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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艺术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
艺术大众化与精英化是指一类文化走向大众多元化，让更多人喜欢并尝试；另一类文化则精英化，专业性强，不容易普及。
艺术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既可以并存，互不干扰，也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再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就会得到更加完整的答案。
首先，艺术大众化与精英化错综复杂地影响着艺术本身的发展，并构成一种新
的趋势。
在艺术大众化的影响下，传统的艺术创作会向普通大众情感化，丰富了表达手段，让更多人认可艺术创作，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也更多，从而形成一种群体艺术文化市场的欢聚；精英化的艺术让艺术的发展更具层次感，促使更多相关从业者深入繁琐，争取更严谨的、更有技巧的表达。
其次，通过艺术大众化与精英化，艺术事业能够实现多元发展。
精英化的艺术
市场构成了一个有利环境，让艺术家得到专业的认可，从而增加了艺术价值，以及完善的促销渠道；而且精英化的艺术的宣传，也是推广艺术大众化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将他们二者结合，才能使艺术真正的走进大众的视野，才能落实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最后，应该凸显的是，艺术大众化与精英化同时将存在，各自发挥自身的作用。
在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都彼此存在不同等级的相互依赖，而这也是推动艺术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时丰富艺术内容，创新传播形式，在覆盖不同层次的艺术消费者的前提下构筑艺术文化的统一标准，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艺术文化的多元发展，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标。
浅谈精英文化的大众化浅谈精英文化的大众化摘要:当前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大众文化喧嚣繁华，精英文化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状态，由此而来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失衡状态和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向下的问题不断呈现。
为构建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精英文化的大众化势在必行。
关键词: 精英文化大众化现实意义“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1]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下，可以将文化笼统地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关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定义也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
例如，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
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精英文化就是指一定社会的知识分子所精心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
”[2]“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有解释说：“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
与一般天才与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
因其散布预各行各业，从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
”我认为，精英文化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精英文化是指一定社会中的先进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的精英文化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由知识分子所创造、传播并分享的文化。
狭义的精神文化更强调一种高层次精神追求，具有较高的教育价值和引导价值。
而大众文化则是指由普通民众所创造、传播并分享的文化。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分别具有以下特征：精英文化具有精英性或学术性、严谨性、社会性、引导性以及传播范围的有限性，而大众文化更多的表现为平民性和通俗性、随意性、娱乐性、迎合性以及传播范围的广泛性。
自古以来，文化就有雅俗之分，但是“雅文化”并不是精英文化的专属名一些学术味、文化味浓的节目火爆荧屏，和它们放下架子，主动照顾大众的需求密切相关。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传播近年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传播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与传播变得愈发重要。
在这一进程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影响、融合与传播不断深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本文将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定义、现状和融合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我们来了解一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定义。
精英文化通常是指一种知识、修养、技艺等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化，它通常由精英阶层所创造和传承，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力。
而大众文化则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广泛传播的文化，它通常表现为大众艺术、大众娱乐等形式，具有亲民性和大众性。
传统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常常被看作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分野。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全球化的发展，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二者开始相互渗透和融合。
在当今社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传播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使得精英文化的传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精英文化的诸多元素也开始被积极地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风格。
一些高雅艺术形式如古典音乐、艺术画廊等，开始采用更加亲民、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和享受到精英文化的魅力。
一些精英文化的内容也被引入到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打破了传统的文化壁垒，促进了文化的多元融合。
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传播过程中，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被广泛应用。
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可以通过定期的专题节目、专栏报道等形式，向大众传播和普及精英文化的知识和艺术。
新媒体如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又为精英文化的传播和融合提供了更为广泛和立体的平台。
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不少精英文化的内容得以被传播和普及，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传播在当今社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融合传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精英文化通常指的是少数人所拥有的高端文化，包括一些高端艺术、文学作品，以及高雅的生活方式等；而大众文化则是指大众群体普遍流行的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等。
在过去，这两种文化之间似乎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化的进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融合传播成为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的表达形式、传播渠道以及受众群体上。
精英文化通常以高档的文学作品、艺术展览、音乐会等形式呈现，这些文化产品往往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够理解和欣赏。
而大众文化则更注重通俗性和大众化，通过流行的音乐、电影等形式来吸引大众受众。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传播渠道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精英文化主要通过一些高端的文化平台，如博物馆、音乐厅等来进行传播；而大众文化则更多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
这种差异使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在传播上存在着天然的隔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融合传播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日益密切，这使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被打破。
随着信息化的进程，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普及，人们获取文化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便捷化。
这使得不同层次的文化产品更加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同时也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对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传播，我们既应该充分认识到其积极意义，又不能忽视其挑战和问题。
从积极意义来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传播能够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交流。
这也有利于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传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由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融合传播需要克服文化认知差异、传播渠道差异等问题，这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摘要:人类进入近代以来,主流文化由代表着政治权利和少数精英的精英文化逐渐向以广大市井小民为载体并服务于民众的大众文化过渡。
由于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传统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思想的影响,大众文化迅猛发展,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都市平民文化,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这一过渡说明整体文明程度在提高,是文化的世俗化,但不是文化的低级化,是更高层次的文化启蒙。
关键词: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传媒实用主义近代社会,总的说,是一个变革中的社会。
当这个客观世界处于一切皆变的过程中时,就要求人们重新来处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重新树立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观念体系――文化。
文化关注的主要是人类改造自然世界和主体世界的成果,偏重于观念形态,是形而上的结晶体;社会则不仅关注改造世界的结果,也重视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形而下的实体。
而社会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心理取向和情感情绪又都凝聚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
文化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思想。
思想只有转变成情感,得到深化,不断的扩大、传播,被多数人所接受,才能逐渐的演化成文化。
比如最早出现的向西方学习技术的主张,到20世纪已经成为全民无论是什么阶层都明白的道理,这就说明它已经从精英文化,或者说个别先进的分子的思想,转变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大众所认同的文化了。
一、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精英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民族或文化区域里各类知识分子提炼的思想或制度、形成的文化特质和氛围,它具有系统性和指导性,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
而大众文化一般是指“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的种种形态和文化意识”[1],它就是大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
不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区域共同的价值观和民族习惯。
如“男尊女卑”的观念,体现在精英文化中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是男子对文化和政治的专制,体现在大众文化中,则是男子在家庭中的绝对领导权。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化自20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扩大的规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精英化。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指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教育形式，而成为一种对整个社会开放的教育机会。
而高等教育的精英化则是高教的发展趋势，追求卓越，强调教育的学术拔尖水平，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科研和高端教育领域，培养和造就一批才华出众、能力卓越的人才。
大众化与精英化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它们必须相互协调并发展，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
大众化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平等，而精英化则需要教育机会的优质化。
因此，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精英化之间的平衡，是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教育的大众化是指一种情况，即尽最大可能让更多的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指将高等教育从一种少数人能接受和享受的阶段扩大到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和享受的阶段，即一种普及教育形式。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主要包括四个维度：拓宽教育渠道、提升学群的整体素质、扩大学科领域和广泛开放教育资源。
拓宽教育渠道，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多种方式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教育体验。
对社会各层次有需要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人群的读书门槛逐渐降低，同时加大对边缘群体的支持力度，如新农村建设、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等。
提升学群的整体素质，就是增强整个学生群体的学术水平、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这需要加强教师培训、完善课程体系、开展实验和实习等。
扩大学科领域，就是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也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各类人才。
广泛开放教育资源，就是通过网络技术、多媒体和其他技术手段，让高等教育覆盖更广泛的人群。
二、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高等教育的精英化是指高等教育机构对优秀学生的专业化和专家化培养，让学生成为卓越的、拥有尖端知识的人才，进而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
高等教育的精英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卓越的教育质量、专业的教学方法和尖端的科研能力。
我国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思考我国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思考一般来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沧50% 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而在2004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超过了15%,这标志着我国的大学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教育的阶段。
另外网上流传着一条中国教育部网站在2007年10月15日前后发布的消息一―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该消息也间接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逐步增强。
我国进入大众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扩大，是现代社会必然发展的结果。
由于国力的逐渐增强，我国加大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我国过去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其焦点是外延规模的扩大，很多事例十分刺激人们的视神经，先是在教育产业化为主的观点支撑下，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按每年30%勺增速扩大，大多数高等学校在过去几年时间中，学生规模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接着是各类在国人看来新鲜的教育项目，诸如MPA工程硕士、EMB A接踵面市。
当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仅仅局限于我国。
在2004年世界的大学毛入学率平均水平为17.8%,发达国家为61.1%。
国家的发展，势必会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反，高等教育如果一直停滞不前，其必然会阻碍国家的发展。
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众化是历史所趋。
但是，我国如今的大众教育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对于0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已经达到在校生规模2500万，适龄入学率22%，显然更加“大众化”。
对于短短数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
这种对数据化成绩、跃进式发展的追求只完成了大众教育的数量指标，却没能保证教育的质量；同时，由于过程和方式并不合理，反而没能较好实现预期的目标，并且遗留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首先，大学的升学扩招实际以降低分数，放低要乞降尺度为代价，使扩招的普通高校学生均匀素质降低。
其次，扩招导致教育管理难度加大，管理事物增多。
对精英文化大众化的解读作者：罗坤瑾来源：《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6期摘要:大众传媒时代精英文化大众化成为时代发展潮流。
《百家讲坛》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糅合——既是学术传播的需要,也是电视媒体经营的需要。
其制作理念的通俗化,筛选机制的重学问、轻思想以及制作模式的重形式、轻内容等特征解构了精英文化的独立、自由和艰深。
探究该现象的社会根源,既与精英们的主动蜕变有关,也是电视媒体“平面化”的传播特性使然。
关键词:《百家讲坛》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平面化解构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语境催生了《百家讲坛》精英文化是社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守望。
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
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
由于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主要形态,是“经典”和“正統”的解释者和传播者,因此其传播方式和社会大众有很大的距离,基本没有进人大众的视野,进而造成了一种社会大众和社会小众知识分子之间的断层。
比如我们的民族精英文化——京剧、越剧等已濒临灭绝;国学研究被外文研究远远地压在了下面;精英的学术专著无人问津。
无论从哪个领域看,精英文化都处于传播、传承的深度困境之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媒体改革逐渐推行,各家媒体之间竞争日趋激烈。
大众传媒追求市场效益,不断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将精英文化的高雅、艰深、晦涩消解为通俗易懂、娱乐搞笑的大众文化。
精英文化大众化成为传媒获胜的法宝,也是时代发展的潮流。
《百家讲坛》即是在这种语境下应运而生的新宠儿,它集寓教于乐、娱乐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既满足电视媒体追逐商业利润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
《百家讲坛》也曾经历过从精英文化蜕变为大众文化的过程。
其开办之初表现的是知识精英的理想——“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
节目主要面向中上层知识分子,试图构筑一所全民的大学。
但精英文化的传播随即遭遇了大众口味的滑铁卢。
接近零收视率的惨痛现实迫使制片人反思,市场经济的利益链条最终决定了编导重视受众群体的口味,重新调整节目制作思路。
随后,《百家讲坛》便以观众趣味为导向标,不断调整节目内容和表达形式,刻意将学术的思想深度浅薄化、娱乐化,以满足公众的审美能力和精神需求。
《百家讲坛》定位的调整可以看做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妥协和让步。
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塑造了《百家讲坛》制作理念——学术通俗化。
《百家讲坛》开办之初确定的宗旨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精英文化“三品”高定位,结果因为收视率等原因经过了三次改版,内容历经了由“系列专辑”到宽泛零散节目的转变;学术性、专业性向大众化偏移;主讲人也由杨振宁、丁肇中等科学泰斗向易中天、刘心武、金正昆等文化生活“讲学大师”转化;受众也由“教育金字塔”顶端向底端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人们扁平式发展;同时采取简化文本的方式,抽取主题中比较有趣味性的内容进行加工后传达给大众。
《百家讲坛》完成了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后,便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当成该节目的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
在所有对学者的要求中,编导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淡化学术味道,如何讲细节、加悬念,使讲稿变得和剧本一样,却唯独不对学者的思想进行测度。
不仅如此,但凡有一些思想的萌芽,编导也要对它进行修正和调理。
①我们来看一看制片人万卫的说法:“他们的提纲都做得比较学术,内容也基本上是论文的方式。
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哪些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改,……我们觉得观点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往外倒,主要是细节的东西。
”从制片人的思路可以看出,《百家讲坛》的节目录制出来是给大众上知识普及课而不是思想启蒙课。
所以,我们看到《百家讲坛》的讲述中,细节成为讲述的重点,观点隐藏于背后或被细节完全淹没,思想变得支离破碎,成为叙事细节的牺牲品。
而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开坛讲课既不是幕后策划者,也不是作为嘉宾的点缀者,而仿佛就是电视节目的主人——他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容展开,详细讲解。
这似乎给了主讲者以绝对的优势传播其思想学说。
但长时间成为镜头中人并不能保证他主体性的发挥,因为讲什么和怎样讲并不是学者可以自己做主的,而是受到《百家讲坛》制作理念、节目定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
因此,我们看到《百家讲坛》表现得通俗易懂,甚至模式呆板,缺乏思想。
不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缺乏思想,而是节目制片人阉割了学者们的思想。
筛选机制——重学问,轻思想。
《百家讲坛》的理念和机制其实对思想型的学者天然地进行着某种排斥。
由于转型之后的《百家讲坛》注重历史故事的讲述、注重传统文化的呈现,被它选中的学者便以文学、史学研究者居多。
概言之,这些学者都可以被称之为人文学者。
我们以2004年～2007年在《百家讲坛》上特别走红的三位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为例,从其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路径等方面看,他们都是学问型学者,而不是思想型学者。
学问型学者重知识的积累,重史实的考辨。
而思想型学者既能让思想照亮学问,又能让学问滋养思想,他们不光是专业领域中的领跑者,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人。
如五四时期的鲁迅和胡适是思想型学者;50～60年代的陈寅恪和顾准是思想型学者;80年代的高尔泰和李泽厚是思想型学者;90年代的李慎之和钱理群也是思想型学者。
他们的思想溢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宝贵财富。
然而,《百家讲坛》所选中的却大都是学问型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是这样,其余如刘心武、于丹、纪连海、毛佩琦、孟宪实、马瑞芳、隋丽娟等人也莫不如此。
《百家讲坛》成为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标志,显然与它的筛选机制有关。
谨慎地选择演讲题材和主讲者类型,杜绝艰深、晦涩的思想在节目中传播,以免造成观众的理解障碍。
于是,大量故事性、情节性较强的历史题材进入讲坛备选之列。
主讲者只需输出知识点,激起观众兴趣点即可,不必传播艰深、晦涩的思想。
这是电视媒体导致精英文化大众化的必然结果。
制作模式——重形式,轻内容。
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娱乐性、消费性。
而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工具,其传播的节目不可避免地必须具备大众化特征。
因此,《百家讲坛》节目的特点也必然打上娱乐化的烙印,以形式上的新奇、独特来吸引观众。
本是一档科普节目,却制作出电视剧的效果是《百家讲坛》的一个亮点。
如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系列、历史教授毛佩琦的“明十七帝疑案”系列、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等等,这些讲座与其说是学术探讨交流,不如说是在向观众讲故事、说评书。
故事的“脚本”里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
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些所谓精心制作的电视剧。
《百家讲坛》的每期节目都有一个悬念性的问题贯穿其中,整个讲座可以分成开始、发展、高潮、尾声四段式的结构。
观众完全沉浸在“说书人”的表演中,无暇顾及演说的内容是否精辟、独到或值得推敲。
精英文化大众化的社会根源知识分子的主动蜕变。
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同时也经历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过程之后,原来那些热衷于思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大都在专业和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他们也逐渐丧失了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基本冲动。
专业化和体制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大敌,而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化进程又把他们卷入其中。
在西方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和浸润下,知识分子也变得崇尚物质、拜金、奢靡、腐化……价值观的扭曲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甚广。
学术精神的崩溃、学术偶像的坍塌是当代学术界的现状和窘境。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百家讲坛》捧红的学术明星们,在一个个光环照耀下变得身份游离,“他们游走于学府和市场、书斋与传媒、讲坛和秀场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处处发言,以知识来投资,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来经营。
”②学者介入电视确实有利于改变电视的生态环境,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也是传播精英文化,以学术精神唤醒民众的良方;从学理的层面思考,这也是精英文化改造大众文化的一种有益尝试。
然而学者介入电视之后对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学者还能保持精英的姿态,完成伟大的梦想吗?在多数情况下,专家学者的被邀请只是为了增加话题的权威性和电视节目的可信度,仅仅起一个摆设的作用。
陈力丹教授曾有如下感言:“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③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
尽管需要放下知识精英的架子,放弃学术的坚守,但为了头顶的光环,不少知识分子还是对电视媒体趋之若鹜。
可见,知识分子的主动蜕变是精英文化大众化的一个首要社会根源。
电视媒体的“平面化”傳播特性。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电视媒介的优势即在于其突出的视觉性。
与印刷媒体的想象空间丰富不同,电视作为视觉媒介,其流动的画面作为线性传播方式没有给人的思考留下任何余地。
其内容的不可逆性迫使人们只是被动地追随画面,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尽管电视可以发挥很多功能,从本质上讲,它却最适合作为娱乐工具。
媒介学者波兹曼写道:“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
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哲学是水火不容的。
”因此,“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④。
因此,媒介特性决定了电视讲坛的主持者只能充当电视传播的符号工具。
电视其实是拒绝或者排斥思想型学者的,它们不可能给这样的学者提供一个展示其思想的平台。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⑤,“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在电视领域,那些戴着光环的专家、学者只是受操纵的“木偶而已”⑥。
《百家讲坛》按照明星机制对主讲者进行包装和推介。
电视媒介具有强大的“赋予功能”,“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过电视处理的现象与认识,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
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
专家、学者只是电视组织为增加节目的权威性,作为招徕观众的符号。
一旦进入电视传播领域,他们便不再是专家、学者,也难以担当精英文化的代表。
长此以往,学者的思想被平面化、片面化了。
大众文化的本质是工业文化、市场文化,其生产机制遵循的是价值规律。
《百家讲坛》是追求收视率的节目。
精英文化大众化固然可以创造高收视率,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但同时也可能造成文化庸俗化、浅薄化的高风险。
注释:①王小峰:《打造学术演讲明星》,《三联生活周刊》,第44期,2005年12月28日,/program/bjjt/20051230/101132.shtml②王朔:《王朔文集·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