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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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毁灭的资料]圆明园为什么会毁灭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圆明园被会毁灭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了解。
这个原因我们史学界有很多的说法,估计有十种以上。
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说法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后,他们为了掩盖劫掠圆明园的罪证,要销赃灭迹”,很多教科书里都这样讲。
这个说法,出自一本叫《第二次鸦x片战争》的书,1965年出版的。
如果这是“文革”前或“文革”中的著作,不够客观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2005年,汪荣祖所著《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也讲:“额尔金之所以把整座圆明园夷为平地,是有意要销毁劫掠的证据,因此让许多被盗的财宝不能被清点出来。
”我们讲民族感情、民族立场和历史的科学性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为了民族的立场,不能够不顾历史的科学性,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值得商榷了。
为什么?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翔实的史料根据,我们搞历史的人,不能信口随便说,要有根据。
第二,持这种观点的人,带有很大的想当然的主观臆断的色彩。
一些清宫的影片、小说、故事里面讲,清宫里的太监把皇帝的一些宝物偷出来卖掉。
后来怕败露,就放把火烧了。
这是我们看小说经常看到的一段描写。
但是,英军X火烧圆明园是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公开进行了三天,放火已经无济于事了。
从逻辑上说不通。
第三,英军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其实英国人他们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法。
英军总帅格兰特说:“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额尔金爵士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并且留些报复的痕迹才行。
”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也讲:“彻底焚毁圆明园,不但可以留下不易泯灭、永久保存在人们脑海的痕迹,而且可以证明联军已经旗开得胜,耀武扬威地占领了北京。
”这是他们自己讲的为什么要烧圆明园。
还有一种说法是,英国人烧圆明园是因为清政府在圆明园里面把他们的战俘虐待致死,所以烧圆明园。
按照这个逻辑,战俘是不是在圆明园被虐待致死的,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如果清政府真的在圆明园把战俘虐待致死了,英国人烧圆明园或许还有一点理由。
心得体会:西方学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最新)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后经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几个皇帝,共150余年的营造,以其宏大的规模、精美的设计、集中西造园艺术于一体的深刻文化内涵,成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园林建造史上的奇迹。
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圆明园,实际上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即所谓“圆明三园”的总称。
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称圆明园为“真正的人间天堂”,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是“理想与艺术的典范”,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世界建筑奇迹,是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们创造出的天方夜谭般的仙境。
可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园林建筑奇迹和清朝政治中心,却先后毁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之手。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对圆明园存在着错误解读,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以正视听。
误读一:圆明园是西方人设计和建造的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这种说法始于法国人莫里斯·亚当(MauriceAdam,汉文名字亚乐园)。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莫里斯·亚当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期间他多方收集整理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并且亲自到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调查。
长春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园林,其北部是一组欧式宫苑建筑群,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楼景区,是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设计,中国工匠建造的,但是,莫里斯·亚当却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由莫里斯·亚当生前好友拉米梯耶·非特洛根据他的回忆整理而成)书中,重点描写了西洋楼的建筑史,误将整个圆明园视为“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而且从书名上也能够看出作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
该书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如Lancaster的《圆明园的欧式宫殿》(European Palaces,1948年)、Hope Danbyd的《圆明园及居住其间的皇帝的历史》(伦敦:莱格里尼,1950年)等。
不可估量也就是说,这种损失之巨大,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圆明园被毁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之殇,也是近代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幕。
(一)圆明园被毁圆明园的被毁,即便是外国人也为之愤慨,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对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火烧圆明园的暴行进行强烈地谴责,正如雨果所描绘和抨击的那样:“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
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实际上,不仅是这两个强盗,还有八个强盗尾随其后,很多人有一种认识,圆明园是被八国联军焚烧的,其实这种认识不太准确。
火烧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而八国联军没放火,但他们却把圆明园抢劫一空。
而当时的帝国主义强盗,毁掉圆明园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掩盖令人发指的罪行,据当时的英军指挥官詹姆斯·卜鲁斯(额尔金伯爵)下达的命令来看,面对如此宏伟、精美、瑰丽的园林就此毁灭。
他不但不感到可惜,还得意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
”(二)圆明园价值作为一个皇家御用之园林,圆明园首先代表了当时中国古典建筑的最高水准。
这座始建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最初被赐给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的园林,经过150多年的不断创建和营造,其占地面积3.5平方千米,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其中150余景,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又有“万园之园”的美称。
其次,作为皇家宝库之所在,其内藏有历朝历代的书画古董、钟鼎玉器、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等,可以说凡中国有的奇珍异宝,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类似于皇家博物馆或藏宝库,其价值也是无可估量。
有名士兵留下这样的记录:“两天内,我拿到了价值3000万法郎的丝绸、珠宝、瓷器、铜器和雕塑”,还说“就像是吸食大麻者的幻觉”。
这群强盗抢了48小时,那真是能拿多少拿多少,恨不得自己多长几只贪婪的手,这是侵略者毫无底线的狂欢。
法国雨果对圆明园的毁灭的评价
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的毁灭表示极度的愤慨和悲痛。
他认为圆明园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他在《圆明园》一诗中写道:“坠花乱彩亡,褒义尽风氛。
子孙从此罕,马许哭狼痕。
”表达了他对圆明园毁灭的愤怒和悲伤之情。
雨果热爱艺术和文化,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和珍视极为重视。
他把圆明园的毁灭视为对人类文明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中国人民的深深的伤害。
他的评价中强调了圆明园的独特之处和宝贵的历史意义,与许多中国人的观点相吻合。
雨果对圆明园毁灭的强烈评价,使得许多人对这一事件产生了共鸣。
他的诗歌表达了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珍视,对破坏和暴力行为的抗议,对圆明园的毁灭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和反思。
第16课两次鸦片战争水平1、2限时15分钟分值 30分战报得分____一、正误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共5题,每小题1分,共5分)1.19世纪中期,美国最先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霸权。
( ×)提示:19世纪中期,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生产力飞速发展,最先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霸权。
2.在欧洲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时,清朝政府仍处于农耕文明时代,小农经济占主导。
( √)3.如果没有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就不会发生鸦片战争。
( ×)提示: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禁烟运动只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借口或导火线。
4.通过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实现了合法化。
( ×)提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鸦片以“洋药”名义纳税进口,实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
5.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思想,这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启迪作用。
( ×)提示: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突破了天朝上国的观念,这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启迪作用。
“师夷之长技以自强”是洋务派的思想,题干描述错误。
二、选择题(共7题,每小题2分,共14分)·题组一19世纪中期的世界与中国1.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依据是( )B.中国在政治、军事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解析】选A。
结合所学,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后,英国社会生产力飞速增长,要求有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把目标对准了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故选A。
2.对于清朝初期统治的表述,立足于近代工业文明视角的是( )【解析】选C。
结合所学可知,清朝初期,工业革命的进行推动了西方工业化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仍在千百年不变的农耕文明下缓慢前行,所以立足于近代工业文明视角,清朝初期的统治是落日余晖,故C正确;A错误,康乾盛世是立足于农业文明的评价;B错误,一统时代是立足于国家统一的评价;D错误,满人专权是立足于革命史观的评价。
英法火烧圆明园的历史真象〔〕雨果骂英法政府是抢掠圆明园强盗的详情三糊涂我来说说英法火烧圆明园是怎么回事吧!〔看见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看见大家对这个问题感着兴趣,所以从本糊涂新完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书稿《又挨打了》中摘出以下几个镜头供大家欣赏,为了大家阅读方便,把注解去掉了〕镜头一:英法使者:在体验中国特色的刑罚老巴被逮,英方当时并不怎么担心,格兰特说他相信巴夏礼的才干和能力,说不定还能见到中国钦差跟他吵架呢。
额尔金更是认为,巴夏礼一个人就顶一支军队。
但是法军统帅孟托班认为,发动攻击是救出这些人质的最好办法。
就孟托邦是对的,其他人全错了。
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了。
僧王逮住巴夏礼时,双方是吵架了,但是吵得很不平等。
僧王训了话,说:你们赢了两次,而我们只赢了一次,你们两次进犯大沽炮台,怎么如此贪得无厌?我知道你名字,都是你煽动他们干的,现在,该我教训你了。
僧王教训巴夏礼的方式就是让人摁着巴夏礼的头,在地面上连续磕响头。
你们不是不磕头吗?那我叫你一次磕个够。
巴夏礼说:俺是谈判人员,打着休战白旗从你们防区经过的,且得到过贵方明确承诺,给予通行安全。
你们现在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呢?对于他的质问,僧王报以爽朗的大笑。
大笑之后,给手下示意,手下走过来,摁住巴夏礼的头,又是一顿猛磕。
磕过之后,僧王要求巴夏礼立即阻止联军的前进。
巴夏礼说:这我作不了主。
僧王觉得很奇怪,我看事事都是你作主,你咋就作不了主呢?说瞎话。
巴夏礼说:全是真话。
你打死我,我也阻挡不了联军的步伐。
这就是鸡与鸭的对话。
正对话中,前方炮声响了,僧王命人把一干俘虏装到车上,送往去了。
中国的车子没弹簧,所以一干俘虏很不舒服。
据美国学者认定,这是美国公使华若翰先生上京换约的恶梦重演。
这就是美国学者的不对了,睁着眼睛说瞎话。
美国使者虽然坐了同样的车,但是手上根本没捆皮绳。
不象巴夏礼等人,手上被勒了皮绳,这样子坐车上,被车颠得东倒西歪没法用手扶一下,他们哪里受过这罪啊。
法国学者:圆明园历史可以被宽恕但不能遗忘汪荣祖(右)、布立赛(中)及翻译、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许振洲在对话现场。
董刚摄10月18日下午,法国人伯纳·布立赛在雨中的圆明园摔了一跤,然后有些狼狈地爬起来。
此地离大水法不远,他想起,150年前,烧毁了圆明园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曾饱受同样的泥泞之苦。
150年后的这一天,正值圆明园被毁纪念日。
身材矮小的布立赛特意前来参加一场与此相关的对话。
他象征的不再是西方入侵者,而是一位力图反思这段历史的学者。
作为法国记者、历史学家,在翻阅了大量未被公开出版过的回忆录等资料后,他用法语写成《1860:圆明园大劫难》,意图提醒法国人这段历史。
该书在法国热销,并被称为第一部从法国学者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圆明园事件的著作。
对话的另一方,是70岁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的作者汪荣祖。
该书曾被美国研究图书馆的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
对话在圆明园西洋楼“谐奇趣”遗址冒雨进行。
这是圆明园所剩的为数不多的遗迹之一。
旁边,大火没有烧掉的石头散落着,两个头发花白的脑袋凑在雨伞底下,不时将话题扯回1860年那段岁月。
倾听者有记者、学者,以及其他身份的普通人,他们多半被雨淋湿。
距离那个充满仇恨的年份已经很久了,布立赛试图反思自己的同胞在这个东方园林所犯下的罪恶,而主持人和听众则用握手和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在台下听讲的人当中,有一名不请自来的年轻导游。
她的工作之一,是向游客介绍圆明园的历史。
但在读过很多书以后,她觉得困惑,除了几乎完全不变的几段叙述,她并不知道如何向游客介绍更多的事情。
“这样的活动应该多一点,”这个被雨浇湿的女孩说。
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任教的汪荣祖在对话结束后表示,自己在国外时接触的西方学者,往往只把圆明园作为1860年战争的一个小插曲。
但作为中国人,他深知这个被烧毁的园林在中国的象征意义。
雨果对圆明园的评价一、引言圆明园是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它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宏伟的宫殿和园林建筑之一,但在19世纪末,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
而在这场悲剧中,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巨匠雨果也留下了他对圆明园的评价。
二、雨果对圆明园的评价1. 圆明园的美丽雨果在《欧洲游记》中写道:“我到过许多美丽的地方,但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
”他称赞圆明园有着“奇妙而神秘”的氛围,每一个角落都散发出令人陶醉的芳香。
2. 圆明园的历史价值雨果认为圆明园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遗产。
他写道:“这个地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它见证了中国帝王和百姓们几千年来辛劳、智慧和创造力。
”他认为保护圆明园是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责任。
3. 圆明园的悲剧雨果对圆明园的评价不仅仅停留在它的美丽和历史价值上,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圆明园被焚毁后带来的悲痛。
他写道:“当我看着这个曾经美丽而辉煌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废墟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悲哀和愤怒。
”4. 圆明园的重建雨果认为重建圆明园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呼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保护和重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三、结论雨果对圆明园的评价充满了感性和理性。
他从美学、历史和人道主义等多个角度去评价圆明园,并呼吁全世界共同保护和重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作为一位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巨匠,他深刻地感知到了圆明园被焚毁后带来的悲痛,也表达了对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的深切关注。
他的评价不仅是对圆明园本身的评价,更是对人类文明史上的反思和警醒。
西方学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
作者:赵连稳
来源:《前线》2019年第02期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后经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几个皇帝,共150余年的营造,以其宏大的规模、精美的设计、集中西造园艺术于一体的深刻文化内涵,成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园林建造史上的奇迹。
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圆明园,实际上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即所谓“圆明三园”的总称。
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称圆明园为“真正的人间天堂”,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是“理想与艺术的典范”,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世界建筑奇迹,是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们创造出的天方夜谭般的仙境。
可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园林建筑奇迹和清朝政治中心,却先后毁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之手。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对圆明园存在着错误解读,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以正视听。
误读一:圆明园是西方人设计和建造的
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这种说法始于法国人莫里斯·亚当(MauriceAdam,汉文名字亚乐园)。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莫里斯·亚当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期间他多方收集整理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并且亲自到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调查。
长春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园林,其北部是一组欧式宫苑建筑群,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楼景区,是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设计,中国工匠建造的,但是,莫里斯·亚当却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由莫里斯·亚当生前好友拉米梯耶·非特洛根据他的回忆整理而成)书中,重点描写了西洋楼的建筑史,误将整个圆明园视为“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而且从书名上也能够看出作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
该书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如Lancaster的《圆明园的欧式宫殿》(European Palaces,1948年)、Hope Danbyd 的《圆明园及居住其间的皇帝的历史》(伦敦:莱格里尼,1950年)等。
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给美国大学生写的《寻找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这本教科书中居然也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
”
上述可见,西方的一些学者把圆明园和西洋楼混为一谈了,其实,在圆明园诸多建筑群中,只有西洋楼景区是由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但其建造却是由中国工匠而非耶稣会传教士完成的。
当然,也有的西方学者对此有正确的认知。
1908年—1925年期间居住在北京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就写道,乾隆皇帝“听说凡尔赛的宫殿和花园之后,他希望根据西方的模型修建一座更加漂亮的园子,由于他认为自己无法独自起草图纸和修建计划,除了他的大臣外,他还请了天主教教士来帮助他实现计划。
在蒋友仁教士的监理下,根据郎世宁的图纸,各种欧式建筑风格的凉亭诞生了”。
这里,约翰·拉贝说的“欧式建筑风格的凉亭”就是由西方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景区的建筑。
事实上,除了西洋楼景区之外,圆明园的其他建筑群主要是由中国的“样式雷家族”设计、中国工匠建造的。
“样式雷家族”是对清代世袭的宫廷建筑师雷氏家族的荣誉称呼。
在200多年间,主持清朝皇家建筑设计,如紫禁城、皇陵、圆明园、颐和园等都是雷氏负责的。
当下,认为圆明园全部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这种看法在中国人当中几乎无人认同。
误读二: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
畅春园是康熙夏宫,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这种说法也始于西方人。
欧洲人称圆明园是中国的凡尔赛宫殿,圆明园的英文名就是the old summer palace(夏宫)。
法国海军上尉帕律在《1860年远征中国记实录》中把圆明园称作“夏宫”,他写道:“看见夏宫后,联军中的所有人,虽然学历、年龄与思想各不相同,所得出的印象却是一样的:再也找不到可与之媲美的花园了。
人们都震惊了,都说法国所有的皇家城堡也抵不上一个圆明园。
”法国人保罗·伯希和1921年于《通报》发表文章,在论及圆明园时,也说:“人们知道,昔日的避暑行宫圆明园,已于1860年为欧洲人所焚烧。
” 约翰·拉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称圆明园为“老夏宫”、颐和园为“新夏宫”,书中写道:“圆明园是康熙皇帝在1709年作为夏季行宫所修建的。
”(1709年是康熙四十八年,实际上,圆明园作为皇四子胤禛的赐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修建的,也并非是康熙皇帝的夏季行宫)约翰·拉贝在北京拍摄的照片中,也把圆明园称为“老夏宫”。
1934年,清华大学的美籍教师卡罗尔·马伦出版了《清朝之北京夏宫史》,把圆明园称为“夏宫”。
上述说法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80年代,史景迁还称圆明园是“雄伟欧式夏宫”,甚至今天的一些国人还有这种认识,常常听到或看到“清朝的皇室到夏天的时候就会来圆明园避暑”“清帝每到盛夏就來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之类的话语。
其实,自雍正皇帝开始到咸丰皇帝,清朝的皇帝往往在每年的春天,甚至正月十五前后就从紫禁城移住到圆明园,直到腊月时才返回紫禁城。
圆明园建有供皇帝处理朝政的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雍正帝、道光帝、咸丰帝于春夏秋冬四季很长时间在圆明园居住理政,乾隆帝和嘉庆帝除夏天到避暑山庄之外,其余时光也大都在圆明园居住,所以修建圆明园,根本原因并不是作为避暑的夏宫来使用的。
圆明园虽然兼具避暑的功能,但不能就依此把圆明园称为夏宫。
可见,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并不恰当。
康熙帝为了避暑,也为了笼络蒙古上层人士,先后在塞外建立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
康熙帝、乾隆帝和嘉庆帝夏季往往去塞外的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在那里一边避暑一边理政。
根据记载,康熙和乾隆帝大致上农历四、五月去塞外,九、十月间回北京。
嘉庆帝也常去避暑山庄(最后竟然驾崩于此),每年约一个月左右。
如果说清帝有夏宫的话,那就是热河的避暑山庄。
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帝和道光帝以后的皇帝,除去咸丰帝,均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避暑。
1860年9月22日,咸丰皇帝从圆明园仓皇逃亡到避暑山庄,不过他不是来避暑的,而是来避难的,是被英法联军逼迫前来的,并在第二年的8月22日,病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寝宫。
误读三:西洋楼景区就是圆明园
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组成部分,其面积仅占圆明园的百分之二,并不能等同于圆明园。
但在很多西方人眼里,西洋楼景区就是圆明园,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皮拉索里特·梭史提梵斯在1988年出版的有关圆明园历史研究的论著中,仍然把“西洋楼景区”误作圆明园。
甚至在一些中国人的印象中,圆明园就等于西洋楼景区,他们到圆明园就直奔西洋楼景区游览,然后心满意足地返回。
那么,西洋楼景区是怎么演变成“等同”圆明园的呢?
西洋楼景观建筑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国王遣使来京。
为了向西洋人夸耀天朝大国的无所不有,乾隆帝决定让在宫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建造西洋楼景观,工程设计和实施工作主要由意大利人、传教士郎世宁负责,后来,又让法国神甫蒋友仁作为助手,协助郎世宁工作。
相继参与该项工程的还有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艾启蒙,神甫杨自新,建筑师利博明,以及中国的样式雷家族。
当然西洋楼建造方案,最后都要由乾隆皇帝定夺的。
这些传教士把圆明园建筑和他们设计西洋楼的过程与完工后的西洋楼形象,通过书信和铜版画图像的形式介绍传播到西方,于是,逐渐地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演变成为:圆明园是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就是圆明园的全部。
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烧劫掠以后,与为数众多的中式建筑几乎焚烧殆尽不同,西洋楼景区的建筑因其主体为石材结构而幸免于难,成为整个圆明园建筑遗迹残存较多的景区,吸引着中外游人的目光。
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期,在圆明园遗址能够看到的只有西洋楼景区的部分残垣断壁,一些西方学人如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莫里斯·亚当、美国人甘博等,到西洋楼所在区域游览,并且拍摄了不少照片,流传于世。
随着西洋楼景观形象的广泛传播,西洋楼景区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圆明园形象,人们把西洋楼景区作为圆明园主要的景點。
正是由于他们的照片和描写让西方人产生了错觉,以为西洋楼景区等同于圆明园,圆明园里只有西洋楼景区。
时至今日,“百度百科”还把“西洋楼遗址”解释为:西洋楼遗址位于北京圆明园内,是圆明园的标志。
其实,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圆明园的主体建筑,更不能说是圆明园的标志建筑。
(作者:赵连稳,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