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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儒家公共理性的当代意义（全文）通雅轩国学馆 2015年12月04日儒家公共理性的当代意义（全文）杜维明杜维明，中国著名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院院士。
著作有《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杜维明文集（五卷）》等。
非常感谢郭军先生，也感谢吴光教授。
吴光教授最近完成了一个关于仁学的基本理念，和我的看法非常接近。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换一个视角谈一点我不太熟悉，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大问题，和大家能够进行一次交流。
一般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儒家传统对个人的修身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还有价值；但是经过西化、全球化这个过程，儒家在政治领域、在公共领域，基本上已经退潮了，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
在公共领域里面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所考虑的课题多半是西方带来的，所以讲到普世价值，我们平常就不谈儒家的基本价值，普世价值就是西方提出来的，像自由、平等、民主、法制、权利、个人的尊严，这种类型的价值。
这样的话，儒学就成为一个私人的空间。
这有点理由，因为梁启超先生就认为中国提倡私德——私的观念，而真正的公德没办法开拓出来。
台湾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只是讲到五仁，现在应该讲第六仁，第六仁就是仁和同事，仁和社会。
总感觉到儒家所发展的空间是属于个人、属于家庭、属于私己的，大家熟悉的人的范围，在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它影响力不会很大，多多少少它已经过时了。
所以在法律上、在科学技术、在民主政治、在市场经济、在跨国公司各个领域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多半不是儒家的东西。
现在我想提出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过分、有点傲慢的看法，意思就是说儒家就是从公共性开发的，儒家的价值如果没有公共性，而只是个人的修养，那儒家和很多其他的文明，像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就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出现了四大相对独立的文明，而这四大文明一直到今天对我们还有影响。
对话，是人与人之间最普通、最常见也最难能可贵的沟通方式之一。
每天我们都会与家人、朋友、同事乃至陌生人交谈，但是真正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体验式的对话则是一种不易企及的人生境界。
我很幸运，在人生的旅途中遭遇到很多值得回味的对话体验。
进行对话的先决条件是双方有兴趣、有意愿，也有天时和地利。
我喜欢对话，珍惜对话，也知道彼此会心的一席谈是多么不容易的缘分。
双方都要具有数种关键性的优秀品质才能共创对话的美好经验：平和的心境、聆听的艺术、开放的胸怀和谦顺的态度等。
容忍是最低的要求，没有容忍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关系，但是只为了利益而建立的容忍关系是绝对无法持续的。
首先，我们必须接受并承认对方的存在。
接受是被动的，承认则是主动的认可。
有了这一层的认知，才能从极不甘愿的容忍逐渐提升到勉强的承认。
有了承认，也就是从对他者的消极接受逐渐转变为主动自觉的认可，才有尊重的可能。
尊重就不只是接受和承认，而是理解到他者存在的价值。
能够欣赏他者的价值才会兴发互相参照的意愿，由此才能互相学习。
从容忍到承认、尊重、参照和学习是认知的过程，也是感情的认同。
贯穿这一过程的心态是对“差异”的同情体会。
到了在理智和感情的层面都体悟到他者的差异，不能、不必，甚至不愿被消解，被同化，那么一个崭新的视域便呈现了：庆幸差异。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
我愿意分享这一段的体验。
我说“个人”而不是“私己”。
私已的感受，如只隐藏在日记里的愤怒、嫉恨、报复、鄙视或自责自咎的情绪，我当然没有意愿和勇气把这些私人的感情公诸于世。
可是，个人的感受（也就是Michael Polyani 所说的“personal knowledge ”）则大不相同①。
这种“个人知识”是透明的、公开的、可以讨论或辩解的，当然也是可以否定或反证的。
如果在个人知识的领域中我犯的错误得到指正，我会欣然同意而且立即改定。
如果有人告诉我在举证或论证上有缺失，我会由衷地感谢。
正因为“个人”意味着存在的感受和身心的投入，我对自己的“个人”言行是要负责任的。
杜维明：有差异才能够真正的和——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本文共阅读3354 次更新时间：2008-01-18（2007年12月26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美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新浪财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
以下是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的精彩演讲）各位领导，诸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大家做简短的报告，把我近来思考“和谐和民主”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对于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儒学创新得到的观点，事前没有和任何一位领导进行协调，这中间我提的观点如果有不符政治论调，责任我一个人负责。
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历史形态就是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启蒙心态，只要用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课题。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它有一些特色，它是西方学者烦俗的主义，特别突出理性，这是一种工具理性，不一定是沟通理性。
它否认了传统对现代除了阻碍以外，还有建构的可能。
另外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一个科学主义。
而且坚信文明发展的铁律，也就是孔德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到形而上学到科学，到了科学，宗教不必顾及，是一种迷信。
我们可以以科学理性来解决社会大问题。
这个思潮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这个发展势头后面所根据的理论和理论所预示的价值，这些价值当然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
很多学者认为，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
因此它的结果主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它是比较反宗教的。
一方面来认识分析了解，同时控制征服自然。
带着一个非常强势从达尔文主义发展出来的进步论、演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虽然当代西方对它自己发展出来的思潮做了非常严重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就是西方极杰出的学者，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环保的重视，突出多元主义或者文化多样性，从解构主义发展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的批评。
大家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教育的心得和感悟。
首先，请允许我以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创新”为引，来谈谈我对教育的理解。
一、求是求是，是浙江大学的校训，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秉持的信念。
所谓“求是”，就是追求真理，追求知识，追求卓越。
在教育领域，我们要做到“求是”，首先要尊重知识，尊重教育规律。
1. 尊重知识知识是教育的基石，没有知识，教育就无从谈起。
我们要尊重知识，就是要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关注跨学科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2. 尊重教育规律教育规律是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普遍规律，我们要尊重教育规律，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和学习特点，科学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我们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要关注学生的品德、身心健康和审美能力。
二、创新创新，是浙江大学的校训，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追求的目标。
所谓“创新”，就是敢于突破，敢于探索，敢于实践。
在教育领域，我们要做到“创新”，就是要不断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 敢于突破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教育模式。
我们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实施差异化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 敢于探索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敢于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为教育改革提供有力支持。
我们要关注教育教学改革的前沿动态，积极参与教育科研，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三、教育使命作为浙江大学的一名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
我们要以“求是创新”为校训，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 培养优秀人才我们要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为己任，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我们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培养有用之才。
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课程前言放眼全球，世界多元文化频繁交流与碰撞。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趋势中有着怎样的命运？儒家思想的现代生命力是否担负着新的使命，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提出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世纪大讲堂》“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节目为您解读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主持人：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节目。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梳理了儒学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儒家思想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儒家原则的支配。
那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国、各文化之间频繁的交流与碰撞中，儒家思想将焕发出什么样的新活力？古老的东方古国，古老的儒家思想又将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继续传承下去？21世纪的儒家精神人文主义又如何彰显？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来为我们阐述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杜维明，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
杜维明先生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3年和1968年相继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至2008年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及进行儒学研究。
代表作品有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等。
主持人：杜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纪大讲堂节目，我们看现在近期有很的国内的学校都在研究国学，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也是遍地开花，你怎么看待目前新的这种国学热现象？杜维明：我想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但更深刻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觉，特别是最近这170多年来，中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后，不仅在军事、政治各方面受到很大的改革，那即使在文化上面也丧失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杜维明简介杜维明，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祖藉广东南海。
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事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
1961年毕业后，于次年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76年加入美国籍。
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
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
1996年至20XX年期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杜维明早年受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后在美国又系统地研习过西方哲学，从1966年起开始全力从事对儒家精神作长期的探索，其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从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而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主要著作有《今日儒家伦理》、《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家思想：创造转化的人格》、《新加坡的挑战》等。
由于其杰出的贡献，在20XX年和20XX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杜维明自述：“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
21世纪的儒家人文精神（上）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课程前言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二十世纪，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儒家原则的支配，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儒家思想将焕发出什么样的新的活力？古老的东方古国，古老的儒家思想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继续传承下去？儒家的人文精神又如何彰显，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杜维明教授，大家欢迎。
欢迎杜维明先生做客《世纪大讲堂》。
王鲁湘：应该说这是时隔几年以后，第二次来《世纪大讲堂》了。
杜维明：对。
王鲁湘：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杜先生的短片。
杜维明，第三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88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从1996年起，杜维明全力探索儒家精神，主要著作有《今日儒家伦理》、《儒家思想创造转化》等著作，现今，担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院长，年过古稀，仍不断宣讲推广，传播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
王鲁湘：今天是我主持《世纪大讲堂》，应该说最兴奋的一期节目，为什么呢？我的老师，26年没有见了，1985年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正好在哲学系，然后杜维明先生那一年来到我们北大，在北京大学第一个是给全校，开了一门公共课，另外呢就给我们研究生，开了儒家思想的一个很小的一门小课。
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候杜先生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有一个词，我后来经常也是跟别人讲，就是杜先生特别讲到我们中国的思想文化，特别我们中国的哲学，还不仅仅，包括其他的一切方方面面，都讲究“体验”两个字。
就不仅仅是认识，是体验，这个"体"字，身体的这一种知识，身体的这一种能力，身体的这种智慧，在中国学问中间，在中国哲学中间是非常重要的。
杜维明教授浙大演讲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思想者小传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讲座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后担任该校东亚系主任，1987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长期致力于阐释儒家经典，同时以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眼光审视儒家传统，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文化，在国际思想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出版英文着作11部，中文着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的课题。
“灵魂”这个名词，在学术报告中并不多见，特别是从实证科学这个角度来看，实证科学家不会把灵魂、灵觉、心灵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
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必须有客观的基础，而且能够被量化，这样实证科学的研究才是可能的。
因此，灵魂或者心灵这样的对象不符合实证科学研究的原则。
但我对科学的理解可能不一样。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铜像，在它的右侧，上面刻有三本书，有两本是翻开的，而另一本则没有打开。
这种设计是有独特寓意的，它象征着在人类知识领域中，有一些真理是不能靠理智获得的，但是这些真理却非常重要。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
有些真理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但是有些真理我们却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科学实证掌握，那就是人文领域的真理。
比如：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终极关怀是什么一般人认为，这些好像都是一些没有答案甚至是虚无缥缈的问题，从事科学研究，从事知识探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那些真正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去思考问题。
比如：在2009年，我受到邀请到德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这个会议的主持者是德国的总理，总理在家里邀请15个哲学家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何为人”，还有一个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也就是探讨人生的意义问题。
杜维明：讲《大学》新儒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主要著作有《传统的中国》、《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等。
编辑团队编辑：陈芳鸣谢：北京大学分享栏目分享到996要点推荐要民主自由不要儒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比，比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民族自信没有了，自尊也没有了，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跟传统完全断裂了。
《大学》里的修身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逻辑是什么？是不是A到B到C到D？不是。
是A到B，B一定含蕴AB，B到C，C一定含蕴着ABC，C到D，D一定含蕴着ABCD。
这样一来，A一直是贯穿的，A就是修身，贯穿始终。
人可能遇到的三大阻碍一是惰性，二是自我划线，三是自我欺骗。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自我欺骗，认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经济文明大国，这就是自我欺骗。
你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没到文明大国。
北大学生哪怕念一遍《大学》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做校长时，推广《孟子》成为大一新生必修，一进台大就念《孟子》。
傅斯年讲过一句话，“没有念过孟子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
我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将来可以说“没有看过《大学》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北大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线性思维，修身最难，却要贯穿始终”。
一、开篇：要民主不要儒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比，比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民族自信没有了，自尊也没有了，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跟传统完全断裂了”我1985年，第一次在北京大学上儒家哲学的课，有同事告诉我之前也有人上过，我问什么时候？1923年，梁漱溟。
1923到1985年间没有人再上过儒家哲学的课，我有点不相信，当时梁漱溟先生还活着（编者注：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23日逝世），我们有过交流。
梁先生还记得当时的课，当时的北大汇集各路英豪，梁先生上这个课时来了两百个学生，很不了不起。
但梁先生说他非常生气，“他们都是来怪物的，人家都讲西化，你还在讲什么儒家？”那时儒家代表的小脚，是阿Q，是男性中心主义。
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竟是“学以成人”，来看看杜维明的解读：为什么要“学做人”本次盛会大咖云集，来自世界121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余名哲学家代表和哲学爱好者齐聚北京。
本文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杜维明教授关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思考。
文中他对儒家思想“学做人”这个主题做了鞭辟入里的探讨，一起来看看。
01再过几天，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就要在北京召开了。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
最早我的提议是用中文，就是“学做人”，英文翻译为“Learning to Be Human”。
在翻译成英文以后再译回中文的过程中，有中国学者认为应该用一个比较典雅的表达，觉得“学做人”太平实了，好像哲学性不强，就用了“学以成人”作为大会主题。
世界哲学大会原来有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等五种官方语言，2008年韩国首尔大会时，我提议中文为第六种官方语言，这个提案虽然有争议但是最后获得了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投票通过。
这次世界哲学大会是自1900年开始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现在报名人数已经超8000人，国外报名人数有3000多人。
这么多人都愿意来讨论何为人的问题，如何做人的问题，以及个人、社群、自然、天道的问题，表明大家对这个主题有一种共识。
谈到儒家，我们多半是讲它的社会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和谐，讲跨时代的沟通。
在今天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我们强调的是如何在异中求同，如何通过对话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如何在差异性之中寻找一种共识。
在可能的共识中，“学做人”几乎被世界各地的哲学家所接受，不仅包括西欧、美国，还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印度，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哲学家。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而且现在又特别严峻的重大问题。
02我们的学术界就“学做人”的问题讨论得非常少。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课题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中国学术传统中儒家的心性之学，即“心学”思想的一个课题，实际上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大，至少包含这样一些问题：人如何和其他动物、其他生命有不同的方向？在不远的未来，人和机器人的关系会怎样？人生到底有没有价值？人为什么存在，如何存在？为什么要回到“学做人”这个课题？是不是人一定要通过学才能成人？虽然不是很抽象，但这个课题一般是非常难掌握的，却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关切的。
杜维明教授浙大演讲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精编W O R D版IBM system office room 【A0816H-A0912AAAHH-GX8Q8-GNTHHJ8】思想者小传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讲座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后担任该校东亚系主任，1987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长期致力于阐释儒家经典，同时以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眼光审视儒家传统，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文化，在国际思想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出版英文着作11部，中文着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的课题。
“灵魂”这个名词，在学术报告中并不多见，特别是从实证科学这个角度来看，实证科学家不会把灵魂、灵觉、心灵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
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必须有客观的基础，而且能够被量化，这样实证科学的研究才是可能的。
因此，灵魂或者心灵这样的对象不符合实证科学研究的原则。
但我对科学的理解可能不一样。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铜像，在它的右侧，上面刻有三本书，有两本是翻开的，而另一本则没有打开。
这种设计是有独特寓意的，它象征着在人类知识领域中，有一些真理是不能靠理智获得的，但是这些真理却非常重要。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
有些真理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但是有些真理我们却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科学实证掌握，那就是人文领域的真理。
比如：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终极关怀是什么一般人认为，这些好像都是一些没有答案甚至是虚无缥缈的问题，从事科学研究，从事知识探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那些真正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去思考问题。
比如：在2009年，我受到邀请到德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这个会议的主持者是德国的总理，总理在家里邀请15个哲学家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何为人”，还有一个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也就是探讨人生的意义问题。
所以说，这些问题不仅是一般人应该注意的，社会精英层面也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
德国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
这些课题虽然不在实证科学探讨的范围之内，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知识没有价值。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实证科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实证科学的理念有其偏颇之处，也有其解决不了的问题。
大学教育如果仅仅局限于实证科学，那么这样的大学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
如果我们对于心灵的真实——不管对真实怎么样去理解——掉以轻心，或者完全不去顾及，那么我们的教育至少不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教育是比较肤浅的。
大学的教育理念人文学科和科学都是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中体现这两者。
所有的大学，除了追求知识和从事科研之外，还要追求人文精神。
真正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科学家不可能在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时候不受到人文精神的鼓舞。
在西方知识界有这样一个词：“心灵的深度”——用它来表述追求智慧的思想。
这就是来自希腊哲学的智慧。
希腊哲学甚至有这样一个观念：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人生进行反思，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观念和儒家传统伦理学中的为己之学、身心之学、性命之学、君子之学等相类似，这些文化传统都致力于挖掘我们的人格的潜能，让我们人格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人文学科和科学都是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中体现这两者。
那些到哈佛访问过的人会发现，在校园最突出的位置有一个艾默生的塑像，哲学系的大楼叫做艾默生大楼。
另外，学校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艾默生的日记或文章的引言。
艾默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
还有威廉·詹姆斯，他是专门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社会对于人的作用，从各种角度来了解宗教等，对人的精神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
可以这样说，艾默生和威廉·詹姆斯体现了哈佛的校训“真理”。
理性主义不能被等同于实证主义，但现在流行的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却主要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
实证主义思潮大概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开始的，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叶，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就发扬光大了。
这种理性主义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认为理性可以像光明驱除黑暗一样驱逐我们知识的蔽障和精神的苦闷，只要光照所及的地方，黑暗就退却。
这个信念影响到后来中国的“五四运动”，而且主要是影响了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当时，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大辩论，有人称之为“科玄论战”，几乎是人文科学和实证科学的论争。
代表人文科学的是张君劢，他是梁启超的学生，他的观点是说，有一些体验，有一些人生的智慧，有一些意义的追求，是不能用实证科学来理解的。
现今的科学观念已经比实证主义盛行时期的科学观念拓展了许多，是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
可是，我们很多的科学家，包括非常有名的科学家，还是停留在实证主义这个基本上已经过时的科学理念之中。
典型的例子是把中医当做伪科学，这个看法就并不体现科学精神。
因为科学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谦虚，也就是对许多其他科学不能掌握的领域表示尊重。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你知道得越多，那么你就越应该了解到，你所不知道的、甚至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也就越多。
从这方面来看，你越是了解这个世界，你越是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
例如在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这些领域，它们知识的推进都体现了这样的道理。
所以，对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智慧、人生的价值等问题应该保持足够的尊重，这些问题是不能够被量化的，不能通过纯粹、客观的方式加以了解。
我们不能客观掌握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没有价值。
对于这些课题，我们应该是继续探索，保持谦虚的心态。
我有一个朋友，是在数理逻辑方面非常突出的学者，他在退休后，专门开一门课，讲授非科学的知识。
毫无疑问，现在大学是以追求知识为主要目的。
但是，所有的大学，除了追求知识和从事科研之外，还要追求人文精神。
真正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科学家不可能在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时候不受到人文精神的鼓舞。
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这两所着名的大学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但是它们在人文学科的发展方面也不遗余力。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加州理工的历史学，都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一个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没有人文精神，没有人文学，只有农学、医学、工学等自然科学，这个大学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可能就成为一个技术培训的基地，很难说是一所综合性的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的标准一所优秀的大学，并不是说要在各个领域都必须做得好，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强势学科。
每一个大学由于地理的原因或周边人文传统的原因而具有它的特色，但这个特色又不是完全局限在这个大学之中，而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学问题能够提供自己的贡献。
这种特色越凸显，这个大学的影响力就越大。
什么是一流大学？大家都很关注，我想至少可以用两种标准来评判。
一种是大家都熟悉的标准，就是量化标准。
另外一种是从“影响”来看，这个“影响”是没法量化的。
不管是工科、医科、管理学、农科，它的知识生产都可以用相对客观的标准来排名。
这样的排名的顺序大家也没有什么争议。
还有一个“影响”的标准，很多人不注重，但是我认为很重要。
例如马来亚大学对于马来西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对于日本，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对于韩国，新加坡国立大学对新加坡，这些大学对于本国的影响力，远远比美国常青藤所有大学加起来对美国的影响力都要大，但是这种影响力不能量化。
我们从中了解到，这些大学有着相同的特征，那就是，人文学的力量毫无疑问地都非常强。
它对其所在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可动摇的。
人们一想到这个国家，就想到这个学校。
此外，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是这所大学的历史悠久与否，也就是说这所学校是不是有值得尊重的精神传统。
1936年，胡适先生参加哈佛大学300年纪念会。
哈佛大学的与会顺序是按照大学的历史排列的，他代表北京大学与会，结果，排名是572。
他排了好长时间才进入会场。
后来他做出回应说，我们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直承汉代太学传统。
汉代太学最早成立是在汉代，即公元前124年！胡先生之所以如此强调大学的历史，就是因为，学校历史是否悠久，和它的精神传统密切相关。
另外，现在学科分类非常复杂，综合性大学并不是表明在各个领域都做得很好。
比如，哈佛的法律学还不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没有办法和耶鲁法学院相比，耶鲁一定是第一。
哈佛的历史学相对也比较差，伯克利的历史学一直排名第一。
所以，我们更切实的考虑是如何把自己强项往前推进。
一所优秀的大学，并不是说要在各个领域都必须做得好，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强势学科。
人文学，是对人的智慧自我认识、自我了解最贴切、最直接的学问。
这些学科就是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法学等，它们都是在塑造大学灵魂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它们应该和理、工、农、医配合起来成为大学精神的共同组成部分。
一个大学只突出理、工、农、医，但人文水准不强，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一流。
一般有这样一个偏见，认为我们要找到一个人文学者很简单，但要找一个从事实验科学的学者很难。
因为我们要为后者引进设备、建立实验室等，资金量非常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投入。
但是，要真正发挥一个人文学者的潜能又何尝容易。
要找一个真正研究人文的学者，也要为他创造一个极其宽松的空间。
他需要自己的教研室和图书，还需要自由的学术空间可以进行必要的交流和讨论。
这些自由的条件和宽松的学术氛围对于人文学科何其重要。
这种自由宽松的氛围甚至需要硬件来保证，譬如大的会议厅，乃至茶室和咖啡厅。
我举个例子，法兰克福大学的文科楼，进去以后有一个大厅，至少是我们讲堂的10倍大。
这个大厅摆放的全是圆桌，每个圆桌可以坐七八个人，提供简单的饮食，购买非常方便。
常常是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有人讨论一些具体事务，也有人谈严肃的学术话题。
因为所有的文科都在这个大楼里，所以教授、学生都在这里活动，一天24小时不停。
这给大学创造了人文互动的空间。
这个例子或许值得大家借鉴。
大学要发展自己的文科，一定要突出它的地方特色。
理工类学科从一所大学换到另一所大学，还是一样，还可以做同样的研究。
但是真正突出大学整体精神的多半是文科。
对文科，我有一个看法，我认为这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就是说每一个大学由于地理的原因或周边人文传统的原因而具有它的特色，但这个特色又不是完全局限在这个大学之中，而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学问题能够提供自己的贡献。
这种特色越凸显，这所大学的影响力就越大。
从整个大学的发展来看，大学的兴衰和它所在的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密切相关。
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优秀大学的格局也在不断变化。
十九世纪像样的大学都在德国，像柏林大学、汉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等。
现在，世界着名学府大多集中在美国和欧洲。
