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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文学创作思想总结简短《史记》是中国古代一部文学史书，是司马迁以史书体例编撰而成。
在《史记》的创作过程中，司马迁体现了诸多独特的文学创作思想。
以下简单总结了《史记》的文学创作思想。
一、辩证的真实主义思想《史记》以真实作为创作立意，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并辩证地看待历史。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复杂多样的，胜败兴衰是历史的常态，人性的善恶也体现在历史中。
他在创作中注重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原，不加美化和淡化，既正确反映历史的发展，又揭示历史规律。
他反对把历史当作虚构故事的背景来写，主张写历史要从真实、客观的角度来叙述。
二、精确的叙述思想《史记》以平衡的叙述思想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注重细节，力求客观、准确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形象。
他通篇语言流畅，用词恰当，对事件的叙述准确细致，使事件和人物显得栩栩如生。
三、文化传承意识司马迁在《史记》中展现了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
他重视历史的教育意义，希望通过《史记》传承历史智慧给后人。
他强调历史积累的重要性，认为历史的教训应该被后世所受用和引导。
因此，他在《史记》中不仅叙述历史事件，还以历史事件为基础，深刻分析历史的规律和道理。
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他试图让后人汲取智慧和教训，指引未来。
四、叙述风格多样《史记》以叙述多样性为特点，包括记事叙事、叙述与评述相结合、直接引用史料等方式。
在整体结构上，司马迁将《史记》分为纪传体和表纪体，使得文本更加丰富多样。
五、人物形象塑造与历史价值的结合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塑造贡献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形象。
他通过丰富的细节描写，使得历史人物栩栩如生。
他注重揭示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思想人格，力求在历史形象塑造中体现他们的人性和人格的辩证关系。
同时，他赋予历史人物较高的道德评价，强调他们对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增强了历史人物形象的历史价值。
综上所述，《史记》的文学创作思想体现了辩证的真实主义思想、精确的叙述思想、文化传承意识、叙述风格多样和人物形象塑造与历史价值的结合等。
名词解释（1）建安风骨：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
建安时期，正处于汉魏易代之际，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代表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察琰。
他们掀起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高潮。
其作品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了作者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
特点是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
于是，后人把这种独特风格称之为“建安风骨”。
（2）汉乐府：两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3）永明体：齐梁时期，一种新体诗的名称。
源于齐武帝永明年间声律学说的发展，周颙总结出“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即“四声”。
同时，沈约提出了八种必须避免的声病。
确立了以“四声”“八病”为核心的声律说。
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面目一新的新诗体就是“永明体”。
其代表作家有谢眺、沈约、王融等。
（4）宫体诗：南朝梁代为宫廷创作所形成的一种诗风。
大都描绘闺情声色，清绮靡丽，伤于轻艳，格调不高。
倡导者是梁简文帝萧纲，徐陵、庾信父子是代表作家，其创作风格流丽轻艳、“辑裁巧密”，被称为“徐庾体”。
徐陵编有《玉台新咏》，只收“艳诗”，可说是宫体诗的合集。
（5）汉赋：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
汉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汉初流行骚体赋，承楚辞余绪，多带“兮”字，抒情性较浓，代表作家是贾谊；汉武帝起盛行散体大赋，篇幅加长，多采用主客问答形式，铺陈夸张，词藻华丽，气势恢宏，“劝百而讽一”，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扬雄等；东汉中叶以后兴起抒情小赋，篇幅短小，针砭时弊，语言整饬，感情浓郁，代表作家是张衡、赵壹等。
第41卷第3期2019年5月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41No.3May2019论《史记》体例编纂的数字思想方坚伟(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640)摘要：《史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籍体例编纂新范式，建立起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为框架的五体结构形式，标志着古代史学典籍体例结构分类逻辑思维的成熟与确立。
《史记》体例编纂以十二、三十、十、八、七十等数字分别对应本圮、世家、表、韦、列传，并以数字“五”统领整个架构，这是商周以来神秘化数字思想在史籍编纂领域的表现。
“五”和五行思想密切相关，同时也代表结构的稳定，“十二”“十”“八”“三十”“七十”等数字思想和汉代的数术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司马迁对于体例的数字选择，是其天人思想在历史典籍编纂中的反映，并非随机行为。
关键词：《史记》；体例；五体结构；数字思想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744(2019)03-0059-09“体制即体例，它是一部典籍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方式和方法，对于历史著作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体例是作者历史观、主导思想，特别是所要包含的历史内容的载体，即作者创作思想和创作内容的表现形式，体例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作者创作的成功与失败”⑴。
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的五体结构及各体篇数的选择则直接反映司马迁的思想和汉人的数字文化观念。
《史记》之后，包括《汉书》在内的史籍体例结构均无出其右。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⑵赵翼之论代表了历代对《史记》创设五体结构的评价，但只对其内容分类而言，并未谈及体例数字思想。
史记故事阅读测试题及答案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这颗亮星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钦仰！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史记》，以及他的正直品格与不屈精神，都成为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典范。
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全部的生命、激情都浇铸在了《史记》之中，在二十五史里，这样的作品，唯此一部。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
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
司马迁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而永久。
两千年来，万千读者与长眠的司马迁“相看两不厌”，交合注入着一股股历史血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
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
《史记》中的文学艺术手法：司马迁的叙事与论述技巧导言《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瑰宝，它是司马迁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纪传体著作。
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记载的广度和深度上创造了新的纪录，而且在叙事和论述技巧上也有着独特的成就。
本文将从叙事的生动性、戏剧性和紧凑性，以及论述的客观性、分析性和煽动性等方面，探讨《史记》中司马迁的文学艺术手法。
叙事技巧生动性的描写《史记》中的叙事极具生动性，司马迁通过精细入微的描写，将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例如，在记载项羽与刘邦相遇的故事时，司马迁生动地描绘了两人的神态、目光和语言，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和角力。
这种生动的描写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也使读者更能够情感上与历史人物产生共鸣。
戏剧性的对话《史记》中的对话形式多样，有台词形式的对话，也有间接引述的对话。
而这些对话通常都具有戏剧性。
司马迁巧妙地运用对话，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展现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点，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
这种戏剧性的对话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也增添了读者的阅读乐趣。
紧凑性的叙事结构《史记》中的叙事结构极为紧凑，司马迁能够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条理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他善于运用悬念和转折，将重大历史事件设置在关键的转折点上，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感和兴趣。
同时，他还能够灵活运用时间顺序和回忆、闪回等手法，将故事的各个部分有机地连接起来，使整个叙事更具连贯性和逻辑性。
论述技巧客观中立的观点《史记》中的论述具有客观中立的特点，司马迁以史实为依据，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轨迹。
他不对历史人物进行主观评价，而是通过事实的揭示，让读者自行判断和评价。
这种客观中立的观点使得《史记》成为了一部公正客观的历史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分析问题的深度司马迁的论述具有深度的分析问题的特点。
他在记载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能够深入挖掘事件的根源和背后的原因，揭示事件的内在逻辑。
第33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7月 Vol. 33 No. 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 2011 ──────────收稿日期：2010-07-27作者简介：张耀元（1980-），女，陕西延川人，硕士，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大学语文。
-37-从《史记》中的上古神话看先秦文化从巫到史的演变张耀元1，张 华2（1.空军工程大学 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1；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摘 要：《史记》一书运用了大量上古神话传说，但这与司马迁重“实录”的精神并不矛盾，这些神话传说体现了先秦文化从巫文化到史官文化的演变轨迹，最终完成了从巫文化的感性精神到史官文化理性精神的重要转变，上古神话传说历史化过程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勾勒出了上古历史的完美画卷，在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十分深刻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史记；上古神话传说；先秦文化；巫文化；史官文化 中图分类号： I 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11)04-0037-03Th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Wu to Shi from the Old Myths of Shi JiZHANG Yao-yuan 1, ZHANG Hua 2(1. School of Scienc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 an 710051,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ofArts, Xi’An 710062, China)Abstract: Shi Ji has plenty of old myths. But it is not contradictory with Si Maqian’s spirit of “chronic of the reign of monarch”. The myths show the historic process of pre-Qin culture from Wu to Shi which finally realizes the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from perceptual spirit to rational spirit. The ancient myths and legends reproduce the process of history. And they draw a perfect picture of ancient history. They have a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Key words: Shi Ji; ancient myths and legends; pre-Qin culture; Wu culture; historiographer culture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型。
江西省靖安中学2020-2021学年高二上学期第二次周考历史试卷时间：90分钟分值：100分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5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孔子对“礼”非常尊重，颜渊死时孔子痛苦，但仍然反对颜渊厚葬；孔子对阳货反感，但是为了礼尚往来，仍然要去拜访。
孟子也守“礼”，但鲁平公没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孟子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凭己意。
造成孔孟这种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A．孔孟二人个性存在差异B．“彼一时，此一时也”C．孟子始终坚守“性本善”D．儒家的尊卑演变为平等2．商鞅变法时期推行家庭分异政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汉代提倡家庭和睦，出现一些父子兄弟同产共居的大家庭。
自两汉以后，更是形成一些累世同居的义门大族，家庭人数达数百人。
这一变化反映出( )A．儒学教化功能增强B．门阀士族力量壮大C．田庄经济得到发展D．小自耕农逐渐衰退3．据记载，早年的刘邦很不喜欢儒生，常把儒士之冠浸入尿中，与儒生谈话时经常破口大骂。
但是汉朝建立以后，他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且常常祭拜孔子。
刘邦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汉承秦制的影响B．官方太学的兴起C．吸取秦亡的教训D．巩固统治的需要A．中华文化最辉煌的时期B．民族大融合的繁荣局面C．西汉大一统王朝的恢弘气象D．统治者的好恶决定文学形式5．王夫之认为，人性的丰富是一个发展着和运动着的过程，是一个长期努力奋进的过程，是一个“日新又新”的过程。
他在自己的住处，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句题壁。
这突出表现了王夫之( )A．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B．对政治变革的热切呼唤C．对人性本善的深刻认同D．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6．《宋元学案》载：“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朱熹的字）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
13、夏完淳诗歌创作特点：1)直抒胸臆。
2)不事雕琢。
3)风格慷慨悲壮。
4)格调高亢雄壮。
5)善于将忧伤国事的情怀于少年英气融为一体。
14、明代重要散曲作家：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
15、明代民歌在形式上包括民间流行的俗曲和民间谣谚两种，其内容以情歌为主。
16、明代民歌的艺术特点：l)善于使用生动的口语。
2)清新活泼。
3)善于使用新鲜的比喻。
4)善于使用新鲜的想象。
二、名词解释1、“‘三杨’和台阁体”：1)明代永乐至天顺年间，文坛上是以宰辅权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天下。
2)台阁体的代表人物均为台阁重臣，他们的创作内容均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上雍容华贵、典雅工丽，所用文体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
由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得这种文风在社会上风摩一时。
2、李东阳和茶陵诗派：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形成一个以李东阳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其诗风仍然属于台阁体的余波，但李东阳不满于台阁体的无病呻吟，主张以杜甫的诗风加以匡正。
他还注重诗歌语言的艺术。
他的诗歌以拟古乐府较为人知，均有社会意义和真情实感。
因此李东阳的诗歌主张和实践，迈出了冲破台阁体束缚的第一步，成为从台阁体向前七子之间的过渡人物。
3、前七子：1)“前七子”是指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桢卿等人的文学群体。
2)他们的文学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目的在于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从而为由“文道合一”向“文”“道”分离这样有利于文学自身发展的文学走向开启门径。
4、后七子：1)“后七子”是指嘉靖、隆庆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
2)从总体上看，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同时也沿着前七子的复古道路走得更远。
5、童心说：李贽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并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
4.1复习笔记一、西汉前期的道家文学观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西汉前期的道家文学观1．最早对屈原和《楚辞》作出评价的是贾谊。
他在《吊屈原赋》中充分肯定了屈原的为人，赞扬了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不与谗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精神，但是他并不赞成屈原的过于执著与“自沉”的选择。
2．淮南王刘安从儒道结合的角度，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评论并给予了极高地位（1）他对屈原作品的评论，突出了“怨刺”的观点，强调《离骚》是通过回顾历史，“以刺世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2）他赞扬了屈原与统治者不合作、寻求超脱现实的朴素纯真的美好理想世界，这也是合乎道家的人生处世态度的。
（3）他对《楚辞》的艺术成就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其特点是运用了寄托深远的比兴手法，说明《离骚》虽然写的是花草鸟兽、神话传说，但都包含有重大的社会现实内容，这就接触到了它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同时也可看出《离骚》对《诗经》艺术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在刘安评价的基础上又作了重要的发挥，更加突出了《离骚》的“怨”的特点。
（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实录精神1．“发愤著书”说（1）他的“发愤著书”说是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
（2）“发愤著书”，在司马迁看来，主要是为了达意通道。
①作者的崇高志向与抱负不能施之于事业，没有在实际上实现，这才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作为寄托。
②作者的志向就是要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提出自己的系统的理论观点，写“成一家言”的著作。
（3）司马迁强调《离骚》“盖自怨生”和“发愤著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符合道家对黑暗现实极其愤激的特点，表现了儒道结合的倾向。
（4）他提倡“怨”和“发愤著书”不受儒家那种不能过分的“中和”思想的局限，表现了极大的批判精神与战斗精神，强调作家在逆境中也应当奋起，而不应消沉，是中国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文学传统的突出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