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动机与效果的考察

对动机与效果的考察在对动机和效果的考察上，墨子主张志功合一，也就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而韩非子主张君主在对待臣子时要志功合一，而对待士人和百姓的考察时则只看效果。

⒈志功合一《墨子•鲁问》篇中说“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

或所为赏与为是也。

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

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墨子•鲁问》）就像钓鱼的人恭敬，并不是为了鱼的恩赐；用虫子诱捕老鼠，并不是为了喜欢老鼠，墨子主张在考察一个人的优劣时一定要考察他们的行为的动机和效果是否一致。

在动机和效果不能一致时，墨子主张要考察言行的动机。

《墨子•耕柱》篇有巫马子与墨子的对话说“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

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

’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墨子认为就像救火，一个人捧水来灭火，一个人拿火救火来使火势更大。

虽然效果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很明显捧水来就火的人，更为可贵。

同样在兼爱天下与不爱天下的问题上，虽然都没有实现应有的功效，但是兼爱天下的人要比不爱天下的人可贵。

也就是说当效果都没有实现时，要以动机作为衡量言行的标准。

在动机一致时，墨子主张要以效果作为考察事物的标准。

《墨子•鲁问》篇指出“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

’子墨子曰：‘籍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进众者，其功多。

’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墨子认为同样是耕地，如果天下人都不知道耕作，教人耕地肯定比不教人耕地而独自耕地功效大；同样是攻打没有道义的国家，击鼓让众人进攻肯定比不击鼓而独自进攻的人功效大；同样，因为天下的平民百姓知道道义的人很少，所以教导天下人行义的人功劳就比独自行义的人功效大。

也就是说，当动机一致时，墨子主张以效果的大小作为考察事物的标准。

⒉分别对待韩非子对待臣子的考察时，主张要志功合一，重视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韩非子•说林上》指出“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乱荆。

其好士则同，其所以为则异。

公孙友自刖而尊百里，竖刁自宫而谄桓公。

其自刑则同，其所以自刑之为则异。

慧子曰：“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

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

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审察也。

”韩非认为同样是喜欢养士，田伯鼎养士而挽救了君主，白公胜养士却在楚国作乱祸害君主；同样是对自己用刑，公孙友自刖而使百里奚获得秦穆公的尊重，竖刁自宫是为了谄媚齐桓公。

就像疯子朝东跑，追赶的人也朝东跑，尽管他们朝东跑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向东跑的原因不同。

韩非主张对于做同样事情的臣子，君主一定要考察他们的动机，看他们动机和效果是否一致。

韩非子在判断臣子以外的人时，主张直接以效果来论断。

韩非子举例说“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

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途，则臧获不疑驽良”（《韩非子•显学》），就像判断剑的优劣，应看劈杀的效果；判断马的优良，应看远驾的效果，在判断人的愚智上也应该效果作为考核的标准，“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韩非子•显学》），判断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不能只他的容貌服饰、只听他的言辞，而应该让其担任官职所取得的效果作为评价的标准。

因此，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篇中不管“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的主观动机如何，只看到“学者”带来“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言谈者”带来“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带剑者”带来“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患御者”带来“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商工之民”带来“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的后果，因而把他们视为无用之人，国之蠹虫，列为君主应该尽快加以铲除的行列。

因此，韩非子只重视能够带来法制之利的法术之士和能够能“实仓廪”的农民和能够为国家社稷而“断头裂腹”、“播骨原野”（《韩非子•诡使》）、立汗马功劳的战士。

也就是说韩非子对动机和效果的考察上是分别对待的，对大臣重臣，韩非子主张一定要考察他们的动机和效果，而对待士人和百姓，不论动机，只看所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功效。

这一点在二者在对民众的认识上也有很好的说明。

(四）对民众的认识《墨子》《韩非子》功利主义思想在对待臣民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对士人、大臣、百姓的认识三个方面的差异。

⒈对士人的认识墨子对“士”群体十分的重视，《墨子》第一篇就是《亲士》，“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

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

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

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认为治国如果不体恤士人，就要亡国，只有士人才能与之商量国之大事，怠慢贤者，轻视士人，能长久的保全自己国家的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墨子接下来，举例晋文公匡正天下、齐桓公称霸诸侯、越王勾践威慑中原，“达名成功于天下”，能忍受奇耻大辱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用人亦是其“败而有以成”的重要原因。

墨子认为君王“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士”可以使君王有计谋而不困顿，身体不疲劳，声名立而功业成，“士”是成就君王功名的左膀右臂，起着“辅相承嗣”的重大作用，是国家辅佐大臣的接班人（《墨子•尚贤上》）。

墨子的“士”即是贤者的意思，在尚贤问题上墨子与韩非子主张一样，他们的分歧在对贤者的认定上。

笔者认为墨子的贤者不仅仅是指法术之士，在墨子那里贤者还包括文士、学者和武士甚至是商贾之士，范围更广。

《墨子•尚贤上》中认为贤良之士都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之人，这些人都是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

君主想得到“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功绩，必须给予这些“贤良之士”荣华富贵。

君主只有“举义不辟贫贱”、“举义不辟疏”、“举义不辟远”，疏远不仁义的人，使不仁不义的人穷贱潦倒，“国之富贵之人”、“亲者”、“近者”、“远者”、“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人”、“四鄙之萌人”才会“皆竞为义”，才能实现“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理想状态。

墨子认识到“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墨子•亲士》），良弓、良马、良才虽难张、难乘、难令，但却能成就功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才观点，主张君主要像江河一样心胸宽博，用难以驾驭的“良弓”和“良马”，才能“为天下器”，成就自身的功业。

对待贤良之士问题上，显然韩非子却要狭隘的多，韩非对“见利不喜”、“临难不恐”的“不令之民”（《韩非•子说疑》）和“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之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因奖赏、称赞不能使他受到鼓励，惩罚、谴责不能使他感到畏惧，赏、誉、罚、毁加到身上他都无动于衷，主张君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铲除。

韩非认为良马之所以为良马就是因为其可以急速飞驰和趋利避害，如果良马“不为人用”，“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就失去了良马的价值，奴婢也不会依托它的足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韩非举例太公望对“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狂矞和华士进行诛杀的故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认为“人臣不以其贤为其主，非可不诛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贤良不用他的贤能为他的君主效劳，就不能不杀掉。

《韩非子》虽与《墨子》一样主张尚贤，但却对“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士人深恶痛绝，视之为国之蠹虫，应该除掉。

韩非子说“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韩非子•八说》）韩非子认为像孔丘、墨翟、曾参、史䲡之类的人，知识广博而又善于辩论，讲究孝道而又少私寡欲，但他们退不能务力农耕，进不能冲锋陷阵，都是些毫无实际用处的人，用他们来治理国家，想求得国之富强是不可能的。

韩非对文学、行修之士极为反感，认为那些人是扰乱国政的人。

韩非认为君主如果“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则“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韩非子•八说》）。

君主贵文学、行修之士，民众就会对遵守法令产生怀疑、懒于生产获利，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韩非认为“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不礼则周主上之法。

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隐居讲学之士，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不务力农耕，国家有难时不披甲作战。

君主礼敬这些人就会使那些致力于耕战的民众懒惰；不礼敬他们，他们又会危害君主的法制。

国家太平时他们尊贵显赫，国家有危难时，他们就像屈公一样畏战1。

如果君主尊崇这些“居学之士”、“岩穴之士”、“学者”，则必然会造成“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的恶果，韩非认为“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

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战士懒于作战，农夫懒于耕作，国家不灭亡是从来都没有的。

韩非认为君主应该重用“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的法术之士。

因为只有法术之士才能“烛重人之阴情”、“矫重人之奸行”，唯有有法术之士才与君主左右的“当涂之人”死磕到底（《韩非子•孤愤》），从而最终维护君主的利益。

对待士人的问题上，尽管二者都尚贤贵士，但很明显《墨子》的士的范围要大，而韩非子的士囿于法术之士的狭小范围；一个主张用开阔的胸怀，以海南百川的姿态来对待士人；一个主张威逼利诱，不服从即除掉的态度来对待士人。

⒉对大臣的认识墨子认为“臣自爱不爱君”，“亏君而自利”（《墨子•兼爱上》），“君自爱也不爱臣，亏臣而自利”（《墨子•兼爱上》），“君臣不惠衷”（《墨子•兼爱中》）是天下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墨子基于“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的1《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因生。

”郑县有一个叫屈公的人，听说敌人来了，害怕至极，吓得昏死过去；恐惧的情绪过后，又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