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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影中的叙事手法变革现代电影的叙事手法经历了显著的变革，从最初的线性叙事到现在的多元化叙事模式，这一变化与技术的发展、观众审美的提高以及文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本文将对现代电影中的叙事手法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其变革的原因、表现形式以及对电影艺术的影响。
一、线性叙事到非线性叙事的转变传统电影常采用线性叙事，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发展，观众可以清晰地跟随情节的发展。
而现代电影中出现了大量非线性叙事手法，通过时间的碎片化和倒叙等方式引导观众思考。
例如，在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盗梦空间》中，影片通过多个层次的梦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得叙述变得复杂而富有深度。
这种非线性叙事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思考和解析，加深了他们与影片之间的互动感。
另外，《邻居夫人》中，通过倒叙和闪回手法展开故事，成功制造悬疑感和紧张氛围。
非线性叙事不仅为故事增添了层次感，也使得情节的发展充满了不可预知性，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体验。
二、角色多样化与多视角叙事现代电影在角色塑造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许多作品中，单一视角的叙述方式逐渐被多视角融合所取代，观众可以通过不同角色的眼光去理解故事，从而更全面地感受情节发展。
影片《云图》便是一个经典例子。
电影通过六个相互交织又彼此独立的故事，展现了人类命运的交织。
每个角色都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他们各自的故事贯穿始终，形成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
这种多视角的叙事方式，让观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
此外，在《大卫·戈尔的一生》中，通过不同角色对主角命运的不同解读，使得影片更具复杂性。
这种从多个维度入手讲述故事的方法，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也增强了事件背景对于剧情发展的影响力。
三、时间与空间的重构现代电影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构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
技术的发展为导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使他们能够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从而重塑时间和空间感。
“元”这一前缀术语（如元话语、元小说、元政治，等等）在西方的盛行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由于ｍｅｔａ－具有“超越”、“后设”之意，因而元叙事的理解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指对既定叙事常规、原则、方法的质疑与消解，往往越出常规叙事的界限，将“虚构”故事的过程也同时暴露出来，既吁请受众情感的投入，又嘲笑投入的情感；另一种则是指一种形而上的、超经验的、终极真理叙事，成为一切个体经验叙事的基础［１］；前者主要从叙事技巧来理解，后者则更倾向于从叙事内容来界定元叙事。
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伴随着西方思潮的涌进，元叙事开始影响我国文坛。
这种冲击以先锋实验的面貌出现，打上了操作性极强的叙事技巧的烙印。
最典型的莫过于马原的系列小说，如《拉萨河女神》（１９８４年）、《冈底斯的诱惑》（１９８５年）、《虚构》（１９８６年）等，形成了著名的叙事圈套。
而后，洪峰、余华、苏童等新锐小说家竞相模仿，后新潮（后现代派）小说遂成气候。
而在影视领域中，最早频频进行“元叙事”的不是先锋电影，而是一些插科打诨的喜剧电影（如周星驰的“无厘头”系列）。
它们为追求喜剧性大量使用现实材料以实现文本的间离效果，无意与偏重社会现实内容的元叙事理解相契合。
但类似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电影的元叙事实验，在我国电影中难以见到。
在长时间内，元叙事难以在影视艺术发扬光大。
这是因为，影视艺术因其符号的透明性（故事与媒介的无距离），常使观众轻信故事的真实；“视觉优先”的欣赏惯性带来了负面效应，致使忽略了视听媒介的叙事潜力的挖掘。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初步尝试元叙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导演：姜文），到全面进行形式实验的《苏州河》（导演：娄烨），再到自由地游走于叙事与议论之间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导演：张一白）；从利用字幕简单议论的《红玫瑰白玫瑰》（导演：关锦鹏），到现实与记忆的复杂融合的《好男好女》（导演：侯孝贤），再到以对话体叙事进行真伪辩驳的《英雄》（导演：张艺谋），近年来如此大范围的元叙事作品，当然标志着影视媒介叙事的自我更新。
《中外电影史论—世界电影史》题库(答案版)绪论一、填空1. 从<1895年> 至今，电影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电影吸收了<雕塑>，文学，<音乐>，绘画，<舞蹈> ，<建筑> 等人类艺术的各种元素和成果，但仍然以其独特的语言和方式表达、认识世界。
2. 叙事影片就是通常所说的<情节剧>，非叙事影片包括<纪录片>，<科学实验纪录>，<广告片> 等。
3. 麦克卢汉认为人类文明史经历了<口头文化> ，<印刷文化> ，<电子文化>三个发展阶段。
4. 电子文化具有具像性，<直观性>，<质感性>，<整和性>的特点。
5. 无声电影时期，经过法国的<梅里爱> 、美国的<格里菲斯>，前苏联的<爱森斯坦> 等人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创立和运用了蒙太奇手法。
6. 成熟期奥森•威尔斯的<公民凯恩> 的出现，标志着电影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7. 电影发展期是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中，电影出现了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 、法国的<新浪潮>、<政治电影> 等，另一条是以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伯格曼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电影思潮。
8. 发展期还出现了许多电影新手法，如<意识流> 、闪回、<闪前手提摄影> 等等，出现了众多流派、风格景象争艳的现象。
9. 电影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好莱坞现代工业化的整和> ，建立了现代电影工业，从而使电影工业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10. <1895> 年<12> 月<28> 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的地下室，第一次放映了自己拍摄的<火车到站> 、《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十余部短片，这一天就成为电影的诞生日。
1908年，在欧洲出现“艺术电影运动”的同时，在美国围绕着“专利权”的斗争，最终以爱迪生公司和比沃格拉夫公司各自形成托拉斯系统而宣告结束。
就在这一年，曾在鲍特影片中做过演员的大卫·格里菲斯，进入了比沃格拉夫公司，开始了他电影导演的创作生涯。
有意思的是，格里菲斯与“艺术电影运动”之间不仅是简单的时间上的重叠，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即发展电影的叙事功能；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即如何对待文学的叙事形式。
然而，出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美学观念，使他们在电影叙事形式的探索中，在叙事语言和叙事形式的表现上，最终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
格里菲斯在电影叙事观念上的发展，使“艺术电影运动”望尘莫及。
他将早期电影先驱者们有益的发明与创造融汇贯通于自己的作品之中，真正的走上了一条与“艺术电影”相反的通向电影艺术的道路。
格里菲斯对于电影美学所作出的贡献，在世界电影史的发展中无疑占据了空前首要和显著的地位。
格里菲斯生于美国的肯塔基州，父亲原是南方军队的上校，因南北战争而遭破产。
家境贫困的格里菲斯有着奔波求生的艰难经历。
他富有同情心，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在日后的创作中，他突出地表现了一种温情与和平主义的理想。
他愿人类真诚相待、没有贫困、没有邪恶、没有铁窗、没有战争。
从他的短片到他的长片，在严肃地揭示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同时，使作品充满了“伤感主义和浪漫精神的天真”。
格里菲斯的早期创作(1908年一1912年)，以平均每星期两部影片的速度，为比沃格拉夫公司共拍摄了近450部10分钟以内的短片。
拍摄短片虽然限制着格里菲斯才能的发挥，但却培养了他在很短的篇幅内进行叙事的能力。
格里菲斯喜爱文学、擅长情节剧。
他的大部分短片取自于小说、诗歌及戏剧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题材、样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的善与恶：1909年的《孤独的别墅》和1911年的《隆台尔报务员》等影片中，都是以追逐片的形式，描写了非理性的邪恶势力在向善良天真的人们进攻时，如何得到闻讯赶来的拯救者的英勇回击。
摘要：本文以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为参照标准，结合国产电影创作实际，以近期的两部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和《2012》为例，分别从叙事、女性主义、植入式广告及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对国产类型电影和美国类型电影加以比较，提出类型电影尤其是国产类型电影以后的发展趋势及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类型电影；叙事；女性主义；植入式广告；意识形态一、类型电影的特点灾难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一种，除有其共性之外，还有其独特之处。
每一种类型电影都具有相对固定的题材和人物类型、特定的故事空间与造型语言、剪辑风格和音乐特色。
如歌舞片中的舞台、歌舞明星，科幻片中虚拟的未来世界、外星人，战争片中的两军对抗、战地英雄，警匪片中的强盗、警察、地下组织等。
灾难电影的故事和主题，时常顺应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更新而变化。
《2012》是建立在玛雅预言的基础之上而创作的影片，该片上映时间是2009年，离2012年很近。
与此相似，《唐山大地震》的拍摄也在汶川地震之后，群众尚未从地震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汶川大地震让人想起数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其次，类型电影一般都迎合观众的某些感官和情感的需要，以满足观众内心深处的娱乐心理。
每一种类型电影虽呈现娱乐的方式不同，但营造娱乐情景并最终希望实现娱乐功能上是相同的。
类型电影的娱乐性，一方面是刺激和满足人们的种种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把奇观融入情节，让观众在赏心悦目中获得审美的快感。
灾难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灾难片首先用宏大的灾难场景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力，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观众的心情随着影片情节的进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有如身临其境一般，刺激而愉悦。
中国的灾难片场面明显要逊色许多，叙事相对比较温和，注重内容的情感部分，以情动人。
最后，类型电影还具有商业性特征。
不同的类型电影满足各类不同爱好的观众的消费需求。
如果市场对某种类型电影有良好的反应，有观众捧场，片厂便会继续制作这类电影，否则，便会停止生产。
《2012》上映后反响比较激烈，票房收入也相当可观，之后不久国产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上映，许多观众是因为对《2012》的意犹未尽而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所谓国产灾难片的。
中外电影在性别叙事中的男性形象比较作者：王雁来源：《今传媒》2014年第11期摘要：姜文是新生代电影导演中不可多得的怪才，他虽然仅仅有四部作品，但是每一部都深入人心，都是人们热议的对象。
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不再是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单向度的扁形人物形象。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就是如此，但是《让子弹飞》却不意味着就此结束，更重要的是他总是以一个纯爷们的姿态出现，他塑造的男性形象都带有浓厚的姜氏色彩。
文章讨论姜文导演作品与西方电影中男性形象的比较及其借鉴之处，主要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分析。
于此我们发现了姜文导演的电影作品中的男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指，而是一个多义无法简单概念的象征。
姜文的电影作品深受世界电影的影响，我们仅仅从《阳光灿烂的日子》与《美国往事》中可见一斑。
姜文的高超之处在于：以他人之行塑我之气。
他借鉴了国外众多经典电影中的镜头语言，塑造出的却是一个个充满中国文化气质的男性形象，这是值得中国电影学习和讨论的。
关键词：电影；姜文；男性形象；叙事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1-0085-05一、不同情节设置策略中的男性形象比较《阳光灿烂的日子》应该算是20世纪后半叶的国产经典电影了，也算是90年代的扛鼎之作。
这个时期王朔刚刚走完他的巅峰时期，先后发表了《空中小姐》《浮出海面》《轮回》《顽主》《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小说，《动物凶猛》是这些小说中不算经典的一篇。
但是将王朔的“痞气”和姜文的睿智结合在一起就让影视界起立喝彩了。
北京电影学院苏牧教授曾赞许“《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中国最好的电影”[1]，他在2007年修订版《荣誉》出版时又重复了这句话，而且他表明自己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判断近乎无理智的状态，可见其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偏爱。
《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王朔《动物凶猛》改编，是姜文导演的处女作，影片讲述的是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成长故事，那是解放后最动荡的年代，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而言是苦不堪言的一段羞辱史，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然而王朔放弃了对历史的正面描述，让他的“痞气”压制知识分子精英的主流思潮——像《班主任》等作品那样沉痛地反思文革，而姜文正是看中了这个支点，让“阳光的少年”淹没了“悲伤的大人”，而且他放弃了王朔的“痞气”，让青春像青春本身一样灿烂。
电影《建国大业》与电视剧《解放》在叙事方法上的异同作者：龙艳来源：《电影评介》2010年第10期【摘要】电影与电视剧都离不开故事。
电影与电视剧在叙事方面的很多差异来源于观看场所、作品容量等方面的差异。
然而，一部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或者情节不再居于主要地位的电影在现实中会有一定的观众群体；而对于电视剧来说，没有故事情节，它就失去了观众，在实际中，我们应根据各自的需要使用叙事，达到创作意图。
【关键词】叙事角度叙事节奏叙事情感叙事(也就是讲故事)，指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真实或者虚构事件的讲述，是叙述者——故事——接受者(观众、读者)的交流过程，电影电视剧的叙事一般都以客观现实为基础，影视中的故事情节大多关于是普通人的巡遇，普通观众对人物的情感容易产生“认同”，从而产生共鸣，但这些故事中又带有创作者的主观感情。
在所有的娱乐形式中，故事无疑是生命力最持久的一种，抓住了电影和电视剧中故事，那么无疑就牢牢的抓住了观众。
在电影与电视剧中，一般以镜头语言、细节、人物等为手段，来完成叙事的日的，二者是一脉相成的。
《建国大业》与《解放》二者的两部影视作品题材相同，都以三年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从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同路线的交锋讲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共同点有：一、叙事视角都采用全知视角叙事，客观地展示国共两党的路线交锋，表现出当今社会群众对于两党的公正态度，打破过去脸谱化的形象塑造方法。
纯客观的外焦点叙事策略是两部巨作成为客观再现历史的史诗巨片。
《建国大业》中更加可贵的是，还借助各民主党派的视角来观察两党的情况。
二、叙事结构都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两者在叙事过程中又各有侧重。
《建国大业》总体上利用不着平行蒙太奇把国共两党作为两条线索来结构全篇，在表现共产党方面，重点突他们在建同的合法性问题上的努力。
《解放》则将共产党在军事上与新政协制度的建立等多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展示。
当然，《解放》能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与电视剧在篇幅上所占的优势有很大关系。
从叙事学角度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电影改编艺术2013年5月，由好莱坞导演巴兹•鲁曼执导的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以下简称《盖茨比》）在美国上映，该片改编自美国作家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于1925年发表的同名小说。
在好莱坞的电影史上，该作已 4 度登上银幕与观众见面。
但遗憾的是，除了1974年的版本得到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以外，其他版本的创作却并不理想。
所以当巴兹•鲁曼宣布采用3D技术重拍《盖茨比》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家都在期待一个原汁原味的“盖茨比”。
事与愿违，与大多数被翻拍的顶级名著的命运相似，《盖茨比》似乎同样遭到了评论界的无情“吐槽”。
该片在美国上映后，媒体综评55 分，基本上算是“不及格”。
而纵观对影片的评价，也呈现两极化的趋向：一方面有人就影片逼真的时代感和与原著高度的契合度赞叹不已，认为导演已把握住故事的精髓；另一方面，对该片的质疑则主要集中于针对导演自我发挥的不满，认为其“除了美轮美奂的美术幕景、时髦的配乐和摄影手法外，原著的主题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1]比起之前的影片版本，2013版《盖茨比》融入了时尚的3D 视觉效果，保留了整个故事结构，还原了80%以上的情节，且含有大量的原著台词独白，却遭到如此评价实在有点意外。
但正如古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影片中最成功的表达方式也恰恰成了该片的硬伤所在。
总的来说，这部作品的亮点和缺憾，都在导演对原著叙事的还原处理中有所体现。
《盖茨比》的原著故事并不复杂：作为少尉军官的盖茨比获得了漂亮姑娘黛西的芳心，但他的出身和物质条件却无法满足黛西对高物质生活的要求。
在盖茨比赴法参战期间，黛西经受不住物质的诱惑嫁给了富有却低俗的汤姆。
当盖茨比凭着自己的努力终于致富并试图重获黛西芳心时，却怎知昔日的天使已变成今天的魔鬼。
黛西开车撞死了汤姆的情人，却和汤姆密谋把全部罪责推向了盖茨比。
故事的最后黛西与汤姆重归于好，而盖茨比却只有尸身长眠地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３０作者简介：王芝颖，女，山西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理论研究。
电影《影》的叙事策略王芝颖（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６）摘 要：《影》延续了张艺谋擅长的古装、宫廷题材，在极致的东方美学包装之下讲述了一个具有西方内核的戏剧性故事，既满足了中国观众的深层民族心理，又契合了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
本文以《影》为例，从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三方面，分析《影》对于中国文化书写的自我命名和重建。
关键词：《影》；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中图分类号：Ｊ９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１２２（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１６－０２ 不得不说，《影》是张艺谋又一次践行“文化重负”叙事的自觉体现，突出表现在电影对道家哲学思想的渗透和中国诗性思维的运用，以中国人大宇宙的生命意识营造民族诗意。
电影讲述了中国古代，主人子虞和替身境州之间的故事，为了更好地表现替身这一被历史所遮蔽人物的处境，创作者选择在具体叙事时将时间架空，并运用诸多抽象符号来辅助叙事，电影中的空间成为一种表意空间，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精神空间。
一、叙事时间声音是电影叙事中时间的外化。
影片的声音是空旷的，除了人物的对话、脚步声外，其余都是冰冷的刀剑声和大自然的声音。
连续不断的雨声成为一种“音响意象”，照应了小艾所说“只需七日连雨，水漫则胜”的预言，成为叙事和抒情的一部分。
此外，鸟叫、虫鸣、风声、水响等环境音以及琴瑟之音、孤独萧瑟的箫声，衬托出环境的静谧，更衬托出人的渺小和孤独，使影片呈现出画一般的宁静气质，正如老子《道德经》叙述到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这种以无声胜有声的叙述，使得其间人物情感的堆积愈发深厚。
片中人物的情感都是隐忍克制的，如小艾在发现丈夫窥视自己和境州后，并没有声嘶力竭地控诉，而是在与丈夫斗琴的过程中，以琴御情对抗丈夫。
又如杨平和青萍的决战中，青萍被杨平砍中跌倒，此时的慢镜头中，周围嘈杂的环境音被刻意消去，在寂静中，悲伤的情绪得以放大和延长，青萍的牺牲变得更加崇高和悲壮，这种高度写意化的情节正是婉转含蓄的东方美学的独特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