译风介绍安世高的译文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
但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时为了顺从原文结构，不免重复颠倒，对于某些术语的翻译也欠精确。
娄迦谶仍采取直译，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迦谶的翻译多采用音译（辞质多胡音---胡：古代泛指外国或外族）。
支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约，故其出经，颇从文丽。
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支愍（同“悯”）度，《合首楞严记》）。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
”（任继愈）。
支谦属“文丽”一派，由于他过分追求美巧，不免离开原著；改‘胡音’为汉意，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在支谦那里做得是比较彻底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译文加注，也始于支谦。
揭秘：翻译大师傅雷的悲欢人生本文导读：傅雷1927年赴法国留学，读到了罗曼·罗兰的著作《贝多芬》，顿时如受到神光烛照，心灵创伤受到抚慰，全身喷发出一种生命力的激情，感动得嚎啕大哭。
傅雷发愿要将《贝多芬》一书译出，在他看来，“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
”1931年，傅雷开始翻译《贝多芬传》，1932年11月完成。
他满情希望地将译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结果遭到无情的退稿：该书已有有几种中译本;傅雷是个默默无闻的新人。
傅雷十分失望，决心向贝多芬学习，不向命运低头，于是继续翻译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另外两部名人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
傅雷完成了两部人物传记的翻译，怀着对精神导师的无比尊崇，在1934年3月3日在上海致函罗曼?罗兰。
他在信中写道：尊作“名人传”三册，现已译竣，祈允予付梓出版;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已哺育万千青年，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中译已落后手。
个中原因，容弟子追述一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
接着，傅雷对当初读到《贝多芬传》时的振奋动情形进行了追述。
最后，傅雷希望罗曼?罗兰能够回函，并请求能将回函作为序言刊登在他的译著前面。
信函寄出去了，傅雷焦急地期待着大师的回复，世界著名大文豪会给一个中国的无名译者回信吗?7月，上海最炎热的日子，傅雷收到了罗曼?罗兰6月30日的回信。
“足下移译拙著《贝多芬》、《弥盖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 罗曼?罗兰在信中说，大师对于傅雷信中对“不抵抗主义”的表述作了一番指正。
接到罗曼?罗兰回信不久，傅雷有一位朋友要去欧洲，傅雷考虑到在上海向国外寄信不方便，就在8月20日匆匆赶写一函，托请朋友到欧洲后寄出。
傅雷在信中首先郑重地表示，“6月30日赐书奉悉，不胜感激。
”，他接着告诉大师“名人三传”即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傅雷先生及其翻译人生谈及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相信没有人会将傅雷先生（1908—1966）遗忘的。
傅雷先生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价家。
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先生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成成就。
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终其一生，傅雷先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
而且，其学养精深，对美术以及音乐理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所以，其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翻译理论。
首先，傅雷先生认为翻译时选材应该有严格的标准。
他在选择原文时，首先考虑的是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以及读者需要的作品。
傅雷先生的一生与巴尔扎克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将他的后半期翻译都献给了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有着其时代原因的。
当时，国内政局相对不稳定，考虑到政治问题，傅雷选择了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之后也深深喜欢上了巴尔扎克的作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肯定性评价，给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安全保障。
可见，译者在翻译时也应该将政治列入考虑因素。
在可读性较较强的“风俗研究编”中，傅雷先生选择了“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作品”“十余种”。
他为此制定出了严苛的标准以及精密的计划，足以反映出他对文化作品的精神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想让文学作品给以当时的中国人思想冲击，使其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才是正确的。
所以，译者在选材时也应该考虑到作品能否准确地体现时代精神，并且对当时社会是否有积极意义，能否对读者有一定的引导性作用，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
显然，傅雷先生对原文的选材提出了客观中肯的要求，符合翻译实际。
其次，傅雷先生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要忠实原著。
而如何做到忠实原著主要应该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
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读熟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
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
要求将原著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
傅雷先生在译《赛罗·皮罗多盛衰记录》之前，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这一本真是好书。
外国文学名著最佳中译本推荐（收藏了很久了~）来源：张军glory的日志1、强烈推荐草婴译的托尔斯泰。
据读过原文的人认为，读草婴的感觉就像是在读原著。
草婴的中文干净、简练、不拖沓、有韵味。
草婴译的《战争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
另外《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八十年代出的高植译本也很好。
另外还有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了。
2、推荐汝龙的契诃夫，专业到了极点的。
记得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
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得好。
结果没有一人能够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
好像唱《失空斩》，只有马连良才是孔明的味儿。
汝龙几乎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
早在１９５２年他就出版了２５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
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
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
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
汝龙还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也都译得十分出色，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契诃夫的专家。
（转）下面再补充两位，这三位被称为“短篇小说三大家”赵少侯先生翻译的莫泊桑不错，笔者还看过刘鸣九先生翻译的莫泊桑，可能第一次看的就是他的版本，至今难忘！王永年先生翻译的欧亨利，还不错，另外牛振华先生也翻译过，没读过。
3、戴骢的布宁和巴别尔，还有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此外安徽文艺《蒲宁文集》也译的非常不错.4、蓝英年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转）5、金人译的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现在译林社新出版了力冈译的6、金溟若的三岛的《爱的饥渴》。
此为作家出版社早年内部发行版，强于现今的大陆译本。
真的很好。
现在市面上的都是唐月梅的，此版本一般，不过只有这个了.7、李健吾先生译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从诗人译诗诗学角度看《Theroadnottaken》两译本作者：张德玉来源：《校园英语·下旬》2018年第02期【摘要】诗歌有其独特的节奏，韵律与意象，因此，这使得诗歌翻译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翻译。
翻译界对于诗歌翻译的准则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诗人译诗”，即诗歌应当由诗人来翻译最好。
本文拟从诗学角度分析顾子欣和曹明伦The road not taken两译本，通过比较他们在几个主要的诗学元素，包括押韵，节奏和意象上的处理方式，看出他们各自译本的优势和不足，以期对我们今后诗歌翻译有所启发。
【关键词】顾子欣；曹明伦；译本【作者简介】张德玉，武汉工程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受湖北省省属高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鄂教研〔2012〕3号）专项资助。
一、引言英国一位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泰勒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
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卞之琳也提出“以诗译诗”翻译理论，即翻译格律诗应力求用相应的汉语白话格律诗进行翻译。
著名文学家及翻译家傅雷先生也曾说过，“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
因此，在“诗人译诗”这一翻译观的指导下，本文从诗学层面对The road not taken进行分析，同时，对比分析顾子欣和曹明伦两译本在押韵，节奏和意象上各自的特点，以期对我们的诗歌鉴赏以及诗歌翻译有所启发。
二、Robert Frost及The road not takenThe road not taken是由美国著名诗人Robert Lee Frost所写，他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
他一生写作并出版了10部诗集，本诗是其第三部诗集《山的间隔》中的名篇，在中国流传较广的一首。
诗歌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反映了当时作者当时面临抉择时的态度。
本文分析的是名家顾子欣和曹明伦的译本，这两个译本均已入选中国的语文教科书，在国内广为流传。
三、The road not taken原诗和译本分析本文以“诗人译诗”为准则，拟在从诗学的要素入手，从押韵、节奏和意象这三个方面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分析，对比分析看出译文中这些要素的取舍，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收稿日期：2012-04-27作者简介：庞莉芹（1988 ），女，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12年9月第31卷第9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ep.2012Vol．31No．9傅雷、卞之琳的翻译人生庞莉芹（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北碚400715）摘要：傅雷和卞之琳都乃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翻译家，但因不同的人生经历创造了不同的翻译语境，因而二人无论是在翻译目的还是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傅雷希望通过翻译救亡图存，偏重法国文学，以小说为主;卞之琳的翻译则受到自己创作的影响，偏重英国文学，以诗歌为主。
不同的翻译实践使二人形成独特的翻译思想，总结出各具优长的翻译理论，不仅指导二人取得了不凡的翻译成就，也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翻译语境;翻译目的;翻译思想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 （2012）09－0129－04中国翻译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周朝，但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则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于二十世纪达到鼎盛。
在这段时期内，中国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翻译家，傅雷和卞之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从事翻译活动的傅雷和卞之琳，由于迥异的人生经历选择了形式与内容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翻译对象，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思想，我们通过二人的翻译语境、翻译目的、翻译对象和翻译思想四个方面对其整个翻译人生进行比较研究。
一、翻译语境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幼年的私塾学习使其具备扎实的古文功底。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这是一所教会中学，法语乃主课，三年的学习使傅雷打下了坚实的法语基础，但在毕业前夕因反对宗教信仰被开除。
1924年傅雷考入上海大同中学，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示威游行运动，1926年领导大同中学的学生开展了发对学阀的斗争，同年秋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傅雷决定赴法留学。
1928年，傅雷入巴黎大学学习文科。
1930年发表了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
1931年归国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
1933年至1964年间，出版了多部译作，有《夏洛外传》、《托尔斯泰传》、《人生五大问题》、《米开朗琪罗传》、《恋爱与牺牲》、《伏尔泰传》、《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高老头》、《文明》、《幸福之路》、《亚尔培·萨伐龙》、《英国绘画》、《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嘉尔曼》、《夏倍上校》、《老实人》、《天真汉》、《于絮尔·弥罗埃》、《查第格》、《搅水女人》、《艺术哲学》、《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三部曲等。
卞之琳于1910年出生于江苏海门，自小便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在高小时读到冰心的诗集，从而爱上了新诗。
初中时英文课本是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对英国文学开始产生了兴趣。
1927年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读到了莎士比亚原著。
1929年考上北京大学英文系，试译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及英国诗歌。
1931年卞之琳译的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的一首格律短诗发表在了《华北日报副刊》。
193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三秋草》。
毕业后，卞之琳边教书边著译，其译作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后其中一部分收入《西窗集》，“是30年代国内主要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第一本译品选”［1］120，另一部分译作收入《英国诗选附法国诗十二首》。
1935年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译英国作家斯特莱特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又译了《浪子回家集》的一些篇什和阿佐林一些作品。
随后又译了贡思当的《阿道尔夫》和纪德的《赝币制造者》、《窄门》。
1940·921·年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期间译了美籍英国作家衣修伍德的中篇小说《紫罗兰姑娘》。
从1954年起开始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到1985年完成了《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麦克白斯》四大悲剧的译事。
两位翻译家虽年岁相似、生活地域相近，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
傅雷四岁丧父，母亲的教育方式残忍畸形，傅雷整个童年都在精神孤独中度过，导致了后来性格的缺陷。
中学开始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从而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傅雷对国内的学习环境感到极度的失望，“经过反复的权衡思量，他决定漂洋过海，赴法取经，以救国于水火，济民于倒悬。
”［2］5抗日战争爆发后，傅雷闭门译书，将翻译当做抗战的特殊武器，其反暴力的思想却被误解为是“投降”，因而被孤立。
傅雷不理会世人的眼光，埋头书斋，在译著中寻求精神支撑，创造了其翻译的第一个高峰。
1957年傅雷卷入政治斗争当中，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儿子傅聪第二年出走英国，给傅雷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傅雷继续着翻译事业。
1966年又一场政治风暴来临，傅雷选择了结束生命。
与傅雷相比，卞之琳的人生经历则要平顺得多。
天生腼腆的卞之琳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一直名列前茅，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更有幸得到徐志摩对其诗歌的指导，并结识了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何其芳和李广田，中国诗坛上便有了“汉园三杰”。
毕业后卞之琳在教书的同时开始大量翻译文学作品，但此时的他只是将翻译当做一种谋生手段。
同是抗战期间，傅雷闭门译书的时候卞之琳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到军队中去体验生活。
“卞之琳边创作歌颂生活，边翻译传播西方文化。
”［3］347同时代的两位翻译家，由于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创造了截然不同的翻译语境，因而在翻译目的和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二、翻译目的幼年的不幸使傅雷一直处于精神苦闷之中，留法之后又受到夏多布里昂、卢梭等法国浪漫派作家作品的影响，对未来充满了困惑，不知该如何度过短暂的人生。
直到偶然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受到极大的振奋与鼓舞，如获新生。
1934年傅雷完成“巨人三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的翻译后，向罗曼·罗兰寄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在信中解释了自己的翻译目的和动机。
他从“巨人三传”中受益匪浅，将其译成中文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与他有着同样苦恼的青年朋友，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4］365除此之外，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中国人的心理，都让傅雷感到忧虑，“既不能如孔子所示‘顺乎天理’、‘知足常乐’，也难以做到老子所言‘洒脱高蹈’、‘超尘脱俗’，精神已经失去了平衡，不是沉浸于激情中‘懵懵懂懂’，就是深陷于麻痹中‘无所作为’。
”［3］19他希望通过翻译“巨人三传”给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打开一扇窗，让民众得以呼吸英雄的气息。
走上翻译之路傅雷也有自己的无可奈何，在致罗曼·罗兰的另一封信中他表明了自己翻译的心迹：“为国家与环境所挤逼，既无力量亦无勇气实行反抗，唯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
”［4］6卞之琳走上翻译道路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和生活需要。
卞之琳第一次动笔翻译是中学时，选择了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的叙事名诗《古舟子咏》，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文学创作的替代乐趣。
这首译诗并没有发表，但不失为一次成功的翻译实践。
在他只身北上前往北京大学时，手头上就带着一本赵元任译路易士·卡洛尔儿童文学名著《阿俪思漫游奇境记》，可见卞之琳对文学翻译的热爱并不亚于文学创作，他自己也说过，其文学创作与翻译是同步开始的。
大学毕业后，卞之琳打算以文学翻译为职业来维系文学创作生活，就此开始文学翻译生涯。
［5］2－3三、翻译对象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傅雷偏重于法国文学，卞之琳则偏重于英国文学。
如何选择翻译对象，傅雷有一套自己的标准：“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
”［4］159因而在傅雷的早期译作中罗曼·罗兰是其翻译的重点，皆因为《贝多芬传》治愈了傅雷内心的创伤，重新点燃其生活的热情。
1949年之后傅雷开始移转翻译目标，他觉得奥斯汀的作品对国内读者没太大益处，莫泊桑不合时代要求，布尔乔亚有些怪腻，跟司汤达没有缘分，甚至对罗曼·罗兰都有些厌倦了。
傅雷最后与巴尔扎克一见如故，巴尔扎克表面放浪形骸，内·031·里却严谨、执着，而傅雷隐忍含蓄的外表下却充满了激情与狂热，找到知己的狂喜使傅雷将毕生的一半精力投入到巴尔扎克的作品上，傅雷也因此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巴尔扎克翻译家。
可见选择思想相近的作者对译者来说，更能传递原作的风格面貌，彰显作者的艺术个性，使译作更具生机和活力。
卞之琳的翻译体裁和翻译对象都是多种多样，诗歌、诗论、散文、小说、传记、戏剧等无所不包，不同流派、不同时代的作者兼收并蓄。
卞之琳不仅仅是翻译家，更是一位诗人，其创作对其翻译作品的选择起着引导作用。
在卞之琳创作的初始阶段，同大多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年人一样，其诗歌充满了惆怅与凄凉，而这时期选择的译文也具有同样的格调，如1933年翻译的玛拉美的散文《秋天的哀怨》，其中的部分语句总结了这个时期卞之琳创作与译文选择的特点：“我总是珍爱孤独……我爱上了的种种，皆可一言以蔽之曰：衰落。
”［5］13在思想感情上，傅雷选择的是与自己相似的作者，而卞之琳则选择的是与自己的创作互补的作品。
卞之琳自小受到中国古诗词的影响，所作的诗歌大多含蓄、内敛，即使是爱情诗也如李商隐般写得隐晦不明，感情宣泄更是平平淡淡。
但是卞之琳在选择翻译作品时，却钟爱于那些激情澎拜的爱情诗，像约翰·邓恩的《歌》、本琼·孙的《给西丽亚》、安德鲁·玛弗尔的《给羞怯的情人》等等。
在这类译作中，卞之琳将自己在创作中未能抒发和宣泄的感情借原作者之口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出来。
因而，在思想感情上卞之琳的创作与译作取得了某种巧妙的平衡。
不同的翻译对象使傅雷和卞之琳各有所悟，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
四、翻译思想在翻译目的上，傅雷受儒家影响，希望通过翻译救亡图存，但其翻译思想却深受道家影响。
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傅雷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4］272－273“神似”论并非傅雷原创，茅盾于1921年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出，陈西滢在《论翻译》提出的“三似论”也包含了“神似”，林语堂也有“传神达意”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