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之女性文学
- 格式:ppt
- 大小:2.02 MB
- 文档页数:24
试论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一)论文摘要: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文本形态、叙事逻辑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存体验,表现出对自我、对环境的理想化的自恋。
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观,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女性书写已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蔽中解脱出来而浮出当代文化历史地表。
论文关键词: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个人化写作;生存体验;自恋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写作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其在发展中也确立了新的主题,那就是对自我存在的感知和对个体重要性的挖掘。
女性作家更多关注的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以女性的视角表达内心的感受,以女性的敏感去发掘和表现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存体验,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色彩。
她们回避宏大叙事,遁入内心世界,转向个人生活的琐碎叙事和内心情绪的宣泄释放,以女性绵密细致的情感抒写自我的生存状态,以赤裸的情感向读者传递强烈的感性冲击力。
在社会文化转型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女性作家开始用一种与传统叙事视角相区别的眼光重新审视所生存的这个世界,采取极端的文学形式对传统、现实、父权秩序进行颠覆,她们从性别角度出发,以纯粹的女性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她们宣称要用体现女人差别的创作方法来写作,通过女性经验的开掘来解构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
基于这种女性意识的整体自觉,出现了对被遮蔽的女性经验的自我解读和对身体、性的大胆表述,企图破解男性神话、颠覆男性中心社会建构的政治、历史、道德等方面的私人化的女性写作。
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对男性话语、主流叙事进行批判、颠覆与解构,遵循了“恋父一惧父一弑父”这一叙事程序。
徐小斌的《羽蛇》中为羽梦打开生命之门的是她的父亲:“父亲的手在烫着我的头皮,撞击着我埋在最深处的渴望,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深渊,一个永远填不满的伤口,那是永远也碰不得的伤啊”;而陈染、林白笔下的女性始终对“父亲”存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对“父亲”的排斥与依恋,惧父与恋父情结交织在一起,表现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对女性的经验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遮蔽,无论是《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林多米,还是《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家庭的破裂、父亲的缺席使一个女孩未能顺利地完成人生的成长。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在文坛上已牢固地确立了自身的存在并在短期内达到繁荣。
在绚烂之极后,女性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渐归于平淡。
繁荣后为什么会有些停滞不前?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对男权文化的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如何更好地确立发展方向都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90年代女性文学女性意识思考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10)01-0091-03纵观上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如池莉、方方、毕淑敏、张欣、迟子建等中青年女作家,在文坛上登台亮相频繁出击,她们以出众的才华、独特的艺术感觉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对社会多方面进行表现,尤其是对女性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以及各式各样的心理历程进行了大胆的审视和思考,并在各自的作品中试图设计出有异于传统的结局,从而掀起了一股面目全新的女性文学浪潮,为90年代文坛平添一道秀丽风景。
客观地说,90年代女性文学得到了惊人发展,作品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之最,随之而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对这一阶段的文学事实的分类、描述和阐释也各不相同。
但是尽管90年代女性文学成就骄人,但在形态上呈现出的是不成熟性、未完成性和全方位的开放性,生机勃勃而又矛盾、疑义丛生,需要不断修正、调整自己前进的步伐。
本文试图通过对90年代部分女作家女性题材小说和女性文学批评倾向的分析,来思考与探讨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几个话题。
一、女性意识的分析“但愿人人都能冷静下来,认真地从女性文学中读出她们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生命体验,她们对于爱与善与美的呼唤的焦灼。
惟其如此,才能让男性与女性同时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那粗砺、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还有女性那纤柔、细腻、充满弹性与充满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
”(徐坤《因为沉默太久》)这种鲜明、自觉的女性意识,在突破了以男权中心文化传统为核心的历史岩层后,浮出历史地表。
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境遇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聚焦在女性的生存与女性声音的表达上,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这种特征的形成有赖于它的生长境遇。
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个体意识和大众文化为女性叙事文学的生长提供了话语空间;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催生了它的成长;中国女性自身所经历的启蒙历程和女性意识的自觉是其成长的内动力。
关键词:社会转型;女权主义;启蒙运动;女性意识文学存在的样态与其依托的社会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文学作为某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只能发生在某一社会的环境中。
”[1](P11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个体、性别等观念带给中国人的已由震惊转为内化、践行。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女性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性别的存在,知识女性也自觉觉醒于自身的女性意识。
另一方面社会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翻译、引进与融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学的姹紫嫣红,中国的文坛创作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社会文化转型与西方文学理论、思想尤其是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外部环境。
而其自身从“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所历经的启蒙,女性意识的自觉和已有的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内部环境。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叙事文学以鲜明的女性姿态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90年代女性叙述声音,涌现出了一系列基于社会历史语境发展起来的女性作品。
一、社会转型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自身也正经历着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领域,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市场化、科技创新的不断加速,物质供应的极大丰富给经历过物质精神两匮乏的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精神刺激,个体存在的精神意识鲜明萌动出来。
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金晶林春颖韩国的女性文学深受父权家长制的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韩国现代小说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韩国女性文学大多表现女性对父权家长制的从属,这种从属在作品中通过诸多方面得以体现,如女性是男性的性欲工具、女性必须寄生于男性、女性被社会疏离和法律地位严重低下等。
这时期的女性文学虽指出社会上存在女性遭遇不公正对待的问题,但因为作家的创作没有脱离传统的女性观,因此没能为女性指出正确的活动方向,作品的结局大都与现实妥协。
当然,个别小说也主张应该改变不利的社会条件,但这只是特例,没能发展成普遍的社会观念。
20世纪20年代宣传自由恋爱的小说和写实主义小说风靡一时。
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有20年代的金明顺、金一叶、罗惠锡,30年代的朴花城、白信爱、姜敬爱、崔贞熙、金末峰,50年代的康信哉和朴景利,六七十年代的吴贞姬朴婉绪,以及80年代的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等。
这时期产生了一批留学东京的新女性,她们崇尚自由恋爱,挑战父权家长制社会的妻妾制度,提倡女性解放。
因此可以说,传播开化思想是20年代女性文学的主流。
进入30年代,女性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女性文学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占据了自已的一席之地、要正确理解30年代的女性文学必须联系两个方面,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惨淡的社会现实与反抗意识,另一个是女性意识在社会上的普遍推广。
这时期的女性文学在内容上深刻地揭露了这个特殊时代严重的绝对贫困问题。
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后,论文范文美国文化在韩国登陆,与此同时,西欧思潮和现代性也深刻影响了韩国社会。
这时期的小说与以往不同,倡导女性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的独立,这无疑加速了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六七十年代,吴贞姬的小说表现出非小说特征,旧的小说形式与富于现代性特征的内容有机结合,这成为小说的新鲜看点。
80年代的女性文学重视刻画庸常生活中的女性心理,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描绘了繁复生活中女性心理上的倦怠和孤独。
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后现代特征一、女性写作与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拉康将语言和整个象征序列追溯到对依赖母亲的基本压制,根据这种分析,语言本身总是男性的。
按照拉康的这种说法,语言总是以父亲的名义(In-the-Name-of-the-Father)讲话。
西方“女性写作”的思想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露西·依利格瑞还有埃莱娜·西克苏三人有关,她们跨越各种文艺类型——从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到文学和社会批评再到诗歌、戏剧和小说,在大量书籍甚至更多的文章中,探索了“女性写作”的可能性。
所谓女性写作,大家普遍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界定“以女性视角来表现女性世界的女性作家的作品”。
这包含三层涵义:1、创作主体为女性作家。
2、主体采用女性视角来挖掘生活或者内心世界。
3、创作客体必须展现或主要展现女性世界,并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感悟。
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充分吸收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种种特点,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将各种矛盾冲突交接融合,致力于展现新时期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路历程,以一种冷静的叙述者或者旁观者的视角,关注社会以及女性的命运和未来。
总体说来,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主要分为这样三种类型:第一,社会复合型,以张抗抗、铁凝、王安忆为主要代表。
《情爱画廊》、《长恨歌》、《大浴女》在强化女性性别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在小说中综合了诸多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这使得她们的作品有了较为厚实的历史内涵和人性内涵,在打动读者的同时也呈现出某个时代特有的特征和气质。
第二,私人密语型,以陈染、林白为主要代表。
从小说叙述的内容来看,私人化写作所要表达的是作家个人的私人经验、意识和某种特殊的行为活动。
从写作方式来看,私人化写作大多采用传记式的叙述方式,“意识流”式的娓娓道来,不是长篇长篇的宏大叙事,不时穿插琐碎的细节和情感,依据思维的跳跃式流动,用零散的状态和情节指向终点,这个终点往往是精神的解放、心路历程的开阔和理想的实现等等。
论析我国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坛上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和作品。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在多个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贡献和价值,本文将就其主要特点和贡献进行论析。
一、主题突出,关注女性命运90年代,社会对女性地位和权利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也反映在了女性文学创作中。
女性作家们把目光放在了女性身上,关注女性的命运。
她们用自己的笔,阐述着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内心和女性的生存状态。
女性文学作品中,常常都充满了对女性的关怀、关注和呼吁。
比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女主角柳薇为了有源源不断的钱,竟然选择了投身妓业。
而张抗抗的《一朝春尽》所描写的则是孤女芹子在封建家庭中的苦难,她们描写的是女性现实世界中的痛苦和无奈。
二、形式策略多样,多用、多元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形式策略非常多样,很多作家们也在作品中尝试多种写作方式和手法,以达到更好的娱乐效果。
比如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他在这部作品中采取了“通俗而不俗”的写作风格,用生动活泼、富有新意的故事玩味颇深,使读者对其中大多数女性都拥有多个姘妇的震惊和感叹兼具。
而韩素音的《玩手机》则采用了叙事诗的形式,在其融合了诗、散文和传说的叙事风格中,令人耳目一新。
三、关注社会现实,受之影响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家都夹杂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
其中部分作品聚焦于中国当下社会的变革和审视,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写和分析,让读者更深切地了解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的生活。
比如席绢的小说《候鸟离奇谋杀案》,她通过对瑞安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县城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9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农村城市的生活态度和变革,并用新的表达方式对人物、情节和风格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和展开。
此外,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巫绣友的《十三妹》则是以历史为背景,反映了中国传统女性命运和人格解析。
在尊重和理解传统的基础上,两位女性作家为读者呈现了两幅不同的历史画卷。
试论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论文摘要: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文本形态、叙事逻辑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存体验,表现出对自我、对环境的理想化的自恋。
1990年代女性作家在文本创作中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对自我的理想化和自恋倾向。
这里的自恋,不是心理学或病理概念的重复,而是精神上的自我欣赏、自我肯定,从而在一定层面上把自己理想化并追求这个被自己理想化了的自我镜影。
透过理想化的自我镜像,这些女性作家不仅通过躯体触摸获得了某种自我肯定,而且在精神上和心理层面上也建立了充分的信心。
陈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充满智慧、灵气、敏感的年轻知识女性,它们虽外表脆弱,但内心却孤傲卓绝,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如《与往事干杯》里的中年男子对少女蒙蒙的爱怜和近乎膜拜的”爱情”,《私人生活》里的老师以荒诞的方式来表达对纯真敏感独特的倪拗拗压抑的爱慕。
这些女性生活在男性爱的围护里,处于被敬仰、被崇拜的地位。
陈染对此直言不讳:“孤独若不是由于内向,便往往是由于单纯。
太美丽的人感情容易孤独,太优秀的人心灵容易孤独,因为她们都难以找到合适的伙伴。
”(《私人生活》)可见,无法找到合适伙伴而引起的自恋,是因为“单纯与美丽”,是由于“孤独”。
所以,在陈染、林白的文本中,自恋是心理空间和生存空间幽闭的产物。
在陈染、林白的小说中,我们经常看见“房间”这两个字。
这里的“房间”是女性特有的“活动居所”,也是男人无法进入的“禁地”。
它成了一个特定的称谓,意味着区别于男性主流世界的边缘与“个人”之地,它以其幽闭性与隐秘性构成了女性世界隐喻与隐语的空间,成为女性自立与自闭的同在,给女性带来安全感与归属感。
《私人生活》中,倪拗拗说:“我一直渴望单独住宅,这是一个人可以进行内心生活的前提。
”外部世界带来的挫折与伤痛最终使她们日益退缩于自己独处的幽室,甚至是那个小小的浴缸。
在这样一个更小更封闭的空间里,倪拗拗才能得到水样的温暖,浴缸成为一种女性话语的孤独的表达方式。
《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之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女性主义”是当前研究界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但作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议和巨大影响的理论范畴,第一次出现在1984——1988年间,另一个出现在1995——1998年间。
两次争议的共同之处在于人们都希望对“女性文学”的内涵有一个确切的表述。
在90年代以后,批评界开始自觉地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参照,重新规范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
那么,“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女性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化运动,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批评在欧美则是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副产品。
随着女权主义批评的出现,以及声势逐渐浩大。
20世纪早期的那些妇女写作,都被“重新发现”,它们被称为女性主义写作。
尽管8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关于性别身份的观念知道90年代上半期才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被重视,理论与创作的互动则一直若即若离,只是在某些作家那里形成比较鲜明的呼应。
但女性写作的历史却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中就存在清晰的脉络。
就新时期的女性写作而言,也可以看到女性作家一直处在时代的前列,以她们特殊的敏感表达了这个时期最迫切的历史愿望。
在当代思想和情感解放的历程中,女性也以其敏感提供了崭新的意义。
新时期的历史叙事以人性论为美学出发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出极左路线的历史阴影,急切抚平精神创伤,肯定人的存在价值。
对人的肯定推演出一系列命题:人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主体论、自我实现等等。
女性作家、诗人则在这一历史实践展开过程中与男性作家并行不悖,而且是有惊人之举。
像舒婷、张辛欣、残雪、林子、伊蕾、铁凝等等都是很杰出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但我最喜欢的是王安忆,我认为她是90年代在女性主义文学最为突出的一位作家。
王安忆出生于1954年,江苏南京人。
她在诸多的女作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
进入90年代,她的事业显得更为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